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1月7日，在靠近下諾夫哥羅德的基里洛夫的一個俄羅斯古鎮里，伊萬·米哈伊洛維奇·利雅克維斯基在一個貴族城堡的舒適環境里出生，他父親是這家兒子的家庭教師。邁斯基（意為“五月之人”）是他在1909年流亡德國時用過的筆名。邁斯基在西伯利亞的鄂木斯克州度過他的童年時光，曾在圣彼得堡學醫的父親在那里任衛生官員。邁斯基傾向于隱瞞其父是猶太波蘭人后代這一事實。在美好的童年回憶錄中，邁斯基用了很長的篇幅強調家里的無神論氛圍，但他也指出，“表面上，我們被想當然認為是東正教徒……作為一個男學生，我不得不在課堂上學習教義問答，參加周六的晚課和周日的彌撒，復活節前雷打不動地去神父面前懺悔”。盡管如此，邁斯基仍難擺脫其“猶太人形象”。無論在英國還是蘇聯，他都被別人視為猶太人。俄國著名歷史學家葉夫根尼·塔爾列的外甥記得，他姨母馬內契卡“對‘無產階級革命’時期受到提攜的猶太人很敏感，向我吐露，她認為邁斯基的真名不是‘邁斯基’，更不用說‘伊萬·米哈伊洛維奇’了：他很可能叫‘伊薩克·莫西維奇’”。邁斯基在英國最親密的朋友之一，猶太左翼出版商維克多·戈蘭茨記得，邁斯基經常講“源自猶太人的精彩故事，卻稱之為亞美尼亞人的。他也喜歡聽我講故事，說這些故事也源于亞美尼亞人”。

邁斯基父親“隱秘的愛”和“靈魂的動力”是他“對科學的熱情”。對邁斯基來說，父親是令人敬畏的榜樣，是啟發他永不滿足的智識傾向和好奇心、敬業精神和無拘束抱負的源泉。邁斯基父親的刻板與母親納德茲達·伊萬諾娃（其娘家姓氏是達維多娃）較為內斂的性情相互緩沖。她是一名鄉村教師，具有強烈的文學和藝術傾向。在他的回憶錄中，邁斯基深情描繪她，“具有膽汁型性格——活潑，多變，急躁，健談……她自有獨特之處和某種魅力，這讓人們被她吸引，也使她輕易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揚·利雅克維斯基（邁斯基）和他的妹妹

邁斯基早年沉迷于文學。家中塞滿書的書架上擺放著裝幀精美的莎士比亞、拜倫和席勒文集，以及知識界激進派作家，如涅克拉索夫、杜勃羅留波夫、赫爾岑和皮薩列夫的作品。邁斯基對當時的文學與藝術的目的、現實主義與審美主義的激烈爭論有充分的認識。盡管多年后出于明顯的原因，他站在了“功利主義者”一邊，但年輕時的他不加批判地熱切閱讀了“一堆堆書籍和期刊”。邁斯基對自己一生的指引與同伴海涅分外著迷，他將海涅的肖像懸掛于桌前。剛滿十六歲的他在給堂妹兼知己伊莉莎薇塔的一封信中表達了對海涅的欽佩：

我從未見過比海涅更美好的面孔。我每天都在他身上發現越來越多的卓越之處，我確信這位永遠在諷刺、永遠在懷疑的十九世紀的阿里斯托芬是最偉大的天才之一，也是人類，尤其是我們同代人靈魂的最偉大的審判官之一。海涅代表了人性。其他人從未像他那樣如此完美地展示人性。他身上體現出人性中的好與壞，顯示出人類世界廣闊而復雜的全貌，以及其中所有的苦難與悲傷、憤怒與不平。

家中的文學氛圍提高了邁斯基敏銳的觀察力，而后者得益于其豐富的想象力與好奇心。這塑造了他浪漫又富有藝術氣息的復雜個性，同時，他也受到“理性、科學、知識，以及人類成為世間生命主人的權利”的信念支配。小說打開了面向歐洲的窗戶，喚起他對旅行的渴望和對地理的興趣，一度助他在流亡生涯中逐漸形成世界性的人生觀。這種獨特的求知欲在接觸鄂木斯克港喧鬧的生活環境時得到強化。邁斯基在那里度過了很長一段閑暇時光，他漫步于碼頭和汽輪上，“看著眼前的一切，聽著，嗅著……我聽飛行員和水手們講工作和冒險的故事，以及他們游歷過的遙遠城鎮和地方”。

在重述革命往事時，邁斯基會在不久后發現家族的叛逆傾向——神職人員中的一個異議者，他脫離正軌，在十九世紀中葉加入某個革命圈子。邁斯基也會聲稱自己的父母同情民粹派運動：母親“走向人民”；父親與就職醫院的當權者發生沖突，因為他在1905年未能阻止年輕的軍醫學員表達革命理念。邁斯基十分重視與他的藝術家叔叔M.M.切莫達諾夫建立的特殊關系。切莫達諾夫在一個偏遠的地方自治會當醫生，曾輕度參與革命運動。然而，核心在于，邁斯基的背景與所受的教育是典型的職業中產階級，缺乏政治意識。

