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先生近出的《制造漢武帝：由漢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看〈資治通鑒〉的歷史構建》，來自原題《漢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與司馬光的重構》的長篇論文，至于其主旨，由前后兩個題目已略可窺見。只是我檢讀之下，并不覺得司馬光“制造”了漢武帝的政治形象，倒覺得是辛先生“制造”了司馬光的學術形象。

辛著篇幅無多，但頗引起學界注目，亦不乏爭議。針對原論文所見的種種疏失乃至硬傷，李浩先生有《“司馬光重構漢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說獻疑——與辛德勇先生商榷》一文（原載《中南大學學報》2015年第6期），基于漢史基本文獻已作了扎實的辯駁和澄清，在史料層面已相當充分，只是在邏輯層面似未達一間。他以為“《通鑒》有關漢武帝與戾太子之事的記載出自劉宋王儉的《漢武故事》，司馬光采錄該書刻意構建了符合其政治需要的武帝形象，完全不可信據”系辛氏立論的根本，仍嫌未中要害。以下僅就其要點申論一二，以作補遺。

辛說的根本邏輯，其實相當簡單：其出發點，是認為漢武帝的輪臺詔只代表軍事策略的局部調整，不代表政治路線的全盤改易；由此引出其結論，武帝的晚年政治形象——也即改變政治路線之舉——只是出于司馬光的虛構。但問題在于，辛對輪臺詔的看法，還只是相當孤立、生硬的一家之言，只是一個明顯缺乏史料支撐的假設，在第一章里，還只是用了“與其說……倒更像是……”這樣的揣測語氣；但到了第四章，他卻將自己對輪臺詔的假設當作了無需證明的前提，改用“不難看出……顯而易見……”這樣的確定語氣，進而徑指司馬光臆造了漢武帝晚年改變路線的史實。也就是說，辛對司馬光史學的嚴重指控，僅基于一個假設之上推衍出的另一個假設，而且，這兩個假設都缺乏真正的文獻證據支持。

說到這，辛先生的支持者或許會跳起來：辛著第二章“《通鑒》有關漢武帝與戾太子之間治國路線分歧的記載出自《漢武故事》”、第三章“《漢武故事》所記史事初不足以憑信”，那不是文獻證據嗎？對此，我是這么看的：

司馬光確實參考、利用了《漢武故事》，但絕非無所節制；比勘辛著第二章提供的兩造文本，司馬光直接襲用之處，也只“上嫌其材能少，不類己”一句而已。同時，就《漢武故事》的文本來看，并未特別突出武帝、太子兩者的政見歧異，何以見得《資治通鑒》就是根據《漢武故事》而建立起“漢武帝與戾太子之間治國路線分歧”的描述呢？此其一。

更重要的是，武帝與太子的路線沖突是一個問題，但武帝晚年改變政策又是另一個問題了；就算證明了司馬光據偽史虛構出前者，也絕不等于證明司馬光同時虛構了后者啊。換句話說，對辛的根本結論來說，司馬光引證《漢武故事》的問題根本游離于外，無論此問題的論證成立與否，都只是一個不切題的論證，也即無效論證；辛著費了最多的功夫討論《漢武故事》問題，并將這個論證（第二、第三章）置于其假設（第一章）與結論（第四章）之間，只是有意無意地造成一種已作出詳實論證的假象而已。此其二。

辛先生一貫的撰述作風，是以“史料”見重，那么，我且從邏輯層面轉到史料層面。

前面已說過，辛的立論，只是假設之假設，而更致命的是，這前后兩個假設之間，實際上是無法銜接的——即使將輪臺詔不代表武帝全盤改變政治路線這一假設作為前提，也并不能得出司馬光“制造漢武帝”的結論；因為，要證明司馬光有意編造了武帝晚年政治形象，首先得證明，在司馬光之前，從未有人“構建”過漢武帝晚年改變政治路線這一歷史敘事。易言之，這實際上可歸結為一個“言有易，說無難”的史料學問題。關于此問題的“說無”方面，辛根本未作任何論證，而“言有”的論證，卻是我很容易作出的。

