【編者按】

20年前的9月11日，美國紐約的世貿大廈遭兩架飛機撞擊轟然倒塌，舉世震驚。美國、無數受牽連的民眾，乃至整個世界的運行軌跡都因之而改變。20年后，恐怖主義的幽靈仍不時在世界各地肆虐，全球反恐會否“越反越恐”？20年的時間，是否足以令人類看清“9·11”在歷史長河中的影響？

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國際部9月10日起推出“全球反恐20年”專題報道，從多個維度呈現“9·11”以來這20年如何改變了個人、國家以及世界。

在“9·11事件”發生后不到一個月，美國以阿富汗塔利班包庇基地組織為由發動了阿富汗戰爭。2021年8月30日，最后一架美軍飛機終于撤離喀布爾，把阿富汗留給了被美國趕下臺的塔利班。以這樣的方式“紀念”“9·11事件”20周年，美國自己或許也沒有想到。但它可能更加沒有意識到的是：倉皇的撤離代表了一場戰爭的結束，卻可能是另一個錯誤的開始。之所以如此，根本在于美國的戰略迷失。

當地時間2021年8月30日，阿富汗喀布爾，美國陸軍第82空降師、第18空降兵團指揮官克里斯·多納休少將在哈米德·卡爾扎伊國際機場登上一架C-17運輸機。克里斯·多納休少將是最后一名離開阿富汗的軍人，美軍完全撤離阿富汗。 澎湃影像 圖

美國全球反恐戰爭被批“失敗”

美國的反恐戰爭不只聚焦阿富汗，它在其他地方也是用類似手段：在伊拉克推翻了薩達姆政權，在敘利亞伊拉克邊境用導彈襲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目標，在巴基斯坦境內發動無人機打擊等。人們可能會從不同角度評價這些戰爭行動，但至少從全球反恐角度而言，某種程度上它們確實失敗了。盡管基地組織、“伊斯蘭國”遭受重創，本·拉登、巴格達迪等恐怖分子頭目也死于非命。但這些恐怖組織與其說是被打垮，還不如說是被打散，而大大小小的新“本·拉登”們如割韭菜一樣，在被一輪輪打擊后仍然不斷地冒出來。

在美國國務院網站可以搜索的最新《反恐形勢國別報告（2019）》（發表于2020年6月）也承認：盡管取得了一些成功，全世界范圍內的恐怖主義威脅仍然持續，“伊斯蘭國”雖然失去了其領導人與根據地，但已習慣通過其分布全球的分支激發其追隨者發動襲擊。就在美軍即將撤離阿富汗期間，“伊斯蘭國”分支“伊斯蘭國呼羅珊省”的恐怖分子在喀布爾機場門口制造了一場爆炸，導致包括美軍在內的170人死亡，從而為這一論斷提供了一個沉重的最新注腳。

美國反恐戰爭不但“無效”，而且成本高昂。據美國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的戰爭成本項目（Costs of War Project）2021年9月1日發布的一份報告稱，“9·11”事件后長達20年的戰爭已經使美國損失了大約8萬億美元，導致約90多萬人喪生。8萬億美元預算包含“9·11”后美國在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和也門等多國戰爭的總預算成本和未來需要支付的義務開支，而死亡人數中則包括美國軍人、盟軍戰士、反對派戰士、平民、記者和人道主義援助人員。顯然，這些人中美軍只是極少數，受害的多數是被殃及的平民。而那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被炸毀的建筑、被損害的設施以及被耽擱的發展機會，并沒有被納入損失。

美國的戰略迷失

美國之所以失敗，不在于其國力的衰落，而在于戰略的迷失。

其一是美國從來沒有真正認識到根除恐怖主義產生土壤的重要性。在打擊恐怖主義的過程中，美國特別依賴的就是情報加無人機打擊。但情報可能發生錯誤，無人機發射的導彈無法精確區分恐怖主分子與其身邊的無辜者。結果，每當美國殺死一個恐怖分子的同時，往往就要誤傷、誤殺更多的平民。顯然，這只會激怒更多人加入到反對美國的行列中來，其中一些就選擇所謂的“圣戰”，成為世俗意義上的恐怖分子。

