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2月24日，當英王喬治五世通過廣播向全國發表圣誕演說時，人們對國王的感知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真切、親近。至高無上的君主那略帶丹麥腔調的聲音，通過無線電傳播實現與國民的親密接觸，這在人類歷史上也屬首次。喬治五世開創的傳統在當時具有更廣泛的象征意義：它不僅意味著與莊嚴持重的19世紀告別，也預示著新時代對溫莎家族提出的挑戰。在大眾傳媒日益興盛的20世紀，王室該如何處理自身與國民的關系？當傳統意義上私人生活與公共生活的界限漸趨消弭之際，王室的形象如何才能經受住大眾傳媒的考驗？

后維多利亞時代的王室形象

1861年，維多利亞女王的丈夫阿爾伯特親王去世，女王從此性情大變，直到19世紀80年代都長期居于溫莎城堡，服飾肅穆，時人稱她“溫莎寡婦”。在這位女王延綿60多年統治的后期，喪夫之痛帶來的陰霾一直籠罩著王室。這不可避免地影響了政壇與社會風尚，維多利亞時代雖然偉大，可終究太過嚴肅沉悶，只有一股清新的活力才能使社會風氣為之一振。

1901年，維多利亞女王去世，漫長的19世紀也落下帷幕。但英國人沒有等來一位“小清新”的君主，相反，新國王愛德華七世卻以其放蕩的早年生活而出名。一時間王室的情史成了茶余飯后的談資。雖說這給靜如死水的王室贏得了存在感，但它無疑與19世紀的道德風尚背道而馳。

作為維多利亞女王的長子，當年的威爾士親王阿爾伯特（愛德華七世即位前的本名）難得母親的歡心。雖然他是第一個進入牛津大學的王儲，但他在愛爾蘭服役時和一個女演員的風流韻事把這點成績一掃而光。女王一直將丈夫的去世歸咎于威爾士親王，認為正是他的放蕩使父親憂心加重了病情，1861年后母子間的關系日趨緊張。愛德華七世即位后，早年的秉性依然故我。當時的媒體對王室的丑聞遠不如今天這么“關心”，但國王擁有眾多情婦仍然是倫敦上層社會公開的秘密。國王自己也不清楚究竟有多少情人，但她們其中一位的曾外孫女，就是后來查爾斯王儲的情人、如今的康沃爾公爵夫人卡米拉——這不得不讓人感佩前世今生的情緣。

愛德華七世的韻事無異于給王室放了把火，新世紀到來之際的英國王室還來不及應對傳媒興盛的新形勢，國王的放浪已經讓王室陣腳大亂。萬幸的是，王室中從來不乏及時的消防員。

愛德華的兒子兒媳——喬治五世與瑪麗王后的伉儷情深喚醒了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感。而瑪麗王后的傳記作者也指出，在為社會樹立榜樣方面她比丈夫顯得更強有力。

瑪麗王后早年被親切地叫做“梅”（May，她出生于五月），她的父親是德國符騰堡的泰克公爵（Duke of Teck），家道中落不得不寓居英國。母親雖為英國王室后裔，但因支系疏遠也沒能給她一個顯赫的出身。相對貧寒的家境使瑪麗變得持重、果斷而稍顯嚴厲，這種性格倒很符合對王后的要求。丈夫喬治五世雖然才華平庸，他那退役老海軍的形象也缺乏魅力，但是兩人的結合卻相得益彰。

在20世紀20至30年代，國王夫婦是英國人家庭生活美德的楷模，正是他們挽救了愛德華七世帶來的形象滑坡，而且他們的家庭氛圍也極大地影響了孫輩——未來的伊麗莎白二世女王。

冤家路窄：溫莎公爵夫人VS伊麗莎白太后

1936年，愛德華八世的退位將王室卷入空前的危機之中。與他父母和兄弟的性格都不同，愛德華本人美式風格濃郁，一戰后日漸浮夸的社會風尚自然也裹挾著這個威爾士親王。不過問題在于，王室的特殊地位使他與家人的格格不入特別惹眼，早在他為辛普森夫人放棄王位之前，他與弟弟喬治夫婦的關系就微妙起來，而更微妙的則是辛普森夫人與未來王后伊麗莎白的關系。

