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來襲

1918年1月1日，新年伊始，北洋政府卻突然接到一份緊急報告，稱綏遠、山西等地爆發疫情。感染者癥狀極似鼠疫，已死亡數百人，甚至有借助京綏鐵路大規模東侵、直撲京津的趨勢。一想到1910年東北庚辛鼠疫的慘重人員傷亡，北洋政府心急如焚。北京是北洋政府首都、外交使團駐地，更有近百萬居民，萬萬不容有失。1月7日，北洋政府緊急召開國務會議，商討防疫辦法。與此同時，六國公使團與山西“土皇帝”閻錫山也在各自轄區內召開防疫會議，準備應對這場鼠疫大災。

其實，距離北洋政府接到報告，鼠疫已經在綏遠、山西等地肆虐了近四個月了！1917年8月，鼠疫首先爆發于綏遠省伊克昭盟烏拉特前旗扒子補隆（今內蒙古新安鎮），不到 4 個月，就染及全區 27個旗縣。進入12月后，正值皮毛收購時節，大批商人滿載著帶有鼠疫病菌的毛皮準備返回內地過年，成為鼠疫的極佳傳播通道，借助京綏鐵路上的火車，在北洋政府接到報告時，鼠疫已經傳播到了擁有二十萬人口的貿易重鎮——豐鎮！時人哀嘆鼠疫所過之處，已經是“風凄雨愁，無天無日，白晝相逢，人鬼莫辨，則回視自身，亦莫知是生是死也”的局面了。

鼠疫來襲，北洋政府反應緣何如此遲鈍？幾乎要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才想到采取措施！除當時北洋政府已經被護法運動和參戰之爭弄得焦頭爛額外，地方官府為避免責任隱瞞不報也是重要原因。加上山西等地季節性流行一種名為“冬瘟”的傳染病，所以除傳教士外，幾乎無人重視。直到當年12月，三名比利時傳教士在綏遠感染鼠疫身亡。有外國人死亡，這自然是大事了。23日，日本人主辦的《順天時報》首先爆料，援引英文《北京日報》的消息稱，協和醫院接到山西傳教士來電，才知道山西省“發生疫病，患者咳血一二日即死，傳染甚盛”，認為可能是“百斯毒”（即鼠疫），希望當局予以注意。之后《申報》等報紙紛紛轉載跟進。于是，在被忽視了四個多月后，這一消息才引起了北洋政府的重視。

北洋政府如何應對

如何著手防治疫情？這點北洋政府倒是頗有信心。因為七年前，另一場爆發于長春規模更大的鼠疫在伍連德的主持下，為中國政府成功撲滅。伍連德當時正在東北防疫處任上，時刻監視疫情，防止鼠疫死灰復燃，是世界一流的鼠疫專家。因而在北洋政府接到報告的第三天，也就是1月3號，伍連德即主動趕赴綏遠，調查疫情。

在1月7日的國務會議上，北洋政府決定由內務部牽頭，交通部、陸軍部、財政部等部門配合，聯合成立中央防疫委員會，以江朝宗為會長，全權負責防疫事務。1月9日，中央防疫委員會首次開會，任命伍連德、何守仁、陳祀邦為防疫委員。具體部署上，則設立了三道防線，分專人負責：綏遠一線由伍連德負責，豐鎮一線由何守仁負責，大同一線由陳祀邦負責。當時北洋囊空如洗，為籌集款項，又以鹽稅為抵押，向四國銀行團借了100萬元，充當防疫經費。

再看伍連德，與兩名同行的美國志愿者醫生到達豐鎮后，根據當地疫情，建議采取三項措施。包括設卡控制交通、限制售票和派遣駐站醫師，來監督鐵路交通。這也是當時通行的辦法，即盡量避免鼠疫大規模蔓延。如庚辛鼠疫期間，清政府為防止南逃難民將鼠疫傳入關內，就曾命令郵傳部制定了《查驗火車章程十五條》，嚴格查驗往來貨物人員，后來干脆將“將京津火車，一律停止，免致蔓延”。因而此次北洋政府依樣畫葫蘆，在1月16日的國務會議上就通過了相關隔絕交通的議案，不僅在交通部內部設立防疫處，又先后制定了《交通部防疫事務處章程》和《火車檢疫規則》。其中重點是京奉、京綏、京漢等鐵路干線。

