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契美尼德帝國（公元前530—前330年），也稱古波斯帝國，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世界性帝國。該帝國以伊朗西南部的法爾斯省（Fars）為中心，疆域囊括了從印度河谷到地中海沿岸、從歐亞草原到尼羅河上游之間的廣大地區（圖1）。

古波斯帝國雖為古代文明的集大成者（圖2），但由于意識形態和學術傳統等方面的原因，其歷史長期被忽視。直到20世紀80年代，阿契美尼德帝國才逐漸成為獨立的研究對象，其中一個重要問題是如何正確理解帝國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本文即以阿契美尼德時期的中亞為例，探討古波斯帝國與中亞的關系。

圖1 波斯波利斯浮雕，公元前6-前4世紀。圖像展示的是波斯國王坐在王座上聽政的場景。（圖片來源:Schmidt1953, OIP68, pl.98）

圖2 古波斯王室風格的酒器（金、銀、水晶、玻璃）（圖片來源：Curtis&Tallis,Forgotten Empire, p.105, fig.45）

公元前6世紀末，中亞被納入阿契美尼德國王的統治下，成為帝國的重要組成部分。巴克特里亞（Bactria，今阿富汗北部、烏茲別克斯坦南部、塔吉克斯坦南部）、索格底亞納（Sogdiana，今烏茲別克斯坦中部和中南部）、花剌子模（Chorasmia，今烏茲別克斯坦北部和土庫曼斯坦北部）、帕提亞（Parthia，今土庫曼斯坦西部和伊朗東北）、亞里亞（Aria，今阿富汗西部）、赫卡尼亞（Hyrcania，今伊朗東北部、里海東南部）、阿拉霍西亞（Arachosia，今阿富汗南部）等地區成為阿契美尼德帝國的行省，并且第一次出現在歷史文獻中（圖3）。古波斯帝國解體后，中亞迅速崛起，國家、城市、復雜的書寫體系、官僚系統、貨幣制度、視覺藝術和紀念性建筑等紛紛出現。有些中亞王國隨后還發展成為龐大的區域性帝國，如興起于土庫曼斯坦的帕提亞王國（Parthian Kingdom，前247—224）以及印度—伊朗邊界的孔雀王朝（Maurya Dynasty，前324/2—前185）和貴霜帝國（Kushan Empire，約公元1—3世紀中期）。中亞開始真正成為東西方交往的橋梁，途經中亞和伊朗的古代絲綢之路，亦在此時雛形方成。

圖3 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國地圖（公元前6-前4世紀）（圖片來源：?吳欣）

面對中亞所創造的歷史奇跡，人們不禁發問，究竟哪些因素促成中亞在短時間內的“爆發”？是本土因素自然發展的結果，還是受外來因素——諸如古波斯帝國甚或亞歷山大帝國——的催生與促動？近年來，隨著對亞歷山大大帝研究的持續深入和新考古材料的不斷出現，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無論在政治策略、國家管理還是個人行為方式上，亞歷山大大帝都是以古波斯國王為典范來統治的。2012年發表的古巴克特里亞阿拉米語管理文獻（Aramaic Documents from Ancient Bactria，簡稱ADAB），其中有一篇紀年為“亞歷山大七年”的文書，該文書所反映的管理程序、公務人員稱呼、日歷和度量衡等，完全承襲阿契美尼德王朝。如果沒有紀年，我們會誤以為它是古波斯帝國時期的文書。絕大多數學者認為，古波斯帝國的統治對中亞和周邊地區后來的王國乃至帝國都有著巨大影響，但這種觀點主要建立在對阿契美尼德帝國的整體認知基礎之上，至于阿契美尼德時期的中亞到底是怎樣的狀態，我們并不清楚。另外，關于古波斯帝國的統治究竟在何種程度上影響當時中亞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學術界依然存在激烈爭論。

近年來，隨著對波斯波利斯埃蘭語（Elamite）管理文書的進一步釋讀，ADAB的發現和出版，以及中亞考古研究的新進展，我們有了更多關于阿契美尼德時期中亞的材料，為重新考察這一時期中亞的經濟社會生活提供了可能。

一、前阿契美尼德時代的中亞

理解古波斯帝國與中亞的關系，必須溯源至前阿契美尼德時代，分析中亞在古波斯人到來前后的發展路徑及其變化。有關前阿契美尼德時期中亞歷史的文字記載，主要來源于古典史學著述，但是，這些文獻材料不但支離破碎，涉及的地域范圍很小，而且疑點重重、難以憑信。慶幸的是，近年來這一地區的考古發掘，為揭開古代中亞的神秘面貌，提供了彌足珍貴的材料。

圖4 木鹿綠洲（土庫曼斯坦南部）中的青銅時代(約公元前2500-前1800年)城址（圖片來源：?Margiana Archaeological Expedition）

