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年前的9月11日，美國紐約的世貿大廈遭兩架飛機撞擊轟然倒塌，舉世震驚。美國、無數受牽連的民眾，乃至整個世界的運行軌跡都因之而改變。20年后，恐怖主義的幽靈仍不時在世界各地肆虐，全球反恐會否“越反越恐”？20年的時間，是否足以令人類看清“9·11”在歷史長河中的影響？

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國際部自9月10日起推出“全球反恐20年”專題報道，從多個維度呈現“9·11”以來這20年如何改變了個人、國家以及世界。

2001年9月11日美國東部夏令時間上午8時46分40秒，一個并不專業的飛行員操縱著一件不可思議的“武器”——一架波音767客機，撞向了紐約世貿中心，飛機內滿載的9萬多升煤油在猛烈撞擊下點燃了北塔。16分鐘14秒后，另一件“武器”撞向南塔，100余萬噸的玻璃、石頭、鋼材和近3000名遇難者的遺體，化成了一堆七層樓高的“墳山”。

隨后的幾天里，一個眼神銳利的阿拉伯男子出現在全球幾十億個電視屏幕上。對于許多人來說，他已然成為邪惡的化身。他乘坐了“9·11”事件中第一架撞擊世貿中心的飛機，被認為是這起自殺式恐怖襲擊事件的幕后策劃者。

這名青年名叫穆罕默德·阿塔（Muhamed Atta），是19名劫機者中唯一一名埃及人。在“9·11”事件之前很長一段時光里，他似乎一直沿著一條既定的埃及中產階級道路前進，從進入名牌大學，到出國留學深造，一路奮斗，不斷向上。然而在某一天，他突然偏離了那條路，轉向了一個人們無法理解的方向。

穆罕默德·阿塔的證件照，“9·11”事件后反復出現在媒體報道中。

阿塔出生于1968年，那是冷戰中的世界喧鬧、激進、爆發的一年：法國刮起“五月風暴”，民權運動席卷美國，各國青年們迷戀古巴革命家切·格瓦拉，搖滾樂與嬉皮士風靡一時……而這一年的埃及社會，也正暗潮涌動。

“1968年是非常重要的年份，那是‘六日戰爭’（第三次中東戰爭）后的第二年，這場戰爭的結局至關重要，它直接導致了納賽爾主義（編者注：埃及第二任總統納賽爾的政治思想，結合了泛阿拉伯主義、阿拉伯社會主義、阿拉伯民族主義、共和主義、反帝國主義等思想）的崩潰。”瑞士中東研究學者維克多·威利（Victor J. Willi）近日接受澎湃新聞（www.kxwhcb.com）采訪時表示。

威利今年4月出版了《第四次磨難》（The Fourth Ordeal）一書，此書基于一百多位穆斯林兄弟會的領導人、普通成員和持不同政見者的口述，講述了自20世紀60年代末至2018年埃及穆兄會的沉浮——他敘事的起點，正是阿塔出生的1968年。

“納賽爾對于埃及乃至整個阿拉伯世界而言，是希望的燈塔。他是不結盟運動的一部分，也是泛阿拉伯民族主義背后的真正驅動力——這是讓所有阿拉伯國家扭成一股繩的意識形態。”威利說道，“但是1967年戰爭的失敗，證明了泛阿拉伯運動的脆弱和無力，這在埃及造成了一種幻滅。”

《第四次磨難》 維克多·J·威利（Victor J. Willi）著 2021年4月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

阿塔來自一個穆兄會重獲新生的埃及社會，之后他又在歐洲與“基地組織”建立了連結。雖然這兩種運動有著完全不同的議程、綱領和手段，但在理論上卻又分享著同一種意識形態根基。從某種程度上來講，阿塔的生活軌跡講述著20世紀政治伊斯蘭運動（Political Islam or Islamism）的兩條不同脈絡，直到今天他的故事仍可帶給我們有關暴力與意識形態關系的反思。

一個恐怖分子的成年

阿塔出生在尼羅河三角洲的卡夫謝赫省，在擁擠、破舊的開羅吉薩郊區度過了自己的青春期。他的父親是一名嚴肅而專注的律師，在嚴父的督促下，少年阿塔的世界里幾乎只有學習。1985年至1990年，阿塔前往阿拉伯世界最負盛名的學府——開羅大學學習建筑學。

