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Alann P. Bedford亞洲研究講席教授、政治學教授歐博文（Kevin J. O’Brien）于2016年1月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第十二屆國際研究生“當代中國”研討班上的主旨發言稿，當時歐博文教授因身體原因未能來香港，其弟子李連江教授親自代為發言，原發言題目為《與學科理論對話還是與中國研究對話》，現標題為編輯所加。

很高興回到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和香港中文大學。九十年代初，我曾在逸夫書院逗留六個月。那時候，我已經不是研究生了，而是一名年輕教員。我就在離這兒不遠的地方，埋頭讀書，充分利用中心的豐富館藏。能夠故地重游，見到你們這些承載著中國研究未來的年輕人，我十分高興。也非常感謝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助理主任高琦博士的邀請。

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與學科理論對話還是與中國研究對話。我和高琦博士、李連江教授反復協商過今天到底講什么內容。我們最后決定我周一在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的午餐討論會上講一項關于如何壓制抗爭的研究，今天則比較務虛，探討中國研究這個學術領域的發展問題。重新回到這個題目的時間點不錯。原因之一是，十二年前和六年前，我也就此寫過文章。但很有意思的是，這兩篇文章的取向大相徑庭。十二年前的論文收錄在《在中國做田野調查》（Doing Fieldwork in China）里。我在那篇文章中呼吁研究中國的學者尋找學科研究中伸手可得的果實，利用合適的機會為社會科學做出理論貢獻和概念貢獻，從而使中國研究與主流的學科研究接軌。我的核心論點是，社會科學中的很多概念和理論是根據西方的情況發展起來的，而各學科也假定這些概念和理論同樣適用于中國這樣的地方。但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地指出很多概念并不能很好地應用到其他情境，中國的經驗證據就很容易“擊破”它們。制度化、代表等這些概念本身都不錯，但它們深深根植于多元民主的預設之中。我們可以用中國的例子說明它們并非像大家想象得那樣具有普遍性。這樣做有助于完善理論，也表明在深化社會科學知識的過程中需要考慮亞洲的情況。

在這篇論文里，我殷切希望彌合區域研究和學科研究相互割裂的局面。我的有些建議可能過于強調批評，建設性不足，但實際上，也可以把這篇文章理解為一種呼吁，就是提醒學者們要給普遍概括加上范圍條件，并鼓勵理論家擴大他們的經驗基礎。我寫這篇文章，也是想激勵中國專家更加認真地對待自己所屬的學科，設法為中國研究領域之外的討論做出貢獻，并與學科同行相互切磋，哪怕這些學科同行可能從來沒有認真思考過中國，更沒有想到他們視為普遍真理的東西在中國顯然不符合事實。我的建議是做個開誠布公的“機會主義者”：先想一想在實地調查中可能發現什么，帶著這堆想法開始調研，但不要有過分確定的研究設計；然后，盡量多做訪談，能安排多少就做多少，盡量多讀中文材料，能找到多少就讀多少；這以后，你也許會突然意識到，來中國之前的一些假設可能完全錯誤，因為那時你深深地陷入了社會科學理論之中。

以我自己的研究為例。人大代表并不認為自己須在代表國家和代表人民之間做出選擇，相反，他們代表雙方，而且，他們也確實是這樣做的。立法機關并不像制度化理論主張的那樣尋求自主空間，開展基層選舉則是國家建設的一部分。在得到這些并不難得的發現之后，我茅塞頓開，告訴自己，“這似乎不應該是真的，但偏偏就是真的”，而理論建構的機會也就這樣出現了。我因而在這篇文章里建議學者們把那些給理論造成麻煩的事實帶回學科討論，告訴那些不怎么研究西方以外的世界的同行，反復提醒他們，“當我們建構宏觀或中觀理論的時候，也需要考慮中國的情況”。

順便說一句，這種面向理論的區域研究路徑也有助于論文的謀篇布局，有助于找到懸掛文章的“鉤子”。我九十年代初在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查閱有關人民代表大會的材料的時候，我最開始的困惑其實都是錯的，但沿著這些錯誤的問題思考啟發我想到了以下幾個疑難（puzzle）：立法機構的成員如何同時既代表人民又當國家的代理人？當立法機構避免與行政機構發生矛盾的時候，它本身如何發展？