在過去二三十年里，考古學家在中亞發現了大量青銅時代的遺存，首次認識到中亞也是人類文明的最早發源地之一（圖4）。中亞在公元前三千紀中期與印度河谷、伊朗高原和兩河流域存在廣泛而密切的聯系，共同構成了人類歷史上最早的環亞洲和地中海商業網絡。考古材料顯示，在公元前兩千紀中期，該商業網絡衰落，中亞進入早期鐵器時代（約前1500—前1100年）。但對此后1000年左右的中亞歷史，從物質文化的角度上，我們幾乎一無所知。最近十多年，隨著對中亞鐵器時代重要遺址的發掘，我們獲得了一些關于阿契美尼德帝國之前中亞社會的信息。這些遺址包括土庫曼斯坦南部的烏魯格臺培（Ulugdepe）、烏茲別克斯坦中部澤拉夫善河谷（Zarafshan Valley）的考克臺培（Koktepa），以及烏茲別克斯坦南部蘇爾漢河谷（Surkhandarya Valley）的班迪汗綠洲（Bandikhan Oasis）和詹達烏拉臺培（Jandavlattepa），其中，目前最重要且我們所知最多的當數烏魯格臺培遺址。

烏魯格臺培遺址位于今伊朗與土庫曼斯坦交界處，坐落于科佩特—達格（Kopet-Dagh）山脈東側靠近山腳的沖積平原上，即古代馬爾吉阿納（Margiana，今土庫曼斯坦南部的木鹿地區）和帕提亞的交界處。

烏魯格臺培的紀念性建筑包括一個被稱為“衛城”的建筑，佇立在由夯土塊建成的兩層平臺之上，占據著整個遺址的制高點。此外，倉庫、宮殿和一座大宅，均坐落在由泥磚和大塊夯土建成的平臺上。衛城平面為方形，邊長約40米，整個外墻立面由馬面和壁龕交互裝飾，墻面上還有細長的箭孔型結構，穿透墻體，兼備防御、裝飾和采光功能。相對于中亞鐵器時代其他遺址而言，烏魯格臺培規模宏大，內部建筑分布密集、大小各異，且分區明確，顯示了社會階層的分化。這些特征表明，烏魯格臺培已經具備城市特征，其衛城除了實用功能外，很可能還扮演著權力象征的角色，宣示烏魯格臺培的首領對周圍土地的控制權。

考克臺培遺址從早期鐵器時代延續至希臘化時期，即公元前兩千紀中期至公元前3世紀。從該遺址向南約35千米，即后來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城市撒馬爾罕。該遺址的發掘者拉賓（Claude Rapin）和伊薩米季諾夫（Muhammadjon Isamiddinov）認為，在公元前13世紀至前8世紀，該遺址已經具備“原始城市”的特征，到公元前7世紀或公元前6世紀，考克臺培的社會生活再次發生巨大改變。人們在遺址中部修建很大的平臺，在上面建起兩個帶有防御功能的大庭院，院內分別駐有早期經濟政治機構和宗教機構。這些建筑暗示，當地可能已經存在強大的管理機構和政治實體。

總體來看，在波斯人到來之前，中亞局部地區似乎已經處于國家雛形階段，一些地區性中心如烏魯格臺培、考克臺培和班迪汗已經存在，但到目前為止，尚無確鑿證據顯示國家結構在前阿契美尼德時期確已存在。雖然烏魯格臺培已經具備明顯的城市特征，其對周邊地區的控制也表明國家雛形業已初顯，但是，它在波斯人到來之際已經衰敗。另外，考古資料并未顯示，在阿契美尼德統治之前巴克特里亞特別強大和富庶。也就是說，在前阿契美尼德時代，雖然中亞地區可能開始出現城市，但只局限在個別地區，國家尚未真正形成，更無證據顯示該地區已經出現書寫體系、官僚系統、貨幣制度等國家治理工具。那么，進入阿契美尼德時代，中亞是否發生了轉折性變化？若是，這些變化又體現在哪些方面？哪些因素促成了這些變化？這些因素是否與阿契美尼德帝國在當地的統治有關？

二、阿契美尼德時代的中亞

回答上述一系列問題，首先要考察阿契美尼德帝國在中亞留下了何種歷史印記。遺憾的是，長期以來，中亞地區發現的阿契美尼德時期文獻材料僅限于兩塊埃蘭語管理文書的泥板殘片，上面保存的只言片語也不能提供太多信息。除了阿拉米語文書ADAB外，中亞地區幾乎沒有任何阿契美尼德時期的文獻材料。而考古材料顯示，在物質文化層面，該地區未顯示任何視覺上可以捕捉到的變化。那么，我們就需要退一步追問，阿契美尼德帝國與中亞是否有過任何形式的互動？對于這個問題，中亞本土材料顯然不能提供太多證據，但是，來自中亞以外尤其是帝國中心的材料則明確顯示，中亞與古波斯帝國存在頻繁互動。以下將首先利用伊朗的文獻和圖像材料，從政治關系、經濟關系、行政管理體系等方面，縷析帝國與中亞的關系；在此基礎上，解釋中亞材料缺失的原因，重新評估現有材料，并據此探討阿契美尼德帝國與中亞行省的關系。

