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納粹黨和希特勒獨裁統治的德意志民族，最終不得不吞下自己所釀的苦果，1945年5月8日的無條件投降，終于為德國的崩潰畫上了一個句號。而在美、英、法、蘇四國的直接占領下，德國人喪失了統治權，他們對于自己土地上的任何決定幾乎無能為力。1945年是“德意志零年”，德意志民族又必須在這樣一片廢墟上從零開始。在帶領德國人重新出發的那些政治精英當中，康拉德·阿登納無疑是最重要的一位，正是在他擔任聯邦德國總理的時期（1949～1963），德國人獲得了涅槃與重生。

古稀之年，重返政壇

1945年，阿登納已經69歲了。在魏瑪共和國時期，他一直擔任科隆市長（1919～1933），直到希特勒上臺后才被撤職。在納粹德國尚未投降之前，美軍一進入并占領科隆后，就請他恢復舊職，起初阿登納只同意擔任科隆市和科隆行政區的民事特別顧問，等到戰爭結束后，他就被美國人任命為科隆市市長。根據阿登納自己的說法，他與美國駐軍當局關系友好，是美軍全德白色名單的第一號人物，這一切使得阿登納的工作得以順利開展。

根據盟軍對德國分區占領的劃分，科隆地區應該歸屬英軍占領。所以好景不長，在1945年6月21日，美國人撤離了科隆，英國軍隊入駐。而阿登納與英國人的關系顯然沒有與美國人那樣融洽，而且由于阿登納與美國人關系密切，英國人對他并不信任，把他視為執行英國政策的障礙。當時英國由工黨執政，政府自然對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更有好感。阿登納不愿意把所有納粹黨員一概排除在重建活動之外，他在工作中重新起用納粹黨人，而這些都被社會民主黨人寫進了給英國人的報告中。

1945年9月底，阿登納和英國人由于市政問題爆發了嚴重的沖突，最終英國在科隆的駐軍長官決定解除阿登納的市長職務，并將其驅逐出科隆地區，而且禁止他在英占區從事任何政治活動。一位在英軍司令部工作的上校想同阿登納見面談論些政治問題，他們還需要驅車前往法占區交流。不過，這次會談使阿登納重新獲得了部分政治活動的自由。

如何取得西方的信任

除了短暫的科隆市長生涯外，阿登納在戰后就一直參與領導基督教民主聯盟的工作。在魏瑪時代，他曾是中央黨的成員，在他的心目中，以基督教倫理為原則基礎的中央黨最經受得起1933年以來的政治風暴。但他也認為，中央黨存在著一定的先天不足——具有天主教政黨的聲望，而黨內的新教徒人數極少。因此阿登納希望能夠建立一個既擁有新教徒又擁有天主教徒的大黨。

這樣想法并不是阿登納的獨見，而是許多人的共同心愿，為了擴大政黨的包容度。基督教民主聯盟應運而生，并開始在各地成立小組。1946年1月22、23日，基民盟英占區委員會召開了第一次會議，阿登納主持了這次會議，并被選為委員會的第一主席。2月26日召開第二次會議，確定了英占區基民盟的黨綱，以個人自由作為綱領的核心，反對經濟結構的過分社會主義化是其主要特點。

阿登納擔任英占區基民盟的主席后，他除了主導政黨的發展工作外，還作為基民盟的代表參加了英國軍政府1946年3月成立的占領區咨詢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是英軍占領當局準備就一些政策與德國人進行協商的組織，為此阿登納基本上每個月就要驅車去漢堡參加會議。但是在咨詢委員會中，德國人沒有任何權利，英國人決定他們想和德國人討論的問題，咨詢委員會無權反對。許多德國人關心的重大問題，比如德國在國際法中的地位問題，在委員會里根本不準討論。

阿登納當時參與的咨詢工作僅僅限于英占區范圍，而實際上各種攸關德國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都必須由盟軍管制委員會來處理決定，包括拆除工業設備的問題、賠款的問題，必須在四國基礎上進行討論，必須同蘇聯一起討論。德國人只準討論三、四等不甚重要的問題，關鍵性的問題都不經協商就由軍政府直接決定了。

阿登納非常清楚地知道咨詢委員會并不能幫助實現德國人的訴求，他也希望德國人能夠擺脫這種局面，但與此同時，他仍然積極參與咨詢委員會的工作，因為這至少是一個德國人可以表達自身訴求的平臺。在與占領國持續不斷的接觸交流中，阿登納希望改變占領當局與德國人之間的關系，希望他們相信，德國人并不是如宣傳的那樣壞、那樣不可靠，一步步建立軍政府對德國人的信任感。阿登納也通過這一平臺進一步獲取了西方對他的某種信任。

為德國爭取更多的利益

隨著戰后蘇聯與西方矛盾的不斷升級，在德國問題上取得一致意見變得越來越不可能了。1946年巴黎外長會議結束后，英國開始打算在它的占領區采取自己的措施。首先就是宣布成立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隨后又有了英美占區的經濟合并，1946年12月2日簽署的美英協議中稱，應該把重要的行政職權移交給德國人。在美國1947年宣布援助歐洲的馬歇爾計劃中，德國也被允許參與其中。

西方對于德國態度的變化使得阿登納有可能為德國爭取更多的利益，他公開抗議英占區對國內企業設備的拆除，理由是，對這些工業設備的拆除和破壞與美國打算對歐洲以及對德國的援助措施是相互矛盾的。他希望盟國能夠意識到，只有當德國人可以維持自己的經濟力量的時候，他們才能生存下去。阿登納希望能夠領導德國融入西方，但同時也要維護德國的自身利益。他很清楚，“沒有美國的援助，德國的復興是不可能的，但沒有我們的親自參與，沒有我們的信心和我們自己的意志，要復興德國同樣也是不可能的。”