十七歲的邁斯基從當地高級中學畢業并獲金質獎章，之后在圣彼得堡大學就讀歷史和文獻學專業。他的文學才華大約在那時被注意到，他的第一首詩《我愿成為一場偉大的暴風雨》在《西伯利亞生活》上以“新人”為筆名發表。然而，他因被捕和被指控煽動革命而突然提早結束在圣彼得堡大學的教育。在鄂木斯克，他受到警察的監視，還加入了俄羅斯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孟什維克陣營。1906年，他再次因參與1905年革命被拘留，并被判處流放到托博爾斯克，在韋伯夫婦《工聯主義的歷史》的啟發下完成一部手稿。邁斯基在圣彼得堡大學學習時偶然發現了這本書。他隨后向作者西德尼·韋伯和比阿特麗斯·韋伯坦承，這本書“對我的政治教育有很大啟發，在某種程度上幫我找到今后要走的路”。1901年，他給堂妹寫信：“我確實從未讀過一本小說能像韋伯夫婦的書那樣激動人心！我曾擁有的一切文學熱情，現在看起來是多么的蒼白、悲慘和毫無意義！”改良的費邊社潮流有強烈的社會人文主義傾向，符合邁斯基的氣質，并為他提供了政治理想的光源。盡管邁斯基已經與孟什維克決裂，并表現出對布爾什維克的忠誠，但孟什維克殘留的影響總是揮之不去。一去到英國，他就與韋伯夫婦建立了終生的親密聯系，這一點在他和比阿特麗斯·韋伯的日記中得到充分證明。

高級中學里的模范生（前排右起第五位是邁斯基）

一個革命者的養成：邁斯基成為圣彼得堡大學學生

邁斯基最終被判決流亡海外。他的回憶錄里記載，在緊隨《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而來的大清洗的陰云下（當時他在莫斯科的根基還很淺薄），邁斯基稱自己受研究“社會主義和歐洲工人運動”的愿望驅使而產生了移民的想法。然而，流亡對他的吸引力似乎更深遠，展現出他的世界性傾向以及可追溯到童年的巨大好奇心；童年時的他常常陪伴父親穿越遙遠的西伯利亞執行任務，他父親相信“沒有什么比旅行和見識新的地方、人群、民族和習俗更有助于孩童的成長”。這個家庭遷居到圣彼得堡一年后，九歲的伊萬仍著迷于“在涅瓦河畔花崗巖碼頭上佇立，觀察芬蘭船只復雜的操作、外國船只的運載和四處輕快穿梭的深藍色甲殼蟲似的小型芬蘭汽船”。

流亡進一步提升了他對歐洲（尤其是德國）文化持久的仰慕，正如他在給母親的信中坦言：“我仍然對身處海外感到非常高興。我感覺自己的心智和精神在這里得到快速而有力的成長。實際上，我最感謝的是那些迫使我離開俄羅斯土地的境遇。”多年后，他對蕭伯納坦承：“我喜歡旅游，我游歷過歐洲和亞洲很多地方……每當看到人們登上火車、輪船或飛機時，我都能感受到浪漫的光暈。”

在瑞士稍作停留后，邁斯基移居到慕尼黑，當時那里聚集了俄羅斯移民和藝術家，特別是康定斯基及其社交圈。盡管與俄羅斯革命運動有聯系，邁斯基仍然參加了德國社會民主黨及貿易協會的活動。他在慕尼黑大學取得了經濟學碩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也進展順利，但戰爭陰云聚集德國致使他出人意料又命中注定地移居倫敦。這種漂泊不定的生活符合他的天性：

到德國后再去了解英國的生活方式和人民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不會介意最后住在慕尼黑還是倫敦。在去往英國的路上，我會在巴黎停留一個星期，看看這個城市……然后我會從那里直接前往英國首都。我懷著極大的興趣和期待去往新國家，就讓我們看看這些期待是否會變為現實。最后，我認為生活最主要的魅力在于感受印象的不斷變化，沒有什么能比從一個地方快速移動到另一個地方的旅行更有助于此。

但是，邁斯基在1912年11月初次來到倫敦的心境與日后對英國的迷戀很不一樣。他在俄羅斯的成長經歷和在德國社會主義社會的生活，并沒有輕易使他盲目崇拜英國的自由主義，盡管十九世紀諸多浪漫主義的流亡者都受到這種思想的影響。邁斯基感覺倫敦將他“吞噬”，讓他“窒息”。他不懂英語，覺得迷失在“巨石海洋”中。確實，這類早期的悲觀印象在他給母親的信中有所體現：

當然，從政治和社會經濟的角度看倫敦會非常有趣。對于在這里過冬，我完全不感到難過。但我不想在這種地方停留太久，一想到永遠留在這里我就心生厭倦。不，我絕對不喜歡倫敦！它龐大、黑暗、骯臟，讓人感覺不舒服，有無數單調的、相似的小屋子，永遠籠罩在濃霧中……在這里，你會數周見不到太陽，這讓人非常沮喪。我現在明白為什么壞脾氣會被稱為英國病，也理解為什么海涅不喜歡這個驕傲的不列顛人的國度。他曾評論：“若非擔心腸胃不適，海洋很久以前就將英國吞掉了。”他的說法沒有太大問題，消化像英國那樣的“堅果”并非易事。

在英國的那些年，邁斯基和格奧爾吉·瓦西列維奇·契切林、馬克西姆·李維諾夫（后兩位作為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指導蘇聯的外交政策長達二十年之久）的友誼極大地影響到他此后的職業生涯。這三人因為李維諾夫的未婚妻而相識。她叫艾薇，出生于倫敦，難以相信她是猶太知識分子和印度陸軍上校的女兒。作為一個不墨守成規的作家和反權威者，她于伯父母艾德夫婦所在的格德斯綠地找到一份受人鄙視的工作（在一個保險公司里），并從中獲得安慰。艾德夫婦是左翼思想家，他們舉辦熱鬧的知識分子晚會，革命者、弗洛伊德學派、費邊社社員以及文學界人物都會來參加，例如蕭伯納和赫伯特·喬治·韋爾斯。邁斯基是艾德家的常客，這鞏固了他和李維諾夫、契切林的友誼。

