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 年，南京國民政府調整上海的行政區劃，城南地區被劃為滬南區。滬南區當時的區域范圍：東北至方浜路（今東門路）沿民國路（今人民路）接麋鹿路（方浜西路），南鄰敏體尼蔭路（今西藏南路）、肇周路，至斜橋轉西，沿徐家匯路、肇嘉浜路（今打浦橋以西之肇嘉浜路）至徐家匯，沿漕溪北路、西溇鋪（西牌樓）過龍華百步橋，沿龍華港至黃浦江。 滬南區境相對于上海其他華界地區，地域范圍比較狹小。

1930 年6 月11 日，上海特別市市政聯席會議，通過了市中心區域建設委員會編制的《上海市分區及交通計劃圖》， 計劃將“滬南高昌廟附近，黃浦江以北，鐵路（滬杭甬鐵路）以南，已有兵工廠、造船所等大規模工廠，故仍劃為工業區”。 該工業區大致位于南市，東起老白渡街，沿外馬路、里馬路（即中山南路）向西，然后接龍華路、斜土路向西，直到局門路，是一個沿江狹長的工業帶，即《大上海計劃》規劃中的“滬南工業區”。城南的高昌廟附近地區成為《大上海計劃》中與蘊漕浜新商港以西沿鐵路工業帶、真如—大場新工業區并立的上海華界三大工業區。《大上海計劃》之所以將滬南高昌廟附近規劃為工業區，不僅是對城南地區發展工業優良條件的考量，更為看重的是城南地區既有的工業基礎。

滬南區由城南發展而來，繼承了城南地區人煙輻輳的特征，區境內人口較多，工廠林立，為當時上海華界內一片較為狹窄擁擠的區域。在這片狹窄的區域內坐落著江南制造局（后亦稱江南造船廠）、求新造船廠、商辦內地自來水公司、華商電氣公司等著名的工業企業。

求新造船廠：馬相伯的外甥一手創辦

如果說江南造船廠是中國近代無可爭辯的最大的國營重工業基地和輪船修造中心，那么近代中國民族資本創辦的最有實力、最具影響力的民營輪船廠，則非求新制造機器輪船廠莫屬。

求新制造機器輪船廠，又稱求新造船廠、求新廠（以下簡稱求新廠）。1904 年由中國近代著名民族資本家朱志堯創辦于南市機場街。“求新”，取“器惟求新”之義。創建時廠基80 余畝，資本4 萬元，職工百余人。求新廠初設時，為資本所限，僅有組立、冶鐵、熔鑄、機母等工場四所。1905 年正式開工后，求新廠內設備逐步得到擴充，至1909 年先后添置木樣鍋爐、淺水船塢、鍋爐工場備水汽剛剪機、重力壓鉆機等生產設備。從求新廠添置設備的進程來看，求新廠最初幾年業務穩步發展。當然求新廠的業務之所以會發展如此之快，與創辦人朱志堯亦有相當關系。

朱志堯（1863—1955 年），字寵德，號開甲，祖籍江蘇青浦（今屬上海市），生于上海董家渡，天主教徒。兒時曾從二舅父馬相伯就讀于徐匯公學。歷任輪船招商局買辦、江南造船廠經理、大德油廠總辦、法商東方匯理銀行買辦。除創辦求新制造機器輪船廠外，后陸續創設同昌油廠、同昌紗廠、大通仁記與中國合眾兩大航業公司，曾投資于新誠米廠、匯西布廠、“尼各老”磚廠、安徽省涂鐵礦等企業，并任華商電氣公司與內地自來水廠總經理，申大面粉廠、中國圖書公司、蘇路公司、大通、大達輪船股份有限公司等企業董事。

由于朱志堯與馬相伯系舅甥關系，以及與其他一些舊官僚方面的聯系，求新廠的政府公用事業、橋梁、車廂等工程，占了一大部分，華商水電公司及若干中小型輪船制造修配業務亦較多，外商方面業務以修配為主。雖然求新廠業務涉及面廣，但其業務拓展的主攻方向，則主要在淺水輪船、火油引擎、鐵路工程等三個方面。此三項業務不僅是求新廠業務中“最實獲心得者”，而且亦是支撐求新廠繼續發展的基石。求新廠三大主攻業務，每項在當時都拓展得非常好，不僅在華界即便在租界也獲得了足夠的認可。英租界工部局就曾經向求新廠訂造過一只火油引擎船，而且求新廠所造飛虹渡輪模型如意引擎參加巴拿馬賽會獲得頭等獎，給國人爭得無尚榮譽，同時也給求新廠做足了產品宣傳。由于求新廠為華商獨資，技師與廠內職工皆為華人，完全為國人獨立自主經營的品牌，故被輿論盛譽“誠為我國經營實業者所宜取法也”。

近代最具影響力的民營輪船廠如何被法資吞并

然而，就是這樣一家極具實力的民族資本營建的近代企業，卻在1918 年被法國資本以“合辦”的形式吞并。偌大的一家極具近代性的企業緣何會走向破產，并最終被外國資本所吞并呢？這還要從求新廠的資本供應鏈來探尋。

