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滅亡與明朝不一樣。

明朝的滅亡是征戰的失敗。清軍的鐵騎一路掃蕩，雖有投降的官員與士人，但許多讀書人是不合作的，是抵抗的。忠明與殉明，是當時官員與士人所認定的最高境界，許多人出于多種原因沒有做到，被認為是怯懦的、自私的和不道德的，盡管也是可以原諒的。清初的統治由此也遇到了許多麻煩。

清朝的滅亡完全是內部的崩潰。在中央，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絕對不忠于清朝；在地方，廣西巡撫沈秉堃、安徽巡撫朱家寶、江蘇巡撫程德金等人是主動革命。作為清朝統治機器一部分——各省咨議局，普遍地同情或參加革命，許多人就是地方反清革命的組織者和領導人。作為清朝統治機器最重要部分的軍隊多有反叛，尤其是新軍，在鎮（師）、協（旅）兩級的高級軍官中，忠清和殉清的幾乎沒有，叛清的卻大有人在。在上海進行南北議和的南方人士，如伍廷芳、趙鳳昌，都曾是清朝官員。張謇作為清朝狀元，主動倒清，據稱是退位詔書的起草者，這在明朝是不能想象的。

作為中國傳統思想主體的儒家思想，此時起到了什么作用？此時發生了什么變化？

儒家思想自然有多重的面相，然其最核心的面相是政治思想，講的是“忠”?！爸摇钡暮诵淖匀皇恰爸揖?。清亡五十年前，咸同之際，儒家思想還催生出諸如曾國藩、江宗源、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駱秉章、沈葆楨、丁日昌、郭嵩燾、劉銘傳等等一大批忠義之士。但到了此時，儒家思想表面上還占據著主導地位，但已經抽出了忠義的精神，清末政治思想的基本面相已變。

清末許多官員與士人之所以不再忠清，是受到了種族革命思想的影響，不愿意為異族效忠；但大多數并不主張種族革命，他們的思想又是如何發生變化，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

嚴修與蔡元培

由此我們可以看一下清末民初的兩個重要人物，他們分別是南開大學的創辦人嚴修和北京大學“永遠的校長”蔡元培。

嚴修（1860-1929）從小受到了嚴格的儒學訓練，進士出身，入翰林院。1894年以翰林院編修出為貴州學政，主持一省之學務。很可能受到甲午戰爭的影響，他于1897年上奏，提議開經濟特科。光緒帝接受了，相關的準備也正在進行，成為戊戌變法中的重大改革事項。至戊戌政變后，他請假回到天津，辦理女學堂，自我學習西學，曾兩次赴日本考察教育。1902年，他應袁世凱之邀，任直隸學校司督辦，是直隸（尤其是天津）近代教育的發起人和主持人。1905年，清朝成立學部，他任侍郎，1910年以病回天津，至袁世凱組織內閣，再任學部大臣。他是清末教育改革的主要實踐者和領導者。而在這一時期，他的思想從原有的知識結構向新式教育轉變，似乎沒有遇到太多的障礙。他對清帝的退位，似乎并不意外，是順從的；對民國的創建，似乎也不意外，是歡迎的。他后來創辦的南開中學、南開大學，已經看不到太多過去儒學或經學的特點。

蔡元培（1868-1940），也是受到完整的儒學訓練，進士出身，入翰林院。戊戌政變后，請假回籍辦理中西學堂，后到上海，參預辦理澄衷學堂、南洋公學、中國教育會、愛國學社。1904年，他參預組織了光復會，后加入了同盟會（他有種族革命的思想）。1906年，清朝派翰林出洋，他銷假回京申請，未能成行。次年，他隨清朝新任駐德公使孫寶琦到德國，入萊比錫大學旁聽三年（孫寶琦曾給予他一定的資助），完整地接受了西學。辛亥革命時回國，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是重要的革命黨人。北洋時期，再次出洋赴法國。1916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校長，主校期間提出了“兼容并包”的辦學思想。

嚴修與蔡元培，都是進士出身，都進入翰林院，都去了東洋或西洋，主動從傳統思想中走了出來，并進行新思想、新學術的傳播，開始辦學。就清末時期而言，嚴修更多一點官方色彩，蔡元培更多一點民間色彩，但并不影響他們的大方向。從思想史的角度來說，他們自我完成了思想革命，并從事于思想革命。他們在當時和后來都是影響極大的人。