1935年，艾薇和馬克西姆·李維諾夫與伊萬、阿格尼婭在蘇聯大使館品茶

三人的居所相距不遠，起初都在格德斯綠地，隨后搬到漢普斯特德荒野。他們處在一個蓬勃發展的政治流亡群體里；該群體成員建立了彼此間的紐帶，超越了俄國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分裂。契切林曾就職于沙俄外相的檔案處，他的貴族家族可追溯到沙皇伊萬三世時代定居俄國的一位意大利朝臣。契切林是一位博學者，天生博聞強識。他不僅多才多藝，精通文學和文化，還是一個優秀的鋼琴家，所著莫扎特歌劇之書備受贊譽。他在倫敦表現出古怪、苦行者形象，過著隨性的生活。良心受到譴責的契切林最初是托爾斯泰的門徒，后傾向孟什維克主義，流亡中又加入俄國革命運動。這一短暫的政治偏向并沒有影響列寧任命他為外交人民委員。他簽署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這是蘇聯外交制度的核心。

李維諾夫的猶太人背景鮮為人知，他身上不存在知識分子的自命不凡。后來他在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一絲不茍，嚴謹遵守外交工作的規則和禮節，對強加給他的意識形態限制幾乎不屑一顧。令人驚訝的是，盡管他個人鄙視契切林的態度非常明顯，兩人卻能和諧地工作近十年。

當他們在英國相遇時，比邁斯基大八歲的李維諾夫已贏得經驗豐富的革命者名聲。因此，他很自然地成為邁斯基的導師，并將后者介紹給英國及其政治機構、文化圈和更多的人。邁斯基最喜歡李維諾夫的是他擁有堅強的品格，能夠把握問題的本質而不陷入細節之中，以及他對反諷的愛好。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兩人疏遠，這破壞了他們之后的工作關系。李維諾夫接受了列寧激進的失敗主義立場，而邁斯基支持孟什維克的國際主義、和平主義立場，想辦法結束一戰。有段時間，邁斯基甚至對當時包羅萬象的“中歐”運動這一流行思想表現出濃厚的興趣。這種思想由卡爾·弗里德里希·諾依曼傳播開來，試圖融合德國歷史上最強大的兩波運動——民族資產階級浪潮和無產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浪潮。它想進一步將基督教理念與德國觀念論、階級團結的人道主義以及民主主義相結合。邁斯基根深蒂固的實用主義和人文主義觀，因他在英國的經驗而進一步增強，隨著一戰的持續而變得突出。他對西方文明和歐洲知識分子——大部分在前線被屠殺——的命運感到非常困擾，希望將人道主義置于任何黨派的考慮之先。邁斯基回應孟什維克領導人馬爾托夫的責難：

你看，戰爭拖得越久，交戰國面臨的危險就越嚴重：大量知識分子——作家、藝術家、學者、工程師等——將死在戰場上。這些國家正在消耗它們的精神貴族。不管你怎么看，沒有這些人，就不可能有任何精神的、社會的或政治的進步……當然，任何損失都讓人難以承受：農民、工人等。但我仍然認為，相對來說，損失知識分子的后果最嚴重，因為培養這些人非常困難。知識分子是緩慢生長的果實，他們在戰爭中受傷，即便部分人得到救治，隊伍得以恢復也可能需要整整一代人的時間。

這就是為什么我認為一個新時代已經開始。一個國家出于自保，必須以保護諸如熟練的機械師、化學家和受過訓練的軍工人等的方式來保護知識分子。

雖然邁斯基在他的日記中（甚至在自傳中更是如此）努力展現他與李維諾夫溫暖而親密的關系——這一表象使得歷史學家將兩者結成同伴，但有時這種關系令人困擾，因為他們的脾性難以相容。李維諾夫并沒有回避曾指責邁斯基，批評邁斯基關于外交事務的文章，有幾次甚至在斯大林面前抱怨邁斯基。李維諾夫一貫與人民保持距離，其中大部分原因在于他對世界性知識分子的深刻蔑視。德國退役軍人和駐莫斯科大使館資深參贊古斯塔夫·希爾格回憶說：“李維諾夫沒有朋友。我與外交人民委員部的一名工作人員建立了相互信任的關系，我曾問他如何與李維諾夫相處。我得到的回答意味深長：‘你不用和李維諾夫相處。如果你沒有其他選擇，你只要和他一起工作就行了。’”

此外，李維諾夫憎恨那些愛出風頭的外交官（邁斯基肯定是其中之一）。有人評價他說：“尊嚴對他來說是與生俱來的……阿諛諂媚則完全陌生。他也不能容忍其他人遭遇這些。”然而，他們對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國際舞臺有著共同的看法，李維諾夫也沒有回避支持邁斯基，甚至在1938年庇護后者遠離吞沒了外交人民委員部的壓制。邁斯基一直與李維諾夫保持特殊關系，這種關系在流亡中鍛造成型。他對李維諾夫在華盛頓的談判表示祝賀，這一談判使美國在1934年承認蘇聯。邁斯基寫道：“也許是因你我相識二十年，也因移居倫敦后共事多年，我一直懷著非常獨特的興趣和強烈的個人情感關注著你在蘇聯和國際舞臺的工作和演講……我們長期以來的信任關系，讓我有權與您坦率地交流一些在其他情況下看起來并不合適的事情。”

邁斯基與亞歷山德拉·米哈伊洛芙娜·柯倫泰的關系則完全不同，邁斯基第一次見李維諾夫就是在柯倫泰的家里。柯倫泰是一個艷麗、激進的女權主義者，后來任蘇聯駐挪威大使，此后又任駐瑞典大使。邁斯基終生與她保持溫暖的個人友誼。“我發現和邁斯基在一起很有意思，”柯倫泰在日記中寫道，“因為我們不僅談業務。他很活潑，他的眼睛、思想和感覺對生命的表現形式和各個領域都敞開懷抱。他不是一個拘泥于當下事務和問題的無聊、狹隘之人。”

