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年前的9月11日，美國紐約的世貿大廈遭兩架飛機撞擊轟然倒塌，舉世震驚。美國、無數受牽連的民眾，乃至整個世界的運行軌跡都因之而改變。20年后，恐怖主義的幽靈仍不時在世界各地肆虐，全球反恐會否“越反越恐”？20年的時間，是否足以令人類看清“9·11”在歷史長河中的影響？

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國際部自9月10日起推出“全球反恐20年”專題報道，從多個維度呈現“9·11”以來這20年如何改變了個人、國家以及世界。

“9·11事件”之后的20年，被認為是徹底改變美國乃至世界的20年。對美國而言，最為顯性的變化當然來自于這個國家的對外行為，從2001年的阿富汗到2003年的伊拉克，才有了現如今美國總統拜登不惜自己民調沉沒也要下決心從阿富汗和伊拉克撤軍的時間表。如果戰略失焦的影響是外傷，“9·11事件”也在加劇著美國自身國家發展中不斷積蓄的內傷。

“帝王式總統”、“反恐戰爭”和“監聽”

在“9·11事件”宣示國家安全上升為首要議程的大背景下，美國總統獲得了空前的擴權空間。當整個20世紀90年代所彌漫的“新羅馬帝國”般的“尊嚴”被徹底擊垮之時，兩黨同仇敵愾的應激反應快速打破了賓夕法尼亞大街（編注：連接白宮和國會大廈的道路）兩端還殘存些許的制衡。無論是否存在宣戰權、無論1973年所謂《戰爭權力法案》規定了什么，總統以反恐為由的任何行動都在“國家安全”的名義下被放行。自小布什以來四位總統執政期間，總統批準的軍事行動，甚至是無人機的襲擊，雖然不少會招致極大非議，但仍可以順利進行、毫無阻礙。

這種擴權早已不僅僅限于反恐，只要被認為或被聲稱與國家安全有關的議題決策，也完全可以在橢圓辦公室內的堅毅桌前完成。“帝王式總統”的加強版導致的是如今美國對外決策隨著政黨輪替的更大幅搖擺。

針對“9·11事件”的反應除了大張旗鼓的“反恐戰爭”，還有更多秘而不宣的“監聽”。2001年9月11日之后的六周多內，美國國會就通過了所謂《愛國者法案》，開啟了其后14年美國情報系統在美國國內的大規模監聽。即便在2015年起而代之的所謂《美國自由法案》也仍為情報系統獲取個人信息提供了“方便之門”。

2013年，隨著斯諾登這個名字驚嘆全世界，監聽全球的所謂“棱鏡計劃”才最終浮出水面，這背后是一個向全世界各國伸出貪婪觸角的可怖帝國。在預警來自內外恐襲威脅的剛需之下，美國的情報系統或者所謂“深度國家”（Deep State）自然獲得了再次崛起、實權在握的“時代”良機。而總統的擴權與情報系統的上位之間又不可避免地會摩擦出一定的張力，這也是后者很快在華盛頓政壇漩渦中扮演起微妙甚或核心角色的緣由所在。

來自外部的威脅卻分化了內部

“9·11事件”還催生了美國的國土安全部極其賴以存在而必要推進的一系列嚴格的移民政策。作為一個從移民中獲取源源不斷力量的國家，美國對于移民的態度在歷史上卻時常大起大落。

“9·11事件”之后的移民議題則開始更為公開地與國土安全議題聯系起來，排斥與懷疑的心態占比快速上升。在新組建的國土安全部中整合安排了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嚴控被認為對美國安全造成威脅的移民。有數字顯示，在1999年到2001年的時間段內，美國聯邦政府每年驅逐20萬移民，而2009年到2010年這一數字就上升為每年40萬；雖然因政策調整而有所改變，但在2017年之后還是再現了迫近每年驅逐30萬移民的從嚴態勢。即便相關政策可能因為政黨輪替而松緊不一：“限入令”可以橫行數年，也可以在今天被廢止，但仍可以在未來某個時間點重置，因為其背后的本土主義情緒已在暗流涌動之間肆意滋生。

“9·11事件”的威脅雖然來自外部，但卻分化了內部。按照美國聯邦調查局公布的數據，2000年一年在美國發生的針對穆斯林群體的襲擊事件共12起，2001年就上升到了93起，2016年則繼續漲到了127起。同時，雖然“9·11事件”之后美國沒有再遭遇來自外部的恐襲，但“禍起蕭墻”的內部恐襲卻已至少造成了107個生命的逝去。這足以說明，“9·11事件”所構建出的固化認知加劇了美國在族群、宗教及價值觀等多層面的撕裂，刺激了某些無法融入群體者的極端表現，在很大程度上也成為塑造了如今“身份政治”的諸多動因之一。

特朗普的崛起與“黨爭過海”

“9·11事件”以及與之有關的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乃至移民、情報、反恐等政策也激化了美國原本就正在加劇的極化態勢。時至今日，分屬兩黨的民眾在如何看待“9·11事件”、是否支持從阿富汗撤軍、能否接受持續收緊的移民政策等議題上還是基本表現出較大分歧。按照8月底完成的民調顯示，35%的美國民眾將新冠肺炎疫情視為過去20年對美國最糟糕的挑戰，27%的人認為應該是“9·11事件”，以10%而并列第三的是沖擊國會山事件、槍擊暴力泛濫以及極端天氣。但如果以黨派劃界，共和黨支持者堅持將“9·11事件”列為最糟糕威脅，民主黨支持者會將新冠疫情放在首位，將“9·11事件”放在最末。

換言之，“9·11事件”的政治詮釋顯然是與多元主義針鋒相對，與白人至上貼合更多。值得思考的是，這些源自認知、身份或者低政治利益驅動的兩黨差異已經演變到了針對美國對外政策的判斷和針對國家利益的理解上，這就是所謂的“黨爭過海”。

回到一個細節：2001年9月11日當天，在世貿中心遇襲僅數小時后，一位叫做唐納德·特朗普的紐約富商迫不及待在地方電視臺的采訪中評價道，“華爾街40號大樓（編注：特朗普集團旗下的大樓）之前是曼哈頓第二高，最高是世貿，但現在是最高了”。當然，284米的華爾街40號大樓遠不是第二高，而隨后，一口咬定在特朗普大廈看到了第二架飛機沖向世貿的特朗普引發了一波嘲笑，因為帝國大廈的阻擋讓任何那時在特朗普大廈的人只能看到一些煙塵。不過，再多么不合時宜的乖張也無法阻擋這位“親歷者”在15年后震驚世界的崛起。這大概才是“后9·11時代”美國最猝不及防卻又最貼切的寫照。

從“9·11事件”到新冠肺炎疫情，二十一世紀走完了前20年，美國走完的或許不僅僅是20年那么簡單。

當然，對于全世界很多2001年秋天進入大學的年輕人而言，“9·11事件”大概會改變他們對于美國、對于世界的認知與態度。其中一些人會因此而投身關于美國的觀察與研究，并最終以此為業，在20年后以不同方式來思考“9·11事件”對美國、對世界的影響。

（刁大明，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