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大正時代”？

日本的大正時期，指的是年號為“大正”的嘉仁天皇（一般稱為大正天皇）在位的1912年7月至1926年12月這一時期，歷時15年，是近代以來一任君主在位最短的年代。不過，它在日本近現代史上的重要性卻絕不可小覷。有人曾將其比作中國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中的雍正王朝，就承前啟后這一角度而言，也有一定的道理，不過，大正天皇身心羸弱，并無雍正的堅毅果決，他本人的領袖角色，相當有限，主導大正政治的，倒是一些明治的元老和包括政黨在內的新興政治力量，社會大眾和媒體輿論也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大正時期的開啟，只是因為明治天皇駕崩、大正天皇即位的緣故，絕不意味著一個新的時代的來臨，它的政治格局，只是明治脈絡自然延伸和發展的結果，不過由于外部環境的變化（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內部諸因素的積聚發酵，大正時代形成了一個與明治有些異色的局面。而且，大正時代也在各個領域為后來的昭和培育了諸多基因，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昭和的基盤。從這個意義上來看，說這是一個承前啟后的時代，大概也不為過。

日本人的“德謨克拉西”：追求民主和憲政

大正時期在政治上最引人注意的是，以1912年12月開始的第一次護憲運動為起點、1925年3月普選法的通過為歸結點的民主運動。這并不是一場以某個人或某個政黨為主導、連貫有序的政治運動，但其目標比較明確，就是要打倒藩閥政治從而實現政黨政治和普選制度。民主運動大抵實現了這一目標，但完成得相當不徹底。

明治時期，由福澤諭吉和明六派等展開的一場思想啟蒙，導致了實踐性的自由民權運動，最終實現了頒布憲法（1889年）和開設國會（1890年）的目標，但實際上這個憲法卻是一個突出天皇絕對君權、民主色彩很弱的大法，而所謂國會，是由貴族院和眾議院組成，前者的成員是皇族和明治后獲得公侯伯子男爵位的上層權貴以及大額納稅者（即最富有的階層），后者雖由選舉產生，但是有選舉權的，僅限于年度繳納國稅15日元（在當時的日本這已經頗為可觀的了）以上的男子，全國共45萬人，不過占4000萬總人口的1%。當選為第一屆眾議院議員的45人中，有地主22人，實業家21人，人均年度納稅額是1500日元，地主階級則人均擁有200公頃的土地，相當于當時自耕農人均1公頃土地的200倍。而主掌歷屆內閣的，除了有過一次不徹底且短暫的政黨內閣外，基本上是當年在推翻江戶幕府中立了“功勛”的薩摩藩（大致相當于后來的鹿兒島縣）和長州藩（山口縣）出身的武士（諸如山縣有朋、伊藤博文等）或屬于他們一派的政治力量（所謂的“藩閥政治”），民眾、尤其是中下層階級參與政治的程度很低。

明治以后，日本竭力擴充軍備，逐漸建立起了現代的軍隊，并在日清（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中獲得了勝利，但民眾生活卻未見明顯的改善，龐大的軍費，大部分是由增加稅收的途徑獲得的，因此當人們獲知樸茨茅斯條約未能得到賠款和割地后，在東京日比谷爆發了大規模的暴亂，其中雖然包含了擴張國權的色彩，但從沖擊政府衙門的行為來看，更多的是發泄了人們對藩閥政治的不滿，此后，各種民眾運動此起彼伏，日后的一個高潮，便是1918年爆發的全國性的“米騷動”。這種矛頭指向當局的社會動向，便是大正民主運動得以展開的民眾基礎。

