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垂之眼：20世紀法國思想對視覺的貶損

2021-09-08 11:11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書名：《低垂之眼：20世紀法國思想對視覺的貶損》

原書名：Downcast Eyes: The Denigration of Vision in Twentieth-Century French Thought

作者：馬丁·杰伊

譯者：孔銳才

出版社：拜德雅 | 重慶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1年9月

頁數：576頁

裝幀：平裝

大家好，今天非常隆重推薦由學術品牌拜德雅出版的重磅視覺理論新書——《低垂之眼：20世紀法國思想對視覺的貶損》（馬丁·杰伊著，孔銳才譯）。

先簡介下本書的作者：

馬丁·杰伊（Martin Jay，1944—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西德尼·海爾曼·埃爾曼（Sidney Hellman Ehrman）歷史學榮退教授。研究領域涉及視覺文化、現代歐洲思想史、批判理論等。代表作包括《辯證的想象力》（1973/1996）、《馬克思主義與總體性》（1984）、《阿多諾》（1984）、《永遠的流亡者》（1985）、《世紀末的社會主義》（1988）、《力場》（1993）、《低垂之眼：20世紀法國思想對視覺的貶損》（1993）、《文化語義學》（1998）、《暴力折射》（2003）、《體驗之歌》（2004）、《謊言之美德》（2010）、《邊緣文集》（2011）、《克拉考爾：流亡者》（2014）、《理性衰落之后》（2016）和《眼中碎片》（2020）等。

再簡介下本書的內容：

對視覺的推崇，在西方文化中早已根深蒂固——從柏拉圖、笛卡爾直到啟蒙運動，視覺往往與清晰、秩序和理性相關聯。隨著攝影、電影的出現，視覺更晉升為現代感官王國的領主。然而，來自法國的現代思想家——薩特、梅洛-龐蒂、福柯、拉康、巴特、德里達——也以各種方式質疑視覺的霸權地位：從印象派到超現實主義，從現象學到精神分析，從結構主義到后現代分析……

本書為讀者展現了“視覺中心主義”如何被撼動的歷史。憑借其杰出的材料整合能力，作者將眼花繚亂的批判整合進宏大的思想史議題，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呈現出法國思想史。

一本寶貴的書……對于任何想要聚焦20世紀知識生活的人來說，杰伊的這部權威歷史著作是必讀之作。

——《藝術論壇》

杰伊對20世紀法國視覺態度的探索，成就了這部令人印象深刻且嚴謹可靠的作品……杰伊的許多材料來自典籍，他對此進行了有說服力的綜合。

——《泰晤士報文學增刊》

本書所展示的學術成果讓人眼花繚亂……它的出版是一個極其重要的知識事件。

——《十月》

每一個想教授20世紀思想課程的人都該擁有這本書。

——《現代史雜志》

就其冷靜的觀察基調而言，這本令人驚異的書是一次穿越思想史的感傷之旅。

——《美學與藝術批評雜志》

此外，還需要重點說明的是，我們特別邀請馬丁·杰伊為本書寫了中譯本序。

一個美國人所寫的關于法國理論的著作，中國讀者會如何接受？帶著這個問題，馬丁·杰伊展開了他這篇特別的序言。在最后，他希望自己“為了試圖理解法國話語而開始的創造性折射過程”能夠“以新的和無法預料的方式繼續下去”。

低垂之眼與佛陀的凝視

大約在1990年代中期，我在柏林參加了一個名為“加利福尼亞州猶太人”的會議。其中一位與會者是著名的美國詩人艾倫·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他是“垮掉的一代”受人尊敬的偶像。我為我們的第一次見面感到興奮。當談話轉向我最近關于法國視覺態度的著作時，他忽然饒有興趣地說：“當我聽到‘低垂之眼’這個短語時，我想起了佛陀的凝視。”然后，他為我做出了示范，試圖將視線降低到面前大約6英尺（約1.83米）的位置并減弱其聚焦力。他教導我，這種凝視可以讓人進行沉思性的冥想，而不是對外部現實的分析性考察。它避免了日常視覺體驗帶來的分心，使人們更加了解內部和外部之間的統一性。它并非焦慮地展望不確定的未來，而是將注意力集中在當下的充實中。而且，它可以消除凝視潛在的統治性、穿透性、疏遠化、物化，甚至暴力性，所有這些危險都使我書中所討論的許多思想家保持警惕。

我記得這則逸事有幾個原因。首先，它讓我們想起語言與感覺（特別是視覺）之間的復雜關系。事實上，詩歌意象大師金斯伯格不僅是佛教徒，還是一位富有天賦的攝影師，他熱衷于通過現代技術制作視覺圖像。他既了解詞語的力量，也明白其界限，因此這讓他展示佛陀凝視的舉動變得必要，而不只是用語言告訴我。其次，這則逸事表明，對視覺的迷戀和對作為視覺對象的不安很可能是人性常態，它很容易超越國家、種族和文化的界限。于是，兩個具有東歐猶太背景的美國人可以在德國首都就法國對視覺的審視找到共同點，并且他們的對話以金斯伯格表演東方宗教創始人的凝視而結束，而佛陀這種低垂凝視的理由與激發我書中法國思想家之思想的理由頗為不同。無論語境如何，人們都可以展開生動的對話，以探索自然“視覺”（從一般的動物意義上去理解）與人們所稱的“視覺性”（即文化習俗、技術性增強和話語中介的多樣性）之間的關系。

