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時間以來，“絕絕子”“yyds”等看似空洞，甚至令人有些費解的能指，被安在各種各樣的事物之上，讓形容趨于扁平。

然而，對“絕絕子”的反抗也迅速集結：

“整點夜宵778，真是絕絕子，好喝到跺jiojio，今日份仙女營業啦，今天和集美去買奶茶啦，救命我真的哭死，這家店的奶茶真的yyds，小狗狗暴風吸入……”對“絕絕子”深惡痛絕的網友，用組合、疊加、挪用、深情朗誦等方式來嘲諷和反抗絕絕子的流行。由此，“反絕絕子”本身又創造出一場新的亞文化狂歡。

多家主流媒體，也相繼發文對絕絕子、yyds的泛濫及其導致的“文字失語”“語言貧乏”“交流受阻”等現象進行了批評。在當下以原意使用絕絕子，已經被視為一種原罪。

為什么我們的大腦天生拒絕不了“絕絕子”？除了使用這些詞的我們自己，還有誰助推了這些表達的泛濫？

本期“漣漪效應”播客，我們試圖與兩位嘉賓共同探討：這次的流行語浪潮又與之前的“給力”等“前輩”相比，獨特在何處？從歷史維度看，語言簡化、新詞再造，似乎是一種不可避免的趨勢。我們是否應該相信語言新陳代謝的自凈能力？

批評往往落到對普通網民的要求上。互聯網時代，我們又對語言的豐富性，負有多少責任？

【嘉賓】

鄧建國，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傳播學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新媒體與傳播理論。

王左中右，澎湃前國際新聞記者，“字新聞”發明人，創辦公眾號“王左中右”。

【主播】

葛書潤 澎湃新聞特約撰稿人

馬慶隆 澎湃新聞特約撰稿人

【以下為本次訪談的節選】

為什么我們難以拒絕“絕絕子”？

澎湃新聞：為什么類似“絕絕子”的口水詞能夠火速傳播，且使用起來極具成癮性？背后有哪些傳播學原理？

鄧建國：前面主持人的介紹說，絕絕子很流行，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擊，好像它是蔓延非常廣，烈度非常高的一場“戰爭”一樣。但是我個人好像沒有太覺得它的影響有多大，使用多普遍，烈度有多高。所以可能就說明，這場所謂的“戰爭”只是在某一些群體內部打響。但整個社會是多樣的，是巨大的，超出了這個圈子的我們，就可能很難意識到它的存在。

那么為什么“絕絕子”會在某些群體中流行？我覺得可能有幾個方面：

一個是它比較朗朗上口。像我們中國的這種古詩詞，都是非常有音韻感的，像五言或者七絕這樣的體例存在，都是為了傳便于傳播。在心理學上也有一個“七字規律”，無論是電話號碼或者其他的一段表達，人的大腦的帶寬一般不能超過7，你看以前我們的電話號碼都是7位，讓人能夠記住，多出一位記憶就會遭遇障礙。

“絕絕子”這個表達本身具有音韻感，字數也比較少，能夠在互聯網時代被快速記憶，快速分享，快速傳播。它類似于一種思維的shortcut（捷徑），一種記憶的口訣。

第二個原因，社會中的某一些群體，需要通過新異的表達來建構自己的身份，來展示自己的與眾不同，從而在蕓蕓眾生中通過一種俚語、一種共同的代碼，來尋求有共同身份的人。比方說一個學生，可以通過某種秘密的語言來逃避老師、繞開家長，也可以因此找到自己的同類，然后享受一種共同的身份，從而獲得一種愉悅感。這有點像古人“雪天閉門讀禁書”的這種感覺。

一種公開的、易得的文化，很難給我們帶來某種享受，但是當這種文化變成亞文化（subculture），甚至是一種反主流文化（counterculture）。從構詞法看，subculture是“在表面文化底下的文化”，counterculture是“與主流文化相反對的文化”。這兩種文化會讓其擁有者產生一種獨特的身份感和額外的快感。