“盡管我們或許并不了解阿塔，但我們可以看看他是如何成年的（coming of age）。”威利描繪著上世紀60年代末以及整個70年代少年阿塔可能經歷的圖景：1970年納賽爾去世后，薩達特繼任，學生運動迭起，埃及的“六八一代”們仍思考著如何告別納賽爾時代，在一片混亂與迷茫中，穆斯林兄弟會的政治伊斯蘭思想重新滲透進埃及的社會生活。

“從70年代一直到1981年，當時的情況是，薩達特總統利用了穆斯林兄弟會和其他一些政治伊斯蘭團體來對抗埃及涌現的一些親蘇的共產主義運動。他開放了大量的清真寺，釋放了穆兄會領導人，給他們參與民主選舉的機會，穆兄會的時機來了。”與阿塔幾乎出生在同一時代的埃及亞歷山大大學教授穆爾西·馬哈茂德（Morsi Mahmoud）告訴澎湃新聞。

開羅大學 澎湃新聞記者 喻曉璇 攝

在阿塔的埃及朋友們看來，雖然后來的恐怖分子阿塔彼時算不上是個讓人印象深刻的人，但他確實從那時起就顯現出了虔誠的一面。在《洛杉磯郵報》的一篇報道中，多年以后，表弟伊薩姆回憶起少年時代與阿塔一同看電視的場景：“每當電視上的肚皮舞節目出現時，阿塔就離開了房間。”

上世紀80年代的開羅是各種思潮匯聚的海洋，也是各種行動策劃者的天堂。擁擠的都市唯獨缺少工作崗位，咖啡館里擠滿了無所事事的人，咖啡、水煙和萬寶路香煙的氣味混合在一起，縈繞在屋內，狹窄而凌亂的街巷中充滿了輕柔的煙霧與閑言碎語——但并非所有對話都是閑聊。

“穆兄會領導人出獄了，他們看到同時發生的學生運動，開始主動與這些學生接觸，說服他們加入穆兄會，而這些學生們確實這樣做了。”威利指出，“這些學生所依靠的僅有兩部文本：《古蘭經》和賽義德·庫特卜的《路標》（Ma'alim fi al-Tariq）（編者注：庫特卜是埃及作家，教育家，遜尼派伊斯蘭理論家，詩人。他是埃及穆兄會1950年代至1960年代的領導者。），雖然這兩本書其實都沒有提供一種清晰的政治方案，但是他們看到穆兄會實際上有一種政治方案——一種在社會實現伊斯蘭生活方式的方案。”

自上世紀80年代起，穆兄會在校園當中進行廣泛招募。他們呼吁回歸“伊斯蘭基本原則”，并警告遠離“腐敗的現代化力量”，拒絕埃及向美國傾斜。與此同時，穆兄會開始參與民主政治，不僅躋身議會選舉，還開始在大學等機構的工會（Syndicate）中獲得越來越多的席位。阿塔所在的開羅大學建筑學系也出現著同樣的情況，也許是出于父親“不要參與政治”的警告，阿塔似乎當時并未與穆兄會建立起聯系，不過當幾年后前往德國時，他確實加入了穆兄會在歐洲分支的工會機構。

1979年，總統薩達特帶領埃及與以色列簽署和平協議，邁出了阿以和解的歷史性一步。激進的埃及穆斯林們自然無法接受，曾經讓埃及遭遇“大挫折”（ ???????，Naksah）的宿敵以色列居然就要成為埃及的友鄰，薩達特此舉也為自己兩年后遭“埃及伊斯蘭圣戰組織”在埃軍中的成員刺殺身亡一事埋下了伏筆。

英國《衛報》2001年的報道稱，阿塔后來在德國的一位朋友描述著與他一起前往埃及旅行時的場景，據他的觀察，阿塔有著非常傳統的思想，他和很多埃及穆斯林知識分子一樣，對薩達特總統遇刺前埃及與西方的交好有一種“最憤怒的偏見”。

就在薩達特遇刺的同一年，持續長達八年的兩伊戰爭爆發。“當時，一大批遜尼派穆斯林年輕人在伊拉克與什葉派的伊朗作戰，他們是在伊斯蘭運動的思想感召下進行著戰斗，這也在影響埃及的青年們。”穆爾西教授也回憶到。

