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15年1月24日，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刊發了對“臺灣中央研究院”學者李明輝的訪談。作為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的弟子，李明輝就臺灣社會中保留的儒家傳統以及兩岸的政治儒學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文章一經發表，引發兩岸熱議。大陸儒家學者及代表人物干春松、白彤東、唐文明、方旭東、曾亦、蔣慶等紛紛回應，認為“港臺新儒家”對傳統中國政治肯定得太少，未必切近大陸現實，儒學復興需要代際接力。

近日，儒家網專訪了頗具代表性的臺灣女性儒者陳昭瑛，以期使討論進一步深化。

受訪人：陳昭瑛，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著有《臺灣與傳統文化》《臺灣儒學》《儒家美學與經典詮釋》《臺灣文學與本土化運動》《臺灣詩選注》等。

采訪人：齊義虎，西南科技大學政治學院講師，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篇幅較長，澎湃新聞經授權節選，以饗讀者。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臺灣儒家學者、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昭瑛。

“盡量讓兩岸的儒學是一種合作，而不是較勁的關系”

齊義虎：前一陣，臺灣李明輝教授的一篇訪談引起了大陸新儒家與港臺新儒家之爭。作為一位臺灣的儒家學者，不知您怎么看這場爭論？或者說就這場爭論，您還有什么要補充或進一步澄清的地方？

陳昭瑛：我最近才把訪問稿和一些大陸朋友的響應看了。大陸方面將港臺新儒家和大陸新儒家界定為一邊是心性儒學，一邊是政治儒學，這確實會讓港臺新儒家后輩們有分家的感覺，感到大陸學者想劃清界限。所以李明輝的談話中確實有一些復雜情緒。但大陸新儒家著重政治儒學的用心，似乎也沒有得到多數臺灣學者的了解。

分家就要另立祖先。大陸新儒家另立的祖先是康有為，這不易在臺灣得到共鳴。因為臺灣人認為“中華民國”是正統，是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在“中華民國”歷史上，康有為是一個保皇復辟人士。保皇黨與儒教結合之后，可能對儒家產生負面影響。日據時代的臺灣也有孔教會，也是保皇黨、保天皇，與大陸孔教人士也有來往。當時在臺灣提倡孔教會的人，是與當時在文化上、政治上反對日本殖民統治的一群人是對立的，這些臺灣孔教會人士中有些甚至在日本侵華戰爭中歌頌皇軍的罪行。所以“孔教”在臺灣帶有負面形象是有歷史因素的。

我希望雙方都能調整一下態度，盡量讓兩岸的儒學是一種合作，而不是較勁的關系。

齊義虎：我們知道，港臺新儒家，比如牟宗三先生，其實也有判教。牟先生覺得朱子學是歧出，陽明學才是正統。同樣，大陸有些儒家學者認為，現代新儒家從熊十力開啟的路徑也是儒學的歧出，其表現就是在學問方式上有過于哲學化的傾向，這就偏離了儒學傳統的經學模式。

陳昭瑛：這是比較敏感的問題。臺灣的儒家學者未必都同意牟先生這種判教。這些年朱子學研究在臺灣更受重視，不同意朱子是別子為宗的學者越來越多。不過對朱子的態度不同還談不上是臺灣儒家學者之間的門派差異。另外臺灣還有一些人在做東亞儒學。我覺得有一些不同多元的發展比較好。

齊義虎：歷史地來看，可能這也是一個契機。因為在宋明理學的發展中，恰恰是通過一個判教，把儒家中孟子這一系提升起來，確立了一個道統的譜系，然后才有了宋明理學后來那么大的成就。我們今天的判教，某種成度是不是在重復又一次儒學復興的前奏呢？

陳昭瑛：我沒有這么樂觀。我認為宋明理學家建立道統在當時有不得不然的理由，也取得很高的成就。但從宏觀的角度來看，道統觀對儒學的發展不是沒有負面影響。如果我們現在再繼續使用同樣的方式發展儒學，有可能使儒家自絕于多元的現代社會。