在某種意義上，這些問題確實是疑難。但在另一個意義上，它們并不是，因為我的訪談已經展示了如何解決它們。這個時候，把這些疑難和理論聯系起來并不困難，盡管這需要質疑那些通用的分析術語，并發展自己的概念。我和合作者提出的remonstrating、embeddedness、rightful resistance、relational repression就是這樣的例子。可能有人會質疑我們為什么不使用現成的概念，比如本地性的回應（parochial responsiveness）、制度化等，而用這些新概念不啻為冒險，使得中國不再“清晰易懂”。但是，不管別人怎么說，我覺得這樣的研究路徑以及這種概念的交叉創新，使得我們既面向社會科學理論，又尊重中國的現實，是聚焦于中國的新奇個案本身，而不是著力于對這些個案進行誤導性的解讀。

所以，我十二年前寫的這篇文章的結論很明確，就是希望中國專家更多地關注理論。當然，這不是要追求所謂的普適法則或籠統概括。我的主張是，為了更有分析力度地解釋中國的事情，我們必須創造一些概念對經驗發現進行歸類，以便更好地用社會科學的思維方式理解中國的經驗。關鍵是找到那些不符合現有理論的現象。要識別出這些地方，并重新包裝，把這些洞見提供給那些對中國知之甚少的學科同行。以上幾個我精心挑選出來的研究都是用折中主義的態度來對待社會科學理論的，也要求更多地（而不是更少地）閱讀社會科學文獻，以便把高深的理論與中國最特殊的細節聯系起來。前面已經說了，我在這篇文章里對區域研究和社會科學理論構建的良性互動抱有很高的希望。

我的第二篇文章則表達了一種失望。第一篇文章發表六年后，中國研究這個領域里出現了一些讓我感到不安的趨勢。學生們，也包括我自己在伯克利的學生，不僅非常關注自己所屬的學科，而且他們幾乎不再相互交流。比方說，一個學生在研究中國的汽車產業，另一個學生在研究中國的性工作者，他們似乎覺得彼此在做不同的工作。我覺得中國研究變得越發空洞，這主要是由于兩大潮流：一是課題專門化，也就是說，我們在研究一個個小小的孤島，它們之間幾乎沒有橋梁連接；二是學科專門化，也就是說，在中國研究內部，不同學科的研究者越來越難相互對話。

之所以提出這個論點，是因為我發現自己給研究生開設的中國政治研討課的教學大綱突然過時了。從九十年代初開始，我一直圍繞一系列爭論安排每周的閱讀材料。國家的觸角、新傳統主義、關系的作用、農民的力量、公民社會、法團主義，此類問題上的爭論都令我印象深刻。但到了2005年前后，我明顯感到這些老的爭論已經沒有新意了，但又沒什么新的爭論可以取而代之。當然，國家能力、民族主義等議題上的討論還很熱烈，但時下的爭論大多要么為論戰而論戰，要么有些狹隘，要么共識多于分歧。為什么會這樣呢？我認為，這是因為我們這些研究中國的學者不再跟以前一樣在區域研究期刊上相互切磋，相反，我們致力于跟那些研究其他國家的社會資本、腐敗問題、政治信任、產業鏈條的學科同行對話。我們的目標讀者在變化，我們越來越把精力放在取悅學科同行上，而不是強調我們的研究發現對于理解中國有什么意義。那些迫不及待地希望在頂級學科期刊上發表“轟動”文章的年輕學者更是如此。在我看來，這種變化固然是學界目前的職業生涯激勵所致。找到不錯的第一份教職、得到快速的晉升，這些都要求我們更多地與學科同行切磋交流。

另一個原因是，中國開始看起來跟其他國家愈加相似。這促使研究中國的學者把他們在諸如發展的政治經濟學、私營企業家的角色、外國直接投資的影響、規制與產權這些問題上的發現告訴學科同行。我必須承認，這樣的研究路徑有不少可取之處。也許，徹底拋棄中國例外論的時機終于已經成熟了。我們不再把自己的研究跟某個國家聯系起來，而是與那些能夠在某個國家得到研究的具體問題聯系起來。