（一）政治關系

圖5 貝希斯敦摩崖石刻，公元前6世紀后期。箭頭所指為馬爾吉阿納的首領弗拉達和塞人首領斯昆哈。（圖片來源：?孫志軍）

最早提及中亞諸省的文獻是著名的貝希斯敦（Behistun）銘文（圖5）。該銘文暗示，在大流士一世統治期間，中亞大部分地區已經或者正在成為古波斯帝國的統治區域。

其他王室銘文和浮雕圖像也顯示，中亞各地區和各民族從公元前6世紀末已經是波斯帝國的有機組成部分。但它們提供的中亞信息非常有限，只能說明該地區隸屬波斯，至于這種關系是名義上的還是實質上的，其實并不清楚。

圖6 薛西斯一世的陵墓，公元前5世紀左右。墓道上方的圖像展示的是來自帝國不同行省的人抬著王座的場景。（圖片來源：Schmidt1970, OIP70,pl.41）

非官方的圖像資料則以另外一種方式展示了古波斯帝國對中亞的統治，而且顯示這種統治不只是名義上的，而很可能是實質上的。在波斯的官方藝術中，中亞人和帝國其他地區的臣民一樣，被描繪成波斯國王和平而忠誠的支持者，他們給國王帶來禮物或貢品，共同抬起王座，或雙臂高舉，支撐起王座或“偉大之王”所站立的高臺（圖6）。但非官方藝術（主要是表現戰爭或格斗場景），卻顯示古波斯人在中亞的統治其實并不順暢，軍事沖突時有發生。這類圖像主要刻畫在印章上，也有少量反映在石棺、個人裝飾或生活用品（如項圈、梳子）等上。不難想象，為了應對持續不斷的邊境問題，帝國中央很可能采取了措施，如派遣人員駐扎中亞、設置軍事堡壘等。果真如此的話，我們應該可以在中亞找到這種堡壘性建筑。

此外，古波斯人對陣中亞人的圖像在整個帝國內都很流行，除伊朗本土外，從安納托利亞到兩河流域、埃及乃至哈薩克斯坦都發現了這樣的圖像。這一現象一方面表明，中亞和帝國中央很可能存在激烈的或是頻繁的政治和軍事沖突；另一方面顯示，古波斯貴族很可能視中亞人尤其是中亞草原游牧民族為強大而令人畏懼的戰士，因而將其與帝國其他屬民區別對待。

回看古典歷史學家的作品，會發現“中亞難以統治”是一個貫穿始終的主題。在希臘人的概念中，中亞特別是巴克特里亞，是“帝國的盡頭”之一，是流放犯人、“讓人消失”的地方。古典文獻也數次提及阿契美尼德國王與巴克特里亞總督之間的對抗。對于這些政治事件的記載，筆者認為，這些文字記載與上述戰爭圖像一樣，應被視為波斯國王試圖平復帝國東北邊區的沖突而發生的事件。

（二）經濟關系

在經濟管理層面上，中亞以外的文獻材料顯示，中亞已經完全融入阿契美尼德帝國體制。伊朗西南部蘇薩的一篇王室銘文（通常被稱為Susa Foundation Chart，即蘇薩奠基銘文）以敘事的方式，記錄了大流士一世在蘇薩修建宮殿一事（圖7）。銘文宣稱，修建王宮的材料和工匠來自帝國各地，巴克特里亞提供黃金，索格底亞納提供青金石（lapislazuli）和紅玉髓（carnelian），花剌子模提供綠松石（turquoise），阿拉霍西亞提供象牙。至于這些王室銘文反映的情況是否屬實，還有待考證，但這些銘文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中亞已被納入帝國的經濟考量之中。

圖7 修復后的蘇薩奠基銘文（SB2789），公元前6-前5世紀（圖片來源：?2017RMN-Grand Palais(musée du Louvre)/Matthieu Rabaeu）

古希臘文獻也反映了中亞對帝國的財政義務。根據希羅多德列出的阿契美尼德帝國納稅清單，中亞各省有義務向波斯納稅。

如果說王室銘文和古典文獻提供的信息還存有爭議的話，那么波斯波利斯衛城檔案（Persepolis Fortification Archive，簡稱PFA）的埃蘭語管理文書，以及來自上埃及埃勒凡泰尼（Elephantine）和古代巴克特里亞的阿拉米語文本，則明確無誤地顯示，阿契美尼德帝國時期，中亞絕大部分地區——最晚從大流士一世統治時期開始直至波斯帝國滅亡——都在極大程度上融入了阿契美尼德帝國管理體系；中亞人和帝國其他地區的人，共同生活在一個多文化、多族群的帝國中，并受制于“大一統”的管理體制。據埃勒凡泰尼的文獻記載，來自巴克特里亞、花剌子模和里海地區的中亞人，與巴比倫人、米底人、波斯人、猶太人等在埃及共處，生活屯田，共同遵守波斯帝國的律令。通過文書所記錄的差旅人員的路線，可以復原古波斯帝國的道路系統，也就是希臘歷史學家筆下著名的古波斯帝國的“王道”（Royal Road）。（圖8）