臺灣“新儒家青年”是最頑強的中國文化守護者

齊義虎：能否請您給我們介紹一下臺灣儒學界的現狀，以及其門派傳承、宗旨差異？

陳昭瑛：目前大家熟悉的這些青壯派、中壯派學者，1970年代、1980年代的時候大部分都在念大學或研究所，那個時候也是唐牟徐（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諸先生在大學發揮影響力的階段，這些當時受到新儒家影響的年輕人我稱之為“新儒家青年”。到現在他們在崗位上也工作了三四十年，已經步入中年或后中年。我對代表權的說法并不同意，臺灣是一個民主社會，任何人可以評論任何事。

談到門派差異，“臺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是偏思想史，客觀主義傾向較重，與牟門的道德形上學不同，與徐復觀先生的思想史也不同。另外，以臺灣大學學者為主的東亞儒學是一個新的領域，已經經營十幾年，包括核心與協力的參與者已經超過一百人，但是受到一些質疑。日本學者認為這是在為中國崛起做準備，但是大陸竟然有學者認為我們做東亞儒學是為了反中國，是在搞分裂主義，讓人啼笑皆非。這種批評和日本學者的批評剛好相反，完全忽略我們長期在與分裂主義戰斗。雖然“新儒家青年”的整體研究成果無法與老一輩相比，但在目前臺灣的反中國文化巨浪中，這些人是最頑強的中國文化守護者，志在“延斯文于一線”，這是日據時代學者常說的話。唐牟徐諸先生大概沒有想到他們在臺灣的播種長出這樣的果實。

左一為臺灣學者李明輝，左二為臺灣學者陳昭瑛。

臺灣是否已經落實了儒家的政治理想？

齊義虎：李明輝教授認為臺灣已經落實了儒家的政治理想，很多大陸學者不能同意。不知您對此怎么看？是否同意李教授的觀點？

陳昭瑛：我不同意，但是我的立場可能和大陸學者也不太一樣。臺灣一些儒家學者長期支持臺灣的民主化，包括我在內。我和許多年齡相仿的朋友一起經驗了1970年代、1980年代的黨外運動、民歌運動、“美麗島”事件、解除戒嚴與解嚴前后的公民社會的興起。我們為臺灣的民主化感到無比興奮，這是幾代人的夢想。

我想起1979年“美麗島”事件發生時，我正在修《莊子》，有一晚讀到“方今之時，僅免刑焉”，不禁落淚。我認識的人當中，有人因為這個事件得憂郁癥，有人從此轉向支持“臺獨”。當時臺灣人最大的共識是民主化，結束軍政、訓政，進入“憲政”，還政于民，解除黨禁、報禁，恢復“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于是在1986年各方黨外力量集結，成立了臺灣最大的反對黨民進黨。在這之前，為了組反對黨，老一輩的自由主義斗士雷震被捕，坐牢十年。

令人傻眼的是，在“中華民國憲法”保障下、因為許多人的努力終于成立的第一個反對黨，成立之后，立刻就不要這部“憲法”了，要重新“制憲建國”。另一令人傻眼的是，民進黨變成另一個國民黨。真是有什么樣的執政黨，就有什么樣的反對黨。我想一些認為臺灣已經實現了民主政治的學者大概有一個前提：即認為民主政治就是政黨政治，就是代議政治。對這一點，我非常懷疑。現在我們既看到政黨惡斗，也看到政黨被財團綁架，說是財團政治，可能還貼切一些。

兩大黨一方面黨同伐異，一方面又狼狽為奸。當民進黨要求國民黨退出校園時，它自己卻把手伸進校園，訓練一批批現在大家稱為“綠衛兵”的“臺獨”青年；當國民黨為改革黑金，在地方上將選舉的樁腳拔除時，民進黨就把這些樁腳收編；當民進黨批評國民黨賄選時，它自己也在買票。以前我住在新店時，就曾遇到民進黨候選人來我家買票。后來我家原先支持的民進黨籍臺北縣長竟然貪污，從此我家不再支持民進黨。如果我們還要再增加一個國民黨，那么我們整個社會為了民主化付出那么高的代價是為了什么？臺灣號稱華人社會第一個實現民主的地方，但臺灣的政黨政治、代議制度讓人非常失望。我們看看西方社會，在1980年代也出現了對代議政治的質疑，一些學者提出審議式民主。這是1980年代民主政治的新轉向。