剛才談的是學科化的問題。至于專題化，那就更容易解釋了。有關中國的信息飛速增長。沒有人可以閱讀互聯網上、學術出版物和大眾讀物里涉及中國的全部內容，甚至連跟上新聞過濾器篩選出來的內容和新聞群組里的帖子都變成了挑戰。如果我們希望研究有點深度，一定的勞動分工既是必然的，也是可取的。而且，至少在地方層面，我們現在可以去幾乎任何地方，研究幾乎任何題目。也許中國研究的這種變化就跟美國研究和自然科學一樣，分支學科迅速涌現，學者們也早已適應了研究題目上高度的專業分工。我們可能只是在見證中國研究這個領域的日趨成熟。學者可以成為中國某幾個方面問題的專家，但超過這個限度則既無意義，也無可能。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么專業化就意味著進步。

但你們應該注意到了，我對上述變化是有些懷疑的。第一，研究題目太過狹窄使得研究中國其他方面的學者很難給那些最好、最新的研究成果以定位，也很難弄清楚所有這些發現匯總起來到底增加了什么知識。本質上說，專題化研究生產出了一些像素很高的拼圖零片，但沒有告訴我們應該如何拼裝這些零片，裝零片的包裝盒上也沒有拼圖全貌的示意圖。

在我看來，學科化還有一些令人擔憂的后果，包括不鼓勵跨學科的、以中國為中心的討論。我以前給研究生上中國政治研討課的時候，討論所涉及的中國專家來自社會科學的不同學科。你很難分辨誰是政治學家、誰是社會學家、誰是經濟學家，而他們也經常轉換角色，仿佛屬于另一個學科。社會學家、經濟學家、人類學家或歷史學家理所當然地專注于自己的學科并研究中國在其中的作用，而跨學科的交流則要求他們對政治學也有深入了解，這越發不現實了。學科化構成了一種威脅。它可能把不同學科的中國問題專家彼此隔開，制造新的、被學科術語和特有興趣阻隔的研究孤島。這不僅抑制了跨學科的研究，也妨礙了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總體把握。換句話說，從學科研究的角度看，最近的這些發展動態似乎表明中國研究和各個學科越發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但從中國研究的角度看，這也意味著中國研究內部的碎片化。

我認為，學科化使我們越來越少地作為一個集體來討論問題、分享知識，至少在美國是如此。向所屬學科的傾斜也微妙地改變了我們的研究題目和參與的學術爭論。很多研究中國問題的年輕學者都對學科內部的爭論感興趣。這些爭論對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而言可能關系重大，但對中國來說卻未必如此。我的課程大綱涉及的那些老的爭論，對話雙方都是研究中國的學者，而且幾乎所有中國研究專家都認為探討并評判這些問題是十分重要的。但在新的學科導向的研究中，對話的另一方常常是研究中國的學者所不熟悉的，而且有的時候，那些學科內部的共識顯然不符合中國的現實。對中國問題專家而言，這類研究在理論和概念層面的收益可能是難以理解或隱晦不明的，其研究發現要么多少令人失望，要么是顯而易見的，要么只能吸引那些對中國幾乎一竅不通的研究者的長期關注。

當然，學科化、專題化的利很有可能遠遠大于弊。顯而易見，任何人都不可能掌握中國的方方面面。我剛才在第一部分提過了，把關于中國的知識帶入學科討論，有助于削弱歐美經驗在眾多問題上扮演的范式角色。但要指出的是，我們不必在區域研究和學科研究之間做出一次性的、非此即彼的選擇。一個學者完全可以在學術生涯的不同時期、在不同的研究項目中面向不同的觀眾，有時更多地與區域研究的同行對話，有時則更多地與學科研究的同行切磋。