1947年11月倫敦外長會議召開前夕，阿登納借助在占領區咨詢委員會開會的機會，以基民盟的名義提出詳盡的要求，包括維護德國統一，消除占領區邊界，成立有效的全德管制當局，把復興德國的責任最終交給德國人民。不過倫敦外長會議的徹底失敗，意味著西方國家只得在沒有蘇聯參加的情況解決德國問題，事實上這也給了阿登納和基民盟更大的政治活動空間。

倫敦外長會議之后，三個西方占領區的重建工作終于有了一個新的開端。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召開“議會委員會”，為德國的三個西部占區起草一部臨時憲法——就是后來的聯邦德國基本法。在魏瑪時代，阿登納除了擔任科隆市長的職務外，還擔任了普魯士議會的議長（1920～1933），因為有此經驗，阿登納當選為這個議會委員會的主席，

在阿登納看來，雖然全德統一尚未實現，但基本法應該要葆有使全德統一的可能性，這樣德國東部地區在任何時候都能在新國家里占有自己的位置。新的憲法也是對之前魏瑪憲法的繼承和修正，因此議會委員會討論新憲法時的總原則就是，必須從魏瑪共和國所犯的錯誤中吸取教訓。1949年5月8日，基本法在議會委員會中以53票對12票獲得通過，這天剛好是德國投降四周年。

基本法的通過為聯邦德國政府的建立奠定了基礎。1949年8月14日首屆聯邦德國議會選舉，基民盟/基社盟成為議會第一大黨，獲得組閣權，阿登納決定與自由民主黨和德意志黨組成聯合政府。之所以不選擇與議會第二大黨社會民主黨組成聯合政府，按照阿登納自己的說法是，國家需要一個有力的反對黨，只有通過多數派政府和反對黨之間彼此對立，才能養成民主習慣，真正取得進步。我們可以說這是阿登納在成為勝利者后的故作姿態，但對于重新開始民主實踐的德國而言，這樣的格局確實頗有益處。

1949年9月15日，阿登納當選為聯邦德國總理。9月20日議會任命了由阿登納提名的聯邦各部部長。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政府正式組成，翻開了戰后德國的新篇章。但是聯邦德國的成立，并不意味著德國人終于又重新獨立了，事實上還有許多的問題有待阿登納去解決。

如何恢復聯邦德國的主權

首先比較棘手的就是關于魯爾法規的問題。魯爾區是德國工業經濟的命脈。1948年12月29日，美、英、法、比、荷、盧六國公布魯爾法規，決定設立由六國代表組成的魯爾專署，并同意接收即將建國的聯邦德國代表參加。這實際上意味著整個德國工業仍然掌握在別國的手中，德國人對這樣的處理自然難以接受，當然也不愿意加入魯爾專署——加入了就意味著對于魯爾區接受多國共同控制的承認。

作為政治家的阿登納并沒有直接提出抗議或反對，他考慮的是應該以一種什么樣的思想去執行魯爾法規。他主張德國應該派出代表參加魯爾專署，參與到與西歐各國合作中去，這其實是給聯邦德國營造更好的外部環境，甚至從中看到了歐洲聯合的可能性。用他自己的說法便是，魯爾法規“可以給建立歐洲聯邦開個頭。”早在魏瑪時期，阿登納的外交政策，就是希望把一個強大而平等的德國與一個強大的西歐聯系起來。可以說，在阿登納心中一直就是把德國視作西歐共同體的組成部分。

阿登納是一個聰明的外交家，當聯邦政府內部決定參加魯爾專署之后，在與美、英、法三國高級專員的談判過程中，他對于聯邦德國準備參加魯爾專署的事情只字不提，只是一再地要求減少拆除項目，他知道到“拆除”問題將會比所謂加入魯爾專署問題更讓德國民眾感到不滿，擔心這個問題會變成昔日的凡爾賽條約，讓德國人如鯁在喉。因此只有當阿登納有把握從盟國方面獲得相應的讓步后，他才敢于向民眾宣布聯邦德國準備加入魯爾專署。

阿登納擔任總理后的另一項任務就是為聯邦德國爭取全部主權，這需要調整與占領國之間的關系。聯邦德國希望通過參加歐洲委員會以及有關舒曼計劃的談判，在重新加入歐洲共同體方面繼續取得進展，同時提醒歐洲：如果要求德國人民履行他們的這些義務，那么就必須在國內給他們提供適當的條件。這一條件就是能夠重新武裝，并且獲得與占領國平等且獨立的主權。這一系列的問題經過長期的談判，最終在1954年的巴黎會議上得到了結果，聯邦德國于1955年5月5日重新恢復了自己的主權。

恢復主權之后，阿登納又做了一件更加重要的事：訪問莫斯科，與蘇聯建交。當時冷戰的格局早已成形，阿登納的政策當然是堅定地要求聯邦德國融入西方，而他又清醒地意識到，德國尚未統一，如果不與蘇聯打交道，德國就不可能實現統一。當然，阿登納也明白，蘇聯和聯邦德國之間的矛盾并不會因建立外交關系而減少。于是，結束莫斯科之行，返回波恩之后，聯邦政府很快就宣布了“哈爾斯坦主義”，不與任何承認民主德國的國家建交，維護了自己作為德國的唯一代表權。

1955年，阿登納已經79歲了。回想1945年德國崩潰時的情形，從一片殘磚廢瓦中重建一個正常的主權國家，實現這一切的竟然是一位已到古稀之年的老人，這不得不使人贊嘆他的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