在臺灣，儒學的底蘊依舊在，只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習焉而不察

齊義虎：您覺得儒學對于今天的臺灣在政治和社會層面是否還有實際的影響？如果有影響，具體體現在哪些地方？如果沒有，原因何在？

陳昭瑛：有些人比較悲觀，覺得儒學在政治和社會層面逐漸衰退。比如在臉書，鵝湖月刊的朋友開了“寂寞的新儒家”，都自稱“寂寞”了，會更沒人理會。這是一種不自覺的失敗主義。這種失敗主義心態和“臺獨”越來越激烈的反中國文化運動有關。

民進黨雖是“反中”大本營，但在他們執政的臺中市，民進黨的女性市議員提出孔廟應該讓孔子全家團圓，即孔子的父母同祀于孔廟中。民進黨籍市長也支持，他說因為過去男尊女卑，而現在需要男女平等。根據2014年聯合國公布的調查，臺灣的兩性平等的水平全世界排名第二（第一是荷蘭）。在這方面大陸需要努力，才能增加對臺灣年輕女性的吸引力。

我們也看到孔廟在努力年輕化以貼近年輕人，比如在紀念品部推出印有孔子萌版卡通畫像的馬克杯，民眾來孔廟可寫祈愿卡，為各種五花八門的愿望向孔老夫子祈禱。這說明了年輕人對孔子不排斥乃至友善的態度。孔廟也推出了孔子公仔，受到年輕人的歡迎。兩岸年輕人都喜歡看的電視劇《我可能不會愛你》，劇中女主角程又青和前男友初遇的地點和復合約會的地點都在臺北孔廟，而劇組的影迷會也在臺北孔廟舉辦。“偏獨”的綠社盟（臺灣綠黨社會民主黨聯盟）“立委”候選人向檢察院檢舉對手違法蓋墓園時，使用的標語是“慎終追遠”、“別讓祖先蒙羞”，這說明了“臺獨”也在運用中國文化。

我們再來看商業和世俗生活。羅斯福路上有間咖啡館叫三槐堂，可以想見老板姓王，因為三槐堂是王氏堂號。以堂號為咖啡館和餐廳命名在桃竹苗客家地區也可看到，這是業者的創意，也表示對傳統的重視。臺北市的巷弄狹窄，而且有亂停車的問題。一旦人行道畫上大人牽著小孩行走的圖案，就沒人敢在上面停車。一般人對違規停車也許不是很在乎，但對扶老攜幼的行走空間卻很尊重，這說明中國文化的潛在影響。這些都是值得觀察的現象，在政治和社會層面，儒學的底蘊依舊在，只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習焉而不察。

再來談談我們日常使用的鈔票。大家津津樂道韓國鈔票有儒學，千元鈔票上有李退溪，五千元鈔票上有李栗谷。我們的鈔票上雖然沒有孔子，可是你看，臺灣流通最廣的百元鈔票印著孫中山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書法，這不就是《禮運大同篇》出現在鈔票上嗎？過去為了反對在鈔票上印蔣中正的照片，引發了誰可以印在鈔票上的爭議。有學者主張放鄭成功或沈光文，因為沈光文是臺灣第一位漢學教師。但還是遭到反對，所以現在臺灣千元鈔票上的圖案是小學生和鳥類。也就是說有兩條路線在進行。其一，百元鈔票上“天下為公”的儒學思想沒有被挑戰，可是其他鈔票上的蔣中正照片被撤換，原因與中國文化無關，而是和他的威權統治有關。其二，孔子、沈光文、鄭成功最終沒有出現在鈔票上，也確實透露反中國文化的訊息。但是我們也不必太悲觀，我們看到，即使是“偏獨”的政黨候選人在登記參選或成立競選總部時也看風水、看黃道吉日，想登大位的人更是重視祖墳、祖厝的風水。在生活哲學方面他們顯然很樂意吸收中國文化的養分和智慧。