從技術層面，互聯網能夠非常方便地切割用戶，讓某種信息能夠快捷、準確地找到它的用戶，形成興趣組和圈子。這和病毒的傳播非常相似——病毒本身具有很強的傳染性，加上一些個體具有很強的易感性，流行就發生了。網絡模因（meme）的發生和傳播就是這樣的。

圖源網絡

澎湃新聞：剛剛鄧老師提到的一點我深有感觸：現在很多網絡流行語它可能一方面是為了和朋友溝通或者和相同趣緣群體進行交流，但與此同時，它也是在人為地制造一種壁壘。我想問鄧老師，這樣的語言發展的趨勢是不是背離了語言的初衷？這些表達好像不是在為了交流而搭橋，而是在筑墻。

鄧建國：你這個問題問得很好。語言首先不是為了樹立溝壑，而是加強群體之間的聯通和凝聚力，這是一種common language（共同語言）的主要的功能。但我們的群體并非是鐵板一塊，在mainstream language（主流語言）之外，還有一些slang language（俚語），它既可以作為一種共同的語言，也可以作為一種區分的語言，這恰恰就滿足了一個社會人的兩種需求：

一種是認同的需求。我說主流的語言，我就可以獲得主流社會的認同。比如說我們今天說普通話，說英語，就可以形成一個統一的國家和進入國際大家庭，獲得國際社會的承認。

但是人還有另外一種需求：身份建構的需求，即展示出自己在整個群體當中的獨特性。

出于身份認同和歸屬感，我想要獲得主流文化、主流社會的認可，所以我要說共同的語言，即common language，從而有一種“我們”（We）的感覺；但是我又不想像一滴水一樣淹沒在大海當中，而是想展示出自己的與眾不同和獨特性。這時候我就會創造出各種方式告訴大家，這是我能夠貢獻的東西，這就是“我”（Me）。

不僅個人之于社會，其實一個國家之于國際共同體也是一樣的。一個國家要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既要使用國際語言，遵守國際規則，加入國際組織，在一起完成有利于共同利益的事情。但與此同時，我們的國家又保有自己的獨特的文化和獨特的語言。所以民族主義和普世主義之間，它是有一種張力的，而出于身份認同和身份建構而分別使用“大語言”和“小語言”之間，也有這樣一種張力。

流行語像“市場經濟”，有生命力才能殺出重圍

澎湃新聞：“絕絕子”這套話語風靡于小紅書等社交媒體平臺，在這些平臺上，用戶必須使用足夠夸張的表述才能吸引眼球，博取流量。在互聯網中，造梗、造詞往往能帶來巨大的流量，而使用它也能有“搭便車”的效果。請問王老師作為一名自媒體人、一名面對大眾的內容生產者，你如何看待新梗新詞的被制造呢？你在進行內容創作的時候會有意識地參與其中嗎？

王左中右：新梗新詞在現在的社交媒體傳播時代確實有它的傳播優勢，大家不喜歡一些老舊的、老生常談的表達，因為沒有新意嘛，自媒體的內容還是追求一個新意。

我知道yyds之類的拼音和簡稱好像是來自于一些游戲網站，因為它們的交流區可能打不了漢字。所以梗和新詞的產生，有的是被動的，有的是主動的。

我自己其實也在八九年前也創造過流行語：又雙叒叕。這4個字里面有2個生僻字。當時我還在運營朝日新聞的官方微博，當時日本的首相換屆，你們知道，因為日本的政治制度，首相有一陣子經常換，然后我就用了“又雙叒叕”這個詞，我們中國人讀起來肯定是日本又又又又……換首相了。