暴力還是和平？

從開羅大學畢業后，阿塔未能如愿獲得攻讀碩士研究生的機會。1992年，在父親的牽線下，24歲的阿塔前往德國繼續研究建筑學。20年來的各方研究都認為，事實上，阿塔的極端化過程是在歐洲完成的，在這背后暗藏的也是政治伊斯蘭運動從埃及發展出的兩條脈絡。

1996年起，阿塔開始頻繁參加德國漢堡圣城清真寺（Al-Quds）的活動。當時，隨著移民勞工數量不斷增長，許多穆斯林在歐洲永久定居，源于埃及的穆兄會已經在歐洲各地發展出了譜系復雜的分支，他們集中在清真寺中活動，西方社會價值觀的墮落和兩性關系的混亂常常是他們批判的主題，而復興伊斯蘭價值則是他們的奮斗目標。

穆罕默德·阿塔（左四）在德國參加學生活動

離開家鄉的阿塔養成了一些新習慣，他蓄起了大胡子，每日做五次禮拜，常常去清真寺，在學術上也形成了不同于常人的“體系”。美國《Slate》在線雜志2009年獲得了一份阿塔的碩士畢業論文，在這份論文中，阿塔展示了自己對建設敘利亞阿勒頗城市景觀的野心：拆除高速公路和高樓，重建傳統的巴扎和住宅，重建一個“伊斯蘭東方城市”。

在1999年底取得碩士學位后，阿塔離開了德國。幾個月后，遠在幾千公里外的阿富汗的一場齋月宴會上，一個名叫奧薩馬·本·拉登的沙特人告訴他，“你將成為一名殉道者（Shahid）。”阿塔被告知自己將領導一項摧毀美國最著名、最現代的高層建筑群的計劃。某種程度，這正與他碩士畢業論文中重建阿勒頗的設想不謀而合。阿塔或許已經感到那雙命運的手在推波助瀾，他欣然接受了這項使命。

美國調查人員認為，就在德國圣城清真寺，阿塔曾與極端分子會面，也有極大可能被本·拉登的“基地組織”特工直接招募。調查還認為，阿塔在圣城清真寺遇到的另外兩名阿拉伯青年人——齊亞德·賈拉和馬爾旺·謝赫也被吸納成為“基地組織”成員，這兩人后來成為了“9·11”事件中撞擊雙子塔的兩架客機的飛行員。

如今人們的共識是，策劃實施“9·11”襲擊的阿塔，與穆兄會并無直接關聯，而是受雇于“基地組織”。然而，這個至今被認為罪大惡極的恐怖組織，某種程度上，確實與穆兄會在理論分享著同一種意識形態根基，卻走上了一條不同的道路。

1928年，出生在蘇伊士運河岸邊的埃及教師哈桑·班納創建了穆兄會。那時的蘇伊士運河仍被英國殖民者把持，在當時的背景下，穆兄會的創立本是一種對西方殖民和現代化的回應，號召人們“回歸傳統，回歸伊斯蘭”。

雖然穆兄會的性質最初更多是社會和文化的，但這種理念與納賽爾倡導的世俗民族主義格格不入，穆兄會與埃及政府的對抗也引起了組織內部思想上的巨大分歧，造成溫和派和激進派割席。1981年刺殺薩達特的極端穆斯林，正來自從穆兄會分裂出的激進團體“埃及伊斯蘭圣戰組織”，而“基地組織”現如今的領導人扎瓦希里同樣來自于“埃及伊斯蘭圣戰組織”。

“政治伊斯蘭這個概念在上世紀20年代剛剛出現的時候，就一直有這樣的辯論：使用暴力手段推動政治運動是否合法？事實上，在伊斯蘭主義者內部，有一派人更關注‘達瓦’（Da’wah，????，阿拉伯語原意為‘邀請’，伊斯蘭教中指引人信道），他們更希望通過教育、布道的方式讓他人皈依或是改宗伊斯蘭教，但是另一派人說，不，我們無法只靠‘達瓦’，我們需要讓它變成一項政治運動，要么就是參與政治議程，要么就是在政治上變得更加激進，也就是在抵抗敵人的時候更加暴力。”威利指出，“這樣的辯論一直都讓政治伊斯蘭運動愈來愈分裂。”

道路的分歧點集中在上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埃及穆兄會的重要人物——庫特卜身上。庫特卜認為，納賽爾的統治和對穆兄會的高壓政策讓埃及回到了伊斯蘭教出現之前的蒙昧時期（也稱賈希利亞時期，Jahiliyyah），他鼓動人們通過“圣戰”的形式對國家進行直接反抗。