在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沙皇政權后不久，邁斯基回到俄羅斯，受到亞歷山大·克倫斯基的邀請，加入臨時政府并擔任勞動部副部長。他在政治上迅速轉向孟什維克右派。由于1918年1月布爾什維克解散立憲會議，以及內戰爆發，邁斯基未能說服孟什維克支持設在薩馬拉的委員會重新召集該議會（又稱“科穆奇”）；那時孟什維克與布爾什維克正處于斗爭中。他的呼吁符合自身的信念：他在歐洲進行社會民主活動時留下了遺產，認為在內戰中保持中立態度“違背了人性和邏輯”，也認為由立憲會議中的流亡者組成的科穆奇政府是一場“民主的反革命”。出于個人信念，邁斯基反抗自己的政黨，并于1918年7月越過前線，加入風雨飄搖中的科穆奇政府任勞動部長。他因此成為僅有的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社會主義武裝斗爭提倡者。這一舉動會困擾其后半生，引出他不光彩的懺悔，孟什維克斥之為“一個叛徒的回憶錄”。這位“新受洗的”變節者被正式逐出孟什維克隊伍，加入收容他的教會，并被打上永恒的該隱印記。

1919年，白軍上將高爾察克在奪取反叛政府的控制權后，開始迫害社會主義者。邁斯基被迫再次逃離，他這次去了蒙古地區。在蒙古地區的那年，他“在馬背和駱駝背上穿越成吉思汗從前的家園……在荒涼的群山和大草原中遠離政治斗爭、激烈的輿論氛圍、黨派傳統和偏見的影響”，使他反思革命的本質和他個人的未來。

1919年夏天，邁斯基曾膽怯又猶豫地嘗試與過去決裂，并與當時命運懸而未決的布爾什維克握手言和，但被認為悔悟得不夠充分。一年后，他寫信給流亡海外時結識的教育人民委員A.V.盧那察爾斯基：

我現在認識到，孟什維克是向歷史學習的有德無才的學生，怯懦地模仿著早已失效的模式，用書中的陳詞濫調和公   式開展思考，缺乏對生活和時代的感受的珍貴思考……另一方面，布爾什維克擅于大膽行動和創造，不會對過去的教誨或教條式的吩咐過于虔誠。他們靈活、務實、果斷……他們在具有革命的創造性領域發出新的聲音，創造新的國家形式、經濟生活方式和社會關系……而其他人缺乏實踐的勇氣。

觀其一生，特別是在“大恐怖”的黑暗日子里，邁斯基與孟什維克的早期聯系，尤其是他在內戰中扮演的角色（在回憶錄和著作中精心掩飾的部分），給他的一生及其在莫斯科的公信度蒙上巨大的陰影。他構建了一套轉向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解釋，并把它送到盧那察爾斯基那里，為自己剛開始沒有承認布爾什維克革命是合法社會主義革命贖罪，但掩蓋了包含在這一轉向中永遠無法完全消解的靈魂探索的痛苦。

邁斯基的內心沖突反映在《高峰》中，這部四幕劇表達了他思想中永恒的浪漫主義本質，深深浸潤在十九世紀俄國知識分子普遍的人文主義傳統中，并帶有烏托邦幻想。每名俄羅斯知識分子的形成都是知識界的一份獨特的手抄本，與階級出身無關。《高峰》扉頁的題詞來自邁斯基最喜愛的詩人海涅的詩句，用德語書寫并有俄語譯文：“我們已經要在大地上，建立起天上的王國！”《高峰》的主題是：“人類向知識和自由的光輝頂峰不斷前行，頂峰是可以見到的、美麗的，但卻永遠無法到達，因為這種運動是無止境的。”據此，很難確定邁斯基是否真正懺悔，并完全認同布爾什維克（正如他在1939-1940年的悲慘境況下所寫的回憶錄第一卷中聲稱的那樣）。在自我反省的心境中，邁斯基為契切林對自己轉向布爾什維克主義心有戚戚，這似乎是他內心感受的一種鏡像：

“雖然我曾經是一名孟什維克黨人，但早已與其分道揚鑣。這一紛爭教會了我很多，現在我所有的同情都放在俄羅斯雅各賓派一邊，”他猶豫了片刻，然后補充道，“我的意思是布爾什維克。”我無法確定，在進行這次對話時，格奧爾吉·瓦西列維奇是不是一位堅定的布爾什維克。

此后，邁斯基最信任、最親密的朋友之一，比阿特麗斯·韋伯在日記中簡潔而準確地描述了邁斯基的機智與政治品格：

當然，邁斯基是思想最開放的馬克思主義者之一，他完全認識到馬克思主義術語的不適應性——學術和教條。但后來他生活在無信仰者和平庸之輩中，相比莫斯科馬克思主義者封閉的環境，他的思想可能受到外國詭辯不可知論觀點的輕微污染。

邁斯基前往他的費邊社會主義偶像兼密友比阿特麗斯·韋伯在鄉下的家

考慮到在莫斯科會因“政治罪”而遭到“現世的懲罰”，邁斯基希望通過盧那察爾斯基赦免他的過錯并確保自己安全過關，“在路上不被逮捕、搜查、征召入伍等”。盧那察爾斯基將一首詩和自薦信轉交列寧，建議為他恢復名譽，甚至允許他加入布爾什維克黨。政治局以謹慎的態度批準了這一建議，表示邁斯基“首先應在外地發揮”其在經濟領域的專長。因此，邁斯基被指示派往鄂木斯克，他將在那里建立西伯利亞地區第一個國家計劃委員會。與此同時，他的悔過書發表在《真理報》上。