圖8 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國的道路系統（圖片來源：Arshama Conferenceat Oxford）

阿契美尼德的“王道”是由帝國中央投資新建，以波斯波利斯為中心，擴展到整個帝國的道路系統，是中央對其轄區實施統治的重要基礎設施。從大流士一世時期開始，中亞諸省包括帕提亞、亞里亞、巴克特里亞、阿拉霍西亞、帕里卡納等，都是公差旅行的起點或目的地。在阿契美尼德統治初期，中亞絕大部分地區已經被納入阿契美尼德的道路網絡。這個道路網絡在很大程度上類似于今天的高速公路系統，它的建立使得中亞與帝國中心密切相連，并通過后者與其他行省貫通。古波斯帝國中央為“王道”上的旅行，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和人員支持。借助這個道路系統，中亞地區歷史上首次得以與地中海地區貫通，為日后大規模、有組織的商業和文化交流奠定了重要的物質基礎，后來的絲綢之路基本沿用這個道路系統。

在覆蓋整個波斯帝國的龐大網絡中，中亞地區幾乎所有的行省都曾派遣人員，前往帝國中心地帶執行各類任務。

這些因公出差的人員并非只從中亞流向伊朗，也有人從伊朗甚至更遙遠的帝國西部邊陲進入中亞。

圖9 出土自蘇薩的波斯風格黃金紐扣，其上鑲嵌有青金石和綠松石（圖片來源：?2010 RMN-Grand Palais(musée du Louvre)/Franck Raux）

在人員流動的同時，物資也在中亞與帝國中心之間流通。上文所說的“蘇薩奠基銘文”就提到，中亞為大流士一世在蘇薩的王宮提供了黃金、青金石、綠松石和象牙（圖9）。波斯波利斯的一份文書記錄了一個從阿富汗西部的亞里亞前往蘇薩的旅行團的口糧分配情況，這支隊伍由588人、18匹馬和100頭騾子組成，其龐大的規模特別是數量可觀的馱運牲畜，表明他們的任務可能是運輸物資。因為他們沿途所需的糧食由波斯波利斯的行政機構統一發放，所以很可能是為帝國中央運送物資，而不應該是私人商隊。

圖10 波斯波利斯泥板檔案（NN1858），公元前498-前497年。這塊泥板上記載了國庫向一批離開波斯波利斯、前往塔姆干（Tamukkan）的巴克特里亞人發放口糧。（圖片來源：Henkelman 2018, Bactrians in Persepolis, p.227,fig.1）

PFA的2萬—3萬片泥板（圖10），是至今在古代西亞地區發現的規模較大的古代檔案，而這些泥板只是當時波斯波利斯行政管理文件中很小的一部分，旅行文書更少。可以想象，為了帝國內部大規模的人員流動和物資交流，帝國中央一定耗費了巨大的財力和物力。在差旅上，帝國中央的花費除為出差人員提供食物外，還需要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包括建造并維護龐大的帝國交通干線網絡，以及在途中設置驛站、亭障、倉庫、手工作坊、農場、動物養殖場乃至新的城市等。同時，帝國行政當局還必須為差旅人員提供后勤支持，如由專業向導提供指導和保護，確保軍事人員迅速集結，為各級官僚機構提供行政管理人員、書記官和會計等。考慮到PFA所顯示的行政體系的復雜性，不難想象，前往中亞地區的差旅者中，相當數量的人是駐扎在東方的行政人員，或者是到那里出差的官員。

（三）行政管理體系

波斯波利斯的文獻材料顯示，中亞很可能采用了帝國中央的行政管理體制。例如，波斯波利斯的府庫（Persepolis Treasury）中，有200多件由綠色燧石制成的石臼、石杵和石盤（圖11）。其中大多數器物都有用墨筆書寫的阿拉米語題記，顯示它們來自阿拉霍西亞；而對這些器物的石質的初步考察也顯示，它們很可能來自阿富汗。題記提到當地倉庫中的幾類工作人員，包括“司庫”（Treasurer）、“副司庫”（Sub Treasurer）、工匠等，這類人員都配有書記官和會計。器皿上的題記應該是由駐扎在當地的書記官書寫的，其書寫方式、用詞、格式等，與巴克特里亞和埃勒凡泰尼的阿拉米文如出一轍。這些相似性表明，阿拉霍西亞存在與帝國中央高度一致的行政管理體制。中亞地區的一些書記官和行政人員，很可能在帝國中心接受了訓練，然后前往東部就職。當然，有些人可能在當地學校學習，而這些學校采用了帝國統一的訓練規范。還有一些人可能是被國王短期派往東方，從事稅收審計等工作。