這個詞現在也有人在用，當你想表達這種我怎么又又又……經歷了同一類事情的時候就可以用它。

澎湃新聞：你覺得網絡用語的推陳出新是不是一個必然的潮流？網絡有沒有一個自凈的功能，把用濫的詞自動淘汰掉了，但是仍然有生命力的詞就留下來了。

王左中右：完全是的。現在的媒體，整個生態跟以前是不一樣的，在微博這些社交媒體出現之前的傳統媒體時代，在只有電視、報紙、雜志的時候，內容的生產者是一小部分人，而且這部分人大多是社會的精英們，比如記者、專家。但現在這個時代，人人可以生產內容，所以生產的方式肯定是多種多樣的，表達也多了更多個人化的表達。這個過程其實就像市場經濟一樣，當所有人參與到經濟活動中來的時候，他們對產品的創新肯定是越來越豐富，語言也是一樣，人們會創造出越來越多、各種各樣的適合人類表達的、能夠更精準地表達人類情緒的詞匯，它們的產生是必然的。

就像鄧老師剛才說的，這些詞有一些是小范圍的，有一些是大范圍的，有一些會被淘汰，有一些會流存。比如當年火星文也很火，但是因為它可能識別確實有困難，所以可能火了一陣子就慢慢偃旗息鼓了。但是如果有好的流行詞，真的反映了這個時代的特征，包括一些群體的思想和情緒，那么它就會留下來。打個比方，“打工人”是這兩年流行的一個詞，它就非常的契合我們這個時代的脈搏，改革開放讓中國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貧富差距也越來越大，“打工人”就是其中不那么富的一群人，這個詞反映的其實是貧富差距，像這種詞就會很有生命力。它契合了社會發展的階段。

在“擁抱”與“批判”間，主流媒體的矛盾

澎湃新聞：很多網絡流行語會有一個被主流媒體收編的過程，因為現在的主流媒體往往想打年輕化路線，貼近年輕人、貼近潮流，他們對網絡語言的運用也越來越多。然后其實中間就出現了一種斷裂：對網絡原住民而言，用流行語來進行年輕化、新媒體化的嘗試無疑是困難的，基于主流媒體眾所周知的宣傳功能和“偉光正”形象，挪用最終都成了錯用；對于更下沉、距離網絡較遠、缺乏批判意識的漢語使用者而言，這些連主流媒體都在用詞就被理所應當地當成了 “好詞好句”，這些來自社交媒體的流行詞匯，經過主流媒體的“背書”，和原本社交媒體形成合流，助推著“絕絕子”“yyds”們向更廣泛的大眾滲透。

你如何看待主流媒體越來越有意識地擁抱這類流行詞？這背后的邏輯是什么？

鄧建國：主流媒體有很多的功能，從傳播學角度來講，媒體有多種功能，包括幫助社會成員監測社會、協調社會各群體的行動（宣傳動員），文化傳承和娛樂功能。在價值觀非常多元，各種社會群體日漸產生自己的“亞文化”的時候，主流媒體可能意識到需要強化社會凝聚力和向心力，所以他們想通過迎合青少年群體，尤其是所謂的 Z 時代（Generation Z）的語言，去將他們拉近，而不是將他們推遠。所以主流媒體就出現了一種話語的創新，話語的年輕化、網絡化、萌化，它的主要目的還是要通過語言的形式來獲得青少年的認同，獲得他們的注意力，從而影響他們。

有時候，語言不僅僅是某個群體的文化或心態的表征和映射，它可能既表達了說話者的某種狀態，同時也是一種抗爭，是一種姿態的宣示。比如說“打工人”，用這個詞的群體不僅表明自己的身份，同時也向不同于這種身份的人做出一種宣告，這時語言其實不僅具有描述性，還具有行動的指導性，它可以產生“以言行事”的效果，在行動上也有一種昭示意義。

主流媒體也意識到，打工人這種表述具有一定的離心力，所以就會把它“招安”，提出“你好，打工人”或者“我們都是打工人“的說法。本來“打工人”表述的是一種區隔的功能，但是主流媒體把它征用了之后，就把它的鋒芒鈍化了，身份的區隔也因此變成了身份的認同。

對于流行詞，青少年群體或者是亞文化群體是非常敏感的，他們能夠敏銳地感知到主流媒體的意圖，然后就會馬上改變策略，拋棄這些名詞。而另外一些群體，因為他們的媒介素養可能比較弱，媒介依賴性比較強，信源也比較單一，比如說，有些群體可能對某一類媒體依賴性比較高，那么基本上就會受到這些媒體的影響，他們的議程也很容易被這些媒體所設置。

