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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論|上海民企總部經濟發展亟待解決的問題與建議
【編者按】
長期以來,上海社聯聯系著上海市高等院校、黨校、社科院、部隊院校和黨政部門研究機構等社會科學研究機構,深入研究并回答事關國家和上海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成為政府決策不可或缺的“思想庫”和“智囊團”。
上海社聯與澎湃新聞智庫報告欄目聯合推出“上海社科專家說”,該系列文章將堅持問題導向,提供應對策略與解決方案,為政府部門提供決策參考。
總部經濟是上海“五型經濟”中最具象、最實在的發展優勢和突出功能。目前,上海已成為跨國公司地區總部最為集聚的城市之一,正在推動民企總部經濟快速發展。2019年5月,上海市商務委等四部門印發《上海市鼓勵設立民營企業總部的若干意見》,并后續認定274家民營經濟總部,大力提升民營經濟活力,有力促進民營經濟發展。但較長時期以來上海國有企業、外資企業相對較強的發展格局下,民企總部經濟進一步發展亟待解決存在的突出問題。
一、上海民企總部經濟發展亟待解決的問題
盡管上海民營經濟發展得到很大支持,民營總部經濟有了長足進步,但從上海全球科創中心建設要求看,科技創新策源和高端產業引領功能看,民營總部經濟發展還存在一些制約因素,民營經濟總部進入門檻高、運營扎根難、發展心難安的現象比較突出。
(一)民營經濟總部進入門檻相對偏高,難以適應全球科創中心發展要求。《上海市鼓勵設立民營企業總部的若干意見》(滬商規〔2019〕1號)文中,民營企業總部認定要求:上年末資產總額達到1億元人民幣;上年度營業收入(銷售收入)超過10億元人民幣;除本市外,擁有2個或2個以上分支機構。這對于生產研發型民營企業來說門檻相對偏高,特別是一些處于初創型的民營研發企業來說門檻比較高,這對于立足國內大循環、更多依靠內生動力的上海來說,很難在創新型總部企業吸引上給民營企業帶來更有力的政策放大效應,長期看也會給高端產業發展,特別是卡脖子產業發展帶來不利影響。
(二)民營經濟總部入駐后扎根難,民企總部面臨的總體營商環境還需提升。民營企業總部入駐后,相比外資企業還缺乏一些聯系機制,比如,沒有圓桌論壇和市長咨詢會等機制,這對民企總部后續發展壯大帶來不利影響。盡管滬商規〔2019〕1號文明確加大對民營企業總部的支持力度,但實際上民企總部也還受到一些隱形障礙的束縛,比如信任不足、融資較難等等。與此相聯系的是,即使一些總部型民營企業的產品質量高于外資企業,也很難建立起品牌信譽,在市場上獲得相對于外企產品的優勢。這說明上海營商環境不斷改善的情況下,包括總部型民企在內的民營企業所面臨的營商環境相對提升不足,還需要克服一些長期存在的深層次制約因素。
(三)民營經濟總部運營后心難安,創新創業常受困于模糊的相關配套政策。滬商規〔2019〕1號文對確認的民企總部,提出充分發揮戶籍政策的激勵和導向作用,對民營企業總部引進的人才在子女入學、醫療保障、申請人才公寓等方面提供便利,但在實際運行過程中,這些相關配套政策沒有細化,執行相對模糊。特別是對一些國際化程度較高的民營企業來說,大量國外回流人才甚至外籍人才,如何解決他們的安家落戶和醫療教育等問題,甚至個人所得稅偏高問題,需要更多的具體可落實的細化政策。
二、上海民企總部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幾點建議
上海民企總部經濟發展的成敗,既一定側面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多種所有制經濟發展的現實情況,也很大程度上昭示上海開放經濟和全球城市功能的發展水平。針對目前民企總部經濟發展亟待解決的一些問題,提出如下建議。
(一)民營企業總部認定應根據產業發展需要、企業所處階段制定分類分層的相應標準。上海發展總部經濟,吸引和發展民企總部,應改變一刀切的政策標準,按照上海全球城市發展的實際需要,針對上海重點扶持的產業和基層產業實際情況分門別類設定標準和門檻,對于重點產業領域或重要產業環節的創新型企業,應區分所處不同層次和不同階段,在總部經濟認定上區別對待,從而形成分類分層的不同總部經濟認定標準。
(二)民營企業總部服務交流聯系機制應進一步完善,著力改善民企總部營商環境,以發展壯大認定后的民企總部。民營企業總部經濟發展需要建立和完善認定標準,但更應重視認定后民企總部的發展壯大問題。應建立類似外資企業的服務交流聯系機制,可考慮舉辦市級層面的定期咨詢和服務溝通機制,比如專門面向民營企業的市長咨詢會,以及分管相關工作的副市長及相關部門參加的服務和溝通聯席會議,也可以充分發揮第三方組織定期或不定期舉辦相應的民企總部交流會議。通過這些機制及時落實和解決存在的隱形障礙,提高民營企業所處的營商環境,幫助總部型民營企業解決長期以來可能存在的不公平和弱勢地位,在觀點改變、政府采購、市場協調等方面促進民企總部發展壯大。
(三)民營企業總部相關配套政策應消除模糊性,在具體執行上更加落地有效。民企總部認定后,應在確保其安心創業和發展方面設置更為放心的政策,并在政策執行上更加落地有效,這也符合行政程序的重心由事前審批向事中事后監管轉移的大趨勢。目前重點是要解決配套的教育醫療、住房保險等迫切需要的安家安身之憂,要明確政策邊界以及可以給予的標準,在政策執行上不留“空白”和“模糊”地帶。個人所得稅直接涉及重要人才能否長期安心在上海創新創業的問題,可考慮適當采用國內部分地區的財政補貼實際降低個人所得稅問題。
(作者沈桂龍系上海社科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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