順便地說一句，蔡元培主持的愛國學社，“愛國”一詞已不是“忠清”，而是有了現代國家的觀念。愛國學社的教員與學員，后來大多是反清的。

葉昌熾的課題與廢八股改策論

嚴修與蔡元培，是清朝最重要的學術機構——翰林院中走在最前面的人，或者說從傳統主動邁入近代的人。翰林院中的其他人呢？

最近由于上課的原因，我在讀晚清四大日記之一的《緣督廬日記》，作者葉昌熾（1849-1917），蘇州人，學問精深，今天被視為金石學家、文獻學家。他于1889年中進士，入翰林院，1902年以翰林院編修出為甘肅學政。1903年8月，他在蘭州求古書院出了三道課題：

允猶翕河義（典出于《詩?周頌?般》，指允水、猶水合流為黃河）

問歐洲各國皆用金鎊，中國用銀，金貴銀賤，公私漏卮甚巨。即以銀幣論，西人曰先令每一先令重二錢二分，易中國銀，浮于所之重數懸絕，是同一銀幣，中西貴賤不相敵，不變圜法，匱可立待。何策以維持之？

蘭州新設官書局應排印何書議（《葉昌熾日記》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初九日）

求古書院是蘭州最重要的書院，此時的學問已經完全變化（葉昌熾在光緒二十九年二月十五日記中稱：“省城蘭山書院，督臣為政。求古書院，學臣為政。舊例也。”）。第一題仍比較傳統，葉昌熾此時在蘭州，似乎也是頌“時周之命”。第二題我不知道今屬大學哪個學系的專業內容？經濟系、政治系、金融系、社會系似乎都有點關系。第三題是有所指的，即當時最為缺少的時務書。葉本人此類書籍不多，主要來源是西安。西安此類書籍也很少，蘭州更少，由此而需要刊刻排印。而這些沒有讀過時務書或讀過不多的蘭州學子，又如何比較，如何回答？葉作為一省學政，須在各府、州進行科、歲兩試。其中在鞏昌府的院試，所出的生古題為：

問地為球體行星之一，其體皆有盡界而浮于空中，所見地面水面有一定界線，試言其理

問鞏昌石刻上溯漢魏，下迄宋元，年月書撰，或存或佚。各舉所知以對

哥舒瀚論

所出的童古題為：

問空氣流動而為風，由于冷熱漲縮，試言其理

問鞏昌隴右名區，人文所萃，前賢撰述，文獻足徵。試以四部條例其目，并論其著書大意，略如提要之例

姜維論

其中第一、二題是“策”，葉昌熾怕生童做不出第一題（分別談地平線和風的產生），特別說明“兩策任擇一題，無庸全作”，由此可用地方知識來補其西學之不足（《葉昌熾日記》光緒二十九年二月二十八日）。而他在西寧府的三試題中有：

問古人以兵戰，今東、西各國以商戰、工戰、農戰而實以學戰，試申言其意（《葉昌熾日記》光緒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從這樣的課題出發，學子能得出什么樣的結論來呢？葉昌熾不以西學見長，與馮桂芬、江標、費念茲、張之洞有交往。我很懷疑他對國際匯兌、地平錢、風和“學戰”等課題是否有完整并大體準確的知識，也不知道他的評分標準，很可能由他的幕僚來操辦之。他不是新學的一派。他這么做，是其職務使然。他所出的題目，應當被認為是晚清最為主流的政治思想與學術思想，表達的是官方的意志。

我讀了這一年（光緒二十九年，1903）的葉昌熾日記，感受很深。我也知道相關的背景，即兩年前，1901年，清朝宣布從明年起廢八股，鄉、會試皆試策論。葉不能不變。1906年，清朝又廢學政，改設提學使，葉也就不再做官，返回鄉里。他曾任江蘇存古學堂歷史、地理總校，民國后不再出仕。他聽到張勛復辟的消息時，有一點欣慰，但認為不會長久。

葉昌熾日記中所描寫的這一年，1903年，清朝進行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經濟特科，清朝通過了“癸卯學制”，規定了三段七級的教育體制。后一年，1904年（光緒三十年），清朝在開封舉行了最后一次會試，即“甲辰恩科”會試。考題大變。第一場史論（五題）：

周唐外重內輕，秦魏外輕內重，各有得論

賈誼“五餌三表”之說，班固譏其疏。然秦穆嘗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說亦以戒單于，其說未嘗不效論

