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問題走向實踐

多年來，每次參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文化遺產保存案例，我除了感嘆當地的保育與發展方法做得好之外，總要在心里思量，中國可以如何借鑒。

歐美各國鄉村文化遺產保育發展的政策、方法與思維方式，或許跟我們有距離，那么日本、韓國、泰國、越南、印尼、馬來西亞等亞洲國家又如何？以及，近在咫尺的臺灣地區的經驗可否參照？但是，當我這樣向有關機構提出時，卻常被質疑：我們應該有自己的特色。

我們的特色，到底是什么？我常常看到的，卻是以下一些誤區：

很多國人認為，不在各級政府頒布的文物保護單位清單里的，就不是“文化遺產”或“文物”，可以肆意改造和破壞；

很多村鎮文化遺產旅游區，沒有把當地人和當地生活方式列入保護范圍；

有些景點為了所謂方便管理、提高效益，而把締造這份遺產的當地居民遷出；

有些景點舍棄富有特色和生命的地域文化，大力打造跟本土文化不相關的娛樂主題；

有些景點放棄原有的植被，遍種外來的花草樹木，謂之“引入高級花草，提升吸引力”；

有投資者不惜破壞風水格局和環境，肆意開大路，建停車場和酒店等基礎設施；

有投資者為了吸引資金，而把敬奉祖先的祠堂挪作他用……

凡此種種，主導者總是回復：一切為了游客。

而當地居民，除了有權在景區開店賣土特產之外，缺乏參與的權利；在變成景區的鄉村，人們無法看到他們的聲音與訴求。

其實，從國際理念上，只要是上一輩留給后輩的，都屬文化遺產：價值的層次和級別，并不影響“文化遺產”的本質與身份。

鄉村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存與傳承，應當二合為一、不分上下；一切為了保護或發展的基礎設施建設行為，皆應以尊重當地文化傳統為原則。

看起來微不足道的文化傳統和風俗習慣，恰是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所在。那些容易被人忽視的普通人及其生活方式，才最真切，讓人產生認同感和歸屬感，更有凝聚力和吸引力。

一個有魅力的鄉村，應該讓居民安居樂業，了解自己的土地和文化，自由且自然地在祖祖輩輩的土地上生活，有尊嚴、自豪并自信地與訪客分享自己的手藝、文化、歷史故事。

這樣的地方才有靈魂和精神，才讓人感動。

作為文化遺產保護者，我很想尋求答案：是否只有經濟發展才叫發展？是否只有犧牲鄉村的人居環境特質，把它改為大花臉，設卡買門票進入，才叫做旅游區？是否所有投資者都以利益最大化為目的，而缺乏對永續的追求？是不是所有村民都那么貪婪和難以管理？大陸是否可以如臺灣地區那樣，通過社區營造，來建立村民的文化自豪感和自信心，從而達到社會進步和文化保存的目的？

這些問題在腦際縈繞多年，于是，我逐漸有了到鄉村實踐的想法。

來到倉東

常有人問：“在中國那么多村落當中，你為何選擇倉東村去實踐你的計劃？” 老實說，不是我選擇倉東，甚至在來到倉東之前，我也沒有一套很具體的計劃。

2006年，我曾提出鄉村文化遺產保育發展和社區營造的概念，當時鮮有人支持。2008年，我把希望寄托予號稱有心鄉村文化遺產保護的商人，數月后以志趣不合告終。2010年，倉東村自發捐款修建祠堂，海外后裔謝天佑先生非常關心祠堂修復工作，不但答應出資，還要求需要專業修復。2010年暑假，謝天佑先生與幾位村中長者，找到了我的工作室，邀請我做祠堂修復的技術指導。由此，我與倉東結緣，開始了前期的村落歷史文化和建筑調查工作。

2011年夏，在謝天佑先生和村長謝雪暖的支持與幫助下，祠堂的修復工作啟動。2013年初，在香港朋友鄧華先生、謝天佑先生、當地塘口鎮政府、村長謝雪暖及倉東村民的支持下，我的烏托邦夢想——“倉東計劃”正式啟動。

