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春，鄧小平同志南下視察，發表了著名的“南巡講話”。在3月上旬的一次講話中，他說：“大家要記住那個年代，錢學森、李四光、錢三強那一批老科學家，在那么困難的條件下，把‘兩彈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來?！?/p>

在小平同志的講話中，只公開提到三個科學家的名字，錢三強便是其中之一?？梢?，錢三強在小平同志心目中的地位。的確，作為新中國原子能事業的奠基人、創建者、組織者、領導者，錢三強為中國原子能事業的發展，特別是為新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騰空而起，做出了不可替代的歷史性貢獻，被譽為“中國原子彈之父”。然而，鮮為人知的是，從中國原子彈工程尚未成功的1962年夏天開始，錢三強這個“中國原子彈之父”就逐漸“靠邊站”了。

廣州會議成為人生拐點

在那個特殊年代，科學家的命運總是隨著政治的變化而起伏，這在錢三強的身上就表現的非常典型。錢三強因政治上靠近黨而“少年得志”，中國科學院甫一成立，便擔任計劃局局長、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為原子能研究所）所長。1954年，錢三強入黨，他可能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個入黨的高級“海歸”科學家。1956年，43歲的錢三強榮任二機部副部長，主抓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科研工作。在當時年輕一代的科學家中，他與錢學森是最為耀眼的明星。1957年的“反右”運動，才使一路坦途的錢三強開始認識到政治運動的厲害，不過，他受到的沖擊并不大。因為“反右”運動開始時，正值中國原子彈工程的起步階段，千頭萬緒，抓科研搞建設離不開錢三強，因此錢三強受到的沖擊較少。

拐點發端于1962年的廣州會議。1962年2月15日，全國科學技術工作會議在廣州召開（通稱“廣州會議”），這是繼1956年初中共中央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之后的又一重要會議。會議的主題本來是討論制訂1963—1972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總結我國科技事業發展的經驗。很巧的是，此次會議的前一個月，中共中央剛剛召開了“七千人大會”，毛澤東動員大家發揚民主，把心里想說的話都講出來。

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大會上的這種做法極大地影響了參加廣州會議的科學家，畢竟從1957年開始，科學家們對“反右”、“大躍進”等一系列不正常的政治運動很不滿，大家都想借這次會議的機會把心里的憋屈說出來。聶榮臻敏銳地發現了這一苗頭并順應了這種呼聲，他一方面延長會期，讓科學家們把怨氣都講出來；另一方面又請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來講話，給知識分子鼓勁。陳毅在會上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行鞠躬禮；周恩來則在講話中明確宣布“我們歷來把知識分子放在革命聯盟內，算在人民的隊伍當中”。領導人在會上的這些言行讓參加會議的科學家激動不已，倍感鼓舞。

錢三強是與會科學家之一。在思想上，他是非常認同廣州會議的精神的。因此，參加完廣州會議回到北京后，錢三強就成為廣州會議精神的積極宣傳者。那么，廣州會議的主要精神是什么呢？

廣州會議的主要任務本來是討論制訂1963—1972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但隨著會議議程的延長和議題的擴展，關于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問題，不可避免地成了會議的中心議題之一。周恩來、陳毅、聶榮臻的講話，也都鮮明地指向了這一問題，尤其是周恩來關于“我們歷來把知識分子放在革命聯盟內，算在人民的隊伍當中”的論斷——其實也就是取消“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論點，無疑成為本次會議的靈魂和最重要的理論成果。3月24日，錢三強向原子能研究所全體干部傳達“廣州會議”精神，“主要傳達周恩來、陳毅和聶榮臻的講話，并且講了自己參加會議和聽了幾位領導人講話的體會，說到當時聽完講話后，感情激動，流下了眼淚?！?/p>

逐漸遠離原子彈研制工作

歷史的變化總是讓人始料不及。就在全國上下傳達廣州會議精神的時候，廣州會議的靈魂——周恩來關于取消“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論點不僅沒有得到毛澤東的認可，還受到了批評。如此一來，積極宣傳廣州會議精神的錢三強在二機部就受到了強烈的批判，以至于出現了將錢三強調離二機部的聲音。此事甚至驚動了周恩來，周恩來為此親自到二機部了解情況，并委托聶榮臻繼續調查。聶榮臻在了解情況后，在二機部的一次會上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你們連錢三強都不信，你們還能相信誰？”

就這樣，事情算是暫時平息了。然而，自此以后，錢三強在二機部實際上是被排擠出了領導核心圈，很多重要工作和任務已開始遠離他?；趯ψ陨磉@種艱難境況的認識，1963年夏天，錢三強當面向聶榮臻提出了回科學院工作的請求。對此，錢三強有深刻的記憶，在紀念聶榮臻的一篇文章里，他委婉地說：“當原子能工作大體安排就緒以后，我曾考慮可以離開工業部門回科學院工作，于是向聶總提出了這個要求，聶總表示不能同意。他說，等到原子彈試驗成功以后，再談工作問題?！?/p>