諸葛亮無申商之心而用其術，王安石用申商之實而諱其名論

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請于私第見客論

北宋結金以圖燕趙、南宋助元以攻蔡論

第二場各國政治、藝學策（五題）：

學堂之設，其旨有三，所以陶鑄國民，造就人才，振興實業。國民不能自立，必立學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愛之心，自養之技能，必需之知識，蓋東西各國所同。日本則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鑄國民之教育也。講求政治、法律、理財、外交諸專門，以備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設農、工、商、礦諸學，以期富國利民，此振興實業之教育也。三者孰為最急策

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實，盍縷舉近百年來歷史以證明其事策

日本變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國以日強，埃及用外國人至千余員，遂至失財政裁判之權，而國以不振。試詳言其得失利弊策

《周禮》言農政最詳，諸子有農家之學。近時各國研究農務，多以人事轉移氣候，其要曰土地、曰資本、曰勞力，而能善用此三者，實資智識。方今修明學制，列為專科，冀存要術之遺。試陳教農之策

美國禁止華工，久成苛例，今屆十年期滿，亟宜援引公法，駁正原約，以期保護僑民策

第三場四書五經義（三題）：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義（《大學》）

中立而不倚，強哉矯義（《中庸》）

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義（《易?系辭下》）

從考題的內容與形式來看，與原來的科舉會試有了本質性的區別。以今天的知識水準來判斷，第一場史論，大約最優秀的歷史學家都難以解答清楚，且也不能依據史實來回答，出題者另有其意在內；第二場西政與藝學，屬政治家和各行專家討論的問題，且也不可能有標準的答案；第三場四書五經義，實際上也潛藏著對當時國政的新解。用這樣的題目來選拔人才，果真能找到經國濟世之才？

清代最后一榜（也是中國最后一榜）會試進士共兩百七十六人。如果去分析這兩百七十六人的后來經歷，真是什么樣的都有。此時離清朝滅亡已經很近了，但我記得這一批人中沒有忠清、殉清的。該榜探花為商衍鎏，在清朝、北洋、國民政府任職，其中在國民政府任職極短，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時，出任中央文史館副館長。

又一年，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科舉廢除了。在新的教育體系之中，經學只是其中一科。抽去科舉的支撐后，傳統的儒學軟軟地塌了下來，在青年學子的心中變得沒有什么用處了。傳統的由“知書”通向“達禮”的路上，人跡漸稀。

張之洞的內心世界

科舉試題很大程度上代表著官方的意識形態，而科舉消亡又顯示著官方主流政治思想的變化。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張之洞（1837-1909），主持著晚清的學制改革。他的主要代表作，當稱《勸學篇》，雖由其幕中人士代筆，仍體現出他的思想，完成于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即戊戌）。

我最近重讀《徐世昌日記》，發現很有意思的記錄。1897年，翰林院編修、袁世凱的幕僚徐世昌來到武昌，張之洞與徐相見多達十六次，每次談話的時間都很長，經常是夜半談到三四更，甚至天明。他們是同鄉。張又是喜歡夜談之人。更重要的是，甲午戰爭初期，1894年10月，徐世昌上奏提議調張之洞主持朝政大局，朝廷為此命張之洞進京，后因兩江總督劉坤一赴山海關督師，改張之洞署理兩江總督。張由此對徐另眼相待。徐世昌日記記錄了他們的談話內容，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張的內心世界：

問當今挽回大局之要，當從何處下手？薌翁云其要有三：曰多設報館，多立學堂，廣開鐵路。而曰收三者之效之曰士農工商兵，然必欲觀此五者之成，仍不外乎變科舉。多設報館，可以新天下之耳目，振天下之聾瞆；多立學堂，可以興天下之人材，或得一二杰出之士以搘拄殘局；廣開鐵路，可以通萬國之聲息，如粵漢之路、盧漢之路，奉天之路修到伯都納與俄國之路聯接，五六年內一律告成，中國可不至于危亡。大哉斯言，高出尋常萬萬矣。至于變科舉，尚不可以旦夕變，然終必至于變而后已。（《徐世昌日記》，光緒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薌翁”即張之洞，號香濤。奉天，今沈陽。伯都納，今吉林扶余。張之洞之意是中國新修的山海關到奉天的鐵路，延至伯都納，與俄國的中東路相連接。當時俄國已獲得修筑中東路（滿洲里經哈爾濱到綏芬河）之權，該鐵路連接西伯利亞大鐵路，至海參崴，尚未獲得修筑中東路支線（哈爾濱經長春、沈陽到大連）之權。

張之洞本是科舉健將，虛歲十四歲中生員，虛歲十六歲中舉（順天府試解元）、虛歲二十七歲中進士，殿試探花（同治二年，1863），入翰林院。過了這些年之后，竟然主張變科舉。而他講的報館、學堂、鐵路，與傳統的儒學體系是有沖突的，而與前文提到的葉昌熾新式考題卻是聯通的。徐又記：