求新廠創辦時資本僅4 萬元，所需資本多以總經理朱志堯個人在政、商界的名義作擔保，進行貸款，而尤以向法國東方匯理銀行貸款為多。貸款是建立在求新廠運行機制穩健，業務穩步發展的基礎之上的，產品能夠正常售出，資金得以按時回籠，便可及時還清所貸之款，保證再生產能夠繼續進行。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求新廠卻接連遇到一系列棘手問題。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各國對鋼鐵需求極為旺盛，一向對外出口鋼鐵的美國于1917 年規定不再向國外出售鋼鐵，而日本在中國大肆搜求鋼鐵，需求旺盛而供應緊缺，導致鋼鐵價格奇漲，以鋼鐵為原料的行業生產成本也隨之水漲船高。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求新廠接朝鮮銀行買辦顧棣三代某鹽公司定制兩艘5000 噸級海輪，此項業務定價約為100 萬兩銀子稍弱，本為贏利項目。詎知簽下訂單后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外國原料沒有進口，國內鋼鐵價格暴漲，甚至出現有市無貨的局面。因此求新廠只能以高價訂購所需鋼材，再委托江南船塢軋制鋼板，如此一來，導致成本高于進口價兩倍以上，僅此一項業務便虧損銀50 萬兩之巨。

更為雪上加霜的是，為應對原料危機，求新廠多方籌謀出路，卻皆以失敗告終。先是求新廠多次試建煉鋼爐，都以爆炸而告失敗，損失浩大。繼而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向一英國商人丹尼斯訂購價值30 萬兩的鋼板。因沒有詳盡具體規格，待鋼板運到時，與求新廠要求大相徑庭，不符合造船所用。求新廠為此與該商對簿公堂，卻以合同取消，賠償補貼英商丹尼斯20% 的損失費而終。

求新廠遇到如此一連串的虧損，再加上利息的負擔，實難維持。到1918 年，求新廠僅積欠東方匯理銀行的貸款就高達約100 萬兩銀子。東方匯理銀行趁機逼債，終至無法周轉，廠主朱志堯被迫將求新廠抵押出售了債。

求新廠為我國民族資本辦理最為精良的事業，成績昭著，社會影響力之大，為同時期其他民族資本企業之最。況求新廠本就為華商獨資，售予外商影響過于激烈，也遭到官民一致反對，求新廠的存售問題儼然成為一時各大報紙爭相報道關注的熱點，似乎呈現出尚可轉圜之勢。無奈求新廠所欠款項巨多，超百萬兩之巨債，官方、商界與民間皆無法承擔，實屬有心無力。

雖經各方奔波，求新廠還是未能避免走向破產。但在各方斡旋之下，由出售予法國游船公司，改為“中法合辦”。考慮到求新廠龐大的負債額，采取合辦形式是較為可行的，當然也是無奈之舉。因為無論是內外交困的北洋政府，抑或是以上海總商會為代表的商界，都無力獨自解決求新廠的負債問題，也沒有提出完整的后續發展計劃。法國資本代表魏武達所提出的合辦計劃內容詳實，兼顧中法雙方利益，并對朱志堯本人利益亦有考慮，故得到各方的認可。合同規定股份數與表決權中法雙方各占一半，“中法合辦”的形式，法理上中資仍占有一半的股份，并未為法國資本獨占。這應該說在當時求新廠無力還債，北洋政府亦無力鼎購，華商商界無法全力支援的條件下，求新廠于無奈中比較理性而又實際的出路選擇。改組后的求新廠曾于1919 年8 月31 日，在申報上登載有關改組的股權分配與股東人員情況，其內容為：

本廠現已改組為中法合辦，業于本月二十七日在法界外灘九號開全體股東成立大會，所有資本一百二十萬兩，業已如數收足。計中法各占其半，華股東中政府五十萬兩，華商十萬兩；法股東法商六十萬兩正，并經舉定董事中法各半。

但是這僅是具有法理效益的合同規定，實際運作情況則又是另一番情況。求新廠改組為中法合辦后，法國人表面上給朱志堯留有10 萬兩股份，計1000 股，但是該項股份是向東方匯理銀行借款投資的，根據約定股票一直由東方匯理銀行掌握，并自1919 年起，每年由朱志堯解付利息。至1928 年，除還款外，尚欠本金8 萬元，到1930 年11 月8 日，由巴和（Barraud）律師出面，將股份全部抵于東方匯理銀行，再付現款2 萬元，作為了結（原股票背面注：此2 萬元由第三者付出，而以朱志堯讓出買辦職位為條件）。而中國政府股份原來是向法商墊付的，至此，所謂中法合辦，實全部是法國資本。法商資本利用資金運作的手法，以中法合辦的形式，將求新廠收入囊中，在法理外衣的包裹下，吞并了近代中國民族資本創辦的最具影響力的機器制造企業。

（本文選摘自馬學強、龔崢主編《上海的城南舊事》，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6年2月。經出版社授權，澎湃新聞轉載，標題與小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