約克公爵夫婦——后來的喬治六世與伊麗莎白王后——第一次見到辛普森夫人時，雖然臉上掛著應有的體面，但是伊麗莎白對辛普森夫人的惡感難以掩飾：正是這個賣弄風情的女人以其魔力迷惑了威爾士親王，引得社交界如此放肆地嚼舌頭、傳閑話。愛德華時常開著最新款的福特去看望約克公爵夫婦，當兄弟倆圍著轎車品鑒男人們的話題時，辛普森夫人不得不與鄙視她的公爵夫人獨處，可以想見再也沒有比這獨處更令人尷尬的事情了。尤其還要考慮到，本名伊麗莎白·鮑斯-萊昂（Elizabeth Bowes-Lyon）的公爵夫人早年還曾追求過威爾士親王，雖然后來發現彼此不是同一個世界的人而分手，伊麗莎白嫁給了親王的弟弟，但是這種淵源必然埋下了女人間最隱秘的嫉妒——這多少能解釋后來發生的許多事。

英國王室對辛普森夫人的敵視，絕不單純是所謂排外主義在作怪，也不僅因為她是有過兩次婚姻的女人。實際上，從19世紀中期開始就有許多富有的美國女繼承人成功嫁入英國貴族之家，這對于雙方的名望財富來說是雙贏的互補。溫斯頓·丘吉爾的母親便是典型的例子，而《唐頓莊園》中格蘭瑟姆伯爵夫人柯拉也代表這個群體。真正令英國王室憤怒的是，辛普森夫人導致了愛德華隨性地逃避責任，引發了空前的憲政危機。英國歷史上還從沒有主動退位的君主，而約克公爵也未曾想過有朝一日即位為王，他早年的羞怯和口吃癥狀在此期間更為嚴重，對于公爵夫婦來說這給他們原本“小確幸”的生活帶來了大麻煩。

在君主立憲制下當國王是一項繁重又乏味的工作，20世紀更是如此。對于已有兩個女兒的約克公爵夫婦來說，能夠守著他們在皮卡迪利145號的美滿家庭，是對未來生活最好的憧憬?？墒?，1936年間的遜位危機打碎了這個憧憬。約克公爵夫婦、如今的喬治六世與伊麗莎白王后，不僅要承擔起繁重的國事責任，還肩負著修復和重塑王室聲望的使命。實際上，喬治六世并不像電影《國王的演講》所詮釋的那么堅毅，更多的時候他意志薄弱、為人謙和，對于重大事件往往缺乏主見，而伊麗莎白王后則從婆婆瑪麗王后那里繼承了某種強硬、穩健的作風。正是新國王夫婦間的這種配合，在1936年后再次挽救了跌至谷底的王室聲譽。當1941年不列顛空戰正酣時，面對德國空軍的狂轟濫炸，國王夫婦毅然選擇留在倫敦，身處白金漢宮的喬治六世險些中彈受傷，但是戰爭中屹立不倒的國王終究把王室的威望推向高峰。

周而復始：瑪格麗特公主的“羅馬假日”

1953年6月在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加冕典禮上，媒體記者們捕捉到了一個插曲：女王的妹妹瑪格麗特公主正與空軍上校彼得·湯森（Peter Townsend）談笑風生，她還戲謔地摘掉湯森制服胸前口袋上多出的線頭。這個親密的舉動透露了兩人不同尋常的關系，而事實上她也的確正與湯森戀愛。作為國王喬治六世最疼愛的掌上明珠、當今女王唯一的妹妹，瑪格麗特公主在王室中地位非凡。然而就在她姐姐正式登基成為女王的時候，一段由瑪格麗特公主引發的感情糾葛將困擾王室多年。這段王室的情史后來成為奧黛麗·赫本主演電影《羅馬假日》的藍本之一。