然而，邁斯基的志向是成為知識分子而非政治家。他第一次被人帶到莫斯科，就立即與契切林和李維諾夫建立聯系——他后來回憶說這是“為了過去的時光”。但這顯然是希望借此提高信譽，因他此前與孟什維克的關系使自己的信譽受損。他勉強接受了成為外交人民委員部新聞司負責人的提議，認為這一職位僅僅是通向未來更重要事務的跳板。他在司里遇到了阿格尼婭·阿列克謝安德洛夫娜·斯基皮娜——一位意志堅定的社會主義活動家，她將成為邁斯基的第三任妻子。（邁斯基在先前短暫的婚姻中生了一個女兒。她與她母親生活在圣彼得堡，與沒有再生孩子的邁斯基斷斷續續地保持聯系。邁斯基還有過另一段短暫的婚姻，是幫助一個被困倫敦的俄羅斯女人的權宜之計。）

邁斯基剛上任，就與契切林的門徒列夫·加拉罕爭論不休，要求解雇后者。盡管沒能實現自己的目標，他還是成功地讓莫洛托夫——當時的黨中央委員會組織部長——派他到圣彼得堡，在那里他曾短暫擔任《彼得格勒真理報》的副主編。這段作為次要角色的插曲在與總編輯的嚴重不對付中結束了，正如邁斯基向莫洛托夫抱怨的那樣，總編輯“一直小心翼翼地不讓他在報社里工作”。類似的情況再次上演：邁斯基曾在兼具社會性和文學性的《星辰》雜志社里短暫擔任編輯，1925年初，編委會內部發生了一場爭執。總的來說，邁斯基（或者說，他年輕的妻子更加）不適應列寧格勒的生 活。他向莫洛托夫解釋，覺得自己像一個“局外人……一個二等公民”。在新經濟政策相對平靜的日子里，邁斯基仍然可以舒適地調整自己的職位，告訴莫洛托夫他正在“認真地考慮返回”外交人民委員部工作。

邁斯基在布爾什維克事業中邁出的第一步顯示了他膨脹的自尊心，標志著他作為知識分子的優越感和固執——他不受同事和上司的喜愛，并經常與他們發生沖突。在壓抑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這些特質盡管在某種程度上被生存的本能壓制，但仍在邁斯基擔任駐倫敦大使的過程中重新顯現，尤其是在與英國官員的交鋒中。

回到莫斯科，邁斯基與李維諾夫那兄弟般的關系被證明是有利的：李維諾夫正逐漸接手契切林的工作，成為外交人民委員部的中堅力量。1925年，邁斯基被任命為蘇聯駐倫敦大使館參贊。顯然，他很珍視這個職位。在給他母親的信中，邁斯基提到自己和妻子阿格尼婭：

住在一個沒人住的小房子里，有一個女傭人，我們自己照顧自己……阿格尼婭正在學習唱歌和英語，她開始用英語喋喋不休地聊天。我們的房子位于倫敦最好的郊區之一，毗鄰植物園，空氣非常好，但很遺憾我們沒有更多的機會享受它。

但他在倫敦的停留再次因與大使館的上級領導關系不好而受影響。邁斯基選擇回到莫斯科，但在一年內被李維諾夫說服，又返回大使館。1924年發生的“季諾維也夫書信”事件，1926年英國大罷工期間的“俄羅斯玫瑰金”事件，讓當時的英蘇關系處于動蕩之中。莫斯科對英蘇關系的破裂感到恐懼，甚至可能準備恢復軍事干預。蘇聯駐倫敦大使列昂尼德·克拉辛的早逝使局勢進一步惡化。作為少數能夠熟練掌握英語并深諳英國事務的革命家之一，邁斯基發現他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少有人意識到，在倫敦沒有大使的情況下，作為參贊的邁斯基實際上扮演了大使的角色。他在給父親的一封信中吹噓：“以前，參贊在‘職級表’上占有很高的位置，如今職級表對我們來說已經失去意義。不過，我可以向您保證，在倫敦這樣的地方擔任參贊非常有趣，也很重要。……倫敦現在成為唯一一個能與莫斯科并肩的強大的世界政治中心。”

1927年5月，英蘇外交關系中斷后，邁斯基被迫離開英國。邁斯基向《曼徹斯特衛報》的親俄編輯查爾斯·普雷斯特維奇·斯科特坦承，他帶著“一種非常類似個人悲傷的感覺”離開英國。他流亡倫敦和在大使館任職的經歷使他“了解并尊重英國文化。這種文化盡管與俄羅斯文化不同，但包含了很多有價值和偉大的東西”。

“根據醫生的囑咐”，在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療養院接受了六個星期的休息和治療之后，邁斯基被任命為蘇聯駐東京大使館參贊，隨后在東京度過了兩年。有一段時間，這個任命很適合他。他給赫伯特·喬治·韋爾斯寫信：“我在10月末抵達東京。現在，我以最大的興趣游覽并研究這個最不尋常的國家，就像二十年前這個國家給了你很大的啟發，讓你寫下《現代烏托邦》一樣。”邁斯基給左派宣傳家亨利·諾埃爾·布雷斯福德寫信，稱贊日本是一個“獨特的國家……以某種非凡的方式結合中世紀的東方美與最現代的美  國風……再加入自然之美，以及人們的‘氣質’、習慣和習俗……難怪到目前為止，我都沒有理由抱怨外交人民委員部派我來這個國家”。