倉東村具備豐富而強烈的僑鄉特質，但當下也面臨與其他村莊一樣的空心、凋敝等問題。

它原屬倉前村，位于開平塘口鎮北義鄉，是塘口謝姓的始居地，自始祖謝榮山至今已歷25代。隨著倉前村的逐漸擴大，分為倉東和倉西兩村。鴉片戰爭后，倉東村民開始外出謀生。19世紀末20世紀初華僑開始返鄉建設，在村中建造融合中西建筑風格的民居、碉樓、祠堂等。可以說，倉東村是一座記錄僑鄉發展歷史的天然博物館。

但是，自上世紀80年代初，部分村人出國與家人團聚，部分外遷到國內其他城市或開平市區。留居村里的人口日益減少，村落逐漸失去了昔日生機，房子倒塌，雜草叢生。

倉東計劃啟動之初，我沒有圖紙，沒有詳細的規劃文本，甚至沒有具體的措施計劃。只有對鄉村文化遺產保育與發展的信念與熱情，還有一班支持我的同仁。

謝天佑先生出資修復兩座祠堂，鄧華先生出資修復其他建筑和基礎設施，在村民和志愿者的支持下開展工作。2014年7月，我的學生——五邑大學建筑系畢業的李繼津和新會文保人士林震宇兩位先生作為全職工作人員，加入倉東團隊，他們二人和鄧華先生都不是開平人，而是忠實的文化遺產愛好者。他們之所以會來到這里，正如倉東計劃的目標——為了文化遺產保護，為了遺產知識的傳播，而不僅為了保育倉東一村。

經過不斷探討，我們逐漸確定了發展方向：以世界文化遺產保育理念為發展依據，以“眼里有村民，心中有倉東”為基本原則，以遺產教育和深度文化體驗為契機，樹立遺產保護的規范；在建筑修復、文化保存、社區營造等方面，同時進行嘗試。

具體而言，是幫助村民發掘手藝潛能、建立文化自豪感，使他們自覺參與保育工作，能夠自信地與來自各地的訪客分享生活經驗，讓本土文化傳統得以保存和復興；隨著項目逐漸深入，村民可以逐步獲得就業機會并愿意留在村里，安居樂業，從而達到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同時，讓訪客行走在村里，可以體驗到明、清、民國到當代各個歷史時期的建筑元素和活動空間，體驗當地的文化傳統，感受村民的熱情。

“倉東計劃”的實踐

從2011年暑假，我帶著五邑大學建筑系的學生進駐倉東村做建筑調研開始，五年時間一晃就過去了！

從文化遺產保護出發

鑒于我本人的專業背景，我們的鄉村實踐，從文化遺產保護者的角度出發，在修復和整理過程中，既重視建筑遺產的保護，又重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存和文化的傳承，以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COMOS）頒布的各項關于遺產保護的宣章與宣言為保護準則，尤其重視歷史環境的保護和地方精神的保存。

倉東計劃團隊，努力與倉東村及周邊村民、城市居民、華僑、高校、學者、學生、媒體、運營商、當地政府、市場、公益團體等不同利益主體合作，嘗試構建一個多元合作平臺，希望盡最大能力，讓參與其中的各個利益主體發揮主觀能動性，能在項目的發展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村民全程參與倉東建筑的修復和教育活動。他們既是工匠，又是廚房的廚師，他們還參與教育活動，教授當地的傳統技藝，如折紙花、做糕點、煮菜、種地，舞獅子、彈唱民歌，以及建筑工藝等。由這些活動而來的外界支持、內在鼓勵，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村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高校的合作與政府的支持

倉東與國內外多所學校建立合作關系。這里是五邑大學的校外教育與科研基地，是美國斯坦福大學的合作研究機構，是香港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加拿大卑詩省大學等大學教育活動的合作伙伴。此外，還有一些來自國內外大學和相關研究機構的短期活動合作，冬令營、夏令營學習等。