但是，一場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必須要具有思想上的領袖和一定的政黨力量。思想上最主要的領袖是吉野作造（1878-1933）。吉野在第二高等學校求學時加入了基督教青年會，在東京帝大念書的時候，就閱讀了多種社會主義的書籍，較多地接受了為民眾謀幸福的思想。1906年他帶著妻女來到天津，擔任了直隸總督袁世凱的長子袁克定的私人教師，其間曾在新開設的北洋政法學堂中講授政治學和國法學，學生中有后來成了中共創始人之一的李大釗。1910年他去歐美游學3年，歸國后升任東大教授。或許是早年接受社會主義的影響，或許是在歐洲實際感受到的民主政治，回國后他就以《中央公論》為陣地，鼓吹“民本主義”（最早使用這個詞的人是新聞記者茅原華山），批判藩閥政治，主張普選。

民本主義，其實也就是民主主義，即Democracy的日語表述。但日文漢字的表述為何不用“民主”而用“民本”呢？這是因為《大日本帝國憲法》第一章明文規定國家主權在于天皇，天皇擁有所有有關國家的最高權力，而“民主”一詞則表示主權在民，與憲法和天皇的統治發生沖突，有冒瀆天皇的危險，因此在二戰結束之前，日本禁用“民主”兩字，除了民本之外，一般用音譯的“德謨克拉西”表示。

吉野于1916年1月在《中央公論》上發表了長達一百多頁的論文《論憲政本意及其貫徹之途徑》，闡述了對民本主義的認識，討論了政治目的、方針的決定、政治制度、政治制度的運用，論文大量介紹了以歐洲為中心的各國的歷史和現狀，從而展開了民本主義論。他主張，要用“憲政”（民本主義）的理念改革那些封建專制的舊體制和舊勢力，同時實行自由主義改革，實現政黨政治，擴大選舉權，他希望通過普選制度來提升民眾的政治參與度，從而改良國家的政治。

在吉野的理論提出之前，日本已經出現了護憲運動。1912年12月，以長州藩出身的陸軍大將桂太郎為首相的內閣試圖強行通過增加兩個師團的提案，以立憲國民黨等為主體的社會政治力量發起第一次擁護憲政運動，聲勢浩大，結果在1913年2月迫使桂太郎內閣下臺，由此藩閥政治大為受挫。吉野的理論提出之后，社會上展開了一場有關德謨克拉西的大討論，民本思想逐漸深入人心。

后來吉野又以東京大學為平臺，于1918年組織了“黎明會”和“新人會”，出版了雜志《德謨克拉西》等，以演講會的形式等向民眾宣傳民主和憲政思想。在這樣的氛圍中，以平民出身的政友會領袖原敬為首相的第一次真正的政黨內閣于1918年9月誕生了，除了海軍大臣、陸軍大臣（按明治時期立下的規矩，海陸軍大臣須由軍人擔任）等之外，其他內閣成員均來自政友會。這樣的政黨內閣，后來勉強維持到1932年的犬養毅內閣為止。1925年，在憲政會等政黨的大力推動下，終于在第50屆議會上通過了《普選法》，給予25歲以上的“帝國男性臣民”選舉權。于是，有選舉權的人從328萬增加到1240萬，1928年2月，實施了第一次普選法框架內的大選。

政黨內閣的誕生和普選法的實施，是大正民主運動的結果。

持續的帝國擴張：德先生擋不住殖民的腳步

追求民主和憲政只是大正政治的一面，明治時期形成的向海外擴張國家權益的帝國主義思想和實踐并沒有因為這一面而有絲毫的收斂。可以說，整個大正時期，是日本人在國內追求民主憲政而在世界上擴張國權（也就是極端的國家主義或帝國主義）兩種政治欲望交織的時代。1905年的日比谷暴亂，既表達了民眾對政府苛捐政治的不滿，也表露出希望通過海外戰爭獲得更多的割地賠款來有益于國計民生的無理欲求。明治以來的向外擴張的政治脈絡，在大正時期有了進一步的膨脹。其最典型的表現，便是趁機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并向中國提出蠻橫的“二十一條”。