當邁斯基職級較低時，總是憤恨不已，但他很高興看到蘇聯大使被調到巴黎，因為這使他能（至少暫時）負責大使館。他在日本的經歷有助于塑造他對外交的看法，特別是認為外交官應該充分沉浸于他們所在國家的文化和語言中。為了向蘇聯公眾介紹日本文化，他組織了最主要的歌舞伎劇院廣泛訪問蘇聯，卻遭到日本保守派勢力的抵制。事實上，在劇團成功訪問蘇聯后回到日本的首次演出中，保守派雇傭暴徒“在表演開始前，他們將活蛇散落在大廳周圍的椅子下。表演期間，蛇在觀眾中開始嘶嘶作響。恐慌爆發了。男人咆哮，女人尖叫，孩子大哭，幕布不得不降下，表演被打斷”。

邁斯基在東京大使館接受訓練幾個月后，邁斯基再次因處在遠離莫斯科和歐洲的從屬地位以及外交活動的邊緣感到沮喪。此外，正如一次次被證實的那樣，他容易受妻子的沖動影響。他曾向一位朋友坦承，“她（邁斯基的妻子）感覺自己微不足道——主要處于失業狀態”。大使館已成為陰謀和誹謗的溫床。阿格尼婭和貿易代表的妻子“勢不兩立”，爭論誰應當成為國家職能部門的“第一夫人”。兩人之間的對立，使大使館和外交人民委員部進行了一系列通信。事情沒有如阿格尼婭所愿，還將俄羅斯籍僑民分裂成各派。邁斯基上任近一年后向契切林抱怨說，在日本生活“通常很無聊、乏味，幾乎沒有政治事務要處理（都不需要兩個人），任何一個稍微重要的問題都交由莫斯科處理”。然而此時，契切林得了嚴重的糖尿病，并且正在失去對外交人民委員部的控制。

邁斯基轉而求助李維諾夫，他妻子的梅尼埃病促使他明確提出迅速調任的要求。他稱自從駐留倫敦之時，他妻子的情況就不理想，到東京后病情惡化，有一只耳朵已經失聰。他還抱怨東京的天氣嚴重損害自己的健康。盡管外交人民委員部決定了他未來的任命，但邁斯基仍主動提出他傾向在莫斯科待一兩年（然后很快補充說，他對“返回西方沒有任何異議”）。李維諾夫積極回應邁斯基，并提出一個在考納斯（科夫羅）的大使職位，認為這是繼柏林、巴黎和華沙之后的第四大大使職位。如果這個提議不能吸引邁斯基，他也準備了其他替代方案。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十年之后，蘇聯外交官仍然可以就自己的任職提出條件。

邁斯基在東京大使館接受訓練

令邁斯基欣慰的是，他收到政治局決定于1929年1月將他調出東京的消息。他在給李維諾夫的信中以熟悉的傲慢而巧妙的方式提道：“您的態度不免激發我的‘外交人民委員部式的愛國主義’，我希望在這樣的環境中工作。”4月4日，邁斯基被分配到外交人民委員部新聞司，但在一周之內，他又被任命為駐赫爾辛基全權公使，任期三年。在任期內，他事業的頂峰是成功促成1932年《赫爾辛基互不侵犯協定》的簽訂。盡管這是一個重要職位，但赫爾辛基對邁斯基的吸引力遠遠不夠，他顯然更渴望在中歐或西歐更有聲望和挑戰的地方任職。他對喬治·韋爾斯哀嘆道：“這里恐俄和恐蘇情緒高漲。這是一種普遍的譫妄攻擊。”然而現在，他試圖保持“樂觀的好斗精神”。

倫敦的事務顯然繼續吸引著邁斯基。盡管他于1927年被驅逐出英國，他仍使自己跟上英國政治局勢的節拍。布雷斯福德、H.G.韋爾斯等人向邁斯基詳細介紹了1929年大選的前景，這可作為兩國恢復外交關系的信號——如果邁斯基不回倫敦的話。然而，在選舉之后，這些希望破滅了，拉姆齊·麥克唐納的外交大臣阿瑟·亨德森提出以消償沙皇債務為條件重新建立與蘇聯的外交關系。邁斯基從他在倫敦的消息來源中了解到，麥克唐納“無論是偶然為之還是有所企圖，都落入了保守黨的陷阱中，并重復了他關于蘇聯政府與共產國際身份的舊有陳述”。去赫爾辛基任職之前，邁斯基在莫斯科待的三個月使其堅信，盡管國內形勢嚴峻，蘇聯政府“目前根本不愿付出這么高昂的代價”。因此，邁斯基現在的主要焦點轉向中歐。

1930年7月，李維諾夫取代年老體衰的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邁斯基的前景變得更加光明。他迅速向李維諾夫送去祝賀，盡管仍帶有倨傲的姿態。他們還一起回憶在倫敦流亡時的共同夢想和希望，在“七十二號奧克利廣場的一個陰暗、沾滿煙塵的公寓里”徹夜討論世界事務。但這只不過是邁斯基反復要求調離赫爾辛基的一 個前奏：赫爾辛基是一個“狹小的政治無名城……和一個非常乏味的地方”，對于“一個積極而有活力的特使來說，長期待下去非常困難”。邁斯基嘗試再次提出自己的條件，這一次，他設定轉職的最后期限為年初，甚至到了明確提出準備放棄外交人民委員部任職的程度。他對李維諾夫說：“幾年前在倫敦給你寫的一封信中就已經提到，我認真致力于從事一項長期的外交工作。這個念頭在這段時間里并沒有減弱，反而變得更加強烈，所以我不愿意留在外交人民委員部。當然，如果出現任何確切的轉職可能，我想請你先與我商量。”