薌翁云：士農工商兵五者，兵須藉商之財之為養，而又非農工不能成，然農工商兵又非士之考究訓教不能精。今日泰西以商務立國，夢夢者幾疑商可冠乎四民矣，得此言可以破群疑、息眾喙。而為士者仍不力求實學以副其名，能無懼乎。又言中國之弱，上溯其源，始于老氏之清靜，繼之于佛學之空虛，又繼之以理學之迂拘。老氏盛于漢，一洗秦之苛擾；佛盛于晉，亦稍弭一時殺戮之慘；理學盛于宋，大有功于五代之亂。是皆有益于世，可救一代之弊。然皆以靜為之，不欲其動。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其不動也，以至于積弱而不能振，至今日而已極矣。又自唐專以文字取科名，有所為詞章之學者其汩人材益甚。直至本朝，更求工于小楷試帖，束縛為已極矣。官到卿貳，不免于文字之考，何由得經濟之才。不思變計，中國斷無振興之機，彼飾皮毛，無益也。又言：能師管、葛，必大有功于世。（《徐世昌日記》，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初二日）

張之洞認為，士農工商兵五者，士是最為關鍵者，即“農工商兵又非士之考究訓教不能精”。他此時反對老學、佛學與理學，更反對科舉之制度，主張“變計”，主張師從管仲、諸葛亮。作為清朝的高官，作為當時許多讀書人的精神領袖，張的這種思想將會發生重大的作用。徐又記：

三更，薌翁約談，座有念劬，極言科舉之當變，而又申說其辦法緩急、難易之故。一尊小酌，橫論古今，直至四更□盡始散。（《徐世昌日記》，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初四日。“念劬”，錢恂）

薌翁酌夜話，小酌，論中西學術，論西政、西學之分，論時人之愚闇，太息痛恨。問余志學之所向屬，擇一事言之。告以時事孔亟，愿聞經世立身之道。云：目前新學，中年通籍之人，以講求西政為先，西學隨性之所近而涉獵之，仍以中學為主。因論中學甚晰，立身以必有守然后有為。又論同治中興名臣。寅正始就寢。（《徐世昌日記》，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初七日。寅正，早上四點。此外，徐世昌還記：“薌翁約夜酌，深談，論各直省生人材質性情，欲提倡直隸人材有三要，曰多看書，多走路，多見人。俟通俄干路成，能多出洋游歷，方有實濟?！保?/u>

徐世昌是很謹慎的人，日記中一般不太會記錄太多的事情。他之所以會寫下這么多，自然是受到了張的內心世界的感染。

從徐世昌日記之中，我驚詫地發現，張之洞的這些言論與梁啟超此期在《時務報》上發表的《變法通議》等政論文章，有著很多相似之處。我們不能認為張之洞受到了康、梁的影響，他與徐的談話中，清楚地說明：“宜極力講求與諸務并舉，不可惑于邪說?！薄靶罢f”一語，指的就是“康學”。然而，從光緒二十三年武昌總督府的一次次夜談中，我們可以隱隱看到“江楚三折”的影子，看到“癸卯學制”的影子，看到張上奏停止科舉的影子。張之洞一生都在阻止政治革命，但他實際上已經發動了思想革命——“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他的設計——持續長達數百年的傳教事業，已為這個國家鋪墊了最為基礎的西學知識；持續長達數十年的洋務企業，也顯示了西學知識的實際運用效果。但是，舊的科舉制度改變之后，新的教育制度建立之后，中學漸漸地不能為體了。

在這里，我似乎還需幫“中體西用”說幾句話。今天的人們對“中體西用”有著誤讀之處，甚至指責其不能徹底地改為“西體西用”。最早明確使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說法的是孫家鼐，他是光緒帝的老師，也是京師大學堂的首任管學大臣。在“中體”與“西用”之間，張之洞、孫家鼐強調的是“西用”（“中體”在當時根本不存在任何疑問），即容納西學，使西學能正式進入清朝官方的意識形態體系之中。這從《勸學篇?外篇》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他們的這一提法在當時還有一定的政治風險：戊戌政變后，守舊的勢力上臺，“西用”被打了下去；而到了庚子（1900，光緒二十六年）之變，與“西”與“洋”有點關系的五大臣（總理衙門大臣徐景澄、袁昶、徐用儀、聯元，內務府大臣立山），被守舊派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