1914年7月一戰爆發后，決定參戰的英國依據日英同盟的關系，要求日本協助英國對遠東的德國海軍做些輔助性的打擊。日本朝野敏銳地察覺到了這是一次向外擴張的“千載難逢的良機”（外相加藤高明語），8月7日內閣徹夜討論此事，翌日決定對德宣戰。明治元老井上馨說：“大正新時代里的這次歐洲大禍亂，乃天助日本國運發展”（《世外井上公傳》第5卷）。一些輿論領袖都主張日本參戰，《東京每日新聞》的主筆、后任國會議員的石川半山在1914年9月號的《中央公論》上發表《歸根結底是支那問題》一文說，對于中國問題而言，這次戰爭是“一場等待已久的戰爭”。提出“民本主義”概念的茅原華山則主張在大戰之際向中國擴張勢力（《從文明史、國際史的角度觀察的歐洲戰爭》，發表在同一期的《中央公論》）。由此可見，政府的想法與輿論不謀而合，互相呼應，而這些輿論的鼓吹者中，不少還是德謨克拉西的宣揚者。

日本的目的當然不只是打擊德國，更是為了奪取德國在膠東半島的權益。1896年12月，德國趁中國國勢衰敗，向清政府提出了租借膠州灣50年的要求，翌年通過實力占領了膠州灣。日本也一直在覬覦這一優勢的地理區域，只是懾于德國的力量，不敢輕易染指。如今在參戰的名義下可以堂而皇之地搶奪了。盡管中國是局外中立，但日軍還是擴大了軍事行動的范圍，于9月2日在山東半島登陸，11月7日攻陷青島。青島陷落后，日本國內一片歡欣雀躍，舉行提燈游行，以示慶祝。愛國婦人會準備了慰問用的手絹和明信片，許多人聚集在日比谷公園，集會聲援。在對外擴張上，朝野每每能夠達到驚人的一致。

當然也不是沒有對此冷眼批判的人。在這種贊美戰爭的潮流中，批評“大日本主義”的石橋湛山，站在“不應向亞洲大陸擴張領土”的立場上，在1914年11月15日的《東洋經濟新報》上發表了《斷不可占有青島》一文，對日軍占有青島的行為進行了譴責。但這樣的聲音在當時的日本卻不是主流。

日本在攻占了膠州半島后，立即在1915年1月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了咄咄逼人的“二十一條”，不僅要全盤接受德國在山東的領地和權益，并要確保日本在所謂“滿蒙”的既得利益，還意欲控制中國的行政和警察系統。此事大家已經頗為熟知，這里不贅。1918年8月，日本聯合其他西方國家出兵西伯利亞（日本派兵7萬2千人，遠遠超過了其他國家的總和），干涉新生的蘇聯政權，其主要目的倒不是為了剿滅共產主義，而是借機擴張在東北亞的勢力范圍，因此當1920年1月其他國家紛紛撤兵時，日軍依然駐扎在西伯利亞東部，目的是防止蘇俄有染指中國東北（滿洲）的機會，一直到1922年裁減軍備的華盛頓會議舉行時，日本才不得已將軍隊撤回。這也說明了在對外擴張國權方面，大正日本絲毫不比明治日本遜色。政黨內閣上臺后，基本上也未能阻遏日本的帝國主義傾向。這一傾向在昭和之后愈益膨脹，一直擴展到侵占中國東北和全面侵華戰爭的發生。

通過武力來擴張日本在海外、尤其是中國的權益，這一源于明治時期的國策，即便在民主運動高漲的大正時期，也沒有發生絲毫的變化。整個大正時期，在國內政治方面，大部分日本人希望打倒傳統的藩閥政府，擴大民眾自由民主的權利，通過政黨內閣來實現政治的民主化運作，而在對外方面，卻很少有對殖民地統治和對外強行擴張政策的內省，大部分人認為后者能夠為日本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這種對內對外價值觀和世界觀的分裂，正是近代日本的一個顯著特征，非常耐人尋味，也值得今天的人們深入思考。

（作者系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