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何銘生（Peter Harmsen）,丹麥人，研究生就讀于臺灣大學歷史系，曾任法新社、彭博新聞社駐華記者，1998年-2009年在中國大陸生活、工作。2013年和2015年分別出版英文著作Shanghai 1937: 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和 Nanjing 1937: Battle for a Doomed City，前者于2015年由西苑出版社翻譯出版（《上海1937：法新社記者眼中的淞滬會戰》）。

應澎湃新聞私家歷史欄目之約，何銘生撰文回憶了那些促使他走近中國近代史的人與事：一個曾在日本軍隊服役的臺灣老人，一名四行倉庫保衛戰的幸存者，一位曾加入英軍對日作戰的丹麥商人，一份德國軍官指揮淞滬會戰的回憶資料……最后，他以一個西方人的立場，敘述了他眼中西方學界所關注和忽略的抗日戰爭。

本文原題為China’s War as History: A Paradox（《歷史學中的中國抗日戰爭：一個悖論》），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一個丹麥人的困惑

當我還是個小男孩時，有一本非常喜歡的漫畫書。那本書通俗地介紹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大約一百多頁，有簡單而令人回味的插圖和精煉的文字。這是一本美國出版的漫畫，所以特別關注美國在戰爭中的角色。該書描述中國的篇幅非常少，不超過一頁，這即便在當時也令我頗感驚訝。我聽說中國是個很大的國家，人口之多在世界上數一數二。我想，在整個戰爭中肯定有更多關于中國的故事。

隨著年齡增長，我開始對歷史產生更濃厚的興趣，但這個問題仍然在困擾我：為什么我們對二戰時的中國戰場知之甚少？盡管中國改革開放了，在世界舞臺上越發舉足輕重，但它在這場建構當代世界格局的戰爭中扮演的角色，在西方人的歷史敘述中始終缺席，除了一些很小眾的學術專著。

對我來說，這幾乎是個悖論:一方面，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受到許多關注；另一方面，二戰是一個引人注目的話題。二者合一的結果卻是:在西方大多數人的歷史觀念中，二戰中國戰場是一片空白。

在歐洲和北美，幾乎每一位受過教育的人都聽說過不列顛之戰、阿登戰役和柏林戰役。即便沒有完整閱讀過相關書籍，至少也看過電影和紀錄片。這些戰役的名字是流行文化的一部分，而且理當如此，因為它們是歷史上的里程碑。我們知道，現代歐洲是二戰的產物，如果戰爭呈現另一種結局，歐洲的命運也將截然不同。

相反，幾乎沒有西方人聽說過臺兒莊戰役、武漢戰役或長沙戰役。即便那些自詡廣泛涉獵二戰書籍、自認為熟悉二戰的人，也很少聽說過。中國的抗日戰爭在西方史學是一處空白，是1937年到1945年戰爭的巨大謎團中缺失的一個關鍵部分——盡管不認識中國的作用就無法從全局來理解這場戰爭。

例如，20世紀30年代中國領土動蕩不安，在這個重要背景下，美日爭端持續升溫，最終釀成了珍珠港事件，導致了兩國的全面戰爭。撇開中國就無法透徹理解1941年爆發的太平洋戰爭。同樣地，中國牽制了大量日軍，使其無法頑守太平洋島嶼，如果不考慮這一點，就難以解釋美軍在太平洋上的順利進展。

在1990年代的臺灣感受近代史

這些關于二戰的事實，在我學習歷史和社會科學的過程中逐漸清晰起來。在我大學畢業離開歐洲前往亞洲工作后，依然對二戰時期的中國保持濃厚的興趣。后來我進入臺灣大學歷史系攻讀研究生，在此期間，我盡可能多地去了解二戰中的中國。我還寫過一篇論文叫《抗戰時期的鄧小平》，其中一個重要的參考文獻是當時剛出版不久的《我的父親鄧小平》，是鄧榕為鄧小平撰寫的傳記。

那是1990年代，臺灣因其高科技產業而聲名大噪，在當代世界風生水起。而一些依稀與戰爭記憶有關的事物仍隨處可見：臺北有一條主干道被稱為“羅斯福路”；在西門町的麥當勞，你會看到一些老兵落寞的身影——他們仿佛被這來去匆匆的摩登世界落在了后面，只是望著外面的繁華街市，晃動手中的咖啡。有時那些戰爭中大人物的名字還會現諸報端，比如住在紐約的宋美齡，或者“蔣夫人”，比如“少帥”張學良，他們都已年近百歲。想想這些在戰前、戰時的各大事件中都站在權力頂端并且舉足輕重的人，那時仍與我們同在一個世界上，就足以令人驚奇不已。