儒家在現代社會，只能成為多元文化中的一支，而不可能獨尊

齊義虎：如今臺灣已經是一個價值多元的社會，您覺得儒學該如何傳播自己的理念？尤其是對于城市居民而言，他們可以通過哪些途徑接受到儒家價值的影響？

陳昭瑛：我認為儒家學者、認同儒家的人，需要有一個心理準備，也就是，儒家在現代社會中只能成為多元文化中的一支，而不可能獨尊，不論在大陸或臺灣，都可能是如此。

以臺灣來說，儒家學者的意見雖然不受重視，但儒家仍是整個社會的文化底蘊，這是三百多年前鄭成功來臺之時就已奠定的基礎。臺灣中小學課本選讀大量古文，如高中六學期的國文課本至少需選讀規定的三十篇古文，若再包括古典詩歌，經典的分量相當多。臺灣年輕人從小學的國語課、中學的國文課就開始接觸儒家文化。可以說在培養一個公民的過程中包含一種文化底蘊的浸潤，那個底蘊就是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

以兒童、青少年來說，他們學習的人格典范偏向儒家。例如臺大的校訓是“敦品勵學、愛國愛人”。全臺灣的校訓大部分都是儒家思想，因為道家與佛教不是那么適合成長中的年輕人，可能較適合遇到挫折困頓的中老年人。校訓如果是“逍遙無為”，那還需要讀書嗎？所以我常和學生說儒學就是青年的哲學，儒家的個性就是年輕人的個性。早期的師專、師范學院的畢業生對臺灣貢獻很大。他們不分科系必修四書，這些受過儒家經典教育的師范生開始教書之后，自然而然將中國文化傳遞到小學生身上。所以我們看到，即使是民進黨，他們的某些論述跟中國文化也難以分割。如過去民進黨想做一些包括修憲在內的改革，他們認為這些事非做不可時會說“不能對歷史交白卷”、“不能做歷史的罪人”。即使他們在競選時經常丑化對手，可是口頭上還是會說“我們要進行一場君子之爭”。這說明他們知道儒家包含一些理想，雖然他們未必做得到，但還是多少給予尊重。

就民間宗教而言，臺灣可以說是儒釋道三教合一的典范區，我聽過一些外國漢學家說，來臺灣研究民間宗教比去大陸方便許多，因為臺灣三步一小廟，五步一大廟。臺北的龍山寺后殿供奉朱熹，臺北孔廟旁邊的保安宮后殿也供奉孔子。所以我覺得儒家不一定需要和其他宗教爭信仰空間，反而是其他宗教為了爭取信眾，不斷在宣揚孝道。

再談城市問題，大部分的孔廟在城市，這是城市的優勢。孔廟作為儒學信仰的中心，可以與附近居民發展出良好的互動關系，比如臺北孔廟經常舉辦藝文活動，臺南孔廟周圍有小學，常常借用為小學運動賽的場地，周圍也有一些文化創意的商店，形成很有特色的觀光文化聚落，這對傳播儒家文化很有幫助。所以擁有孔廟的城市應好好利用這個優勢。

齊義虎：像您剛才說的，不知道現在的臺灣師范生還需要讀四書么？

陳昭瑛：現在已經不是必修課，改為選修課。課程的改革有好幾波，其中一個原因是學生要讀的東西很多，如各系專業課程與通識課程。另外一個趨勢，就是盡量減少必修課，讓學生多元發展，這在各個科系都是如此，四書在臺大中文系也已不是必修課。選修就需要增加課程的吸引力，因此選修可以提高儒學教育的競爭力，未必是壞事。