所以你講的情況非常有意思，最后會導致代際之間的語言差異，這種差異有時會讓人哭笑不得、愕然失笑的。我們可以想象一個Z時代的孩子，他說 yyds的時候，是一種對身份的宣誓，而yyds被主流媒體征用了之后， Z時代的孩子馬上意識到，并拋棄了這種表達。但是他的爺爺奶奶通過主流媒體，獲得了yyds的這種使用。然后下一刻，老年人用yyds跟小孩子聊天。如果你在現場觀察的話你會覺得非常的荒誕，但是我們知道后面的來龍去脈之后，就知道這種現象有它的合理性。

澎湃新聞：我感覺主流媒體的征用對這些詞而言，就像創新的擴散中的拐點一樣。一旦被主流媒體征用了，它從前的使用者就迅速地把這個概念給放棄掉了，或者開始反用。

鄧建國：這些俚語或者小眾語言原本是用來建構身份的，在這個過程中，語言使用者的身份必須非常貼合語言形式，如果混搭在一起，就會產生一種荒誕的喜劇效果。所以說，身份和語言之間的關系是非常密切的，不能被截然切割而使用。

當然，一些商業機構也會征用一些流行的文化符號放到商品當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那種亞文化的元素符號是經過提煉的，已經跳出了微觀的、原初的用戶群，在某種程度上獲得了比較廣泛的認同。

“打工人”這一表達之所以能夠在一定的空間和時間范圍內持續被使用，被認同，它主要原因還不是誕生于一個非常微小的和主流完全無關的一個小群體，其實是在很大程度上面代表了一種社會情緒，一種社會心理。

澎湃新聞：所以用這些梗的商家其實也成了一個助推器。

鄧建國：對，這個就有點像傍大款和蹭熱點，其原理是什么？

剛才王老師講到，現在人人都能生產內容，但注意力稀缺，所謂傍大款或者說蹭熱點，就是利用了市場上已經有的注意力，然后像搭順風車一樣，成為一種 free advertising（免費廣告）。這時我不必從0開始，自己花很大的代價去購買、去營造這種注意力，如果這種注意力潛在于某一熱點上面，那么我的內容生產蹭熱點就等于是我搭了一班順風車，免費占據了附著在熱點上的注意力，從而降低自己獲得注意力的成本。

澎湃新聞：作為前媒體人，你在專業媒體從業期間如何應對這種流行詞的入侵？如何判斷自己應該和這些流行語匯之間保持什么樣的距離？

王左中右：我在傳統媒體基本上也是10年前了，所以那個時候流行語還沒有這么的泛濫，但是我其實對于主流媒體用類似于yyds這樣的表達我是比較排斥的。我先說個最簡單的理由，幾年前中國有一次語言規范，你會發現一些英文的簡稱什么的，已經很少出現在媒體上了，大家不許用一些英文的簡稱，需要用中文的表達，yyds雖然是拼音來的，但本質上它是里面還是有英文字母的，我覺得性質差不多的，既然那個你都在排除的話，為什么還要用這個？

我可以打兩個比方，一個是把語言和內容來打比方，一個是把語言和音樂來，現在的流行語相當于內容里面的奶頭樂內容，就是它非常的就像鄧老師剛剛說的，它非常的容易接收，在音樂上的話，比如說像東北的喊麥，也非常的容易接收，朗朗上口，我覺得這兩個的性質奶頭的內容，東北海外那兩個性質和流行詞是一樣的。

我覺得內容無高低，音樂無高低，語言無高低，只要有人使用，它就是合理的。但是沒有高低之分不代表就可以濫用。當主流媒體在標題上使用yyds的時候，我想問一下，是不是在春晚或者哪個正兒八經的場合突然來了一首喊麥也是被允許的？是不是為了獲得Z世代，或者為了獲得東北同胞的認可，就可以這個樣子？

