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打仗首先要靠軍費，這點在國民革命軍北伐時期體現(xiàn)得尤為顯著。在飽受外侮內亂、積貧積弱的近代中國社會，拮據(jù)的財政是長期困擾統(tǒng)治者們最棘手的問題之一。對于尚且偏踞于兩廣地區(qū)的國民黨政權而言，要想在連年征戰(zhàn)不休、疲于內外應付的局面下維持巨額的軍務政務開銷，本已是一件難以完成的重任，而北伐計劃的提出則進一步加劇了財政上的負擔。然而，作為“軍事強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卻自有他的軍費籌措之道。

獅子大開口

廣州國民政府時期，蔣介石雖然主管軍事，但他對國民政府財政當局毫不客氣。由于革命政權存亡仰賴于軍隊，蔣介石在軍費開支方面往往是“獅子大開口”。1925年12月15日，蔣介石提出廣東財政十成之七必須用于軍費開支，即“將全省軍額暫定為十五至十八師，每師每月經(jīng)費十三萬元”，至少“全年經(jīng)費二千四百萬，一個月當在二百萬左右，這已是最低數(shù)額”。1926年4月3日，蔣介石正式提出《請整軍肅黨、準備北伐案》，建議中央軍費開支數(shù)目在三個月內至少不低于750萬元。以即將出師北伐的七個軍計算，“總計槍數(shù)逾五萬，如全部動員，至少在八萬以上，……出發(fā)時應備足二個月軍費，戰(zhàn)時每員每月以三十元計算，如準備二個月，則需籌足五百萬元。”

對于蔣介石提出的巨額軍費標準，廣東國民政府在財政方面確實難于支應。財政部表示，1926年4月份整體軍事預算至多可提供400萬經(jīng)費，無法滿足蔣介石所提500萬元的要求。蘇聯(lián)顧問斯切潘諾夫一語中的：“北伐軍根本上之障礙，厥為經(jīng)費支絀。”

為確保籌集足夠資金以利早日北伐，財政部長宋子文從多方面入手，力圖增加政府收入。他成立鹽務總處、提高卷煙印花稅、開征煤油汽油特稅、加強征收鴉片煙稅和賭稅，使廣東省財政收入從1925年下半年的1943.8萬元，進一步激增到1926年上半年的5107.1萬元 ，從而為北伐軍開拔北進奠定了經(jīng)濟基礎。

1926年7月9日，蔣介石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并誓師北伐。北伐軍開拔后不久，宋子文即在當年5月發(fā)行500萬元公債的基礎上又主持發(fā)行了1000萬元有獎公債，兩次共實發(fā)14967960元。在北伐軍經(jīng)行各省時，宋子文通過發(fā)行中央銀行通用紙幣，以及湘贛桂、鄂湘贛等地名券，對革命軍予以經(jīng)費支持。正是倚靠財經(jīng)能手宋子文，在前方奮戰(zhàn)的蔣介石才確保了北伐大軍基本的軍費供應。

財政即政治

隨著戰(zhàn)線拉長、戰(zhàn)局擴大，國民革命軍抵至長江流域后，軍費供給出現(xiàn)了諸多新困難，還牽涉到復雜的政治問題。

1926年8月底，國民革命軍取得賀勝橋大捷，攻下武漢三鎮(zhèn)指日可待。然而，蔣介石與國民政府左派的嫌隙卻逐步加深。在8月31日的日記中，蔣介石明確地記述了他與蘇聯(lián)顧問鮑羅廷、加倫之間的矛盾分歧：“前方勝仗愈大，武昌距離愈近，而憂患程度亦因之愈深?！吁U交張、譚轉電，其限制革命軍發(fā)展，防范本黨擴師之心顯而易見……與加倫將軍談天一次，彼對攻贛尚有猶豫之意，而余則決心入贛也。”

關于北伐的行軍戰(zhàn)略和步驟，早在國民革命軍興師北上之前就有過爭論。季山嘉、加倫等人為了實現(xiàn)蘇聯(lián)的戰(zhàn)略利益，主張由武漢進軍西北與馮玉祥部隊匯合，反對在奪取武漢后揮師東南。蔣介石被迫同意“先定三湘，規(guī)復武漢，進而與我友軍國民軍會師”，但仍心有不甘。1926年9月初，國民革命軍先后攻下漢陽、漢口，蔣介石為了強化對軍權的控制，在未告知蘇聯(lián)顧問的情況下，開始擅自部署兵力向東作戰(zhàn)。蔣介石在軍事上的獨裁做法，完全打亂了后方供應軍費的計劃，招致了國民政府左派的強烈不滿。從8月開始，廣東省庫的軍費支出便呈現(xiàn)急速萎縮的狀況。此時，蔣介石處于內外交困的境地，政治軍事情勢非常被動和危險。

