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蘭在國際教育界“稱王”已久。在PISA測試（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中，芬蘭多次居全球首位，即便后來被其他國家超越，但是也始終在前十。

多年來，不同國家的教育工作者都想一探究竟芬蘭教育的魅力究竟何來。只是這么多年，有關芬蘭“教育奇跡”的話題始終是“局外人”在討論，那么真正的芬蘭人到底如何看待芬蘭教育，芬蘭教育究竟神奇在哪里？

今天，我們透過一戶芬蘭家庭，聽四代人講述自己的學校生活經歷，或許可以借此一窺芬蘭教育的發展本質。

文 | 林若惜

編 | 玉關虎竹

01

20年代，只有1/3的農村孩子能上學

1926年，6歲的達依多·維薩拉（Taito Vesala）開始念書，第一年上的是一所流動學校，秋季上了兩個禮拜的課，春季又上了兩個禮拜的課；之后又上了四年小學，他所接受的學校教育便就此停止了。

1921年，芬蘭制定了《義務教育法》，目標是所有兒童達到小學課程綱要的要求。在四年級的學業完成之后，成績達標、家庭有經濟能力的孩子可申請就讀于文法學校。

那時候，芬蘭學校使用的4-10分評分體系，每年為學生總評兩次，10分是滿分。評分的依據是測驗和課堂表現。

就在小學四年級畢業考試前，達依多還在和老師的侄女比賽，看誰能考班級第一。盡管達依多成績很好，老師也非常希望他能繼續念書。可是因為家里窮，他必須干活掙錢養家。于是他小小年紀就步入社會，先后做過很多種工作，當過警察，也做過房地產中介。用他自己的話說：“小學畢業以后，我全部的教育就都來自于生活這所大學。”

20年代的芬蘭剛剛贏得獨立不久，是一個基本以農業為主的“窮國”，此時的達依多是全家第一個受過正規教育的成員。但是，由于歷史因素，芬蘭在1543年成為路德會教徒，如果不識字就不能結婚，結婚前必須要會讀ABC的書或者十誡等，才能拿到結婚許可證。所以到十九世紀90年代，雖然很多人沒上過學，也不會寫字，但是96%的芬蘭人都能閱讀，芬蘭人愛好讀書的傳統也一直被保留下來。

02

50年代，教師改革推動教學水平提升

1956年，達依多的兒子亞樂莫·維薩拉（Jarmo Vesala）開始在赫爾辛基讀書。

早在他入學前的1948年，芬蘭就頒布了關于學校餐飲的法律，規定市政府必須為在校學生提供一周六頓（當時一周七天只有周日休息）免費午餐。他入學兩年后，芬蘭頒布了《小學法》，將原來的義務教育年限增加了兩年。

此時的芬蘭，依舊實行雙軌分流制，75%的學生小學畢業后，進入公民學校，學習2-3年后則申請進入職業技術院校，學習應用知識和職業技能，成為體力勞動者；另外25%的學生完成小學教育后進入文法學校（私立為主），學習理論知識和多語言訓練，這樣的學校一般設在大城市并收取學費，只有社會背景優越的家庭才有能力把孩子送進文法學校，而這是當時唯一通往高等教育的途徑，賦予他們從事高收入的管理工作。

那時候，亞樂莫跟自己的父親一樣，也面臨的是4-10分制的評分政策，唯一的口試是唱歌考試，每個學生必須輪流站到全班面前唱歌。由于經濟因素影響，亞樂莫還是早早就步入了社會，跟自己的父親一樣先后從事了很多工種，截止退休前，他是加油站的老板。

就在亞樂莫讀書的年份，芬蘭開始了教師改革政策。1965 年，芬蘭教育部成立“教師培育改革委員會”，提出師培基本方針，定位教師的角色為生活輔導者與學習引導者，而非信息傳遞者，同時，教師必須藉由進修提升教學質量，維持專業水平。

教師改革政策自上世紀60年代開始實行以后，不斷完善和改進。在芬蘭，教師選拔有嚴格的考核政策，除了嚴格的學歷要求，還要考核選拔那些真正有才能、有熱情的人來擔任這個職位。

在芬蘭的學校，一般情況下老師一天花4個小時教課，其他時間用來備課，這樣老師就能有更多注意力關注孩子。芬蘭老師的收入也相當高，而且很合理，工作條件也不錯。這使得教師成為芬蘭大學生最向往的職業，超過醫生、律師和建筑師。

為了驅動教師的工作熱情，芬蘭的管理方式堪稱獨特，芬蘭著名教育家帕斯·薩爾博格（Pasi Sahlberg）曾表示：在很多國家，校長和教師之間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關系，教師必須完全按照校長的指示執行，沒有太多發言權。在芬蘭，我們強調弱化教育中的領導力。在芬蘭，學校就像一個足球隊，校長是教練，教師們是要去贏比賽的隊員。在學校的組織結構中，淡化校長和教師之間的分界，鼓勵教師們主動去嘗試新事物，從錯誤中學習，成為更好的教育者。