其二是美國從來沒有真正理解恐怖主義是對包括西方文明在內所有人類文明的重大威脅。雖然發生了震驚世界的“9·11事件”，但美國不像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也門等國家那樣時時處于與恐怖主義斗爭的前線，也不像非洲、東南亞甚至歐洲一些國家那樣由于地緣、文化等因素更容易面臨伊斯蘭極端恐怖主義勢力的滲透。因此，除了“9·11事件”帶來的短暫震撼外，美國政客們事實上很快把真正的精力用在其他地方。阿富汗戰爭剛開始不久，美軍就在伊拉克開辟第二戰場，用導彈推行其“大中東民主計劃”。

其三是美國誤解了這20年來的大國間實力消長與關系變化。這20年來中國國力迅速發展，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美國的國力差距也在拉小。但是，中國的崛起是在全面融入世界、全面對世界開放的進程中實現的，例如通過出口美國已不生產的商品、投資美國的國債、向美國公司開放中國的市場，中國崛起有益而不是有損于美國。一些美國人所警惕的制度與模式之爭也是基于其自身經驗的優勢文明擴張論進行主觀臆斷的結果，而無視中國基于自身東方傳統一再秉持的理念，那就是無意輸出意識形態、追求多元共存與文明互鑒。

日益脆弱的國際格局

作為世界頭號大國，美國的戰略迷失不可避免地撼動了冷戰結束后本不穩定的國際格局，主要體現在三方面：

一是奉行美國優先，拒絕履行秩序領導者的責任。美國外交本來就有著深厚的孤立主義傳統，即一旦參與國際事務損害到美國利益時，它就習慣退回被兩個大洋所拱衛的“堡壘”，埋頭處理自己的內政。二戰結束后美國牽頭建立國際秩序框架，美國發現霸權獲益頗豐，自然也就沒有了縮回去的興趣。但自特朗普成為美國總統開始，以頻頻“退群”為特征，把美國優先的自私政策發揮到了極致。拜登上臺后表面上宣稱“美國回來了”，但事實上衡量政策的基準仍然是美國利益而不是世界責任。此次阿富汗撤軍就是典型一例。

二是拒絕對原有的國際體系進行合理化改造，打壓新興國家的崛起。世界各國的不平衡發展本是鐵律，國際體系只有根據不斷的國力變化事實加以調整，才能滿足全球治理的需要。但是，美國為了壟斷霸權，拒絕考慮給予新興國家以更多的發言權。最典型的是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投票權份額的調整，2010年通過的給予新興國家更多份額的方案在2015年才最終得到美國國會的批準。為利用新興國家緩解2008年西方金融危機，美國一度抬高20國集團地位，但又過河拆橋，美國現在又重新強調由西方國家組成的七國集團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這種赤裸裸的權力壟斷只能迫使新興國家另辟蹊徑，先后成立了新發展銀行、亞洲基礎設施銀行等新型治理組織，國際體系變得更趨碎片化。

三是糾集盟友與伙伴強化軍事同盟，世界有重新陷入對抗性同盟的危險。阿富汗撤軍就是這一調整的直接結果，即在亞太再平衡、印太戰略的框架下，美國近些年來一直把兵力向逼近中國的亞太西部地區傾斜，扶持臺灣地區對抗中國大陸，打造“四方安全對話”，試圖組建美日韓小三邊聯盟，以及頻頻對中國進行低近偵察并進行示威性、挑釁性的所謂“自由航行”。一向繁榮和平的亞太有變成緊張、動蕩的軍事對抗前沿的風險。

可以想見，擺脫了阿富汗戰爭負擔后的美國將更有精力在上述錯誤的道路上狂奔。在這種情況下紀念“9·11事件”20周年，更加帶有一種悲涼的意味。20年過去了，真實的恐怖主義威脅尚未消除，被人為構建的、虛幻的大國競爭陰霾卻在逐漸逼近，一場戰爭的結束卻成為另一場戰略錯誤的開始。寄希望于美國自己消除戰略錯誤短期內已不可能，但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各國有必要保持戰略清醒，謹慎地應對好這個更加復雜也更具挑戰性的世界，避免被美國帶入歧途。

（李開盛，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