澎湃新聞：你覺得這種“自降身份”降得有點過了是嗎？

王左中右：我覺得有一點點的失衡了。

澎湃新聞：你覺得主流媒體還是應該保持一個相對嚴肅的公眾形象，對嗎？

王左中右：對。我剛剛說到現在我們的信息市場化了，生產的人多了，所以會有各種各樣的信息。我把這些語言稱為信息產品，它們就像實體產品一樣。在市場化的過程中，需要有一個無形的手任其自由發展，但也是需要有形的手來進行宏觀調控。我覺得在語言信息市場當中，這些自發的流行詞同樣需要有形的手來規范，不然的話我覺得這個市場的發展會畸形。

也許最終，這個“市場”能夠達到一種動態的平衡，比如主流媒體進行收編，像我這樣的作者對它們進行批判，等等，但有的時候，“奶頭樂”內容的成癮性、擴散性是非常強的，如果沒有一個更強的力量來制衡的話，我覺得可能會更加失衡。

澎湃新聞：其實我們前幾天也觀察到一個比較有意思的現象，像前面鄧老師所說的，主流媒體會有意識地通過使用去柔化這一類包含反叛性的亞文化詞匯，比如我們可以看到一些主流媒體社在之前對東京奧運會的報道里，也會很頻繁地使用yyds、絕絕子來贊美我們的運動員。但是另一方面，又跟你剛才說的一樣，主流媒體會因為想去制衡這種流行語的擴散，發文章來批評這種現象。這就導致了一種自相矛盾的景觀。

少用“yyds”是友好建議，不要充當語言警察

澎湃新聞：有一些觀點認為，我在一個相對小眾的，或者是比較私人化的表達空間里，使用這些梗它就是合法的，不同的情境決定了使用這種網絡流行語言的一個合法性。

鄧建國：我覺得當然是合法的。如果從約翰·洛克的語言學的理論來講，每個人都是使用語言的主導者和主人（master）。他認為，人類使用語言時可以用任意詞匯來表達存在于腦海中的idea，這是一個人的主權所在。

我們對語言表達的主權，相當于我們通過勞動加工自然界的某部分，然后作為加工勞動的成果，我就擁有了相應的個人財產，所以我對我的勞動成果，以及我的私人財產是擁有主權的。那相應的，從語言學的角度來講的話，我拿外面的詞匯來貼在我內部的 idea上面，這也是在我的主權范圍內的。

然而，當我們說我們要倡導向善的文化、優質的文化的時候，并不是要剝奪某些人通過某些語言來表達自己特定的感情、在小范圍它使用的權利。這還沒有達到剝奪權利與保護某種權利的層面。

另外，我覺得不要把它變成一個身份政治的問題。我作為一名大學老師，倡導我們需要有一個規范的語言表達，用盡量多的人都能夠明白的語言，充分地，規范地，甚至優雅地去表達自己的感情，這和權利沒有關系，和使用者本人的身份也沒有關系。我們討論的是使用這種語言的表達效果，討論它對文化的傳承，討論它溝通的效率等等。這不是身份政治，只是討論我們需不需要用一種規范的、標準的、有利于溝通的語言來表達自我。

澎湃新聞：你的意思就是在同樣的情境下，他有更好的表達方式，然后我們就不該去選擇這種邊緣路徑。

鄧建國：你用了一個詞叫“該與不該”。我不認為有一個非常嚴格的該與不該，這只是一個建議（proposal）。我們（包括使用YYDS的人）作為知識人、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主張用一種主流的、規范的語言來表達，這是自由的。某些特殊的群體，在特殊的時候，他們用自己的小圈層內的語言來表達自我是，只要不傷害他人，就是完全自由的。我們今天在這里討論的不是要做一個語言警察，用高高在上的規范來約束所有的群體。