最早指漢武帝晚年在政策上改弦易轍者，本就近在眉睫，正是班固——作為輪臺詔唯一權威的史料提供者！就辛著第一章所引的《漢書·西域傳》，已可見這樣的描述：“上既悔遠征伐”，“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這還不算武帝改變其軍事冒進策略的證據嗎？“既往之悔”，是不可能僅指個別軍事戰略的。好吧，再看《食貨志》：“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為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于力農。”再看《西域傳》末尾的贊辭：“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兇年，寇盜并起，道路不通……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圣之所悔哉！”這樣還不夠嗎？李浩在商榷文章中已拈出這兩條史證，并特別指出，“豈非仁圣之所悔哉”八字足破辛說，是很確切的。所謂“下哀痛之詔”，足證輪臺詔是針對全盤性的政策而言的，“哀痛”云云，對象明明是天下生民，怎么可能只限于一二戰役呢？

當然，在邏輯上，我們可以保留一點疑慮，東漢人的記錄并不等于就是西漢時的歷史真相，《漢書》并非真正的“原始史料”（此語見田余慶《論輪臺詔》），已包含了“重構”成分，《漢書》的文本證據并不能絕對證明武帝晚年的政治轉向?？墒牵瑒e搞錯了，這是《漢書》的問題，不是《通鑒》的問題；就算是“重構”，問題也在班固身上（就現有史料來說，當然也無法證實），不在司馬光身上呀！就是說，即便辛先生關于輪臺詔的看法尚有一點薄弱的理由，他也完全找錯了鞭撻的對象，這一錯，足足錯了一千年！

還要特別指出，辛對輪臺詔的異見，上述“下哀痛之詔，豈非仁圣之所悔哉”那段贊辭，無疑是最關鍵、最有力的反證。而這段話，就見于收錄輪臺詔的同一篇《西域傳》里，就見于田余慶先生《論輪臺詔》一文的開篇（田先揭此條，等于說明其立說的史源首在《漢書》，而非如辛所指的在《通鑒》），辛先生偏偏不見泰山，不加引錄，這無法以疏忽來解釋。我只能認為，他為了牽就其立論，有意回避了不利己見的關鍵文本，這在史料學立場是無法諒解的。

那么，對班固所“構建”的武帝晚年形象，后世的讀史者是否認可呢？我于此雖無積累，但也不難舉證。

我湊巧看到張九齡《開元紀功德頌》的序里有一段：“其負力者，乃塹山堙谷，盡境而筑長城；其黷武者，則挽粟飛芻，窮兵以耗中國。又失于下策，而悔在末年。彼王略之不恢，殆千余載矣！”這里說的，顯然是秦皇、漢武；以漢武跟秦皇并舉，跟司馬貞斥武帝“俯觀嬴政，幾欲齊衡”（《史記索隱·述贊》，據田余慶《論輪臺詔》）、朱熹責武帝“去秦始皇無幾”（《朱子語類》卷一三五，據田余慶《論輪臺詔》）是相呼應的。那么，所謂“悔在末年”，自然說的是武帝。要知道，這些話本非專門批判秦皇、漢武，只是在議論“制夷”問題時，信手舉之為反例；則由此更可見這并非張九齡個人的非常之見，而是可代表很多讀書人的一般之見。

還有這樣一例：據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錄》載，宋神宗欲對北方強敵實行強硬策略，蘇轍表示反對，并以漢武帝比擬神宗，令神宗勃然大怒；蘇轍辯解說武帝是明主，神宗不買賬：“轍謂漢武帝窮兵黷武，末年下哀痛之詔，此豈得為明主乎！”（據陳登原《國史舊聞》第一分冊卷第拾參“漢武帝”條）還有，辛先生自己也舉了一例：孔武仲在其《論漢武帝》中總論武帝一生，唯有“末年愀然自悔，棄輪臺之地，封丞相為富民侯”一事堪稱“雄才大略”之所為（《臨江玉峽孔公武仲文集》卷二，據《制造漢武帝》118頁）。宋神宗、孔武仲兩人與司馬光約略同時代，他們說的話，當然不能認為是受了《通鑒》的影響吧。