圖11 波斯波利斯府庫中的綠色燧石器物（圖片來源：Schmidt 1957,OIP69,pl.23）

在此語境里重新考量上文提到的來自中亞的兩塊埃蘭語泥板殘片，就會得出結論：中亞的確存在與波斯波利斯類似的行政管理體系。

圖12 ADAB文書，公元前4世紀中后期（圖片來源：Naveh&Shaked 2012, pp.175-176）

古巴克特里亞阿拉米語文獻ADAB，直接驗證了東方行省確實存在“官府檔案”（圖12）。該檔案原本應該屬于巴克特里亞總督阿赫瓦馬茲達（Akhvamazda），它包括30份寫在牛皮紙上的阿拉米語文本和18根用于記錄交易余額的計數棒，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紀中后期（前353—前324），一直延續到亞歷山大大帝統治的第7年。ADAB使用的阿拉米語文書與埃勒凡泰尼的阿拉米語文書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使用的技術詞匯也與PFA中的相關詞匯相似。ADAB的發現進一步驗證了已有猜測，即帝國內部可能存在中央謄抄學校，而一些中亞行政人員可能就受到過帝國統一的謄抄訓練。對ADAB的研究揭示了巴克特里亞的官僚制度、權力結構和經濟制度等，都與波斯波利斯如出一轍。在具體的管理程序上，ADAB中的一些文書也呼應了波斯波利斯的檔案文書。

總之，阿契美尼德帝國中心的文獻和圖像均顯示，從大流士一世時期開始，在政治、經濟、行政管理等方面，中亞都已經被納入古波斯帝國體系之中；而帝國（包括中亞地區）的管理文書則顯示，中亞在很大程度上融入并復制了帝國的管理體系。如果這個推斷屬實，那么在中亞就應該可以找到帝國印記。

三、中亞景觀的帝國印記

“制度景觀”（Institutional Landscape）原本是經濟學概念，用于描述某一特定社會環境中，各種制度如何保持獨立或實現共存，并通過何種方式與其他制度進行互動，錯綜復雜的制度網絡如何建立、維持或蛻變及其對民生的影響等。基于對古波斯帝國管理文獻的研究，亨克爾曼推測，阿契美尼德帝國制度應該具有相應的物化表現，包括四通八達的道路網絡、一系列的沿途站點，以及各類作坊、糧倉、府庫、集市、牧場、橋梁、堡壘、中心城市、衛星城鎮，甚至供王室或高級官員使用的宮殿和莊園等。這些設施共同形成一個與帝國制度相對應的分布模式，即阿契美尼德帝國的“制度景觀”；亨克爾曼將其視為帝國制度在地理景觀上的“簽名”或“指紋”。在這一模式下，重要經濟機構所在的城鎮和其他較大的行政中心如波斯波利斯，通常會被一系列附屬的居住點包圍。亨克爾曼通過考察波斯腹地考古遺址的分布特征，驗證了這種“簽名”確實有其物化表現。

亨克爾曼指出，坎大哈埃蘭語文書和ADAB阿拉米文書，都顯示出與PFA文書的高度相似性，反映了中亞的阿拉霍西亞和巴克特里亞行省，都移植了波斯腹地沿襲百年的帝國制度。我們應該能夠在中亞發現帝國“簽名”或“指紋”，但未必表現在日常用具（包括陶器）上，而是反映在更大的景觀層面：與波斯統治之前相比，如果阿契美尼德時期中亞景觀發生了變化，并與波斯腹地的“制度景觀”逐漸趨同，那么我們就可以將其視為阿契美尼德帝國對中亞進行實質性統治的考古學證據。

（一）中亞考古景觀

圖13 柴史美·沙發遺址所在位置（圖片來源：?PhilippeMarquis）

近年在中亞的考古研究顯示，相比前阿契美尼德時期，該地區景觀在古波斯帝國統治時期發生了劇烈變化。遺址分布上的最大改變就是新建了眾多聚落，這些聚落大小不一，功能各異，與早期已有聚落共同形成新的考古景觀。許多新聚落位于山口或河流的交叉點附近，有些還配備了城墻、堡壘等防衛系統，顯然是為了控制道路交通和水資源。例如，在阿富汗北部，法國駐阿富汗考古代表處考古學家于2007年發現一處名為柴史美·沙發（Cheshm-eShafā，意為“治愈之泉”）的城址（圖13）。該城址位于巴克特里亞都城巴爾赫以南約20千米處，坐落在巴爾赫河畔一個狹窄的山口上，由河邊一個低平的下城和山頂的防御系統組成。該城址初建于古波斯帝國時期，規劃十分完善：四周有堅固的城墻環繞，城內分布著若干大型紀念性建筑，山口兩側向山頂上蔓延分布著一系列防御工事，控制著從巴爾赫通向阿富汗中部的水陸交通。無疑，柴史美·沙發曾是一個地區性行政中心。遺址旁邊山頂的山崖上，還發現一個用于祭祀的巨大石灰巖質火壇，從那里可以俯瞰下城和遠處山谷，顯示該遺址可能是祭祀或宗教中心。