關于在語言學領域里有兩個流派，一個流派是描述語言學，如果我編一本字典的話，只要是客觀存在的語言表達，我就認為它是合理的，然后我就會把它收錄在字典當中。我們知道，字典的功能就是要沉淀和傳承文化。如果有很大的群體都在接受了這種表述，那么我作為起點編撰者的所能夠發揮的作用，并不是做語言警察去評判它們，選擇它們。

另外一種就是規范語言學，認為我作為字典編撰者就是語言警察，我代表標準，然后我現在拿著尺子在測量所有語言使用行為，我覺得你的不規范我就把它剔除，所以我編撰這本字典的目的是為了留下人類語言的精華和經過批準沉淀的語言表達。

我在這兩派之間沒有立場，更傾向于讓各種語言表達形式自生自滅。很多的詞匯，它有生命力，能夠得到較廣范的社會群體的認同，那么它就會沉淀下來。然后有一些，比如剛才講的火星文，它本身沒有溝通性，認同的圈子也相對小，然后它自己就被淘汰了。所以不必急，有生命力的就會沉淀下來。像早期的華人說的洋涇浜英語，比如 Long time no see，以及毛主席講的 paper tiger，紙老虎，最終都進入了英文。我們都是語言的使用者，大家覺得好就會不斷地使用它，等接受它的人群到達一定規模，它就會沉淀下來。

《脫口秀大會》上的yyds梗。

澎湃新聞：我想請問鄧老師，“絕絕子文學”迅速擴散，是否帶有性別偏見？在“反絕絕子文學中”，夾雜著大量符號，都指向女性向的消費習慣和表達習慣。如芋泥啵啵奶茶、迪士尼，如翹jiojio、星星眼、集美、仙男營業等飯圈話語。你認為“反絕絕子”的流行，是否包含著一定程度“厭女”的社會癥候？

鄧建國：不同的人群會從同一現象當中讀出不同的意圖，而很可能傳者并沒有這么多的意圖，然后受者結合自己的情境和心理，然后會想的特別多。這個就和我前面講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有關。在全世界范圍內都存在一種現象，即我們越來越難跳出自己的身份來進行公共討論，無論我的身份是男性、女性、東北人、上海人、湖南人、中國人、美國人、復旦的、交大的、二本的、一本的……整個世界每個人的身份都不一樣，都能夠找到與眾不同的地方，如果我們純粹的從自己的身份角度來思考，而就喪失了跳出自己身份的，然后相對客觀的中立的來看待、評價某個事情，這個世界最終會四分五裂，不可彌合。比如，男性和女性生理上是截然不同的，如果你基于你的生理特征來決定你的立場，那么男人和女人是絕無可能達成一致的。如果只憑你是美國人，我是中國人，來選取各自的立場，那么中美之間絕無可能達成一致。這是身份政治的可悲。

另外，絕絕子這種情況還不獨特于女性，可能男性也會使用。我把它解讀為一種“逃避自由”，即逃避長大，逃避伴隨著長大而所需承擔的責任（commitment）。言行上面的萌化和幼稚化就好像向外界發送出一些信息：不要來找我，我不愿意承擔責任，我承擔不了責任，這件事情我不一定做得好，等等。

語言如何影響到一個民族？

澎湃新聞：你覺得這類萌化語言的廣泛使用損害了公共討論嗎？

鄧建國：我個人覺得這非常重大地損害了公共討論。從認知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我們很容易被這種絕絕子的語言，即記憶上面邊緣路徑和捷徑（Shortcut）裹挾，它的原理和刻板印象等（ stereotype）是一樣的——省力但偏頗。當我們每天看的是絕絕子文字，聽的是絕絕子語言，在我們表層的短期記憶里面就經常回響這種語言，在寫作的時候，這些語言會很容易地被我們調出來。