當地塘口鎮政府余書記非常認同我們的理念，一開始就很支持倉東計劃。在五年的工作過程中，我們因此得以與塘口鎮政府保持良好的關系。對我們的工作，他們積極配合，并及時給予建議和幫助。開平文化廣播新聞出版局及其屬下的開平美術館和開平文化館，都是我們堅定的支持者，當我們有大型活動需要布置場地和演出時，他們會免費提供從人力到器材的各種幫助。開平市政府得知倉東計劃的理念后，也組織市府辦、宣傳部等單位人員來倉東探訪，更答應將來的政策和資金支持。

慢的營造

由于我和鄧華先生都不在開平工作，而我們的計劃還需要村民支持配合，還要籌集資金。這讓我們的進度比較緩慢。

過去五年里，我們其實還花了很多時間在村里“玩”——即所謂的社區營造，譬如跟他們拉家常，聽他們講故事、唱民歌等；村民工匠做建筑修復時，也不如其他建筑工地那么有效率——他們有很多更重要的理由需停工，如農忙的時候不來，村里有紅白二事不來，家里有人探訪不來，還要照顧家里老人小孩等……

又如：在重做祠堂神樓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記憶，我們花了半年時間，去詢問各人，慢慢整理他們的記憶，才最后得出大家比較認同的草圖；而我們的木雕工匠，在家里養了很多雞，他一方面要用手工幫我們一點一滴雕刻，又要兼顧家里養雞等農活，因此雕刻兩個祠堂的神樓和六百多個神主牌，花了一年時間。

有人對我們工作的“慢”表示質疑，也有村民說“這樣子做虧死了”。但我們很幸運地，得到了一些人的理解。塘口鎮余書記說“慢點沒關系的”，開平文廣新局譚局長說“適當慢點是好事”。

這五年來，我們都在做基礎工作，進度緩慢。我們要盡量保證質量，先向村民和負責的工匠了解他們的方法，并跟他們解釋文物建筑修復的要求，再與大家一起溝通，讓他們慢慢適應，來從文物保護的角度，去思考和操作。

開始的時候，他們并不完全接受我們的觀點。譬如，我不在的時候，泥水工用水泥去修復夯土墻，用水泥去代替石灰作為砌墻的粘合材料。他們說：“以前沒有水泥就不用了，現在我們有水泥了，肯定要用水泥啦！”

我們跟工匠們反復強調保育和傳承的理念，解釋為什么需要這樣做，還通過負責工地管理的年輕村民和村長進行監督，先教育一些容易理解我們的人，然后通過他們，來跟其他村民溝通。

在有些地方，我們會出于對村民的尊重，而寬容他們犯些錯誤；但有時面對重要的修復工序，我們也會強硬地讓他們拆了重做。這樣三番五次之后，泥水匠們逐漸掌握了我們的要求，開始從保育與傳承的角度看問題。

我們與木工和木雕師傅的合作，同樣有類似的經歷。比較感恩的是，經過五年磨合，最后各方都達成比較默契的合作狀態。

真正的地方精神

村中的建筑，是村民及其先輩通過多年辛勞賺錢所建。我們在修復過程中，特別注重村落及住宅的建造傳統、風水信仰、生活方式等。因為我們保護的，不僅是村中獨棟華麗的建筑，而是反映當地生活的整個村落的歷史和生態環境，以及當地的文化傳統和村人的生活方式，力圖保存地方精神。

我們的修復和改造工作，一方面遵守國際文化遺產修復理念，另一方面尊重當地文化傳統和村民的訴求。如有沖突，則與村民商討，衡量其利害關系和實際情況，再做決定。我們盡可能在工作中融入村民的建議，讓他們有權解釋自己——因為這是他們的遺產、他們的家園。以此，讓物質載體真正涵蓋這個村莊的深層情感和最真實的記憶。