阿契美尼德時期中亞考古景觀的最大特點是遺址呈組合式分布，通常由一個大遺址和周邊緊鄰的若干小遺址組成，或是若干個大小相近且相互關聯的遺址形成遺址群，有的為團狀，有的為線形（圖14）。總體來講，線性分布的遺址可能是為了實現某些特定目的，如控制道路、開發農田或水資源等。

圖14 木鹿綠洲的線性聚落體系（圖片來源：Cerasetti2014,p.40,fig.4）

（二）中亞遺址分布

烏茲別克斯坦南部蘇爾汗河谷的考古遺址分布狀況顯示，該地區的景觀與阿契美尼德帝國可能存在很強的關聯。從前阿契美尼德時代到阿契美尼德時代，這一地區的聚落分布模式發生了巨大變化。在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人們星星點點地居住在該地區，每個時期的遺址僅有幾個。而在阿契美尼德時期，該地區突然增加了很多新建聚落，遺址數量呈爆發之勢，到目前為止，已經發現至少50多個該時期遺址。這些遺址多呈團狀分布，形成一個個遺址群，每個遺址群由一個大的中心遺址和周圍多個小的衛星遺址構成，到目前為止，僅蘇爾汗河谷就發現七個這樣的遺址群。其中最大的位于河谷上游的米爾沙地綠洲（Mirshade Oasis），它由一個中心遺址克澤爾臺培（Kyzyltepa）和附近十多個小型遺址組成。沿著蘇爾汗河谷下行，在克澤爾臺培西南約40千米處的班迪汗綠洲，坐落著另一個遺址群，由三個遺址即嘎茲木拉臺培（Gazimullatepa）、別克臺培和肯迪克臺培（Kindyktepa）構成。沿著這條路線向西南方向繼續前進，在謝拉巴德綠洲，前阿契美尼德時期的遺址詹達烏拉臺培，在阿契美尼德時期仍然是重要的居住點，周圍環繞至少四個這一時期的小遺址。遺址群的內部結構為一系列小遺址圍繞一個大的中心遺址，與波斯腹地的遺址分布狀況非常相似。這種景觀很可能是阿契美尼德帝國管理制度在中亞的物化表現。

ADAB文獻證實，中亞行省長官有責任對當地基礎設施建設提供人員和資金支持。ADAB中有兩封信件，都提到巴克特里亞總督阿赫瓦馬茲達曾派遣軍隊分別前往索格底亞納南部的尼沙帕亞（Nikhshapaya）和基什（Kish）修筑城墻和護城河。他還命令部下即駐扎在呼米（Khumi，今阿富汗北部塔什庫爾干）的巴嘎旺忒（Bagavant）負責監督執行。但軍隊在前往指定施工地點的途中遇到蝗災，當地下級官吏和駐屯人員請求巴嘎旺忒調遣軍隊先撲殺蝗蟲，支援收割莊稼，然后再去修城挖壕。信件中，巴嘎旺忒請求總督阿赫瓦馬茲達答應這一請求，率先保證莊稼的收獲。這表明，巴克特里亞存在一個集權化的、有嚴格層級劃分的管理系統，而且當地政府有責任參與農業生產。

在構建與阿契美尼德管理體制相呼應的“制度景觀”過程中，舊聚落要么被更新而納入新組建的聚落群，要么被廢棄。前阿契美尼德時期中亞最重要的城市烏魯格臺培，在古波斯帝國時期就遭到廢棄。但在謝拉巴德綠洲，人們繼續生活在詹達烏拉臺培這個前阿契美尼德時期就已存在的聚落中，并在周邊1千米左右的區域內新建了一系列小聚落，其中一處可能用于宗教目的。在班迪汗綠洲，早期鐵器時代的聚落馬吉達臺培，在阿契美尼德時期被廢棄，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坐落在河對岸的新聚落——嘎茲木拉臺培。而該綠洲內的另外一處前阿契美尼德時代遺址別克臺培，經歷短暫的廢棄之后，在阿契美尼德晚期又得到重建。人們在原來遺址的基礎上新建了一個帶有衛城的城市聚落。該遺址以北約300米處發現另一處小型遺址肯迪克臺培，它很可能是一座早期瑣羅亞斯德教（Zorostrianism，即“祆教”）神廟遺址。這種廢棄舊聚落并在遺址附近建立新居住地的做法，很可能是為了創造遺址之間的直線排列，進而形成一條新道路。