“自裁”與“斷交”

要想順利拿到軍費，蔣介石只能在財政部長宋子文身上下功夫。值得注意的是，蔣介石在向宋子文索要軍餉時，常常得到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代主席張靜江、國民政府代主席譚延闿二人的配合，他發(fā)給宋子文的許多電報都是通過張、譚轉送的。原來此二人是蔣介石北伐出征前特意安插留守在大后方的關鍵人物，其中張靜江代表蔣介石的利益，而譚延闿則與左派、宋子文之間保持有良好的關系。凡事通過這兩人居中轉圜，往往有助于問題得到妥善的解決。

9月30日，已經(jīng)“餉彈兩竭”的蔣介石幾乎已陷入絕境，他通過張靜江和譚延闿向宋子文“以死相爭”：“十月份餉，尚未匯到，在鄂各軍，或可設法，而在贛之一、二、三、六及十四各軍，分文無著。今日總部只存萬元，而前方伙食催發(fā)急如星火，窘迫至此，無以為計，中正惟有引咎自裁，以謝將士而已！”經(jīng)過張、譚的軟磨硬泡，宋子文終于在10月采取補救辦法，他不僅向美國訂印紙幣、擴大央行發(fā)行額，還將廣東毫券改為各省通行的元券用以接濟軍需。

然而時至1926年底，軍費再度陷入短缺，北伐軍內部開始因為經(jīng)費問題不斷發(fā)生鬧餉、哄變等嚴重問題。1927年2月1日正值當年舊歷除夕，第三軍第七師爆發(fā)鬧餉兵變，蔣介石在大年初一接到這個壞消息后“不勝苦痛”，轉而對宋子文拖欠軍費的行為憤恨不已，他在日記中大罵：“宋子文有意為難，靳餉不發(fā)，各軍扣餉不清，革命至此，無聊極矣！” 2月12日，前線傳來消息稱餉項已經(jīng)斷絕，蔣介石實在忍無可忍，他在發(fā)給譚延闿的電文里向宋子文發(fā)出威脅稱：“如再不速解一百五十萬元來此濟急，視為以后即斷絕關系也?！?/p>

實際上，蔣介石并非真正想與“財神爺”宋子文斷交。直到2月23日，在宋子文仍未發(fā)來款項的情況下，蔣介石只得再次委曲求全，親自致電宋子文請求撥款：“無論如何困難，廿五日以前必須解來一百五十萬元，務望勿卻?！贝藭r，蔣介石在整理東南財政、對付上海銀行家一事上亟須謀求宋子文的配合，因此一直壓抑著內心深處對他的怨懟，并不會因為財政部拖欠150萬軍費而與宋“斷絕關系”。在蔣介石看來，短期內的軍費不濟只不過是一時之痛，而謀求與宋子文的進一步合作，則能為他帶來長期的利益。而東進江浙、奪取上海等地的財經(jīng)控制權，就是此時蔣介石亟須宋子文來配合實現(xiàn)的目標。

蔣宋暗通款曲

1927年初，蔣介石把克復京滬地區(qū)、擴大財政來源作為新的作戰(zhàn)目標。他明確提出：“余欲急于肅清江、浙，統(tǒng)一長江下游”，“江浙克復后，則于戰(zhàn)費方不受影響?！迸c此同時，武漢方面對蔣介石日益擴大的勢力深表戒懼，并通過財政部來節(jié)制總司令部的軍餉，限制其向東繼續(xù)發(fā)展。

在多大程度上信任和支持蔣介石，宋子文處于搖擺不定的狀態(tài)。恰在此時，蔣介石與宋靄齡等宋氏家族成員之間的關系，卻發(fā)生了顯著進展。1927年3月1日，蔣介石電請宋子文籌撥300萬動員經(jīng)費，以支持大軍東進。同日，蔣介石向宋子文、宋慶齡致電稱“中正只求實現(xiàn)總理之主義，決無其他成見。聞尊堂及孔夫人將來漢，不勝欣快，希望能早日晉謁也”。試圖以“志同道合”的革命態(tài)度感召宋氏姐弟，請求他們與自己合作。此時，宋家大女婿孔祥熙已從美國返回國內，代理負責廣東省財政并準備出任實業(yè)部長，蔣介石對孔的歸國從政全力擁護、極表贊成，還主動提出孔祥熙將來可以到江浙地區(qū)掌管財政事務。蔣介石為了謀求宋氏家族的支持，可謂看人下菜、既務“虛”又務“實”。