目前我們已完成的工作包括：

調查了村中51座建筑，詳細調研和分析周邊建筑，完成了主要建筑測繪工作；

查閱族譜和歷史文獻，做村民口述史，現在進入第二輪深度調查階段；

記錄了村中的動植物生長狀態和特性及其跟當地生活方式的關系；

修復了三座不同年代不同風格的普通民居，以及一座碉樓、兩座祠堂，重建了一座廟宇，新建了一座洗浴間及雜物間，修復了村道及曬谷場；

種植了一個草藥園，開墾了一個菜園，修復了一個果樹園；

開通了往后山的山路和清理了村民通往社稷之神和玄武神位的山路；

出版了中英文宣傳冊，印發了倉東計劃理念的宣傳單張和倉東建筑明信片；

兩年跟蹤拍攝，完成了普通話、廣州話、英文三語一體的紀錄片（2011-2014）；

完成了多個內容的展覽，包括塘口謝族人民遷徙歷史、倉東華僑歷史、僑鄉社會發展史、歷代村落及建筑變遷沿革、倉東教育基地發展策略等，展覽文字為中英文版本。

倉東村侯成謝公祠二樓關于倉東教育基地發展目標與策略的展覽

從倉東延續：遺產教育基地

從建筑、文化傳統以及自然環境看，許多中國傳統村落都很有地方特色，都很感人。但目前能留守在村里、維系傳統生活方式的村民越來越少。

當然，人們離開鄉村的原因有很多。但對于一些特別有價值的鄉村，如果決策者能多掌握一些文化遺產知識，有傳承文化的社會責任感，那么，這些村子可能就不會在城鎮化、鄉村建設的過程中迅速消失。

有鑒于此，我們把倉東計劃定性為遺產教育基地——通過實際案例的操作，向社會傳播文化遺產保育的理念，培養遺產保護方面的人才，同時使之成為一個遺產保護的范例；通過深度參訪、生態與文化體驗、學術講座、專業授課、文化游戲、紀實影視片、歷史事件重演等不同方式，向來參訪的人們傳播遺產保護知識和文化傳統。

我們期待，某日某地，遺產保育與發展的種子，可以伴隨參與者的足跡生根發芽，被更廣泛地傳播到各地。同時，海外華僑后裔也可通過參與倉東教育基地的活動，獲得對中國文化更深的認識，與這片土地建立更深的感情，以延續其與祖國的聯系。

其實，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安排，與我和合作者鄧華先生的專業背景相關。我曾在美國學習華僑史，熟悉開平的歷史文化和文化習俗。同時，我是香港大學建筑系建筑文物保護方向的碩士和博士，在文化遺產領域跟香港及海外的合作較多，熟悉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香港等相關領域的研究者和研究機構。此外，我曾經參與開平碉樓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工作，具有實際工作經驗。鄧華先生同樣非常熱愛文化遺產事業，熟悉世界各國文化遺產地的發展模式，擅長經營深度遺產旅游，在香港有著良好口碑。

2014年1月開始，倉東教育基地嘗試遺產教育工作坊活動。兩年來，我們聯合國內外大學和文化機構，為大中小學生、政府官員、遺產保育者、學術機構等社會不同群體，策劃過幾十場工作坊活動和學術研討會。這些工作，無論對開平本地，還是在全國范圍內，都產生了一定社會效應。與我們合作過的海內外大學，包括五邑大學、華南農業大學、廣東財經大學、佛山科技學院，美國斯坦福大學、加拿大卑詩省大學、香港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英國愛丁堡大學、臺灣大學等。我們的課程，按照參與者不同年齡、不同專業背景而有不同設計，從小學、中學到大學，甚至針對政府人員等，都有不同的活動內容和上課方式，教授人員也來自海內外各個領域。

回顧過去五年，倉東有喜有憂，有苦有樂。由于人手有限，我們每次準備集體接待活動都特別忙，從搞衛生到行程安排，到準備工作坊手冊，再到吃飯的菜單，以及行程設計、課程安排、游戲活動設計等……幸好，每次活動之后，都能收到滿意的笑容和感謝。

尤其讓我們感恩的是，村民也熱情參與到教育活動的工作中。我們從來不用告訴他們我們吃什么菜，只告訴他們多少人開飯，他們就會很主動地去安排每餐的菜式，從來不需我們操心——最多的時候，村里的廚房曾經煮過75桌！最重要的是，村民們不單是廚房的好手，還是很好的老師，他們參與教授的活動包括：耕作知識、當地糕點制作、手工藝制作、民歌彈唱等。