圖15 巴克特里亞地區的古波斯時期的遺址和道路系統（圖片來源：?吳欣）

蘇爾汗河谷遺址分布的間距特征進一步支持了關于道路系統的推測。河谷內中心遺址之間的間隔非常有規律，相鄰的兩個遺址群中，中心遺址之間的直線距離通常是18—20千米或兩倍于這個距離，這一現象與管理文獻中描述的阿契美尼德“制度景觀”相契合（圖15）。因此，相鄰兩處遺址之間的這種統一間隔表明，這些地點很可能是阿契美尼德道路網絡上的驛站或中轉站。

（三）從克澤爾臺培到波斯波利斯

圖16 克澤爾臺培及周邊遺址（圖片來源：?吳欣）

遺址的地區分布特征顯示了阿契美尼德帝國的統治對中亞景觀的宏觀影響；而從單個遺址群乃至單個遺址出發，了解其局部結構和發展演變，則可以從更細微層面捕捉帝國統治在地方上的物化表現。在蘇爾汗河谷的阿契美尼德帝國時代遺址中，克澤爾臺培是目前我們了解最多的遺址（圖16）。該遺址有城墻，城內面積約13—14公頃，是鐵器時代巴克特里亞北部大型遺址之一。遺址與周圍十幾個小型衛星聚落，共同形成一個龐大而復雜的聚落群。蘇聯考古學家薩格杜拉耶夫（A.S.Sagdullaev）和哈基莫夫（Z.A.Khakimov），在20世紀70年代對該遺址及其周邊地區進行了發掘。從2010年開始，由筆者和列奧尼德·斯韋爾奇科夫（Leonid Sverchkov）帶領的烏茲別克斯坦—美國聯合考古隊（現為中烏聯合考古隊），對克澤爾臺培展開了進一步發掘。最新研究表明，克澤爾臺培最早建于阿契美尼德時期，而不是以蘇聯學者所認為的前阿契美尼德時期。因而，在古波斯帝國時期，克澤爾臺培所在的米爾沙德綠洲遺址模式，并不是蘇聯考古學家所認為的“中心城市+外圍小聚落”，而是“核心建筑（衛城，包括瑣羅亞斯德圣火廟）+外圍小聚落”，但作為核心建筑的衛城占地不足1公頃。

如果將米爾沙德綠洲與波斯波利斯所在的默夫·達什特平原（Merv Dasht Plain）上的遺址分布模式進行對照，會發現二者非常相似。我們推測，在阿契美尼德帝國時期，米爾沙德綠洲的景觀可能與波斯波利斯相似：大約有幾個甚或十幾個大型建筑，散布在一大片人煙稀少的地區，中心地區與周圍建筑之間有市場、莊園、道路、灌溉渠道等。

米爾沙德綠洲遺址在古波斯時期呈井噴式增多，反映了這一時期經濟發生了突然而快速的增長；這種增長很可能是因為在阿契美尼德帝國時期，米爾沙德綠洲得到資金支持。考察克澤爾臺培的興衰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為這一假設提供支持。

圖17 達罕尼·古拉曼遺址（圖片來源：Scerrato1966,fig.8）

值得注意的是，與克澤爾臺培的情況相似，許多被廢棄的遺址都是在阿契美尼德時期新建的。例如，在巴克特里亞南部的柴史美·沙發，其山頂上的堡壘和河邊的下城都遭到廢棄。在古波斯帝國末期或其后不久，阿富汗北部沙漠中帶有灌溉渠道的聚落系統，以及土庫曼斯坦木鹿綠洲內呈線性分布的堡壘群也被廢棄。這種遺址被廢棄的現象不只發生在中亞，在原帝國境內的許多其他地區也常有發生。另一處遭到廢棄的是位于伊朗東部塞斯坦（Seistan）沙漠中的著名遺址達罕尼·古拉曼（Dahan-eGulaman）（圖17）。該遺址位于沙漠邊緣的臺地上，是一個城址，初建于阿契美尼德時期，經過精心規劃，配備了像波斯波利斯和古波斯帝國最早首都帕薩爾加德（Pasargadae）那樣龐大的公共建筑、開闊的居住區、寬大的水渠和寬闊的街道。該遺址可能在阿契美尼德末期甚至之前就遭到廢棄，主要原因是其所處環境十分不穩定。考察類似的阿契美尼德時期新建但很快遭到廢棄的遺址，可以發現，很多遺址都建立在環境惡劣或不適合人類定居的地方。興建這些聚落很可能是為了滿足帝國的特定戰略需求，而它們存在和繁榮的前提，則是阿契美尼德帝國中央的持續支持。一旦沒有帝國的支持，這些遺址就會迅速衰敗并最終被遺棄。