盡管聶榮臻將錢三強挽留在了二機部，但研制原子彈的后期工作任務已與他漸行漸遠，以至于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時間，還是在爆炸前的幾個小時錢三強去二機部部長劉杰辦公室時，劉杰告訴他的。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的第三天，也就是1964年10月18日，錢三強便遵照組織上的安排，乘上南下的火車，去河南信陽農村參加“四清”教育（后改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了。1965春節，錢三強從河南信陽返京度假，登門向郭沫若拜年，并提出回科學院工作的請求，郭沫若欣然應允：“若是二機部可以放你回來，我是很歡迎你回科學院來的?！?6月，錢三強結束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回到北京，遵照聶榮臻“暫時還維持現在工作，但可以分出部分時間參加科學院黨組”的指示，7月，錢三強被任命為改組后的中科院黨委委員。

總的來說，1964年10月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后，盡管錢三強的二機部副部長的帽子沒被摘掉，他也參與一些科研任務的組織協調工作，但有關核武器特別是氫彈研制的核心工作其實已與他越來越遠，他的工作重心已開始向中國科學院轉移。

“靠邊站”的主、客觀原因

錢三強從原子彈研制的核心人物到“靠邊站”，表面上的導火索發端于1962年春天的廣州會議；而實際上，錢三強逐漸“靠邊站”，有一個矛盾長期積累的過程，存在著非常復雜的主客觀因素，并非單純因宣傳廣州會議精神而遭禍那樣簡單。

就主觀方面來說，錢三強在性格上、在為人處世上“很吃虧”。葛能全先生曾跟隨錢三強16年，對錢三強有較深的認識。葛先生就認為，錢三強疾惡如仇，看不慣生活中的歪風邪氣；遇事直來直去，說話不留情面，不會迎合形勢發展說違心話等，這使得他在當時特有的政治氛圍中“很吃虧”。張勁夫先生將錢三強的這種性格稱之為“可愛的書生氣……較之官僚氣要好得多”。盡管此話不假，但畢竟“書生氣”的性格并不討人喜歡，是非常容易得罪人的。再加上錢三強在黨中央的信任和力挺下，年齡不大即官至高位，“少年得志”是很容易招風而遭人排斥的。

主觀方面的這些因素使錢三強在二機部的人際關系比較緊張。他是二機部部領導中唯一的一位科學家，而且是有很大成就的核物理學家，與其他革命出身的部領導之間的沖突比較多。比如，1966年5月，二機部黨組在一份文件里就指出：“他（錢三強）有嚴重的權威思想，在黨內以專家自居……對黨的領導不放在眼里?！边@可以從一個側面看出錢三強在二機部與其他部領導之間的關系。據葛能全的《錢三強年譜長編》記載，錢三強在擔任二機部副部長期間，多次受到組織的批判，以至于1962年3月在廣州會議期間，他向自己的好友、中宣部科學處的于光遠談起自己在二機部“處境不怎么好”。于光遠則一針見血地指出，“我能理解，對中國的官場三強是很難適應的。”可以說，人際關系的緊張是他“靠邊站”的重要原因。

如果說主觀因素是錢三強“靠邊站”的重要原因，那么客觀因素則為錢三強的“靠邊站”提供了可能性。

1962年，原子彈研制的各個系統布局完成，各項科研攻關正有條不紊推進，盡管在鈾濃縮設備核心部件——分離膜研制的問題上進展稍緩慢，但經過1961年錢三強的努力，幾支科研隊伍合并進行集體攻關，到1962年下半年已有突破性進展。總的來說，到1962年，原子彈的研制已有眉目，一個重要標志就是當年秋天，二機部正式向中共中央遞交了爭取在1964年，最遲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兩年規劃”。在這種情況下，錢三強這個主管科研、排兵布陣、技術總負責人的副部長其實已無太大存在的必要了。換句話說，當一切就緒之后，錢三強發揮獨特作用的使命已經結束了；有沒有他，已經不影響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成功爆炸了。

在1960年代中蘇分裂的緊張氣氛下，在意識形態至上和極端強調保密的時代背景下，像錢三強這樣因工作需要曾經頻繁出使蘇聯，與蘇聯科學界有極深交往的人，是很容易遭到懷疑的——要害、絕密部門在當時絕不容許有“敵特”嫌疑的人存在。事實上，這也正是讓他遠離核武器研制任務的主要借口。

或許這就是錢三強作為科技領軍人物卻是如此結局的悖論之所在：新中國的科學發展需要錢三強放棄專業研究而投身科研組織管理工作，而一旦這種開創性的科研組織管理工作變得有章可循，變得比較容易被替代的時候，科學事業的開創者卻被自己所開創的事業“邊緣化”。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