倉東計劃走過五年，除了村民和正式員工之外，伴隨我們一起默默奉獻的，還有一班忠實的志愿者。他們來自開平市區或旁邊縣市，乃至更遠的香港、外國，有開平本地人，也有外地人或華裔、外籍人士，大家都是本著對文化遺產的興趣而來，積極參與各項瑣碎事務。在我們看來，志愿者的管理也是一項較為重要的工作，歸屬感的營造至關重要。我們把志愿者視為家庭成員之一，大家一起為了營造自己的家而努力。

管理策略

對我個人而言，“倉東計劃”五年實踐中，角色不斷轉變：從研究者到實踐者，從教者到管理者，從單純學術研究到參與經營運作。這不但給我提供了寶貴的實踐機會，還不斷幫我驗證，海外學到的西方保護理念和方法，在中國實施的可行性。

于是，我們心中對倉東計劃的規劃，也越來越清晰和接地氣。

倉東計劃不但是一個民間保護實踐，更是一種新的保護與發展模式的嘗試。我們希望通過建筑的保護，提高當地人的認同感和自豪感，通過參與活動，來營造社區凝聚力，喚醒大眾對遺產對文化的熱愛。我們主張賦予遺產活力，讓遺產變成為我們普通生活的一部分，唯有如此，我們的遺產才能長久傳承。

然而，目前推廣這種理念的基礎不足，真正理解我們理念的人并不多，多數人還是在看熱鬧，站在圍墻外說“愛”。我們最被別人質疑的地方是：五年了，才做了這么幾座建筑！我們一年所做的都比你們強得多！

倉東計劃是一種理念的推行。我們更看重項目對周邊民眾所產生的教育意義及社會影響。以下幾點為倉東目前的管理策略：

資金籌措。這是一個棘手的問題，雖然我們很幸運，在項目起步階段遇到兩位資助者，但這并非長遠之計。必須未雨綢繆，努力發掘當地潛能，在幫助村民的同時獲得收入，支持項目本身可持續發展，使其具有造血功能。

為此，我們也嘗試項目參與形式的創新，在圈內進行小額籌款，歡迎志同道合的人參與，在增強實力的同時凝聚社區力量。我們一邊完善設施，一邊探討各種可能性。不過，目前處于基礎設施建設階段，仍入不敷出，未能盈利。

社區營造。筆者始終圍繞一系列問題進行社區營造：“為何要保護？為誰而保護？為何要發展？為誰而發展？”由此，跟村民合作的過程，就是“信任+尊重+溝通+理解”的過程。倉東計劃在營運過程中，始終遵循“眼里有村民，心中有倉東”的原則。

倉東村民榕樹頭唱民歌，夫人廟的“凈地”和“做香功”儀式，春節煮開燈酒，祠堂的壽宴喜宴等煮餐，教育基地活動期間一起做糕點等集體活動，不僅是儀式或勞動，更是一種生活方式和信仰。這種公共參與是社區凝聚力與親和力的來源。這些集體活動，一類是村民自己在祠堂舉辦的各種宴會活動，一類是倉東教育基地舉辦的活動，其中都有本村人和外來志愿者的參與。

因而，村落才有精神和靈魂。我們在計劃培訓活動時，以不影響村民的日常生活為基本原則，所有活動安排在非農忙時間，也不與他們的婚嫁壽宴擺酒等活動沖突。事無大小，都與村長和村中父老商量，接受村民提意見和投訴，對大事或涉及數字的，則貼布告進行公示。

多元合作。倉東計劃運營過程中，注重平衡與當地政府、村民、華僑后裔、專家學者、學生、訪客、志愿者等各方關系，讓各方都能在項目發展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如：村民參與廚房工作，一方面為訪客準備食物，一方面向來訪者展示當地飲食習慣；也參與教授某些課程，如建造工藝、飲食文化、傳統手工藝等，同時得到收入；

當地的孩子皆可免費參與倉東所有培訓活動，得到對本土遺產的深刻認識；接待回家鄉探訪的華僑后裔，加強他們與家鄉的聯系；

與政府單位合作項目，一定程度上為當地政府、遺產保護愛好者和相關從業者提供了遺產教育服務；幫助當地政府建立文化遺產保育與發展的詳細規范，成立志愿者家庭以及文化遺產保護協會，等等。