提倡“國教”與政治儒學的目的，應該是想從心性哲學前進到公共領域

齊義虎：西方很多民主國家都有自己的“國教”，比如英國、瑞典等。大陸的儒學界也有一種主張，接續康有為的努力，希望立儒教為“國教”。您覺得這種主張是否可行？

陳昭瑛：我認為不可行，也不必要。我這樣說可能給大陸朋友潑了冷水。我不知道立為“國教”是不是要入憲，如果入憲的話是不是所有國民都要信這個教，如果不信這個教是不是違背憲法。信仰是非常個人的，國家或公權力無法要求。國家不宜干涉個人內在的生命體驗。我覺得如果通過國家的力量或通過憲法保障儒家，那么就是說儒家享有特權，跟國家體制綁在一起。從悲觀的角度來說，儒家會被政治綁架，政府的作為如果不理想，儒家是不是也要承擔？儒家會不會成為幫兇？過去我們看到太多儒家被專制、威權政權利用所引發的問題，以及很多自由主義指控儒家是專制的護身符。徐復觀先生做了很多努力，對自由主義的批評做了很精彩的反駁。如果現在又提出立儒教為“國教”的主張，我認為是在走回頭路。大陸新儒家一定要非常謹慎。

以臺灣為例，年輕人在他們的中小學教育中受到儒家的熏陶，可是他們對儒家也有一些反感，可能來自學習上的強迫性。再加上國民黨提倡儒學，無形中儒學就需要為國民黨在臺灣的威權統治負一部分責任。總之，我認為“國教說”會置儒家于危險，可能會失去學術思想的獨立性和自主性。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把倫理分為三個層次，家庭、市民（公民）社會、國家。家庭是儒家最后的“堡壘”，這點毋庸置疑。

過去儒家和國家綁在一起的時候，有過很多不愉快的經驗，我認為儒家應該轉進到公民社會，這是最好的“戰略位置”。提倡“國教”與政治儒學的目的，應該是想從心性哲學前進到公共領域，那我認為應該是前進到公民社會，而不是國家。在公民社會的層次也比較有可能和臺灣的公民社會合作，比如大陸新儒家可以成立一些關懷公共議題的“公民團體”，這些團體可以對社會上重大議題做一些事，也讓自己的觀點成為一般百姓的選項，那當然就要跟其他的“公民團體”合作競爭，成為整個國家邁向多元社會中的一元，對這個多元社會的形成有所貢獻。大陸學者也許認為這樣太低調，但我認為這是比較保守、謹慎而且一定會成功的做法。例如臺灣的環保團體的思想都來自西方，忽略中國文化中本來就有環保思想。大陸的儒家學者可以結合環保人士，成立以儒家生生之德為思想基礎的環保團體。

齊義虎：但這里可能有一個悖論的地方。在儒家看來，人民是需要被教化的，而現代民主社會由于過分強調個人的自由選擇權，并不認為人民天然是需要教化的。那么，人民到底是先要接受教化，還是先要自由選擇？如果沒有教化的話，人民能否做出理性的、優質的選擇？

陳昭瑛：關于“現代民主社會不認為人民天然須受教化”這一點我不同意。事實上憲法要求國民有接受教育的義務，父母如果不讓孩子接受國民教育是違法的，因為教育是民主的基石。這方面杜威談得很精彩。正因國民教育的推動，臺灣每個人從小都必須學習中國文化經典，當然其中詩文居多，未必是儒家經典，但中國傳統詩文中內蘊的思想不外儒釋道思想，學生還是從文學中習得儒家思想。所以首先應該爭取在大陸的中小學的教科書中讓儒家思想占據一定分量。受過中小學國民教育的公民進入社會后，會接觸各家各派的思想，這個時候儒家應該繼續在各種社會議題上提出看法，提供一個選擇。

陳昭瑛。

大陸“國學熱”是儒家自身生命力的展現，不應給它太大壓力，要讓它自然生長

齊義虎：大陸這些年，從政府到民間，興起了一股很明顯的儒學回暖潮，少兒讀經運動已成聲勢，而民間和學界互動明顯熱絡起來，不知您對大陸的“國學熱”有何觀感？

陳昭瑛：這是臺灣學者很感興趣的現象，因為臺灣的儒家學者認為自己很寂寞，可是在大陸，儒家卻很受歡迎。王財貴先生在臺灣和大陸提倡讀經，成績斐然。少兒讀經運動算是兩岸儒學界的一次成功的合作。目前臺灣的孔廟常舉辦兒童讀經比賽，常是女生得大獎。我覺得這樣的活動很好，孩子朗朗上口后會產生潛移默化，所以少兒讀經一定要繼續做。