教師們擁有這樣的工作環境，才能在強烈的教育使命召喚下，把課堂看作挖掘每個孩子最大潛能的地方，切實提高教學水平。

03

70年代，綜合學校走向公平

1972年，亞樂莫的兒子亞里·維薩拉（Jari Vesala）開始上學讀書。

這一年，剛好是芬蘭開始推行綜合學校體系的開始。改革以九年制綜合學校，取代了小學加文法學校的傳統體系，綜合學校分前六年的低年級階段與后三年的高年級階段。年滿7歲的兒童即可進入綜合學校學習，一般為9年制，學生在15-16歲之間畢業以后，可以選擇去職業學校，也可以選擇就讀普通高中。

綜合學校改革是芬蘭教育改革最關鍵的一環。正是這一舉措，從此讓芬蘭教育走向平等。

有錢人家的孩子和工人階級家里的孩子可以坐在同一個教室上課。學校不收學費，所以教材也都是免費的，從小學到中學所有孩子在學校食堂一起享用健康校餐。所有孩子都享有醫療照顧，包括牙醫，他們的學習過程還獲得老師的支持和心理輔導。

與此同時，國家逐步完善免費醫療政策，政府提供低價住房，為鼓勵父親多負擔子女照顧責任，有法定父親陪產假，免費或高額補助幼兒園等種種措施，來讓家長提供對兒童教育的支持。

上述教育家薩爾博格在自己的書中提到，貧富差距影響的絕對不只是消費能力和購買力，提升社會的公平正義也能提升教育素質，“財富分配和學習成績之間有一定的聯系，一個講究公平的社會，學生的學習成績更好。”

而被稱為“芬蘭現象式教育第一人”的芬蘭著名教育學專家克里斯蒂·隆卡(Kirsti Lonka)在總結芬蘭教育的優勢之時也表示：“孩子從7歲一直到15歲都接受一樣的教育，大家都有免費的午餐，不管是富人、窮人、移民，還是那些有特殊需求的學生都在同一個教室里學習。在芬蘭非常注重平等，沒有資優教育；在芬蘭沒有私利學校，利用學校賺錢是違法的，因為所有學校，甚至書本都應該是免費的，一直到15歲，這一點很重要。”

真實情況也就像亞里說的，“那時候，就讀綜合學校是自己接受教育的唯一選擇”。

04

21世紀，主題教學讓每個人更加享受生活

2013年，亞里的小兒子達度·維薩拉（Tatu Vesala）開始入學。

就在第二年，芬蘭更新國家課標，要求學生具備七項廣泛的基礎能力。

1.思考與學習的能力；

2.文化素養、溝通與自我表達能力；

3.自我照顧和日常生活的管理；

4.識讀多種文化的能力；

5.信息和通信技術能力；

6.工作生活與創業精神；

7.參與、影響和構建可持續發展未來的能力。

2016年，芬蘭再次出臺新核心課程綱要，鼓勵突破課程間的學科界限，倡導開展跨學科學習，積極實施“主題教學”，淡化知識教育。

這些“主題”有可能是針對小學低年級學生的“自然界里的水”“空氣與火”，或者針對中學生的“歐洲難民潮”“社會人口老齡化”“高科技對生活的影響”，等等。

評分體系已經從數字等級評分轉向了字母等級評定。達度迄今為止得到的評估都是用字母表示的。達度自豪地說：“去年春天，我在進階德語測驗中得了個A。我的課堂操行是B，不過學習積極性是A+。”

學校不再有考試，學校的理念是不關注和他人的競爭，而關注每個人都能有美好的生活，并享受他們的生活。

達度在二年級開始學英語，從四年級開始學德語，根據新的核心課程教學大綱，六年級之后他就要開始學瑞典語了。也就是說，在學校的六年時間里，達度將學習三門外語。因為芬蘭人口少，面積小，作為小國要跟其他國家展開經濟貿易合作，必須學習其他國家的語言文化，所以芬蘭始終重視語言教學。

而透過語言學習也會看到，芬蘭一直以來都極為重視教育，就像是上述教育專家克里斯蒂·隆卡說的：”我們沒有自然資源，我們不富有，沒有金礦、沒有鉆石、沒有礦產，也沒有石油，唯一可以開發的就是教育。”

今天，來自全球各地的教育專家都在探討芬蘭的“教育奇跡”，期望能夠在自己的國家復制。維薩拉一家四代人的故事讓我們看到，芬蘭的學校教育100年來不斷推陳出新，但是并不僅僅是教育政策的改革，還有歷史因素，社會政策的推動等。

如同帕斯·薩爾博格所言，“很多人來芬蘭學習研究芬蘭教育的時候都沒有認識到，芬蘭高度公平的教育系統并不完全歸功于教育因素。但這個奇跡更多的是社會政策帶來的，而不是教育政策。芬蘭教育的成功并不僅僅是學校的功勞，教育更像是整個社會的計劃，比如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社會對家庭和孩子的早期支持，以及對于女性從政從商決策的肯定，這些都是芬蘭教育成功的隱性因素，才讓它有了今天的成績。”

也許芬蘭教育確實不容易復制，因為這是整個芬蘭的行為方式決定的，但是至少我們可以透過芬蘭教育的變革來發現教育的精髓，就像英國創造力研究專家肯·羅賓遜(Ken Robinson)表述的那樣：對個人來說，教育的目的是幫助人們學習周圍世界并發現自己的內心世界。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