最后，這則逸事為我在此序言中恰恰想要提出的問題提供了一個有用的切入點，盡管我無法回答此問題。這個問題就是，本書的中譯本對中國讀者來說意味著什么？我們知道，無論對視覺和視覺性的辯證關系的興趣有多么普遍，此關系的表達方式，其勾起的回憶，以及其所產生的希望或恐懼都是不可避免地存在差異的。當涉及一個文本的翻譯時，情況尤其如此。翻譯本身就是對一種話語的第二序處理，因而與實際視覺體驗隔了一層。用一個視覺隱喻來說，在翻譯中，“折射”似乎比“反射”更合適，因為每一種中介都不可避免地扭曲了原作的含義。由于語言之間永遠無法完美地相互貼合，因此翻譯可能會被悲嘆地視為一種貧乏，甚至可能會扭曲作者的意圖。但是，人們也可以稱贊翻譯，認為其將意外的和作者確實無意闡明的意義揭示出來，這些意義在原作中只是隱藏地存在。的確，正如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著名的推測那樣，很可能只有通過翻譯，語言才能接近（雖然不是完全實現）意義的完整性，這是原作由于局限于單一語言中而被壓抑了的意義完整性。

此外，本書本身已經是一種翻譯，它與法國文化中的話語起源已經隔了一層。雖然，有時從外部來看，“西方”思想是同質的整體，但實際上，其存在著重大的文化和語言差異，這讓說英語的美國人嘗試闡釋和總結龐大而異質的法國思想體系的任何舉動都充滿了潛在風險。尤其是當作者足夠大膽（或者說“無比魯莽”）地對如此廣泛的文化態度進行普遍化的刻畫時，人們可能會責備他將不同的觀點強迫放入一個過于統一的規律中，從而讓將這些觀點區分開來的思維差異顯得輕描淡寫。換句話說，“折射”不可避免地伴隨著“聚焦”，在聚焦中，針對主要論點的例外（甚至反例）都會淡入模糊的背景中。由于意識到這種危險，我借用了批評家讓·斯塔羅賓斯基（Jean Starobinski）的建議，以在兩種視覺中搖擺：一種是整體話語的遠距離、高海拔的視覺；另一種是針對我從上方看到的規律的分散例子進行更近距離的、更親近的討論。

這種策略是否成功？局外人視覺的潛在優勢是否勝過其弊端？這些問題最好留給作者以外的人來回答。鑒于書中的觀點已經與原初起源隔了一層，我在這里提到上述問題只是為了做鋪墊，以更好地討論中國讀者接受書中觀點時所產生的進一步折射和聚焦的可能性。正如后殖民主義評論家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著名的論述，理論“旅行”（即其起源之外的傳播）并不是一種簡單的挪用，而是涉及選擇性的借用，而這種借用通常具有充滿創意的不忠實。它通過觀眾的偏見、需求和傳統進行中介，既“誤讀”了本源所講的內容，又以新穎且通常是富于想象力的方式增強了其潛在含義。

就一個美國人所寫的關于法國理論的著作（而且此著作最初版本在四分之一個世紀前已經面世），中國讀者會如何接受？這是一個很難預測的問題。在本書于2018年被譯成日文之后，京都立命館大學舉行了一場會議以慶祝此事件。主辦方讓我與六位翻譯人員一起宣讀了一篇論文，我將其命名為《視域的融合？〈低垂之眼〉在日本》。在文中，我初步推測了書中提出的某些概念（例如“視覺制度”［scopic regime］）可應用于日本視覺文化的方式。我充分利用了針對該問題的廣泛英語文獻，坦誠了對事實上更為廣泛的相關日語文獻的無知，然后提供了一些例子，說明這種業已開始的探索的幾個方向。其中包括：視覺隱喻在日語中的作用，主體間的瞥視（glance）和凝視（gaze）之間的交流在日語肢體語言中發揮作用的方式，以及西田（Nishida）和西谷啟治（Nishitani Keiji）等主要日本哲學家對所謂的“視覺高貴性”的態度。