但即使學科研究和區域研究確實可以相互促進，我覺得，如果采用經濟學的做法，國別研究變得罕見，區域經濟專家被邊緣化，那將是個錯誤。我也不認為應該重新尋找一種普遍適用于各個國家的比較政治科學。在我看來，至少有三個理由使得培養中國問題專家仍有必要。第一，社會科學理論來來去去，但中國將一直存在。遺憾的是，很多社會科學知識煙消云散了，要么被忽視，要么不再時興，要么被后來的大理論取代。第二，如果推動與主流的學科研究接軌的努力是基于對中國與其他國家相似性的高估，那么這種主流化要么方向錯誤，要么操之過急。第三，人們對中國的興趣居高不下。課堂內外都需要翔實的、宏觀的、專注中國的分析。這樣的需求不僅龐大，而且正在不斷增長。如果學者不能滿足這種對有關中國的知識的渴求，而是拘泥于越來越專門的學科內部的爭論，那么其他人就會濫竽充數。

以上是對我2011年在《當代中國》（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發表的文章的簡短總結。如果把它和2006年那篇放在一起相互對照，你們可能會疑惑：它們的觀點是相互一致的，還是水火不容的？我曾經開玩笑說打算寫一本書，把2006年的論文作為第一章，把2011年的作為結論，看看我能不能一章章寫下來，寫得讓讀者注意不到首尾兩章互不相容。我沒寫這本書，而且我想，我會讓這兩篇在區域研究和學科研究應該如何相互交流、相互啟發的問題上大相徑庭的文章并存下去。它們不僅在中國研究能為社會科學理論的發展做出什么貢獻這一問題上觀點截然不同，而且，對這樣做可能帶來的風險的看法也存在嚴重分歧。

關于我六年前和十二年前如何看中國研究，我就說這些了。未來會如何呢？當在座的各位研究生扛起中國研究下一代的大旗的時候，這個領域會如何發展呢？過去六年中，至少在美國，全新的一批研究生成長起來，他們都力圖為自己所屬的學科做出貢獻。那么，在中國研究這個領域，過去幾年間發生了什么？在這樣一個充斥著混合研究方法、高級計量技術、以及最近令政治學界許多研究中國的青年學者趨之若鶩的實驗方法的時代，關于究竟是與學科理論對話還是與中國研究對話，我們能說點什么呢？

我已經不怎么了解你們這個年齡段的學者究竟在做怎樣的中國研究了。這也是我飛過太平洋來參加這個會議的原因。我想聽聽你們在研究什么題目，并看看我可以從中學到什么東西。但請允許我先指出幾個學界近期的發展趨勢。我希望在座諸位將會推動中國研究這個領域前進的年輕人告訴我，對于中國研究正在發生的變化和它的發展方向，我的判斷是不是錯了？我在哪些問題上小題大做了？還是說，我描述的只是北美特有的現象，對亞洲和亞洲的中國專家沒什么影響？

我是不打算寫第三篇關于中國研究學科發展的文章了。但假如天不遂人愿，假如我不得不寫這樣一篇文章的話，我會強調下面幾點。當我審視當下北美的中國政治研究的時候（當然，需要重申的是，我不知道這在多大程度上適用于政治學以外的其他學科，以及亞洲的中國政治研究），我深感這個時代的研究有兩大特征，一是對測量的強調，二是面向諸如威權主義這樣宏大議題的研究往往建立在狹窄的經驗基礎之上。

我們先看測量和研究發現過于簡單的問題。研究者殫精竭慮地確立某個關系，而頂級期刊的很多論文可以輕松地濃縮為一句話。舉例來說，人們總是用完全相同的方式引用金加里（Gary King）及其合作者關于互聯網研究。幾十年前，美國研究經歷過同樣的階段。作者們知道，審稿人的建議往往是“這個檢驗做了嗎？”或者“你的測量不夠準確。”結果，頂級期刊上的論文長篇累牘地應付這些可能的方法論上的詰難，真正重要的研究發現也許反而黯然失色了。對經驗證據及其效度的一絲不茍有很多好處。例如，跟傳統的觀察式研究相比，這類研究更加關注因果推論。同時，讀者往往很難質疑這類研究的發現。相當重要的一個原因是，這些研究只處理一個問題，也就是只有一個因變量；而如果要質疑，就需要突破重重障礙，在研究方法上破舊立新，發展一套全新的工具。