凡此種種活動，莫不以遺產為中心，以教育為契機，以村民和文化為基本，同時讓各方在項目運營中有合作與對話的機會。

“社會企業”模式的管理與營運。倉東計劃是以公益為目的的機構，但經營目標是讓項目具備造血功能，具有自負盈虧的能力，不成為當地政府或投資者的負擔。引入“社會企業”的管理理念，即營運獲得的利潤將用于該文化遺產保護項目的再發展。因此，項目初始，即由富有經營經驗的鄧華先生，及具有國際經驗的香港煉金石國際文化交流公司，負責倉東計劃的經營管理工作，和總體項目的營運和策劃工作。

這些管理營運工作包括：1.免費向公眾開放，提供公眾取閱的相關資料和導覽圖等。這些資料以分享倉東遺產保護理念和介紹倉東的建筑和村落歷史文化為主的單張與書籍；

2. 將繼續完善以遺產知識傳播和文化體驗為目的的教育活動；

3.與村民一起營造倉東作為傳統村落的人居環境及生態；從“人、文、地、景、產”等方面去進行社區營造，發掘大自然和傳統文化的潛能，建立樸門永續（Permaculture）人類居住環境理念的教育系統、培養理念[樸門永續（Permaculture）來自澳洲，形成于1970年代，是一種生態保護與發展理念，目的在于通過各種可能來開發可持續的生活系統，尊重自然美學而非人類美學。該理念流行全世界，在日本、臺灣和香港等地都有示范基地。]；

4.修復村中舊民居，作為學生的住宿場所，讓他們住在村里，參與更真實、更有生活味的文化體驗活動；

5.發掘當地潛能，建立合作生產模式，創造具有倉東特色的產品，以扶持當地的經濟發展。

發展目標。保存自然的村落生態系統，發展遺產保護和樸門永續理念的教育；村民在村中如常生活，傳承富有特色的本土文化和生活方式。訪客來到倉東村，好像不是來參觀、學習或游玩，而是來探望親戚，感受富有特色的地域文化和淳樸的傳統；村民接待的好像不是訪客，而是遠道而來的親朋好友。

初見成效

過去五年，“倉東計劃”團隊花大量時間跟村民溝通，引導村民重建對社區、對本土文化的信仰。越來越多外遷的村人開始回來參觀修復后的倉東村，并參加聚會。昔日沉寂的倉東村煥發生機，倉東村民的遺產保護意識逐漸被培養起來，逐步建立起文化自豪感和自信心，自覺參與保育工作。 村里破舊的老屋逐漸修復活化，有的在外的村民還回來辦喜宴、壽宴。

未來，我們期待，某些村民可因項目發展，獲得就業機會，愿意留在村里，真正讓古村落煥發出新生命。

這種影響甚至超出倉東村，波及旁邊的兄弟村落——倉西村。倉東與倉西兩村本為兄弟分支而成，但和諧共處，形同一村。在倉東村村場和祠堂修復并恢復傳統功能之后，倉西村的村民遂與倉東村村民自發聯合舉辦活動，形成一個更大的社區。

一年前，2015年正月初七，來自倉東村和倉西村的一百多村民，自發在倉東村祠堂和榕樹頭聚會，甚為熱鬧。根據村長描述：喜歡彈唱的村民在榕樹頭唱大賣雞、花箋、木魚等本地民歌助興，醒獅隊則在祠堂前的村場表演傳統獅子表演，喜歡籃球的村民在籃球場舉行友誼賽，喜歡廚藝的村民在廚房準備佳肴，婦女準備三牲到祠堂和夫人廟拜祭……林林總總，出現了多年未有的和諧喜慶的場面。

當天，大家舉杯歡慶至夜深，商討籌款安裝公共路燈事宜，還約定每年正月初五為“倉前村”的村慶日——散居各地的村人回村聚會的日子。有些村民還通過微信，把這次盛事直播至遷居美國、加拿大、東南亞諸國、香港、澳門等地的倉前人當中。

