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3月12日最新一期美國《科學》雜志報道，為響應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中國軍方正仿效美國，推出中國版DARPA。新組建的軍委科學技術委員會（下稱軍委科技委），將承擔起類似于美國DARPA（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的使命。

如果要用一個詞來描述DARPA所資助的項目，那“未來主義”再合適不過了。成立于1958年的DARPA催生了人類社會眾多革命性技術突破，世人所熟知的互聯網、半導體、全球定位系統（GPS）、個人計算機操作系統 Unix、隱形戰機、激光器、戰略性無人機等重大科技成果，都可以追溯到DARPA資助項目。外媒認為，中央軍委機關由4個總部改為15個職能部門，新組建軍委科技委，昭示著中方正在就中國版DARPA展開布局。

公開資料顯示，作為美國國家層面直接掌控的科研機構，憑借其軍民融合、高效扁平化的管理模式和開放競爭、風險寬容的項目外包機制，在美國新概念、新武器、新技術領域充當著極其重要的角色，同時為美國積累了雄厚的科技資源儲備，并引領美國軍事變革的步伐乃至世界軍民高技術研發的潮流。

DARPA十分注重將技術成果迅速轉化為軍事應用和社會運用效率，在令美國國防變得更堅不可摧的同時，DARPA還十分擅長利用商業市場來催化技術的成熟。總結一下，DARPA的使命是追求徹底創新的、甚至看起來不可能的技術。

前述外媒報道稱，中國正在加入眼下這股亞洲潮流之中：日本已經成立了一個類似DARPA的機構，韓國也正在籌劃成立相關部門。位于華盛頓的智庫機構、哈德森研究所政治軍事分析中心負責人Richard Weitz稱，“中國及其他國家嘗試建立類似DARPA的機構以促進前沿科技在國防上的應用，這是很自然的。”他同時對中國是否能像DARPA那樣取得成功持保留意見。他認為，DARPA的成功根植于美國對言論自由的保護之上，由其創立的Internet就是個典型案例。Richard Weitz認為，中國的一大優勢是，可以借助網絡或其他途徑，高效地從國外商業領域獲得各項前沿先進技術。

國防部新聞局副局長、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吳謙上校1月11日在軍委機關調整組建專題新聞發布會上曾介紹，新組建軍委科技委主要是為了加強國防科技建設，是加快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的必然要求。組建軍委科技委，主要是加強國防科技戰略管理，推動國防科技自主創新，協調推進科技領域軍民融合發展。

從這一定位來看，確實與DARPA趨同。除上述保護言論自由的因素外，DARPA得以高產、高效的更重要原因在于，其構建了一套指向明確、執行高效的運作系統。

工信部旗下賽迪智庫軍民結合研究所李其飛曾撰文指出，DARPA計劃的關注重點集中在一些軍事問題尚沒有簡單和明確解決方案，具有遠期現實軍事影響的新興技術項目；一些風險大且研究方向與各軍種的特殊地位及使命任務不一致，各軍種不愿意支持的研究項目，或對現有的系統或作戰概念具有挑戰性的研究項目。這些問題雖然具有很大的風險，但一旦得到解決，將給國家安全帶來巨大的利益。

此外，DARPA的項目管理工作人員，通過與各類人員和研究團體對話的方式來確定技術難點，從不同角度獲得新的思想，原則上項目官員要決定是否資助某個項目，只需說服所在技術辦公室主管和DARPA局長兩個人，并堅持所有的研究計劃必須在擁有很好的構思和優秀的人才條件下才能啟動。

與此同時，為提高決策速度，DARPA的項目資助計劃可以不采用同行評審方式進行，整個評審決策過程是非正規、靈活、高效和嚴格的。

在人才隊伍管理上，李其飛在文中指出，DARPA采取軍地多部門的合作，招聘既懂技術又懂管理的優秀人才組建項目管理人才隊伍。由于研究項目多為“急難險重”、事關國家安全的重大項目，DARPA管理人員擁有獨享的“政治捷徑”，能夠直接接受國防部長的指令，可以特事特辦，避免了很多官僚體制中的內耗。在項目研究人員方面，DARPA的項目研究人員和技術承包商可能來自工業界、大學、實驗室、軍方各個領域。DARPA是“瘋狂科學家的俱樂部”，上至局長下到項目的執行者都是有著“另類”想法的人。

公開報道顯示，軍委科技委主任由原總裝備部科技委主任劉國治出任。劉國治出生于1960年12月，遼寧錦縣（現凌海市）人，高功率微波專家，中國核試驗基地研究員，1983年畢業于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1986年、1992年先后獲該校碩士和博士學位。1986至2002年間，劉國治曾在西北核技術研究所工作，曾任新疆馬蘭核試驗基地（21基地）司令員等職。值得一提的是，劉國治是國防科研領域的學科帶頭人，曾任國家863高技術803專家組組長，先后榮獲多項國家科技進步獎，入選國家首批百千萬人才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