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一項利用化學分析法對文森特·凡·高畫作的研究獲得了媒體的關注。研究主要基于兩幅畫作的色調差異，試圖揭示凡·高在1888年精神狀況奔潰后繪畫風格的轉變。乍一看畫面幾乎一致的兩幅《凡·高的臥室》在X射線熒光光譜法的操作下顯示，凡·高在與高更爭吵并割耳后于1889年創作的那幅畫作，色調更為陰暗，墻面為深紫色，地板則是深紅色調，與前一年的創作在色調上存在明顯的差異。這項發現印證了凡·高的創作風格隨著精神狀態的每況愈下而趨于陰郁的事實。

這項研究在獲得廣泛關注的同時，藝術批評家喬納森·瓊斯（Jonathan Jones） 則撰文質疑了研究結論的價值。

任何一個觀看凡·高畫作足夠久的人都能發現凡·高在危機后的轉變：從1888年那個愉悅的夏天中使用的明媚的亮黃色，到那場危機后使用的陰郁鬼魅的藍色和綠色，一些都在畫面中痛苦的扭曲漩渦和憂郁的顏色中彰顯無遺。凡·高甚至還在《割掉耳朵的自畫像》（1889）中直接表露了他的精神狀態。

從藝術中體味這些正是我們去畫廊的目的，這是一段主觀而微妙的探索體驗，可是這樣的體驗卻被誤用的科學而阻斷了。凡·高畫作中所呈現出的心境的變化，對于任何一個敏銳的觀看者都是完全可以自行把握的，對此，用化學分析法揭露相同結論的行為可以說是自負的表現。事實上，這更是危險的行徑，因為這種笨拙使用新科研技術的手段剝奪了我們自行尋求答案的能力。

毫無疑問，科學技術為我們提供了學習藝術的強大工具——從紅外照相機等攝影技術到顏料的化學分析，乃至藝術家在3D空間內的數字修復技術。研究者現在得以空前深入地“觀看”藝術。但是，類似凡·高筆下那樣的畫作并非為電腦創作的，而是為了人類。關于藝術的客觀“事實”往往是像在這個凡·高的案例中一樣虛幻而冗余，簡單來說，就是當我們在畫廊中與作品面對面時，它是無法將人與畫作聯結起來的。

幾年以前，意大利的一位使用科學方法的先鋒學者Maurizio Seracini提出了一個關于列奧納多·達·芬奇的未完成畫作《三賢者的朝拜》的顛覆性觀點。他對畫作可見表面下隱藏的一層進行照射影像分析后得出，目前藏于意大利烏菲茲美術館的那個版本并非達·芬奇的原作，而是后來覆蓋上的一層。

個人來說，我認為這純屬胡扯，因為《三賢者的朝拜》是我們裸眼所見達·芬奇最迷人而具有代表性的創作之一，可是這個觀點卻被貌似有理的科學所驗證。相似的，另一個達·芬奇的研究者最近使用蒙娜麗莎的隱藏圖層去臆造誤導性的畫作歷史。在另一個誤用科學的例子里，肖像畫《美麗的公主》畫作用紙所透露出的信息導致這幅顯然是位列二流、可能作于19世紀的作品指向列奧納多·達·芬奇之筆。

科學家們如果覺得他們對技術的掌握要比對藝術的感覺更重要，那就是步入歧途了。對藝術的鑒賞力、感悟力來源于長久的、個體的觀看，而非虛假的“客觀”。

科學可以有客觀的結論，但藝術沒有客觀的真理。藝術存在于我們的眼中與想象中。我個人恰好贊同凡·高研究中的觀點：凡·高的心理健康狀況越糟，他的畫作就顯得愈發感性而醒目。但是也有花了數年觀看凡·高畫作的人持有不同意見：她可能在凡·高的畫中看到的不是一個表現主義的畫家，而是一個練習光影與色彩的學徒。不論科學怎么說，這依舊是一個有效的觀點。

感謝科學，我們得以知曉我們生活在一個平凡星系中圍繞一個平凡恒星旋轉的大石頭上。但是我們決不需要科學告訴我們凡·高的《星月夜》畫的是什么，因為它的答案應當潛藏在我們的靈魂之中。

（作者系《衛報》藝術評論人，盛逸心編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