可見從東漢的班固，到唐朝的張九齡，再到北宋的神宗、孔武仲，他們對漢武帝的認識是一貫的，無不認為其“末年”有痛心悔過之舉。這樣，問題就很清楚了，所謂武帝晚年下詔表示罪己、改變其對外擴張政策的看法，在漢宋間實屬士人的常識，司馬光不過是合理地承襲前人之見罷了，又談何“重構”，談何“制造漢武帝”呢？而辛先生因此指摘司馬光“為達到其政治目的而徑隨己意構建歷史”、“率以己意取舍史料、”“以主觀理念肆意取舍史料”，更是無端地厚誣古人了。

辛口頭上以史料派自居，但他刻意貶低司馬光及其《通鑒》的史料及史學價值，甚至將之拉低到歐陽修、王安石的層次（第四章），很顯然地流露出一種史料學家所不應有的翻案心理，遠遠超出了他自稱的“做了一個簡單得不能再簡單了的史料比勘”（語見其《為什么要寫〈制造漢武帝〉》）的范疇。是的，“良史莫如兩司馬”，若能將中國史學史上兩大偶像之一推下神壇，是何等驚人的學術創獲啊。司馬光于史，當然未嘗不夾雜“私貨”——正如任何史家都難以做到絕對不夾雜“私貨”——但我們可以相信，他的“私貨”是較少的，尤其相對于其時代，他處理史料之嚴謹，是古今公認的。無論如何，至少在漢武帝晚年政治形象這個問題上，司馬光恰恰并未夾帶“私貨”，而是販賣了“舊貨”。在指斥司馬光時，辛更借朱熹的話以證司馬光的主觀，卻不提很重要的一點：朱熹作為“哲學家”，其論史的主觀實遠甚于司馬光，而且他出于正統論立場，對司馬光的指摘還是帶有門戶之見的。如此片面地舉證，就是“老老實實的史料比較考辨”（語見《為什么要寫〈制造漢武帝〉》）嗎？

觀天下書殆遍，而又能強記不遺，非人所堪，故史料方面的疏漏，有時倒不必厚非；但證明假設的邏輯、運用史料的規則若有悖謬，則事關大體，是不可不深究的。

最后，附帶談一下田余慶先生的《論輪臺詔》（收入《秦漢魏晉史探微》[重訂本]）。據江湖傳言，辛先生初始的撰述動機，就是因田著而起，但辛對并世的田余慶實際上已相當客氣，倒是將戾氣釋放到早已是異代不同時的司馬光身上了。

田先生此文，我過去未曾細讀，這次因“制造漢武帝”公案才認真讀過。感覺分析細膩，確有史識，至少可作一家言，非辛著所能駁倒，其高明處，亦非辛著可及。田最突出的見解，并非對輪臺詔作為政治轉折標志的解釋，而是對武帝與太子兩條政治路線沖突的解釋，即突出了二者的政見之異，并將“巫蠱之禍”歸因于此。而這一點，我懷疑跟田先生所身歷的政治經驗和時代氛圍有關。須知道，田先生治學的年代，也正是官方最強調“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的年代，更何況他還曾被扯進“梁效”寫作組呢？請注意，我不是說田先生意圖藉漢武帝與戾太子之爭，來具體影射現實的政治矛盾，比如毛與劉或周、林的關系；我的意思是，在他們那一輩人，“路線斗爭”情結是深入骨髓的，田在闡釋武帝與太子關系時，若是自覺不自覺地融入了此類情結，那也順理成章。而田的處理，并未因此而超越史料的分際，正體現了他作為史學家有分寸的地方。

對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田先生以為有史識，有“歷史的深度”，而辛先生則以為“隨心所欲構建史事”。我當然要站到田先生一邊了。

（本文原載2016年3月13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