當時斯大林牢牢控制了各人民委員部，限制了李維諾夫的回旋余地。1931年初邁斯基在莫斯科度假時提出的個人請求，以及后來對阿格尼婭每況愈下的健康狀況的反復訴苦（他聲稱只能在維也納接受治療），似乎漸漸惹怒了李維諾夫。他提醒邁斯基：“你應該知道，決定這個問題的不是我，而是其他尤其不愿考慮個人因素的掌權者。”邁斯基沒有卻步，依然推進自己的計劃，盡管一切都是徒勞：“你確定在維也納工作會讓我在外交上陷入被動嗎？真的不可能在維也納處理匈牙利和巴爾干地區的工作嗎？難道不能讓維也納成為我們處理國際聯盟等事務的直接紐帶嗎？”

在沒有任何回應的情況下，邁斯基對李維諾夫大獻殷勤，同時機警地等待新的機會：“今天沒有事務匯報，我只想在遠方對你最近在日內瓦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賀……這里的外交官對你的個性也表現出越來越強烈的興趣，并經常談論你在日內瓦的成功。”

經過在赫爾辛基的漫長等待，1932年9月3日，邁斯基在電話里被任命為駐倫敦全權代表，這個意外消息使他感到驚訝。約一個月前，邁斯基夫婦在斯德哥爾摩訪問柯倫泰時，曾坦率地向她透露，邁斯基不可能得到赴英國的任命。柯倫泰在日記中驚奇地評論：“他在任駐芬蘭全權代表這一個下級職位后，于這樣一個麻煩時期突然得以到倫敦任職。”聯想到內戰時期他在薩馬拉政府中的可疑過去，許多外交官對他的任命感到吃驚。這顯然是倉促作出的決定，反映了蘇聯外交政策方向的變化。李維諾夫成功說服了斯大林，邁斯基對英國的熟悉程度——以及尤其是他溝通和與人交談的能力——在其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斯大林將這次決定視為“某種試驗”。兩天之內，李維諾夫為邁斯基求得任命狀。他為突然撤銷大使索科利尼科夫的任命給出勉強的借口，說后者希望“留在蘇聯工作”，以及“倫敦的氣候不適合他”。由于邁斯基的名字沒有出現在英國內政部所列1927年危機時參與顛覆活動的“黑名單”中，外交人民委員部表示，“邁斯基沒有使自己成為不受英國政府歡迎的記錄”，況且他在芬蘭的記錄也“不算太糟”。

這個任命完全符合邁斯基的性情和雄心，被他認為是對他天賦和地位的認可，讓他成為站在臺前的主角。他在給父親的信中說：“倫敦是世界中心，另一個世界中心是莫斯科。我必須在這兩個世界體系的交叉點上工作，我所有的時間和精力都用在解決許多因蘇聯和資本主義世界同時存在而產生的問題上，但這并不奇怪。”對白廳來說，邁斯基的任命標志著蘇聯希望通過采取務實和漸進的社會主義路線來擺脫它在英國的革命形象。索科利尼科夫顯然不適合這個位置。和邁斯基一樣，索科利尼科夫也是某個州上的猶太醫生的兒子。他于1918年與德國簽署《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并在新經濟政策期間擔任財政部長且政績不凡。然而，他于1924年與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等“新反對派”有聯系，而這些人呼吁免去斯大林的黨委書記職務。這導致他于1929-1932年間被降職為駐倫敦大使。只要與英國保持不溫不火的關系，索科利尼科夫就可以安全地留在英國。然而，他的孤立顯然讓他付出了代價，并損  害了他在快速變化環境下處理事務的能力。與英國的關系對蘇聯的國家利益而言至關重要。他的英文很糟糕，甚至溫和的比阿特麗斯·韋伯也發現他“好學且苦行，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清教徒，不吸煙，不喝酒……天真地相信科學的最終歸宿是共產主義”。他大部分空閑時間是在大英博物館的閱覽室里度過的。韋伯認為他是“外交界中一個奇怪的成員……一個無足輕重的人”。

邁斯基努力成為一名布爾什維克

另一方面，邁斯基正因其迷人的個性而被李維諾夫選中。英國駐莫斯科大使埃斯蒙德·奧維爵士第一次與邁斯基會面時，發現他“彬彬有禮、健談……是比他前任更易‘打交道的人’”。李維諾夫聽到奧維提及邁斯基這些品質時立即回復：“這就是我任命他的原因！”在斯德哥爾摩，柯倫泰將這一任命歸因于莫斯科擔心與英國的關系再度惡化，如1927年那樣導致斷交。實際上，李維諾夫不斷地向她投電報，以獲取關于英國政治的任何可能的信息，這表明當時的倫敦大使已不被信任。

任命的時機也很合適，恰逢斯大林意欲解除索科利尼科夫的職位，同時符合李維諾夫將外交活動努力的方向從柏林轉到倫敦，以及突破保守派敵對勢力的意愿。邁斯基與芬蘭成功達成了一項互不侵犯協議，他此前不斷的游說也確實起到了作用，更何況李維諾夫了解他在英國交游甚廣、他的英語能力和他對英國的熟悉程度。比阿特麗斯·韋伯在與邁斯基第一次見面后便敏銳地察覺到，擁有直言不諱之好斗精神的索科利尼科夫將被“更善于社交的外交官和不那么熱心于共產主義的人”取代。事實上，邁斯基在孟什維克的過去并沒有被外交人民委員部忽視，但導致他在“正式改宗”之后才被允許加入“布爾什維克陣營”的情況也沒有被忽視。正如邁斯基向比阿特麗斯·韋伯所吐露的，蘇聯共產主義“正在成長”。他拒絕把“狂熱的形而上學”（“意識形態”的替代術語）和壓制視為無法避開的過渡階段。他相信蘇聯建立的“新文明”是人類進步的“下一步”，但不是“最后一步”，而不至于“狂熱”。他告訴韋伯，人類“將繼續前進，不斷地增長知識、愛與美”。他沉迷于烏托邦式的夢想，認為個人有一天會“專注于追求整個社會的利益。通過知識的進步，人類會征服這個星球，然后繼續征服金星”！與韋伯夫婦一起玩“斯大林消失后”會發生什么的“危險游戲”，邁斯基摒棄了斯大林將被另一位“偶像化”領導人取代的觀點。