庫特卜1966年被判密謀顛覆國家罪，后被處以絞刑，他的弟弟穆罕默德·庫特卜也被判入獄，出獄后，他來到了沙特繼續傳播庫特卜主義。本·拉登的一位密友曾透露，本·拉登定期參加穆罕默德·庫特卜在沙特的講座，而他的繼任者扎瓦希里也在自己所著的《先知旗下的騎士》中向庫特卜致敬。

1979年蘇聯對阿富汗的入侵，進一步將政治伊斯蘭運動帶向了暴力的十字路口。抵抗侵略穆斯林領土的超級大國——這種“圣戰”理念讓中東的穆斯林們深受鼓舞，這場反蘇獨立戰爭吸引了來自中東和北非的無數激進分子。阿富汗成為了將政治伊斯蘭與暴力連結起的紐帶，也成了本·拉登全球“圣戰”的“基地”。

“確實，埃及的政治伊斯蘭運動與陸續打敗了蘇聯與美國的阿富汗政治伊斯蘭運動有很多聯系，第一批奔赴阿富汗的‘圣戰者’當中有很多都是埃及人，他們的很多思想最初也來自埃及播下的種子。”穆爾西說道，“但他們與穆兄會又有明顯的不同。”

在“基地組織”不斷招兵買馬、為恐怖襲擊訓練如阿塔這樣的“圣戰者”的同時，埃及的穆兄會仍在為參與政黨政治而斗爭，盡管已經歷數次鎮壓，但他們未放棄過在選舉框架下獲得執政合法性的目標。

穆巴拉克總統在位時期推行了一定程度的政治改革，很多反對派得以重返政壇，穆兄會也抓住了機遇。2005年的議會選舉中，穆兄會已經事實上成為了埃及現代歷史上的第一大反對黨（編者注：穆兄會成員以獨立人士身份參選）。同一時期，在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國家，與穆兄會身份接近的政治反對派也正進行著相同的努力。

“無論是穆兄會，還是突尼斯的復興運動，他們在激進主義的邊緣突然被‘基地組織’這種新的全球性的組織取代了。”研究政治伊斯蘭運動的牛津大學歷史學教授費薩爾·德夫吉（Faisal Devji）向澎湃新聞指出，“基地組織”與此后的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完全不同于穆兄會，“舊的政治伊斯蘭組織的觀念非常民族主義，盡管他們當然有自己對于穆斯林世界的愿景，但他們更傾向于在自己的國家之內完成這項事業。”

崛起、隕落、再臨？

埃及穆兄會命運的轉折點出現在2010年末。“阿拉伯之春”從突尼斯席卷了整個北非，2011年1月25日開始，以年輕人為主體的數百萬埃及人日日占據開羅市中心的解放廣場。18天后，執政30年的穆巴拉克被迫下臺，蟄伏已久的穆兄會抓住埃及政局突變的時機迅速走上了政治前臺，來自穆兄會的穆罕默德·穆爾西2012年當選為埃及首位民選總統。

然而，穆兄會的上臺沒有讓人民看到太多改變，更有人認為穆兄會“竊取”了人民斗爭的果實，抗議在2013年之夏再度爆發。2013年6月30日，在穆爾西上臺一周年之際，數百萬民眾匯集在開羅、亞歷山大、塞德港等城市舉行示威游行，其中既有穆爾西的支持者，也有其反對者。埃及政治局勢再度陷入動蕩，這位自1952年埃及獨立以來首位民選、非軍方背景出身的總統在就職一年后被親手提拔的時任國防部長塞西推翻，黯然下臺。

“阿拉伯之春”時期解放廣場附近著名涂鴉“含淚吃面包男孩” 澎湃新聞記者 喻曉璇 攝

與前總統同名的穆爾西教授前往國外訪問時常常會被問及有關穆兄會的問題，他的回答很簡單：“這不是他們的時代。確實，你需要在對的時間讓一個對的人上臺，我只能說，2012年對于穆兄會來說并不是一個好的時機，他們還不知道如何保持穩定，如何說服人民。”

“穆爾西犯的一個錯誤是，他讓人們認為他已經掌握了國家的政治，然而他并沒有。雖然他僅僅被放在了總統的那個位置上，但這卻讓人們相信一場真正的‘革命’已經發生了。”喬治城大學卡塔爾分校外交學院歷史系副教授阿卜杜拉·阿里安曾分析指出，“（當時埃及）這個國家，很大程度上仍由穆巴拉克手下的同一幫人掌握。”