到了今年，2016年正月初五，為了組織村慶日活動，村民自發成立籌款組、民歌組、舞獅組、籃球組、餐飲組等。籌備也是聚會。主事者挨家挨戶去籌款，共籌得三萬多元經費。

初五那天，村里處處感受到一派節日氣氛，榕樹頭盡情歌唱、彈琴；舞獅活動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贊嘆聲，籃球場更是歡呼聲不斷！從八九十歲的老者到年幼的小孩，三百多人圍成四十五桌聚餐，歡聲笑語，喜氣洋洋。

從湛江回來的榮州叔的兒媳婦很感慨地對我說：“我嫁到倉東村二十年，每年都回來幾次，今天最熱鬧最開心！很高興看到這么正能量的活動。”另一位遷到開平市區居住的倉西村老太太，帶齊全家回來參加聚餐，高興地對我說：“我孫子參加了你們舉辦的冬令營回來，說很喜歡倉東的老師和活動，他說比在家里好一百倍，說以后還要來！”

面對眼前的一切，想起五年前春節期間倉東村曬谷場的凄清寥落，今天竟可以如此充滿生氣，人頭涌涌，實在出乎意料之外。社區營造工作漫長艱辛，潤物無聲，然而產生的凝聚力和歸屬感是無限的！

作為倉東團隊的我們，看到村里自發舉辦這樣的盛事，甚為欣慰：我們多年在倉東村進行的經營，不就是希望村民建立對自己本土文化的自豪感么？不就是培養他們對自己所生長的土地的感情么？不就是希望外遷的他們多回村里看看么？

結語

我們非常明白，“倉東計劃”走到今日，仍處于起步階段，仍需要很大的投入和努力，否則將前功盡棄。除了以往的教育和參訪活動之外，2016年，我們將致力于幫助村民和社區發展，讓村民發揮自身潛能，創造社區造血的可能。

從事鄉村文化遺產保護實踐多年，我感觸良多。

首先，引導社區里的大眾開展各種活動甚為重要，有人才有文化，有文化才有精神，有精神才有地方吸引力，歸根結底是社區營造和地方精神的保存；

其次，我們在村里做實踐，應時刻以“尊重”行事——尊重當地人，尊重當地文化，尊重當地美學；

再者，要避免把精英主義和個人表現主義思想帶入社區，注重公共參與，一切榮譽皆擴大分享，一切利益皆以公道為本；

最后，從管理者的角度，需要理解自下而上的社區營造方式與文化遺產保護策略息息相關。它所煥發的力量，往往與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導項目的效果有著極大差別。自下而上的社區營造收效慢，但基礎相對穩定，相比單純金錢的付出，更需要用心。

作為倉東團隊，我們需要有允許叛逆、寬容失敗的心，要承認對未來的不確定性；要理解團隊成員個體與“倉東計劃”之間，是契約而非雇傭的關系；團隊最需要的是不懈努力和堅持作戰的韌性，要有適時改進的氣度和能力。

我們在倉東所進行的遺產保育的實踐，不單是在進行一個課題的研究，更是一種理念的改革，我們希望投資者、當地居民和項目參與者，都能理解遺產保護的意義，從而合作愉快，達到多元合作，最后使社區產生真正的活力。

這樣的嘗試，也獲得了國際認可。2015年9月1日，倉東計劃獲得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護獎。

2016年1月27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開平市政府在廣東省開平市倉東村聯合舉辦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護獎”頒獎儀式，5個政府機構、2個大學機構、3家民間組織、51位村民，11位工匠、2位華僑代表，1位外國友人，共獲得了75份獎狀。

1月27-28兩日，除了舉行隆重的頒獎儀式外，倉東村還組織了富有當地特色的文化演出，以及四場學術講座。邀請臺灣、香港和內地在文化遺產保護方面具有實踐經驗的專家，來進行鄉村保護案例經驗分析，開展與聯合國官員一起交流切磋的研討會，讓在場的外地遺產愛好者和本地開平人都有跟外界交流學習的機會。

這樣的活動安排，實際也是在履行我們的理念——讓遺產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讓參加者在感受頒獎氛圍的同時，也感受一場文化盛宴，并接受學術洗禮。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駐華代表Ms Himalchuli Gurung（右一）在倉東村授牌現場，中間舉牌者為村長謝雪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