1932年9月5日，邁斯基接到李維諾夫的通知，后者已“向領袖[斯大林]傳達[邁斯基的]任命決定，所以只要中央執行委員會在收到許可后通過任命狀即可”。已經同意放棄夏日假期的邁斯基，被鼓勵在匆忙趕赴倫敦之前先到莫斯科參加為期一周的指示傳達會。李維諾夫向他保證，他收到的指示并不是李維諾夫“個人觀點”的反映，“而是我們上級的命令”。邁斯基了解克里姆林宮的憂慮：魏瑪德國已“奄奄一息”，即將奪取政權的希特勒一定會在國際舞臺上制造混亂并威脅和平，這對蘇聯的國內、經濟和政治改革來說至關重要。李維諾夫已經帶著諷刺的口吻評論，在國際政治中實施“五年計劃”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因為納粹主義的發展，蘇聯需要突然轉變與英國的關系；迄今為止，英國被認為是反對俄國革命運動的急先鋒。外交政策與國內政治不同，很大程度上是被動的，要根據變幻不定的挑戰靈活變通。

嚴酷的現實迫使工黨不再試圖動員社會主義團結和支持俄國革命，以此討好保守黨，后者正如李維諾夫不厭其煩強調的一樣，“是英國真正的老大！”幾天后，邁斯基將一項工作計劃發給李維諾夫，其中展示了他不落俗套的外交手段，特別是他對媒體和個人外交的追求，旨在“盡可能擴大一系列強加給新任大使的外交禮節上的訪問，這樣做能把外交部狹窄圈子里的相關人員，以及政府大批職 員、著名政治人物、倫敦金融城的人和文化界代表都包括在內”。與保守黨合作特別具有挑戰性，加劇了蘇聯外交工作中特有的根深蒂固的緊張感。在赫爾辛基時，邁斯基已經在努力探索革命派外交手段的特質。他曾向社會主義知識分子布雷斯福德尋求指導：“你知道有哪些著作描寫了英國革命、美國革命（1776年）和法國革命（1789年）中的外交活動/外交關系，以及革命派外交官在外國宮廷和政府中的處境等內容嗎？或許你知道這類外交官的一些有趣的回憶錄嗎？”直到1933年，他仍然專注于這個問題，他向比阿特麗斯·韋伯坦承自己試圖弄清楚“革命派外交官如何被接受以及他們如何表現”。

大使館迷人的資產階級環境

經常放逐在外的布爾什維克外交官受到資產階級魅力的誘惑，他們面臨的困境是如何采取原來的姿態和生活方式，并與“敵人”友善往來（如果不是一體的），同時保持革命熱情和精神不滅。這在1927年俄羅斯人遭受外交挫折之后變得尤為棘手。這場外交挫折是他們卷入1926年英國大罷工的結果；大罷工導致“統一戰線”策略崩潰，蘇聯大使沒有了工黨的支持作緩沖，被丟進了保守黨的龍潭虎穴中。

邁斯基在其漫長的外交生涯中長期受這種截然對立困擾，而他在應對這件事上只取得少許成功。鑒于其孟什維克和“反革命”的經歷，他特別容易受背叛指控的影響，這是他強烈試圖擺脫的。當《真理報》的一篇文章詳細提到這個問題時，邁斯基迅速寫了一封長信證明自己的清白，暗示他充分意識到這個問題：

像我們這種在外國工作的人員，在兩種因素之間不斷進行內部斗爭：健康的革命和無產階級因素，它可以真實評估“禮儀”；病態的機會主義因素，它相對容易受資本主義環境影響……這兩個因素之間的斗爭遵循“時而一個出現，時而另一個靠邊站”的規則，尤其是“禮儀”的支持者可能會獲得一定的優勢……如果你始終不忘我們“身在國外”，還能不時報道對蘇聯境外的外交生活的疑問，這于我們非常有益。這將是對我們海外工作人員中的某一群體的有力支持；他們認為“禮儀”只是一種必要的禍害，所以試圖將所有資產階級傳統的影響降到絕對必要的最低點。我本人不止一次聽說，在仍存疑的情況下，在不清楚無法避開的最低底線到底在哪里時，蘇聯外交官都會說，“太多總比不夠要好”，“不要用黃油弄糟燕麥粥”這些話。

邁斯基在給契切林的親筆信中，對他在外交人民委員部執政的十年表示祝賀的同時，也表達了類似的良心不安：

你面臨著一項非常艱巨的任務：創造出一位新型外交人民委員……這個任務遠比創造一位比方說新型財政人民委員或新型農業人民委員困難得多，因為你的工作性質，你在分開我們和資本主義世界時總是如履薄冰。你的處境極為艱難。

也許最能說明問題的是，邁斯基更希望在英國出名，這甚至體現在其簽名上：他不用典型的俄語筆法寫出的Ivan，而用Jean——法語中John的變體或波蘭語中Jan的變形，這是他父親年輕時給他取的名字。

（本文摘自[蘇聯]伊萬·邁斯基著《倫敦日記：蘇聯駐倫敦大使二戰回憶》，[英]加布里埃爾·戈羅德茨基編，全克林、趙文煥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8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