在此決戰(zhàn)之時，宋氏家族的實際“掌門人”宋母倪桂珍和大姐宋靄齡認為，在國民政府內部，手握兵權、思想右傾的蔣介石是能為宋家?guī)砬袑嵗娴娜?，宋家應對這只“績優(yōu)股”進行長期投資。在江西會晤蔣介石后倪桂珍和宋靄齡立即返回武漢，最終勸服宋子文在3月18日為蔣介石秘發(fā)200萬軍費。這筆秘密匯款對于濟急前線軍餉、促成大軍攻克江浙，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在收到該款后次日，蔣介石立即開拔軍隊奔赴安慶，臨行前特意致信宋靄齡，囑咐她“陪同令堂、孫夫人、令妹三小姐、令公子令侃及令嬡等前來牯嶺居住。無論如何，請勿續(xù)留漢口”。此時蔣介石對自己在武漢政府的政治前景已不甚樂觀，而他與以宋靄齡為代表的宋家關鍵成員則建立了較密切的聯(lián)系，并希望宋家能與之共進退。宋家“三小姐”宋美齡讓蔣介石尤為牽掛，這位已婚男士對自家小妹的傾心宋靄齡等早已看破，但雙方對這層曖昧關系尚且心照不宣。

發(fā)動政變、聯(lián)姻豪門

1927年4月10日，蔣介石解散了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命令淞滬戒嚴司令部于12日收繳上海工人糾察隊武裝，從而發(fā)動“四一二”政變公開屠殺共產(chǎn)黨人并與武漢政府決裂。蔣介石在13日日記中寫道：“上海工團槍械昨日已繳，頗有死傷。而浙江各處CP（共產(chǎn)黨）皆同時驅逐，人心為之大快。”實際上，蔣介石此舉“大快”的是江浙財閥的人心。

對于上海工商金融界的資本家而言，制止罷工、清除共產(chǎn)黨、維持社會“安定”是他們繼續(xù)為蔣介石提供軍餉的前提條件，蔣本人在初到滬時就許下了“勞資及維護商業(yè)問題，旦夕間即有具體辦法”的承諾。正式開始“清黨”后，蔣介石立即轉臉向資本家們伸手要錢。4月16日，蔣介石致電上海金融界頭面人物陳光甫，讓他轉告上海商業(yè)聯(lián)合會：“日來軍事進展，餉項奇絀。前日承蒙自動的募借之數(shù)，可否于最短期內籌撥，以濟急需。革命成敗、國家存亡，全在此舉。想諸公熱忱愛國，當能共同一致，以盡國民之天職也?！痹捳f得極有分寸，上海灘的資本家見到這封信后心中更有分寸，紛紛解囊相助。

然而好景不長，時至1927年7月，情形又為之一變。汪精衛(wèi)在武漢公開反共，隨后蔣介石在多方壓力之下被迫宣布下野，武漢國民政府于8月25日宣布遷都南京，實現(xiàn)“寧漢合流”。蔣介石下野期間似乎比當總司令時更為忙碌，他使盡各種招數(shù)最終俘獲宋美齡的芳心，并成功說服宋家長輩同意自己在與陳潔如離婚后迎娶宋美齡。

1927年12月1日，蔣介石與宋美齡正式結婚，象征著他已經(jīng)得到了包括宋子文在內的宋氏家族在政治、經(jīng)濟上的支持。該年年底，各方推擁蔣介石重新掌權，準備復職的蔣介石首先將募集資金、應付財政開支提上日程，而宋子文則奔走于蔣介石和銀行家之間，充當居中協(xié)調的角色。1928年1月7日，蔣介石正式宣布復任總司令之職，并親自參加財政部長宋子文的就職典禮，發(fā)表致辭相勉。

蔣宋二人同日宣布復職，是蔣介石的刻意安排，一方面顯示他對宋子文格外器重與信任，另一方面則是在與宋美齡聯(lián)姻后，再次向外界傳達了蔣介石與宋氏家族形成政治聯(lián)盟的強烈信號。雖然大舅子宋子文之后仍在軍費開支問題上常與蔣介石鬧不痛快，但雙方已身處同一條船，再大的爭執(zhí)也都是“內部矛盾”，況且蔣介石已籠絡控制了大上海的資本家們，因此他在籌措二期北伐軍費時自然比之前容易了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