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減”政策出臺后，很多人認為今后的教育改革將對標德國，尤其是在職業教育方面，德國培養出了大量的優秀技術工人，并通過職業教育促進收入代際向上流動，成果顯著，幾乎是全世界的標桿。

然而，你可能不知道，德國新修訂的《職業教育法》，也暴露出其近年來出現的一些困境和問題，這又給當前我國的職業教育發展帶來哪些新的啟示？

文、編  |  玉關虎竹

前不久，湖北日報有篇文章發布了一個所謂的“武漢打工人工資段位”：在武漢，研究生及以上學歷的人，月薪中位數是11000多元，本科生的中位數是7100多元，而職校出身只有5400元，薪資水平墊底……

這赤裸裸地暴露了當下國內職業教育的尷尬現實。

近年來，職業教育已越來越為國家所重視。習總書記在對職業教育做出重要指示時強調，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職業教育前途廣闊、大有可為。這無疑給當前我們的職業教育發展注入了一針強心劑。

然而，若廣大學子缺乏前景廣闊的上升通道，家庭焦慮和社會焦慮便難以消除，職業教育受認可度較低的局面也難以改變。

理論上來說，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屬于兩種不同教育類型，應當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然而現實情況是，幾乎沒有家長愿意讓自己的孩子成為被分流的那50%。浙江省某位特級教師曾半開玩笑地評論：職高學生和普高學生最大的區別是，普高的學生都是昂頭走路的。

職高學生為什么不能昂頭走路？為什么德國的職業教育成為世界的標桿？

01

德國經驗：“為每個人提供培訓機會”

以制造業聞名于天下的德國在教育方面很有一套。這個從“二戰”廢墟上迅速崛起的西方國家探索出了一條特色“教育+職業”之路，在促進收入代際向上流動方面成果顯著。

德國有著高度認可和接納技工型人才的社會氛圍。早在德國宗教改革時期，馬丁·路德便提出“職業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做好本職工作便是服從上帝的安排”，這種“天職”觀念深刻地影響著德國人民的職業觀念和工作態度。

再加上近代實用主義思潮的影響，德國人十分注重產品質量及其實用性。

此外，學徒制源遠流長，甚至可以追溯到中世紀。作為高級技工的“師傅”，不論是個人聲望還是社會地位都很高。

德國教育分流體系完善，依據科學且路徑暢通，不以考試成績作為教育選拔和分流的唯一標準。國家沒有統一針對各級各類學校的升學選拔考試，一般情況下，學生只需根據自身的學習興趣向對應學校提出申請即可。

比如小學升中學，以小學成績、教師鑒定、家長意見及學生志趣等因素為依據，把學生分流到主體中學（一般職業教育，4-5年學制）、實科中學（高等職業教育，5-6年學制）、文理中學和綜合中學。

在德國教育發展中，各利益主體都十分重視基于雙元制職業教育來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聯邦政府提出了“為每個人提供培訓機會”的口號，通過系列法案，制定了統一的職業教育和培訓質量、方式、內容等要求和標準。

德國的職業學院以“實踐”為導向開展教學。根據《職業學校框架協議》，拿出1/3的時間開展基礎課程，2/3的時間開展職業課程教學，并配備有2年以上工廠實踐經歷的一流專業師資，保證職業教育質量。

社會企業則安排24歲以上業務精湛且獲得“師傅”頭銜的實訓教師對學生開展培訓，帶領學生在企業真實環境下進行專業實踐，幫助他們迅速提高實踐能力和操作水平，免收培訓費，并為受訓者提供平均為熟練工人起薪1/3的生活津貼。

種種舉措之下，德國教育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我們可以看看2020年全球社會流動性的“七國集團”指標排名：

▲來源：《教育評論》（期刊）

02

政府被批“學術化妄想”？

看起來，職業教育對標德國，以德國為樣板，很有借鑒價值。

然而，近年來一個令人驚訝的事實是，在歐洲高等教育一體化的背景下，德國職業教育也面臨著生源不足的問題，其傳統職業教育理念正在遭受沖擊。

根據德國《商報》的報道，截至今年7月，德國聯邦就業局共登記了40.4萬名學徒工作的申請人，這個數字比去年減少了3.5萬。

近十年來，德國人口結構變化所導致的專業勞動力短缺和數字化時代對人才培養提出的新挑戰，成為德國職業教育改革面臨的重要議題。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體系的不斷擴張也對德國職業教育發展產生了沖擊。

德國《世界報》認為，教育學術化是導致專業技術人員缺口的重要原因之一。對于很多人而言，獲得一張高校畢業證書往往意味著更好的職業選擇。

2018年12月18日，德國對《職業教育法》進行了1969年實施以來的第二次修訂。在新修訂的《職業教育法》中，德國政府提出 “建設高等職業教育”的基本理念。即在職業教育領域的職業進修階段建立等價于高等教育的職業教育結構。其目的是 “發出職業教育和學術教育等價的政治社會信號”，以期提高職業教育地位。

