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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處不在的性別歧視:當詞典遭遇女權
2016年1月,美國民主黨總統競選辯論如火如荼進行之時,加拿大紐芬蘭紀念大學的一位人類學博士生邁克爾·里根(Michael Oman-Reagan)通過推特質疑美國選民的用詞?!皉abid sports fan”(通常譯作“狂熱的體育迷”),邁克爾將“rabid”一詞鍵入蘋果電腦的詞典(該詞典內容經由牛津詞典授權許可),“a rabid feminist”(通常譯作“一個狂熱的女權主義者”)的例句跳了出來?!啊畆abid’作為一個貶義詞,這樣的例句是否對于女性有失敬意呢?”邁克爾不禁發問。

從此,邁克爾就沒停止過對牛津詞典的“挑戰”,直到星期五對方通過推特輕描淡寫地做了一下反饋,“或許很難找到一個詞匯足以形容您對于‘女權主義’的強烈情感”,并緊跟著在下一條消息中進行了補充,“我們的例句來自日常生活中的習慣用法”。
持續的網上混戰讓雙方都未能幸免。邁克爾說,他的批評者開設了至少兩個論壇,專門用來對其進行“攻擊”。而邁克爾的“對手”———牛津詞典內容編輯的主持者凱瑟琳·馬?。↘atherine Connor Martin)卻表示,“對于我個人而言,看到那些‘大男子主義’支持者力挺牛津詞典,我一點都不覺得驕傲”。
最終,牛津詞典通過推特進行道歉,承諾核查“rabid”一詞的例句,但并未公開回應大家對于“shrill”、“psyche”以及其他詞條的質疑。
上世紀60年代以來,女權主義者和語言學家從未停止對于“潛藏在詞典文字表面”之下的性別歧視情緒的討論。如何摧毀這種歧視的情緒?答案或許回歸到了對于詞典編纂原則的廣泛討論:究竟詞典編纂應該放棄記憶,建立一個標準的、趨于正確的詞匯用法?還是向現實“致敬”,尊重已然存在的、習慣的用法,在大多數編輯們的眼中,答案往往是后者。
牛津大學語言學家黛博拉·卡梅倫(Deborah Cameron)指出,當牛津詞典辯說“例句來自日常生活中的習慣用法”時,其實是在承認“我們的生活中,性別歧視客觀存在,而牛津詞典只是描述了它而已”。
自此,問題的關鍵已不再止于“rabid feminist”。牛津詞典再次通過推特發聲,“詞典例句是編輯們搜索語料庫———其中包括書籍、報紙及其他文字作品的語言檔案資料,并從中選擇而來”。同時,他們發現,與“rabid feminist”相較,“rabid fan”(狂熱的粉絲)和“rabid supporter”(狂熱的支持者)的用法更為常見。語言學家表示,修正詞條的原因不應局限于釋義的準確度,人們的感受同樣構成修改的原因。若想問題更加明朗,無論是詞典的編輯者,還是讀者,都要盡量想明白,是否要把語言中“丑陋”的一面展示出來。
1987年,女性詞典問世,激進的哲學家、社會活動家瑪麗·戴利(Mary Daly)稱以往的詞典無一不為父權體制的產物。根除詞典中的性別歧視的訴求,無疑掀起了女權主義運動的第二次浪潮。1976年,“lesbian”(女同性戀者)一詞在其出現并被廣泛使用了近兩個世紀之后,終于被編進了牛津詞典,并引入了作家塞西爾·戴-劉易斯(Cecil Day-Lewis)的話作為例句,“女人永遠不會成為真正的詩人,除非她是殘缺的,或者同性戀,或者有其他的問題?!?/p>
“狂熱門”(一些語言學家如是稱呼這次風波)之后,凱瑟琳·馬丁女士表示,不管她本人及她的同事情愿與否,無法回避的是牛津詞典正前所未有地扮演著語言仲裁者的角色,“我們必須認識到,這本詞典的文化影響力遠遠超越其載體本身。置身其中,我們有責任去偽存真。而非自捂雙耳,頑固地‘尊重’已然存在的、習慣的用法”。語言本身始終在進化,詞典的更新不可避免地會滯后。對于如牛津詞典般體量的詞典而言,絕大多數詞條或許要等上數年,甚至幾個世紀才會被“官方”重新校驗。這也就意味著,詞條內容的校驗責任不知不覺中轉移給了普通讀者。密歇根大學英文歷史學家安妮·柯贊(Anne Curzan)認為,通常情況下,我們傾向于服從詞典的權威性。但是當問題與我們自身,或者我們了解、珍愛的人相關的時候,責任感會不期而至。“此時,我們有權說:‘這樣解釋值得商榷,因為我有更好的釋義?!?/p>
(本文原載于《文匯學人》2016年3月4日刊?!段膮R學人》微信公號:wenhui_x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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