1990年代中期，我還曾跟隨臺灣旅游團參觀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同行的臺灣人大都已經退休并且經濟寬裕，懷揣著“世界那么大，還想去看看”的渴望。其中有一位上了年紀的紳士，曾在臺灣還是日本殖民地時被迫加入日軍。他講述了自己如何被發配至太平洋基地執行最為危險的任務——突破敵人的炮火封鎖或者穿越雷區。因為他來自臺灣，日本軍官便將他視若草芥。老人還對旅行團里一位年輕的美國成員說：“如果你的爺爺槍法再準一點，今天我就無法站在這里了。”

1990年代，當然，也是“后冷戰時代”。根據一位二戰歷史學家的觀點，那段時期最有趣的變化是人們對蘇德戰爭的興趣突然變得濃厚。在此之前，西方史學家對東部戰線關注甚少，但是隨著蘇聯檔案的解密，二戰史學開始書寫新的篇章。

令人惋惜的是，中國在日益增多的西方二戰主題作品中依舊未見蹤影。德裔美國歷史學家格哈特·溫伯格（Gerhard Weinberg）在其1995年出版的經典之作《劍拔弩張的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戰史》（A World at Arms : A Global History of World War II）中寫道:“中日之間那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仍有待英語世界的歷史學家解讀。”

法新社記者筆下的淞滬會戰

1998年，我從臺灣前往大陸，成為一名駐外記者，一直在那里待到2009年。在那短短11年里，我親眼目睹了太多變化，余生恐怕再難見到這樣的情形。一方面我在努力跟上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和現代化的步伐，另一方面我仍對中國的悠久歷史保持濃厚的興趣。作為一個報道時事新聞的記者，我試著將有關歷史的題材融入我的工作中。

2008年，何銘生（右一）作為法新社駐華記者參加記者會。

2005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紀念時，我有幸采訪了一些中國的退伍老兵和幸存者。我采訪過一對在戰爭初期便逃往重慶并在那里定居的夫婦，采訪過一名逃出香港并在中國西南加入空軍的飛行員。最難忘的是，我參觀了1937年四行倉庫保衛戰最后一位幸存老兵的家。

他的名字叫楊養正，那時已經90歲了。在當地政府官員的協調下，我被帶到他位于重慶郊區的陋室。盡管他已年邁，卻體格健碩，你能夠想象他在年輕時一定是位令人敬畏的戰士。他參與過抗日戰爭中的一場標志性戰役，但他從未借此吹噓。即使和他關系最為親密的鄰居們同樣不知道一位真正的英雄就住在隔壁。不過，當鄰居們了解楊的經歷后你能馬上感受到他們的敬意，這是那場戰爭仍在影響當代中國人的一個證據。

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我決定寫一本關于中國戰場的書。這樣一段重要歷史，西方讀者卻不知曉且無據可考，實在不合常理。我最初的目標是介紹1937年至1945年整個戰爭歷程，不過我很快意識到，對于這場宏大龐雜的戰爭而言，即使寫500頁甚至更長，也只能觸及皮毛。然后，我決定寫戰爭的頭半年，即從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寫到當年12月份南京淪陷，但即便是這個目標也顯得不切實際。因為其中涵蓋的主題、事件的地理范圍和涉及的形形色色的人物都太過復雜。

我最終選擇了淞滬會戰。這看上去是一個完美的主題。它清晰地劃定了時空范圍。它始于1937年8月中旬，隨著中國軍隊的撤退而終于11月初。空間范圍集中在上海及其周邊地區，這樣我筆觸就沒必要涉及整張中國地圖。重要的是，這場戰役充滿了具體的、充滿戲劇性的有關英雄主義和自我犧牲的故事——當然都比不上四行倉庫八百壯士的可歌可泣。

但真正促使我把淞滬會戰作為書本題材的原因是:上海是一座世人皆知的城市，不管是在1930年代還是今天，它都是一個標志性的國際都市。即便那些無法從地圖上辨認出上海的人也聽過上海這個詞。然而，即便在上海工作和生活的西方面孔很多，也只有極少數人意識到這是二戰初期的一個喋血戰場。對我來說，這就是整個“中國戰爭悖論”：上海在中國抗日戰爭中是一個重要的戰場，就像中國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一個重要部分一樣，但這些只有少數學者知道。

我開始著手尋找關于這場史詩性戰役的原始史料，隨即發現史料并不匱乏，而且多得很。主要資料當然是從中國大陸和臺灣挖掘，日本和美國也有。然后，還有一個特殊的地方是德國，我從沒想到居然能在那里找到寶貴且關鍵的信息。

我從這些資料中發現，中國在淞滬會戰中曾得到一伙德國顧問的幫助，顧問團的大部分人員是一戰的退伍老兵。為了更多地了解這些顧問，我在2011年夏天前往位于德國弗萊堡的軍事檔案館查檔、請教，還閱讀了一段由回國后的德國軍官所寫的關于上海戰役的“機密歷史”。那真是一種奇妙的感受，我身處黑林山附近，那是整個德國最“德國”的地方，研究著曾經發生在地球另一端的戰斗。這也是一個提醒，那場戰爭是世界性的，歷史學家也應該以世界性的目光來看待這些事件。