就像我們在食堂排隊的時候，如果我還沒來得及往前走，那個動作很快的同學就一個箭步就蹭到我前面去了，如果把我們在食堂排隊買飯的隊伍想象成我們記憶加工的過程，排隊的人是各種語言表達形式，那么那些跑得最快的通常會最容易買到飯。當絕絕子語言，被媒體、被身邊的朋友等等，不斷地重復，那它在我們記憶的排對序列中永遠排在最前面。我都沒有想，它就從我的鍵盤里面流出來了，當我取標題的時候，我不用花額外的腦力去想一個更好的標題，yyds就自然而然就流淌到了標題里，這就造成我們變成思維的懶漢。當我們不愿意根據某一篇文章具體的內容、具體的受眾、具體的情境去多調用一些心智去想一個更合適的標題，當我們的大腦被 yyds這樣的語言所占據、所劫持，久而久之，就影響了我們語言的品質。

我們通常過度地使用yyds來表達本應是多樣的內容或者思想，它具有一種覆蓋性甚至刪除性。我們本來的表述也許是非常豐富、充滿質感和多樣的，但是當yyds一來，就會把表達的精確性和多樣性完全覆蓋，公共表達里面充滿著戲謔、模糊。當你在總是在yyds的時候，我不知道你到底想說什么，你是在贊美我嗎？還是在諷刺我？或是你用了某個腳本僅僅是在應付我？

且不說，這種表達主要還是情感的表達，很少有理性的真正的思想的表達，它僅僅是一種宣泄，一種驚嘆（exclamation），通常后面會加上感嘆號。它本身并沒有太多含義，所表達感情也非常單一、蒼白。

豆瓣“文字失語者互助聯盟”中，很多組員都想找到一種不那么千篇一律的表達方式。 資料圖

澎湃新聞：但在當下，用絕絕子、yyds可能就是能獲得流量，挖空心思地去量體裁衣的一些表達反而得不到很多的點擊量，這可能是這個時代作為媒體人的悲哀，我想請問王老師有過這樣的經歷嗎？

王左中右：我倒沒有這方面的困擾，我基本上不會在標題使用這些流行語，反而是其實我現在做的內容。

我最早是做漢字的，現在有所拓寬，主要做將中國傳統文化年輕化的東西。所以我會寫很多有關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主要包括四大名著。我發現，剛剛說的這些流行語的對面，也有一個好的現象，就是傳統文化的復興，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喜歡傳統文化里面的一些表達。語言其實就是把大腦里的idea如何最精確、精準地表達出來，我們沒有必要一定要尋找說創新流行詞，這些東西甚至在某種意義上是舍近求遠了。挖掘古人的一些詩詞和其他表達的時候，你會發現，其實里面有很多的表達方式，比現代文表達得更精準，更有意境。如果普及開的話，我覺得是有利于豐富我們現在的表達方式、表達的深度和表達意境的。

澎湃新聞：就是說，想要迎合年輕人，讓年輕人喜歡，除了使用他們的新詞之外，還有很多其他的方式？

王左中右：他們有他們的圈子和語言，我們也可以用我們覺得比較適合人類表達的一些語言，可以自己創造出來，也可以從古人的智慧里剪出來，然后用我們的影響力去使用它，反過來影響年輕人。如果我們能常有這樣“一根筋”，在日常生活中多往這方面靠一靠，也許多多少少能夠改變當下中文的語言生態或語言環境。

澎湃新聞：你覺得作為一個自媒體人，這是一種責任嗎？

王左中右：說責任有一點點重了，我自己自私地覺得它是能夠給我帶來愉悅感的，我寫這些東西是快樂的，不是自己不喜歡卻因為某種責任感去大力宣傳這個東西。我首先是取決于自己，我覺得這些東西好，然后當然我也會評判我的內容的市場，如果我覺得我寫的內容有市場，我就去寫它，然后順道也影響到一些東西，那就再好不過了。

我覺得雖然沒有優劣之分，但語言會在日常使用過程當中影響人的思維。我舉一個發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例子，我曾經是學日語的，日語和中文、英文有一個很大的不同點，說英文的時候，嘴巴是大開大合的，但日語在發音的時候，嘴巴張得很小，甚至有點畏畏縮縮的，在嘴張得不那么開、小聲說話的時候，語言就會培養一種不是那么有攻擊性的人格，讓你在性格上有所收斂，有所謙遜。所以，我們表面上在討論語言，其實上是在討論人們的思維模式，行為模式，它從大的方面來講可能會影響一個民族。