面對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沖擊，德國新《職業教育法》設置了高等職業教育三級學位，采用 “職業學士” 和 “職業碩士” 學位名稱，以期提升職業教育的吸引力。其中暗含兩個層次：一是職業教育接軌學術化高等教育；二是德國教育接軌以美英為代表的盎格魯-薩克遜國際教育體系。

然而，新《職業教育法》的出臺引發了相關專家與學者的抨擊。有學者用“學術化妄想”來加以批評。

誠然，新法采用學士（Bachelor）和碩士（Master）等表述似乎能夠提高高等制約教育學位在全社會的認可度。但是，這一名稱是在模仿高等教育學位，并不能從本質上提升職業教育的價值。相反，容易導致對職業教育中實踐部分的忽視，甚至與學術學位相混淆。

德國工商技術科學及教學協會和聯邦電子、信息、金屬和交通技術協會明確表示，新修法案中含有本碩名稱的職業學位是“無用的升值”。他們建議完全放棄使用“職業碩士”這個名稱，因為該名稱 “并不能凸顯職業形象”，反而表現出一種 “釋放學術信號但又達不到學術碩士水平” 的狀態。

借鑒盎格魯-薩克遜的學位制度，也與傳統的職業體系發生沖突。例如：德國手工業總會認為，現有職業稱謂 “師傅”在手工業行業中具有重要地位，不能被新的學位名稱所排擠或代替。

可見，職業教育地位的提升，在今天的德國也成為了一個難解的問題。

03

打通上升通道

布局工業4.0

從某種意義上看，德國新《職業教育法》的出臺是一種妥協。發展職業教育，核心一定是提升其自身的吸引力。若非如此，職教和普通高等教育的地位始終是不平等的。

因而，中國在借鑒德國這個“尖子生”時，還必須有所取舍，規避一些已經出現與未來可能會出現的問題。總而言之，我們的職業教育改革仍需把重心放在“打通上升通道”上，為青少年的人生發展提供更多的選擇和可能。

職業教育的重點在于培養職業技能，人才能否最終掌握符合企業發展需求的技術，才是培訓結果最好的檢驗。值得欣慰的是，近年來國內的職業教育已有特色化的探索。

以江西贛州南康區為例。這里素有“木匠之鄉”的美譽，聚集了大批家具企業。但隨著家具產業升級，這些企業面臨相關人才緊缺的局面。江西環境工程職業學院看到了機遇，與南康區政府簽署協議，共建南康家具學院，打造產教融合培訓基地。

這種合作模式下，學校的學生還未畢業，基本就被企業“預定”。

像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如在安徽安慶，校企共建生產性實訓基地、開辦“工學一體”訂單班等，辦學新模式層出不窮；在福建福州，福建船政交通職業學院經濟與管理學院與盛豐物流集團合作，建設校企綜合實訓基地培養對口的人才。

職業教育不靠學歷接軌高等教育，而靠就業保障、收入提升以及技術門檻的提高，這或許才是避免“學術化妄想”的應有路徑。

值得一提的是，德國作為全球性制造業強國，面臨人工智能與數字化的沖擊，也并沒有做好充足的準備與升級。

“工業 4.0”時代，市場對人才知識結構的廣度、創造性、復合性提出更高的要求。在越來越快的技術結構變化步伐中，許多特定職業技能在勞動力市場的更新迭代中都不再被需求。

同時，隨著智能自動化、集成化技術更新速度加快，技術技能型人才的技術水平和層次需求也隨之提高——然而，德國雙元制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的知識結構和層次結構還無法滿足當前技術發展水平的需求。

未來，勞動者從簡單的操作執行的角色，更多地向決策者、維護者、監督管理者等角色轉變，這種轉變需要更深厚的理論知識、系統的專業學習以及設計決策能力等作為保障。

而這個嶄新的時代，并不會留給我們太多所謂“轉型”的時間。從此刻起，我們的職業教育發展，便需要往全面數字化方向布局。

應對“工業 4.0”浪潮，職業教育除了培養學生一般的綜合能力和通用能力，還應培養勞動者更多的關鍵能力，例如創新能力、可持續性發展能力、信息技術應用能力、多種語言的溝通和閱讀能力、動手操作能力等。同時，須根據企業用人崗位需求以及社會發展新動態及時進行調整與變革。

▲參考文獻：

1．德國以教育發展促進收入代際流動性提升的經驗及啟示，《教育評論》；

2．德國《職業教育法》修訂的新動向及其爭議，《比較教育研究》；

3．“模范生”德國的職業教育正在走進死胡同？界面新聞；

4.“工業 4.0”背景下德國“雙元制”人才培養的挑戰與應對，《大視野》；

5．人民日報相關報道及網絡公開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