我的兩本關于淞滬戰役和南京戰役的英文書相繼出版后（Shanghai 1937: 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Philadelphia and Oxford: Casemate, 2013 和 Nanjing 1937: Battle for a Doomed City. Philadelphia and Oxford: Casemate, 2015），一些戰爭親歷者開始聯系我。我曾收到過來自一位美國老先生的長信，分享他兒時在上海日占區生活的回憶。盡管那時他還小，無法理解周遭發生的事情，但他還是本能地感覺到日本兵代表著危險，便刻意回避他們。

現在已經是21世紀的第2個10年，在采訪那些有戰爭親歷者的過程中，我的緊迫感與日俱增，因為人數每年都在減少。我和一位在1940年代游歷過日占區的丹麥商人有過一段有趣的對話，他告訴我他坐船抵達大連港時，看到了在貨物之間走來走去的日本士兵：“他們身材矮小，扛著重槍。如果哪個中國人不趕緊挪開，他們就扇他耳光。他們給我留下了非常惡劣的印象。”幾個月后，那個丹麥商人就參加了與日軍作戰的英國軍隊。

請西方學者別再寫“飛虎隊”了

隨著《上海1937》被譯成中文，我有幸在中國參加了幾場學術會議。這些會議使我大開眼界，感受到了那段歷史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它是中國學術領域對該段歷史的研究日趨成熟的標志，會議主題不限于軍事、政治等核心領域，還延伸到了抗戰時期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話題。

最令我感興趣的是，臺灣歷史學者總是會出席中國大陸的抗戰研討會。雖然海峽兩岸的學者有著不同背景，他們卻說著相同的語言——不僅僅是普通話而已，而且是具備現代科學理念、立場客觀的歷史學家的語言。基于這樣的共同點，他們現在有機會優勢互補，共同來解開二戰中國戰場的謎團。值得一提的是，因為重要的戰時文獻分存于海峽兩岸，兩岸學者進行合作并進行有價值的對話就顯得格外重要。

同時，西方史學家越來越多地開始參與在中國舉行的相關活動。這是一個重要的變化，它加強了不同國家學術團體之間的交流，更關鍵的是，它有助于中國從全球背景出發來研究二戰，有助于確立中國在反法西斯同盟中應有的地位。

即便如此，歐洲中心論者依然主要依靠西方的學術方法來研究中國抗日戰爭。舉個典型的例子：中國戰場被西方歷史作家和出版行業描述最多的無疑就是美籍志愿飛行隊的歷史，又稱“飛虎隊”。不是說飛虎隊的故事不重要，它在二戰中確實有應得的地位，但是在這場參戰人員以數百萬計的戰爭中，它受到的關注度已經遠遠超出了其實際作用。

也許西方人應該改變態度了。我們曾經只對影響我們自己歷史進程的中國歷史感興趣。不僅是在二戰史學中如是，對中國全部歷史而言更是如此。比如，研究清朝的西方學生極為感興趣的，總是清朝統治者、清朝社會和西方在軍事沖突、貿易、技術移植等方面是如何交流的。

人類有一種天性，只對影響自己最大的事情感興趣。歷史學家沒有義務要超脫于天性。事實上,它有時是可取的,因為歷史學家在熟悉的領域進行研究往往能有更多建樹。但是它也可能使人變得眼界狹隘，以為自己的觀點就是最重要或唯一有價值的觀點。

因此我希望隨著西方歷史學家對中國在同盟中的作用日益感興趣,他們將不再僅關注中國戰場里那些和自己國家相關的方面。比如，再寫一本關于“飛虎隊”的新書已經沒有那么重要了，相反，西方的歷史學家可以將時間精力花在那些我們尚不熟悉的領域，例如戰爭后期發生的常德戰役、衡陽戰役等。

要想讓西方對中國抗日戰爭的關注達到如此細微的程度是完全可能的。正是西方歷史學家對蘇德戰爭的研究讓我們看到了這種可能性。蘇聯檔案公開后，西方學術界在此基礎上開始研究蘇德戰爭的各個方面，二十年后，該領域的研究已成熟到了驚人的水平，一個世紀前還鮮為人知的戰役，如今卻已被詳盡地進行了研究。

我相信,在未來幾年，隨著大陸臺灣的學者交流日益密切，隨著中國學者與西方同行有更多合作，二戰中的中國戰場作為西方學界的一個研究領域，將會達到同樣的成熟水平。過一二十年，如果看到有若干本英文著作專門研究武漢戰役，我想我不會感到驚奇了。也只有到了那個時候，中國在這場人類史上最宏大的戰爭中扮演的角色才能被人們知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