2013年穆爾西下臺后，埃及政府立刻宣布穆兄會為非法組織，500余名穆兄會成員被判處死刑，還有更多的穆兄會支持者受審。六年后，穆爾西在一場對于他參與“恐怖主義”與“間諜罪”指控的庭審中突然去世，終年67歲。幾經浮沉的埃及穆兄會，再一次不可避免地隕落了。

“阿拉伯之春”之后的幾年內，與百余名穆兄會成員的接觸讓威利印象深刻。“我意識到，他們是歷史的失敗者。”威利說道，“這些穆兄會的普通成員們過著貧窮而艱苦的生活，他們是埃及社會的中下層……某種程度上，我認為，他們受到了穆兄會領導人的誤導，他們沒有受過教育，基本上只是在談論政治伊斯蘭。”

除了掃除穆兄會勢力之外，塞西上臺后還面臨著反恐和治安的難題。埃及東北部的西奈省地廣人稀，地形崎嶇，常年有極端分子活躍，在此般安全真空下極端組織“伊斯蘭國”趁勢盤踞于此，以此為基地在埃及各地策劃并實施了多起恐怖襲擊。

2015年，塞西簽署新的反恐法，并批準成立特別法庭，不過當時也有批評聲音認為，塞西此舉“醉翁之意不在酒”，因為在新法頒布后不少穆兄會支持者和政治反對派也被逮捕。穆爾西教授認為，埃及政府對穆兄會和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伊斯蘭運動幾乎采取了相同的“反恐”措施，確實有出于穩定政權的現實考量，但這種措施并不完全妥當。

“穆兄會經歷了四次鎮壓，現在的情況，我們可以參考的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情況，當時整個埃及有大約100萬穆兄會的成員。領導人進了監獄，意識形態還可以復活。”威利表示，“2013年以后，盡管穆兄會作為一個組織來說非常的脆弱、支離破碎，但這并不意味著它的意識形態死亡了。”

最近發生在阿富汗的戲劇性轉折，也讓世界目睹了一支強大的政治伊斯蘭力量是如何重整旗鼓的。

“雖然政治伊斯蘭可能會卷土重來，但它還面臨著很大的挑戰，因為它從未成功過，事實上直到最近它才成功。”威利說道，“伴隨著一支非常強大的軍隊，這種意識形態回歸了，他們帶著悍馬車、阿帕奇直升機和戰斗機、他們還有大批的步槍、夜視儀……看看今天的塔利班，他們就像是美國的戰斗部隊……是的，政治伊斯蘭很大程度確實已經回歸了。”

有分析認為，塔利班的成功對于阿拉伯世界的政治伊斯蘭運動或是一種激勵。在加沙地帶，與穆兄會密切聯系的哈馬斯已經致電塔利班領導人以示祝賀。埃及政府顯然也警惕著事態的發展。

“埃及的穆兄會可否卷土重來？這是一個非常不一樣的問題，這取決于當前的埃及政府，以及這個政府可否真正為民眾提供服務。”威利認為，假使現在埃及發生另一場“革命”（Thawrah），穆兄會依然會是一股強有力的候選力量，我不會完全否認他們卷土重來的可能性，但是這需要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

“現在的埃及同樣也很擔心，倘若一些在阿富汗活動多時的‘圣戰士’回到埃及，嘗試建立一種新的政治伊斯蘭運動，他們可能會采用與塔利班相同的意識形態和組織形式，埃及政府絕對不會允許這一點。”曾為埃及軍方從事安全研究的穆爾西說道，“我認為政府一定會仔細審查那些從阿富汗來到埃及的人，無論他們是塔利班，還是‘圣戰士’，還是阿富汗人……但是我認為，現在的埃及人并不需要這樣的政治伊斯蘭運動。”

“我們今天掌握的所有證據都表明，政治伊斯蘭并沒有一個可以被統一講述的故事，因為在不同國家之間，它的表達、它的經驗、它的未來軌跡迥然不同。”2017年，美國前國務院宗教與全球事務辦公室高級顧問彼得·曼達維爾（Peter Mandaville）在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的一場講座上說道。

（清華大學國際與地區研究院助理研究員段九州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