具體防疫措施上，受越來越嚴峻的疫情傳播形勢影響，也變得越來越嚴厲，最初不過要求注意車站衛生，在列車上配備防疫員。到2月后，則趨于嚴厲。以京漢線為例，具體包括：1、大站設檢驗所，小站停止售票。2、需要設立檢驗所的站臺應立即尋找場地，充作檢驗所，無檢驗所則不準列車停靠。3、凡是在特地車站上車的旅客，必須在檢驗所留驗五日。4、如果檢驗所內旅客確認感染鼠疫，則同檢驗所旅客觀察期延長到十日。5、撤銷原來列車上的防疫員。

剛剛兼任山西省長的閻錫山卻頗為矛盾。一方面，山西是大本營，害怕北洋勢力借防疫為名趁機干涉山西內政，不符合其“保境”的“省策”。但另一方面，鼠疫蔓延開來又于自己利益有損，畢竟是鄉梓之地，坐視不理不符合“安民”的“省策”。于是在召集省內文武大員召開特別會議后，閻錫山采取折中之策，自己成立了全省防疫局，局長由警務處處長兼任。又動用了軍隊充當防疫人員，承擔檢查旅客、清潔衛生的工作。為防止鼠疫蔓延至太原城內，又一度關閉城門、禁止出入，結果物價騰漲、百姓怨聲載道。為節省經費，閻錫山還特地規定所有防疫人員為“兼差”，不再加薪，“閻老西”慳吝本性暴露無遺。

伍連德的失敗

從中央到地方，采取了這么多措施，那效果如何呢？第一個碰了釘子的就是伍連德。

當年作為欽差大臣前往東北主持防疫事務時，伍連德得到了攝政王載灃與東三省總督錫良的支持，地方官員也頗為開明。但北洋政府的權威顯然不如清政府，山西民風也遠比東北頑固，不要說焚毀尸體以杜絕傳染源，就連最基本的焚毀染病者房屋衣物也遭到當地民眾的強烈反對。一名美國醫生工作心切，不顧中國國情擅自解剖了一名死者遺體、觀察病變的器官。結果在有心人帶領下，怒火中燒的地方百姓放火焚燒伍連德的防疫公所，伍連德也幾乎被殺。局勢兇險，大有義和團再興之勢，連地方官也在一邊幸災樂禍、庇護兇徒。伍連德頗感委屈，向報界訴說“竭力盡心防救時疫而反受暴徒所侵”。無奈之下，伍連德只好以“心病”為由被迫辭職。

北洋政府只求鼠疫不要傳入京津地區，其余地區無意也無力處置，因而試圖通過斷絕鐵路交通線的方式阻止鼠疫傳播。而斷絕鐵路交通的方式雖然表面上阻止了人員向京津流動，卻迫使更多的旅客從鄉村過境，鄉村本來就是防疫薄弱環節，于是疫情頓時如脫韁野馬、傳遍山西各地。京漢、京綏等主要鐵路干線雖然制定了嚴密的防疫措施，但實際操作卻是困難重重。比如用來隔離疑似感染者的檢驗所，原本建議在車站周邊租賃空閑旅館房屋，但花費太大，無力實行。后又有人建議在車站邊修建若干房子，平時承租出去，一旦有事立刻收歸己用。但這樣所需時間費用巨大，遠水解不了近渴。又比如限制列車運營，結果給普通民眾尤其是商人運貨造成了很大不便，貨品積壓如山，商會集體呈文北洋政府，要求取消這一規定。而在實行過程中，列車員為增添外快，對未經檢驗擅自上車的旅客進行敲詐，令其加價購票，否則即送檢疫所拘留。種種有效措施，反倒成為一紙空文。