（四）中亞宗教景觀

最新的文獻和考古材料表明，阿契美尼德帝國中央還通過對各地宗教機構的滲透來統治地方。傳統觀點認為，古波斯國王大多對帝國內的各種宗教持寬容態度，最近對PFA文書中與祭祀相關的條目，以及ADAB中人名的研究也顯示，無論是帝國腹地還是巴克特里亞，其宗教信仰都表現出強烈的多元性特征。在巴克特里亞，瑣羅亞斯德教開始傳播，但當地最重要的神靈卻是阿姆河（Amu Darya）的河神奧克索斯（Oxus）。此外，巴比倫地區主神之一拜爾（Bēl）、中亞當地神瑪爾吉亞納（Margiana），以及古伊朗神祇密特拉（Mithra）和提爾（Tīr）等，在巴克特里亞也擁有信眾。近年，在中亞的考古發掘出土了一系列阿契美尼德時期的祭祀或宗教性建筑。這些建筑形態各異，包括人工修建的露天祭祀高臺、神廟和居于高處的祭壇，構成了當地景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不同形態暗示它們可能具有不盡相同的功能。同時，在波斯波利斯和帕薩爾加德，考古學家發現了人工祭祀臺、獨立的基臺（plinth）、露天圣殿（open sanctuary）等宗教建筑，用于日常供奉、獻祭動物、葬禮等祭祀和宗教活動。從風格上看，阿契美尼德時期，中亞的宗教建筑呈現出明顯的地區特色，與波斯腹地不存在太多共性。但是，從這些宗教建筑的分布情況來看，中亞的宗教機構及其宗教生活，并沒有完全獨立于阿契美尼德帝國。巴克特里亞北部的宗教建筑通常坐落在主要的行政中心附近，呈現出較高的密度。高密度分布的宗教建筑顯示宗教生活在當地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在巴克特里亞，阿契美尼德時期新建的重要聚落，如在克澤爾臺培和柴史美·沙發，宗教設施都占據重要位置；前阿契美尼德時期就已存在并被持續使用的遺址，如班迪汗綠洲、詹達烏拉臺培，在古波斯時期都增加了新的神廟建筑。新建或加建可能并非出于偶然，很可能是由阿契美尼德帝國精心策劃并投資修建的。上文提到，巴克特里亞行省長官有責任對當地基礎設施建設提供人員和資金支持，那么，他也很可能對宗教建筑提供資助。對此，盡管目前還沒有直接證據，但來自埃及的文獻顯示，大流士一世曾下令埃及某個神廟的祭司負責修復他所管理的神廟，其資金很可能來自行省的府庫。

結論

綜上所述，對阿契美尼德時期行政管理文書和中亞考古材料的梳理顯示，雖然古波斯帝國時期的中亞在陶器等物質文化方面未明顯顯現出波斯痕跡，但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管理制度無疑滲透到中亞經濟社會生活的多個層面，并以“制度景觀”的形式在中亞留下印記。中亞聚落和宗教建筑分布、遺址內部結構和居住史等，都體現了阿契美尼德帝國在中亞進行了實質上的統治，對中亞歷史產生了根本性影響，加快了中亞地區的社會演進。

阿契美尼德帝國對中亞的統治促進了當地社會的發展，加快了當地建立國家的步伐。阿契美尼德帝國在文字使用、區域管理制度、中央集權行政結構等方面對中亞的輸出，為該地區國家的產生和發展做好了準備。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統治從根本上改變了中亞景觀。作為帝國規劃的一部分，新的道路、驛站、運河、定居點、城堡和農場等形成了統一的制度景觀。宗教建筑與其他景觀嚙合在一起，共同構成了阿契美尼德體制規劃下不可分割的齒輪。由阿契美尼德帝國修建和維護的新的道路體系，保證了帝國邊境與心臟地帶之間快速穩定的溝通，也為中亞改善和擴大區域性貿易和交流提供了必要的基礎設施，從而加強了中亞與鄰近地區的經濟文化互動，為絲綢之路的形成和發展，以及東西方之間大規模有組織的商業和文化交流，奠定了極其重要的物質基礎。

如上所述，新材料和新視角在很大程度上幫助我們勾畫了阿契美尼德帝國對中亞統治的基本圖景，但是，想要更深入地理解古波斯帝國與中亞的關系以及帝國的運行機制，還須將中亞與帝國其他行省并置，分析它們在帝國內部是否以及如何被區別對待。重要的是，我們在研究中必須同時看到帝國內部不同地區材料的顯現和缺失，并闡釋它們背后所暗含的意義。而且，我們還需要更深入地探討中亞當地貴族與古波斯統治階層的關系，這是未來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

（本文原題為《帝國印記：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在中亞的統治》，發表于《歷史研究》2021年第3期。文章經《歷史研究》授權、作者刪節改寫后由澎湃新聞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