彼得·湯森于1944年被皇家空軍推薦到王室服務，擔任喬治六世的侍從武官。在此期間，他的才干、魅力和美德贏得了國王全家的贊賞和欽佩。國王去世后，王太后和女王對湯森的信任依舊不減，然而就像宿命給王室開了一個玩笑，當年困擾著愛德華八世的問題如今再次浮出水面——雖然形式有了稍許不同：彼得·湯森失敗的婚姻在1952年走到盡頭，而從1947年他與瑪格麗特公主的關系就逐漸公開，人們實在無法將這兩件事看作孤立的事件。無論是作為圣公會教徒還是王室成員，與一個離過婚的人結合都是不可想象的，況且湯森比瑪格麗特要大16歲。政壇巨人丘吉爾甚至威脅，如果瑪格麗特一意孤行，她將不得不放棄王位繼承權。與此同時，內閣安排湯森去比利時公干，從而暫時將兩人分開。就是在這個時候，瑪格麗特公主妥協了。

我們不禁要問，這個過程中作為姐姐的伊麗莎白女王扮演著怎樣的角色？應該說，女王對湯森的信任絲毫不減于其父。而在面對自己妹妹這段感情糾葛時，公職責任與個人情感兩者間的矛盾，讓女王倍感進退維谷的痛苦。當瑪格麗特與湯森陷入輿論風潮的漩渦時，女王竭盡全力想要保護他們。然而從根本上來說，不僅君主自身的責任，而且英國民意的主流都在提醒她：這件事絕不可能兩全其美。

1960年瑪格麗特公主與攝影師安東尼·阿姆斯特朗-瓊斯結婚，但是兩人的感情沒有多久就亮起了紅燈。1976年，瑪格麗特公主與比她年輕17歲的設計師羅迪·洛威林的關系成為媒體關注的熱點，這不僅直接導致了瑪格麗特婚姻的破裂，而且極大沖擊了王室的形象。

與冷靜沉穩的姐姐不同，瑪格麗特公主直率、熱烈而叛逆，其社交圈包括各色人等，她本人長期嗜煙如命，并且中年以后患有抑郁癥，種種表現令英國王室大傷腦筋。當時就有許多人將公主的任性歸因于早年喬治六世對她的溺愛，因為國王認定伊麗莎白將會繼承王位，出于彌補的愧疚則把更多的父愛給了瑪格麗特。

不過，伊麗莎白女王夫婦的家庭生活可謂完滿幸福，再次將跌墮的王室聲望挽救回來。早在1947年伊麗莎白與菲利普親王的結合，就為王室奠定了“正能量”的主心骨。伴隨著子女們的先后出世，女王的家庭日益擴大，伊麗莎白二世繼承了祖父祖母、父親母親一脈相承的品格特質，從而使古老的君主政體在20世紀持續煥發生機。當年喬治五世曾對王室成員說：“不要奢望依靠君主政體實現過高的志向，也就是說憑良心、講人性就行了。”這個看似簡單的標準在紛繁復雜的20世紀很難完全做到，然而在女王登基63年后的今天，她基本實現了祖父當年的訓誡。

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使命，也總有一代人逃不脫的情感際遇。即便具備無上榮光的王室，在面對人世的愛恨時也同樣身不由己。而英國的特別之處即在于，它將女性置于如此重要的舞臺中心，賦予女性如此崇高的地位。我們也會發現，每當王室的行為過多地暴露人性弱點從而影響體面與聲望之時，總會有一個身影站出來力挽狂瀾于既倒，重塑統治家族應有的形象。而且這種擔當與責任的DNA總是巧合地在婆媳之間傳遞，從瑪麗王太后到伊麗莎白王太后，從伊麗莎白女王到戴安娜王妃，再到如今的凱特王妃。她們在各自面臨危局之時，都以身作則為王室挽回了面子，同時她們自身優雅親和的氣質，又極大地拉近了王室與民眾的距離。雖然早已不具備往日君主的那種權力，但是溫莎王室至今仍極富聲望，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王室的女性賦予了它獨一無二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