地方官府為何一再阻撓防疫工作？英國報紙《字林西報》記者透露出了其中的奧秘，該報記者在防疫重鎮豐鎮采訪時，盡管發現許多鼠疫患者，但綏遠都統堅稱并無此事。即使是記者拿出了化驗證據也置之不理。原因無他，因為“每日征收羊毛稅項五百元之款由其手中經過也”，一旦確認鼠疫斷絕交通，這筆收入自然化為烏有了。直到北洋政府確認發生鼠疫后，才假模假樣也成立了防疫局。該防疫局布置起“防疫工作”來尤為積極，常去轄區內飯館妓院“檢查”防疫工作，趁機敲詐勒索，充作“防疫經費”。種種手段，令人咋舌。

哀嘆之余，就有報紙調侃，建議政府“借疫籌款”。比如設置一種“通行稅”，只要納稅，無論何人即可通行無阻，無需檢疫。若因防疫需要焚毀感染尸體房屋的，亦可以納稅若干而免。這樣不僅能避免辦理防疫的官紳吏役借此詢情索賄，還能“化私為公”，為國家增添一筆收入，解決國家財政困難。此說意在諷刺當政官員“專圖自己摟錢，不顧人民生死”，倒是頗中時弊。

正是由于北洋政府反應遲緩、措施不當，才使得這場鼠疫蔓延到大江南北。而地方官員又麻木不仁、只顧撈錢，直到1918年4月，各地鼠疫才陸續平息。而此時，已經造成了16000余人死亡。盡管這數字尚不及歐戰一場戰役的傷亡，卻暴露了北洋政府危機管控能力嚴重不足，完全喪失權威。為此，防疫重心由上到下，轉而由各地民眾自行其是，因而手段也是五花八門，令人啼笑皆非。

山西鼠疫流行圖

荒謬的輿論

各家報紙在此次鼠疫事件中可以說是出力頗多，不僅派遣記者趕赴疫區收集第一線情報，也積極為民眾普及各種防疫知識，從傳播歷史到致病原因到發病狀況再到無藥可醫等特性，都做了詳細科普。談及防疫方法時，則是各家有各家的妙招。大體上可以分為靠譜和不靠譜方面。靠譜方面比如有“滅鼠”、“清潔”、“體部之防護”、“預防液之接種”等等萬金油措施。在不靠譜方面，則有各家報紙趁機大作廣告，專賣各色“防疫藥水”。日本方面靠著推銷“鼠疫血清”大賺了一筆，仍然在《順天時報》大打“仁丹”廣告，聲稱“時疫氛瘴不要恐怖”,只要“服用仁丹，身心自強健，疫菌卻爭先躲避”。日本商家尚只敢含含糊糊稱為“時疫”，打打“擦邊球”。相比之下，《申報》上刊登的廣告則大膽得多，廣東某醫生公然鼓吹“鼠疫無憂”，因為其早已“特制一種神功清眾水，專為治鼠疫核疫”。香港鼠疫流行時曾經于某醫院試用，結果不僅“全院之患疫者一掃而光”，而且“自后時疫亦斷”。然而此類藥品效果到底如何，相信不言自明。

各家報紙還刊登了各色專治鼠疫的“神效”藥方。比如有用“麻黃、銀花、甘草、連翹、雄黃、桑皮”的，有用“管仲、菖蒲、黑豆”的，有的干脆讓吃“蘿卜”，認為不僅能“防疫”，還能“治疫”，大有后世“非典”流行時板藍根橫行之勢。以至于有留美醫學博士在上海作防疫演講時，痛斥這種“良方”，認為其“不惟無益、反能誤事”。由此還上升到中國國民素質的批判，說中國人“不應怕者怕，應怕者不怕”，毫無基本的科學知識，連美國四歲小女孩都不如。無獨有偶，在另一篇報道中，有人諷刺中醫“一遇疑難雜癥既雜藥亂投”，以病人為“試驗器械”，病人家屬則又求助于“巫覡符箓”。病好了，人神爭功，病沒好，相互推諉。為此，作者用戲謔語氣預測了幾種將來可能出現的治療鼠疫藥品，包括治療梅毒的“六零六”、“殺貓”、“符箓”和“疫神”，借此說明中國人缺乏“科學思想”。就連保守紳士劉大鵬，也知道面對鼠疫，“庸醫不能治病，且能藉醫牟