同時，如今在美國，研究中國政治的青年學者都精通各種最新的研究方法，不管是間斷回歸、機器學習，還是正在席卷政治學界的實地實驗和問卷實驗浪潮。他們不再是每個政治學系都需要一個的局外人，也不再是努力追趕政治學最新技術的落伍者。我的絕大多數學生都能教研究方法，而且教得跟別人一樣好。更重要的是，較好的數據正在得到較好地分析，采用的常常是令人刮目相看的混合研究設計。最走紅的研究中國的青年學者在競爭面向“最佳選手”的教職時絲毫不落下風，而這些招聘廣告甚至常常根本沒提到中國。

在測量和因果聯系獲得前所未有的關注的同時，美國的中國政治研究也非常明顯地在向比較政治學的方向發展，但方式和我十多年前想象的不太一致。我當時認為，針對那些本來就有問題的、根植于西方的概念，可以根據中國的經驗質疑它們。這樣做輕而易舉，回報豐厚。但現在，中國經常是放在全球威權主義政治的范疇里來考察的。政治學期刊上的論文越來越多地面向威權主義的回應性、威權主義的持續性、信息問題、信號問題和政體存續這類議題上快速增長的文獻。這一趨勢在區域研究刊物中也愈加明顯。

與主流學科研究的接軌、對其他國家越發強烈的興趣、對研究方法嚴格性的關注無疑有很多好處。但是，我不確定我們在這個過程中是否也付出了一些代價。可以歸結為一句話的研究發現，盡管采用多種方法嚴格論證，經常不過是又一座遙遠的孤島，比鄰其他同樣可以歸結為一句話的發現。為了把關于中國政治某一方面的一個很小的故事變成一項對理解中國乃至世界范圍內的威權主義都大有助益、并能做出理論貢獻的研究，不僅需要拉大旗扯虎皮式地與理論文獻進行對話，而且需要輕佻快活地跳過不少抽象階梯。把中國與其他國家等量齊觀地進行比較，或者在文章的導言和結論部分膚淺地從比較的視野考察中國的情況，這不僅可能削弱有關中國的知識積累，還可能正如我六年前擔心的那樣，讓中國政治這個研究領域越發空洞。我擔心，對研究方法嚴格性的專注只能加劇這種自我孤立的趨勢，因為這樣的研究發現往往脫離具體情境，引用其他研究中國的學者的成果時也經常是走馬觀花式的，也就是說，把這些文獻作為審稿人可能要求的裝飾，而作者和讀者都不會認真對待、深入理解它們。

當實際的學術游戲并不要求把有關中國的研究發現與中國政治上的既有知識積累聯系起來，而是要把它們發現放在其他國家、乃至威權主義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的時候，關于中國的廣博而深刻的知識顯得像是輕飄飄的奢侈品。換句話說，對比較和測量的關注可能排斥情境，妨礙我們豐富而全面地描繪中國政治。實地調查，接近研究對象、接近他們的世界、接近他們對自己的世界的理解，可能正在變成費時耗財的放縱，不再是學術研究真正的必需品。出現這種變化，可能有點像我六年前的那篇文章提到的，是因為我們的研究面向的主要讀者不再是在座各位這樣關心中國方方面面的研究者，而是那些研究代表、回應、信息等等問題的學者。他們本質上并不在乎中國的現實深處正在發生什么，他們更喜歡的其實是對現實世界泛泛的抽象描述。也許我的判斷是錯的，也許這只是一個研究領域走向成熟的必然過程，但是，我確實想知道我們是不是為此付出了某些代價。

對這類我自己不做、也不能百分之百地理解的研究，就說這些吧。我希望我已經講了足夠多的內容，供你們琢磨，引出一些問題和評論，甚至激起一些批評。關于是與中國研究對話還是與學科理論對話的問題，你們怎么看？這兩者之間的張力是不是像我剛才說得那么大？有沒有我沒有想到或是沒有提到的兩全其美的妙法？我描述的美國學界的現在和未來是否跟你們所處的環境相仿，還是說，不管是福是禍，這樣的轉向永遠不會在亞洲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