關于“國學熱”這個問題，有一些人認為這是補課，由于“反右”、“文革”的因素，國學研究有很長一段時間的空白，所以現在需要補回來。另外一種觀察是認為改革開放之后，有一點精神空虛，儒家剛好填補了這個空虛。

我主張第三種看法，我認為這是儒家自身生命力的展現。儒家是中國兩千多年來的主流思想，影響所及除了大陸、臺灣、香港，還包括東北亞、東南亞。這樣博大精深、歷久不衰的思想一旦解除了外在的壓制，就會自然發展，這是它自己生命力的表現，這個現象不奇怪，如果沒有發展，才奇怪。從這個角度去看“國學熱”，就不應該給它太大的壓力，讓它自然地生長、茁壯、開花、結果。“國教說”會讓儒學進入一個政治的牢籠，會限制其各種可能發展。

此外，“國學熱”中學界和民間的互動讓我們感到很新鮮，比如說大陸年輕人愿意收到國學簡訊，這個是要收費的吧？

齊義虎：以前通訊要收費，比如彩信。現在隨著微博、微信等免費平臺的推廣，基本都不需要錢了。比如在一個微信群里請不同的老師來做儒學的講座，這些都是免費的。

齊義虎：臺灣整體的儒學教育也有很多成功的經驗值得分享。臺灣畢竟沒有經歷過“文革”，而且又有幾十年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經驗。作為這段歷史的親歷者，您覺得臺灣儒學的發展有哪些經驗值得與大陸分享？又有哪些不足值得大陸引以為鑒、少走彎路？

陳昭瑛：臺灣比較好的經驗就是在中小學教科書中收入大量的中國文化經典，這對于儒學本身的推動，發揮了很好的作用，也使儒學有機會對公民的文化素養提供豐富的養分。這樣的經驗值得與大陸分享。另外就是祭孔，祭孔在臺灣一直沒有停過，政府也在提倡，通常市長都要親自主持祭典。陳水扁擔任臺北市長時不肯去祭孔，就由當時臺北市教育局長代理，這位局長是女性，所以就出現了女性祭孔，我們也樂見。

祭孔就是大陸可以做的，當然要先復興孔廟。我還記得1996年去南京，去看了夫子廟，沒想到里面全是游樂商場。1998年我去福州旅游，想去看福州孔廟，因為臺南孔廟的規制和建筑風格等方面都是復制福州孔廟。但導游說那兒被一些聯誼社所用，沒什么可看的。所以我認為有兩點可以和大陸分享，第一點是中小學國文課本中收入更多儒家經典，第二點是孔廟的重建和祭孔典禮的恢復。

談到臺灣方面的不足，我認為是學界和民間的互動不夠，臺灣的儒學研究太學院化，問題意識陳陳相因。我當然同意在學院里作比較精細的儒學研究非常必要，絕對是基本功，但是缺少了與社會的溝通交流，思想本身可能發生停滯。日據時期的抗日團體深受儒家影響，但目前臺灣的公民團體很少覺得他們受到儒家影響，也可以說光復之后，儒學好像被收歸“國有”。比如在環保運動中，幾乎不可能出現一個環保團體會說他們吸收了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孔、孟、荀都有生態保育的思想，但環保團體視而不見，還是依據西方的環保理論進行論述。主因是這些團體政治立場“偏獨”，有反中國文化的傾向。其次，儒家確實太學院化。我認為大陸應該避免過度學院化，應保持與民間互通聲氣。

儒學可以貢獻于一個中國

齊義虎：由于政治的撕裂，使得臺灣社會產生了認同危機，您能否簡單介紹一下這一危機發生的緣起和原因？您覺得儒學在化解這一危機的過程中可以發揮怎樣的作用？臺灣的儒學界對于兩岸最終的統一是否有超越于黨派政治之上的獨立思考？您覺得在統一問題上，儒學有哪些智慧可以供今人借鑒學習？