從“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語言流動

澎湃新聞：我想請問作為一個長期要輸出內容的人，你在流行語不斷翻新的當下，會有意識地抵抗流行語的侵蝕嗎？你一般會怎么做，采取哪些具體的措施呢？

王左中右：流行語內部也有區分，我也會用流行語，但我會選擇在我認知范圍內覺得比較好的流行語，而不會用一些我認為是懶惰思維的產物。我不會把流行語作為一個整體的對抗對象，還是要看它具體是什么。

澎湃新聞：我想請問一下鄧老師，作為一名傳播學者，你在進行學術寫作的時候，這樣的流行語會不由自主地流瀉筆端嗎？你會有意識地去堅持某種寫作的標準嗎？

鄧建國：我倒很少有這樣的情況。如果“絕絕子”一直在你的腦子里面，然后你在寫作的時候能夠很快的跳出來的話，前提條件就是你不斷的曝光于這些流行語，也就是說被它們產生一種顯化效果（priming）了。但我一直曝光于學術語言，所以對我而言更容易調取的是學術語言。對我這個群體而言，我們的流行語不是絕絕子，我們也有學術流行語，比如“困在系統里”、“數字勞工”、“審美勞動”、“情感勞動”等……這些術語一開始用時很新鮮，但說多了，其實也變成這種泛濫語（cliché）了，這是我們學術界的絕絕子。

今天我們朗誦古代的詩詞，覺得是稀缺的、唯美的和高雅的，但可能在蘇軾的時代，白居易的時代，它們可能也是普通老百姓中一紙風行的流行語，朗朗上口，婦孺皆知。但那時的流行語是由文人來創造，被更多的文人和普通人接受、欣賞和傳頌，是從上往下流動的優質文化的普及，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像今天一些毫無營養的表達上溯到主流媒體。這是降維了，而不是升維了。

王左中右：我覺得現在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從古代包括可能到互聯網出現之前，所有的語言都是自上而下的，但因為現在內容的分發已經完全去中心化了，所以出現了自下而上的流動。

鄧建國：自下而上并不是不好，否定自下而上（的流動機制），是一種精英主義的思路。集體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是很了不起的，網民的創造力往往能給我們帶來想不到的驚喜，比如我們有時候看微博的評論區會覺得網友們都太有才了。我認為（文化創造）是一個相向而行的過程，流行文化中也有很多內容可以被提煉為優質文化，積淀下來，傳承下去。我贊同文化創造主體的多元化、大眾化。

澎湃新聞：我是覺得無論哪個時代，無論流通的渠道怎么拓寬，是由上自下也好，由下自上也好，精確、豐富、多元這些品質是好的，應該是毋庸置疑的共識。我想請問一下王老師，你覺得在今天作為一個普通網民，可以怎么樣去平衡流行語和嚴肅表達？有什么樣的生存策略？

王左中右：普通網民的話，我覺得就怎么開心怎么來吧。一些影響力的知識分子可以更多地思考這個問題，然后在自己的語言使用過程當中，挑選一些更豐富、更精準、更有營養的表達。

鄧建國：我非常同意王老師的觀點，王老師是一個語言的推廣者，實踐者、各種新的語言現象的編撰者，提煉者。我覺得不管處于什么位置，尤其是像我們文化人，首先要剔除這種想當然的偏見，抱著一種高高在上的俯視的精英化的視角去看待各種草根的語言現象。我們要扮演處于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之間的溝通者（communicator）和橋梁，不斷關注新興的語言現象，對它們進行點評、梳理和提煉。

那些特別好的語言現象和表達方式可以通過編輯推薦、算法篩選、知識人和媒體人的推薦等多種過濾機制能“齊心協力”地將他們沉淀下來。我相信使用絕絕子語言的人，自己也有一種敏感性。只有我們彼此共同的理解，共同合作，才有可能我們的語言才會有生命力，才會不斷的推陳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