利，無錢即不往醫，何嘗有濟世活人之念哉”。

不同地區民眾的防疫意識也不同。南方地區稍好，鼠疫傳至南京之時，“會場茶社，概為停止，往來人士均以兩層細布夾以棉花蒙蔽鼻口”，連中小學也都紛紛停課。相比之下，北京出現鼠疫死時，娛樂場所仍然“游人甚多，擁擠不動”，戲場里“不但沒有座位，幾乎連站立的地方都沒有”。山西疫區妓院更是藏污納垢，為貪重利，隱瞞官府暗地收容鼠疫病人，一旦身亡即趁半夜將尸首扔到大街上，結果到底死了多少誰也不知道。豐鎮民眾甚至視防疫員如仇寇，時趁夜謀殺落單防疫員。愚昧程度，令人悲哀。

鄉村局面則更為嚴重。平日不講究衛生，病菌滋生，更易傳染。一旦染病，受傳統習俗約束，不僅家人近前照顧，而且出嫁的女兒也要回來照顧。死亡后又要大辦喪事，左鄰右舍均來幫忙，又不知隔離防護。結果一村一鄉，相互傳染，連來看病與辦喪事的醫生和陰陽先生也不能幸免，往往落得“闔門俱喪”的結果，以至于當時百姓根據鄰家煙囪早上冒不冒煙來判斷該戶有沒有死絕。到最后，許多村子居然找不出幫忙下葬的勞動力，只好雇傭乞丐。乞丐固然大發橫財，但到頭來也往往是橫尸街頭的結果。也有村子稍稍吸取了教訓，派人手持木椽于村口把守，不許外人進入，強行進入則持椽擊打。于是常有感染鼠疫者一打不起，因而鼠疫在山西又被稱為“椽頭子病”。

在鼠疫帶來的死亡恐懼下，各地民眾的精神狀態也出現了激烈的變化，醫療手段的無能，使得民眾轉而求助于鬼神宗教。基督教會原本一直把大災大疫作為傳教的大好時機，但此次鼠疫中，西醫對鼠疫也束手無策，反倒是收容進教堂的教民死者甚眾，連帶著西方傳教士也死亡不少。以至于一度傳出鼠疫是從教堂內蔓延傳染的謠言，險些重蹈晚清教案的覆轍。但這并未打擊教會的傳教之心，于是各種稀奇古怪的言論也冒了出來。如有基督教刊物稱，發生瘟疫是由于世人“違主趨邪”而來，人力防疫是沒有作用的，必須“真實悔改、求主施恩”，為此還舉出《圣經》中的例子。

山西民眾萬般無奈之下，也開始四處求神拜佛、祈求保佑。太原晉祠民眾“延僧誦經拉船以逐瘟，夜點路燈又放河燈，費錢四、五十緡”。沒錢“誦經”的只好暗自檢討平日是否做過虧心事，“就連打死過一條蛇，捕捉過一只鼠也認為是造孽犯罪，得罪了疫神”，頗有中世紀教徒懺悔乞求上帝赦免之風。又某村有一寡居老太太，平日只有一大黃貓相伴。鼠疫大盛時，全村人幾乎死絕，但其卻未感染鼠疫。于是村民均認為此貓乃是神貓。由此一傳十十傳百，此村竟養成了養貓、愛貓、以貓為友的風俗。相比中世紀西歐屠貓導致黑死病盛行，該村人倒是歪打正著。

腐敗無能的北洋政府，有心無力的知識階層，愚昧無知的鄉間民眾，共同構成了1918年山西鼠疫中奇形怪狀的眾生百像。這既是當時中國社會的縮影，也構成了近代中國邁向現代過程中的重要一環。只是罷卷沉思，卻分明還能看到當日的舊殘余，至今還在若有若無影響著當代中國。

參考文獻：

1、《申報》，1918年1月4日、13日、14日、15日報道。

2、《順天時報》，1917年12月至1918年4月系列報道。

3、《政府公報》，1918年1月至4月公報。

4、《固陽文史資料選編》第2輯，1987年。

5、《退想齋日記》，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