陳昭瑛：現在“認同”是一個太熱門的問題，我常常跟學生說，identity這個詞可以譯為“認同”，也可以譯為“身份”，就是說你可能認為你自己不是漢人，可是別人一看你就是漢人，也許你認為必須反對自己的漢族根源，才能達到“臺獨”的目的。可是從原住民看，從外國人看，你就是漢人，你就是姓漢姓、講漢語、用漢文，過漢人的習俗節慶，你還是一個漢人。另外，很多民意調查在煽動所謂認同，不斷引導學生去思考“我如果是臺灣人，我就不是中國人”，可以說問題的設計就帶有誤導的目的。我也看過一些民調，詢問四十歲以下的年輕人愿不愿意去中國大陸工作、求學，甚至結婚，比例超過半數。

我認為“我會做什么”、“我愿意做什么”是比“我是誰”更重要的問題。我不是本質主義者，我認為人的本質應該在行動中、脈絡中被界定。所以我們更需要在意的，不是年輕人是否認同中國，而是他們有沒有排斥去中國過日子。如果他們愿意去大陸生活、工作、結婚，比例遠高于去其他國家，這就是一個很正面的訊息。我們須注意他們會說他們不是中國人，是因為他們長期被引導將中國人界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也就是說認同是一個被過度濫用的概念，目的在于形塑一個排他性的臺灣人認同。

我覺得若想克服“去中國化”的危機，就不要再籠統地談一個中國的原則。我們要問，是什么樣的中國？即使界定一個中國為一個文化中國，還是不夠。我剛提到的那些理想很重要，一個中國應該是一個重視生態環境保護的中國，一個落實了男女平權的中國，一個實現了社會正義的中國。

齊義虎：一個行王道的中國。

陳昭瑛：對，這正是我想要說的。如果說儒學要貢獻于現在的中國，也貢獻于兩岸未來的發展，我覺得就該去思考所謂一個中國是什么樣的中國？我也很想問統一以后的中國是什么樣的中國？統一會為中國帶來哪些正面意義？我主張一國良制，就是一個制度，這個制度讓兩岸三地所有經歷被殖民歷史之后再重新加入中國的人——不論香港人、臺灣人或澳門人——都覺得我可以在這個國家中安身立命，都可感到這就是我要的中國。我認為儒學可以貢獻于這個新中國的誕生。

在臺灣的2008年選舉中，謝長廷大輸馬英九，謝落選時發表了很有風度的感言，其實臺灣多數落選人都有這樣的風度。當時大陸的眾多網友徹夜關注選舉和開票，我注意到一條留言：“今夜我們都是臺灣人！”這位網友的感動讓我非常感動。如果有一天，大陸做出了非常了不起的事，讓臺灣人全程關注，贊嘆不已，忍不住說出“今夜我們都是中國人！”發自內心的真正感動，那么兩岸人民就自然在一起了。我期待的是，兩岸人民一起達到這個境界。

在我以前的臺灣研究中，我曾提到“臺獨”意識的發生是一種異化，就是說它從一個母體產生，最后反對這個母體，我指出“異化一旦產生，統一就不是單純的復歸原狀，而是對異化的克服”。所以最重要的是克服異化，才能夠談到統一，統一這個問題不必那么快就提到日程表，要先解決分歧。兩岸可以在儒家文化的各方面交流，共同凝聚出雙方共許的王道政治的理想，來作為統一大業的理論基礎。

我希望的是一個偉大的理想引領兩岸人民走向統一，而在這個理想形成與實現的過程中，儒學扮演著積極推動的角色。最后我想提一位已經過世的“新儒家青年”蔣年豐，他在1988年出版了一本小書《臺灣人與新中國——給民進黨的一個行動哲學》。他是民進黨員，對民進黨的“臺獨”路線提出針砭。我認為他的看法至今對我們仍有啟發。臺灣人若想繼續過民主的生活，積極介入中國（大陸）、積極參與大陸公共領域是唯一的方案、唯一的出路，臺灣人不可能在自外于中國的情況之下永遠獨享民主。作為一個臺灣人，也是一個1970年代的“新儒家青年”，我期待“臺灣”與“儒學”這兩個因素能對中國的長治久安、璀璨文明有一定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