在對日本視覺文化的文獻進行有限的研究中，我還第一次了解到我書中討論的一些法國理論家——例如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和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常常對亞洲的視覺性著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于1963年首次訪問日本時的經歷。當時，他在奈良市中宮寺（Chūgū-ji）的尼姑庵中遇到了著名的7世紀“沉思王子”木像或“彌勒菩薩半跏思惟像”。雕像半閉著的眼睛及其間接而內向的凝視表明了佛教中虛幻的欲望品質，這是艾倫·金斯伯格在柏林試圖向我展示的東西。然而，對拉康而言，更重要的是，他從一個敬拜者長時間專注地看著雕像的凝視中吸取了教訓。拉康關于視覺驅動力（scopic drive）、眼睛與凝視的交匯以及凝視的馴服這些難以捉摸的概念，似乎全都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了這種關于彌勒菩薩的偶像性再現之體驗的啟發，彌勒菩薩不僅向內看，更重要的是，他本人就是拉康所說的“對象小a”（objet petit a）或虔誠信徒欲望的部分對象。

對法國思想家訪問中國所起的作用進行類似的研究也是有意義的。雖然追溯他們的中國之旅在其思想構建中的影響是重要的，但也許，更有價值的是試圖將這些思想應用于中國當前的狀況。由于動詞“應用”意味著將已固定的概念或程序單方面地強加于被動的材料上，因此，更準確地說，這將需要對從這種應用中獲得的洞見以及材料在抵抗中暴露出的理論盲點進行批判性研究。也許，就這樣的操練而言，最有成效的領域會是視覺性和權力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其涉及“男性凝視”統治所塑造的不平等性別關系、地圖測繪帶來的空間統治，以及拉康鏡像階段的意識形態內涵等內容。在居伊·德波（Guy Debord）對“景觀社會”的譴責和福柯對監視的批評（以杰里米·邊沁的全景敞視監獄為象征）中，觀看（voir）與權力（pouvoir）的糾纏關系也許是最為強烈的。

德波的論證源于馬克思主義對物化的分析，他認為，景觀“是資本積累到一定程度而成為的形象”，而且是“市場經濟專制統治”的一種表達。并且，德波的論證直接針對經驗的技術性中介，因而經驗不再是直接而瞬時的。但是，其論證也可以擴展到包括城市環境中所謂的“大型節事活動”（mega-event）。它們的真正功能到底是動員群眾并表達政治上的團結，還是通過民族主義對迅速現代化造成的不平等性進行轉移？我不能在此冒昧為這個問題提供一個答案，但就這些問題去驗證德波對“景觀社會”的批評將很有意義。

福柯對全知凝視的作用的分析，或者對人們將“始終被這種凝視所觀看”之信念的內化，也很可能在當今引起嚴肅的討論。技術增強的視覺監控模式，例如人臉識別和閉路電視，是否會培養出遵守紀律和接受國家權威的人口？是否會帶來減少犯罪和監測傳染性疾病所需的安全性？讓我們在這里引入一個在本書寫作時還沒有被創造出來且沒有出現在福柯作品中的術語：“監視”。這里是否存在一種“監視”的可能性，使普通人有機會觀看、記錄和傳播那些可能去抵制來自上方控制的行為？智能手機上無處不在的攝像頭和圖像在網絡瘋狂傳播的可能性，是否可以為主導性敘事提供證據性替代方案，從而強化對權力運作的制約和監督？簡而言之，凝視是否可以交叉，而不是朝一個方向走，這種可能性有可能破壞性別關系中的等級嗎？

關于透明度的價值，也不得不問類似的問題。正如美國知識史學家史蒂芬諾斯·杰洛拉諾斯（Stefanos Geroulanos）最近表明的那樣，透明度也是20世紀法國懷疑的對象。由于擔心國家的窺視行為有可能刺穿隱私的屏障，批判透明度增強的批評家們還擔心，商業利益可以從我們內心需求中獲利。他們擔心，無限的“看透”與“觀看”一樣具有許多危險性。但是，這里也存在一種反駁：當針對（無論是政治上還是經濟上）行使權力的主體時，透明性是一種積極的價值。就像“監視”一樣，這取決于誰有權看，誰是凝視的對象。民主問責制始終取決于公民對以其名義進行統治的主體的行為進行評估的權力，這些行為必須是可見的，才能得到判斷。尤其是當隱性腐敗構成威脅的時候，老生常談的“陽光是最好的消毒劑”便抓住了透明行使權力的必要性。

關于視覺化在政治、經濟和人類互動的其他維度中所扮演的角色，存在著上述競爭性結論，要在它們之間進行選擇很困難，但通過了解本書中的理論家所提出的問題，我們可以在回答上述問題時明白其所涉及的利害關系。正如艾倫·金斯伯格所教我的那樣，如果本書的題目除了隱含著“對視覺的貶損”，還可暗示著“佛陀的目光”，那么毫無疑問，中國讀者將找到其他方式來闡釋和應用他們在書中遇到的觀點。最后，我要對本書譯者孔銳才表示由衷的感謝，他將這些書頁翻譯成中文，使此書中文版的出版成為可能。確實，如果沒有他的努力，一個美國人為了試圖理解法國話語而開始的創造性折射過程，就不可能以新的和無法預料的方式繼續下去。

馬丁·杰伊

2020年5月于伯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