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春，我寫下長篇小說《諾拉·韋伯斯特》的第一章，在同一個季節里，我寫了關于亨利·詹姆斯的小說《大師》的第一章。兩部書的主人公時間跨度都有四五年。詹姆斯和諾拉·韋伯斯特都獨自在世上尋找克服失敗、悲痛、失去的方法。盡管《大師》需要做大量研究工作，而《諾拉·韋伯斯特》幾乎不用，我還是覺得《大師》更易寫，也更易寫完。

在《諾拉·韋伯斯特》中，我要和回憶打交道。小說背景是在愛爾蘭東南的恩尼斯克西，那是我的故鄉。諾拉的丈夫莫里斯與我父親在同一年過世。莫里斯在書中幾乎沒有出現，但他的去世總在字里行間隱現，他作為顯而易見的缺失而存在。我們的房子、鎮子的街道還有附近的海岸在小說中就像是一個個角色。創作這些東西我不需要做任何研究。它們的回響、情感輪廓吸引了我。我寫作時發覺，當我寫下一條街道的真名，或是一間房間的實際布局，我就會釋放出某種蜷伏和隱藏的情緒，然后定下書中另一些場景和片段。

據說回憶總是在捉迷藏，充滿了暗影和不確定性。然而這問題對我而言——如我所記得的那幾年里和我新寡的母親以及弟弟住在那棟小房子里——卻是回憶似乎相當確定、穩定、清晰。假如我要在法院提供證詞，這或許會有用，但說到寫小說，大多時候有害無益。我得篩選、提煉我記得的東西，給小說找到一種形態。

這部書是白天黑夜交戰的結果。夜里我想到一個可能會用在書里的場景。睡覺前我幾乎已準備好次日早晨來寫。但到了早晨，它沒有通過所謂的白天硬光的無情測試。

十年來，我每天總會在某個時刻想一想這部書。我搭建起了架構。諾拉·韋伯斯特這個人物漸漸地在我心中變得清晰。我想要她既勇敢又難對付，有危機時對她的孩子不離不棄，在日常事件中又若即若離。她的姐姐們怕她。她身上有種感覺，仿佛被困在環境中，困在一個小鎮上。

2006年，我重讀第一章，在最初幾頁的幾行字里找到了長篇《布魯克林》的雛形。我停下《諾拉·韋伯斯特》，轉而寫《布魯克林》。數年后，我寫了《瑪利亞的自白》，既有小說又有劇本。我還寫了一本小書，接著是一個關于愛爾蘭劇作家格里高利夫人的劇本，她也是一位帶著獨子的四十多歲的寡婦。我完成了兩個短篇集——《母與子》和《空蕩蕩的家》。似乎在這些書中，我都圍繞著諾拉·韋伯斯特的故事，想方設法地寫家庭、失去和創傷。

我發現很少有從寡婦視角來寫的小說。我找到了兩個關于寡婦的短篇——《幸福》和《在田野中央》，是愛爾蘭作家瑪麗·拉文寫的，我在都柏林讀書時認識她，是個樂于幫忙、古道熱腸的人。我還在托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的末尾找到了感興趣的東西——用音樂來留住失去的東西，或者是讓失去的東西呈現其重要意義。我記得我母親曾經買過一臺立體聲音響，并逐漸買了些古典音樂唱片，雖然母親自己幾乎不記得此事了。有一張唱片她反復播放，那是杜·普蕾、巴倫博伊姆、祖克曼演奏的貝多芬《大公三重奏》的錄音。我記得唱片的封套上是三位演奏者的照片。我找到了一版錄音，開始聽起來。

最后我要做的僅僅是結束這本書，將夜晚的想法與白天的寫作融合起來。我開始構思一幕將要在最后部分出現的場景，把莫里斯的鬼魂引入書中，那將會是最難寫的。我一個人待在韋克斯福德，在海邊的一棟房子里，開始為此做準備，我讀了哈姆雷特父親的鬼魂出現的那幾幕，還有艾略特的《小吉丁》里寫到鬼的部分。2013年9月的一個星期六，我寫完了這部書。我知道，當我大概為讀者打開這個世界的大門時，我就為自己關上了。我想，我不會再回到它那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