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蒂卡斯·芬奇律師是正義和良知的化身，一位挺身維護黑人權益、反抗種族歧視的英雄和斗士，這一類高調用在他身上顯得過于空洞，其實，芬奇身上最動人的品質是一種本真的愛人之心，一種對人的最基本的理解和尊重，樸實得近乎謙卑，它不分白人和黑人，不分人等，超越時代和地域。這顆本真之心，其實潛藏在每個人身上，只是通過中年男子芬奇和他的兩個孩子傳遞出來，觸碰了那塊多米諾骨牌。

《殺死一只反舌鳥》（中文被誤譯為“知更鳥”）是哈珀·李的處女作，剛一出版就大受歡迎，隨后是一連串多米諾式的令人艷羨的成功記錄，迅速成為美國文學中的當代經典：小說第二年獲普利策獎，第三年改編為同名電影，獲三項奧斯卡金像獎，格里高利·派克憑借其個人魅力和出色表演，讓芬奇律師的形象更加可親可感，從一顆心到另一顆心，打動了一代又一代美國人，也打動了全球千千萬萬的讀者。

成名之后，哈珀·李迅速撤離封頂浪尖，從此以后，過上幸福生活，享受一個普通人安靜的日子，直到一個平凡的早晨，于睡夢中安然離世，享年89歲。正如在小說的結尾，芬奇雖敗猶榮，獲得了應得的理解和尊重，孩子們有驚無險，健康成長，一家人恢復了寧靜的生活。一切如此完美，如童話一般。

2015年夏天，在離世之前，哈珀·李近六十年前的小說初稿《設立守望者》(Go Set a Watchman)突然浮出歷史地表并迅速出版，第一周就售出了110萬冊。讀者驚訝地發現，多年后，芬奇律師竟然反對賦予黑人平等權利。芬奇的女兒斯高特（Scout），如今26歲，從紐約返回家鄉，面對父親的立場，十分困惑，像讀者一樣，她試圖挽回那個兒時記憶中的父親形象。無論結局如何，完美的英雄偶像似乎已失去了童話般的光暈，至少被劃上了問號。舊作的出版似乎也給哈珀·李完美的一生增加了某種畫蛇添足的味道。

時間好像跟作者開了一個玩笑，若不是偶然的發現和出版商的推動，這部初稿似乎早已被她的主人遺忘。按照故事發展的線索，《設立守望者》是《反舌鳥》的續篇，但事實上，前者是后者的初稿，一個被出版社編輯退回的不成熟之作。在編輯的啟發之下，小說徹底放棄了成年司高特和老年芬奇，以孩子的視角講述了父親的辦案故事和一個女孩和哥哥成長的歷險。《反舌鳥》大獲成功，之前的舊稿從此塵封。

我們未免好奇：舊稿中那些沒有完成的追索是不是也被作者一同還給了歷史？初稿失敗之后，作者是不是有意無意中放棄了復雜難解的種族問題，創造了一個美好的童話？她隨后的退隱就好像選擇回到兒時的小鎮，繼續做一個小女孩，像父親一樣，努力相信大多數人都是好人，或者做她筆下那個長年幽居在家的布·拉德利（Boo Radley），不是因為別個，只是為了守護那一分天真。

童話是動人的。在主題和風格上，《反舌鳥》多有酷似童話之處。有種種跡象表明，在初稿中，問題的復雜性或許曾被成年斯高特（作家的代言人）觸及，但在修改稿中卻被大大刪減了。為了給成長的故事讓路，鋪展孩子的視角，作者似乎不得不有所取舍。可以想象，當編輯建議小說采取孩子的視角，讓懷舊情緒和童真的良知占據中心舞臺，童話傾向就在所難免了。

從小說到電影，又經過了一次簡化，時間縮短了，一部分人物和情節消失了，雖然敘事風格更加純凈洗練，戲劇沖突更加集中也更加動人，但留下了更多歷史文化語境的空白。有趣的是，如果你是先看了派克的電影，然后再讀小說《反舌鳥》，最后才讀到《設立守望者》，你或許會經歷某種逆轉的過程：種族難題的復雜性從幕后走向前臺，被逐漸曝光、放大，而天真的良知或悲憫之心不得不向歷史和現實讓步。

如果小說一開始就鋪展種族問題的復雜性，讓芬奇身陷其中，或許芬奇就不是芬奇了，他要么像哈姆雷特，沉溺于憂郁的思考而無法行動，要么在痛苦中妥協，放棄良知，成為白人群體中的一員，默許對黑人的欺壓和不公。這樣一來，英雄就消失了，童話也就不在了。似乎這正是《設立守望者》所呈現的老年芬奇的困境。

正如作家厄休拉·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所言：《設立守望者》“提出了《反舌鳥》所規避的一部分難題，雖然不無瑕疵和漏洞”。《反舌鳥》不僅規避了種族問題的復雜性，對于人性心靈深處的復雜機制和動因，也常常略而不談或輕輕帶過。比如，讀者或許想知道，芬奇也是土生土長的南方小鎮居民，為何他沒有小鎮人的種族偏見？他兄弟的態度是否跟他一樣？他如何克服內心的恐懼？法官和評審團都是什么人？他們究竟都是怎么想的？

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何它在嚴肅文學圈子里總體上不受重視，許多批評家僅僅把它定位為一部情節劇或兒童文學。小說出版后不久，南方作家奧康納（Flannery O'Connor）評價道：“我想，作為一部童書，它還是不錯的。有趣的是，買了此書的人都不明白他們捧讀的是一本童書。得有人說出真相。”時隔六十年，哈珀·李的同鄉阿蘭·巴拉（Allen Barra）在《華爾街時報》上撰文，批評《反舌鳥》“堆砌廉價的格言警句”，把阿拉巴馬的歷史寫成一個“裹著糖衣的神話”。他不客氣的指出：“是時候了，不要再假裝《反舌鳥》是什么永恒的經典，屬于最偉大的美國文學之列。那蒼白的自由人文主義已經過時了。”

博爾赫斯說，“文學是對有限世界的探索，它只是少數幾個古老的隱喻而已，比如時間與河流、生活與夢、睡眠與死亡、眼睛與星辰，大多數作家并沒有什么新的創造，不過為這幾個隱喻增加了若干嶄新的形式。”除了指出有限的原創性因素，文學批評家有責任探究，是什么社會文化因素讓一部作品在某個特定的時代打動了如此多的讀者，又是什么因素讓它得以跨越時間和地域，經得起改編和翻譯。

阿蘭·巴拉或許忘了，每個人都自己的經典，在與經典的認同或反對中成長并確立自我。對于經典，讀者有自己的選擇權，可以對權威意見姑妄聽之或置之不理。閱讀文學故事，讀者就好比游客，偶然旁觀、闖入別人的生活，或許只是滿足了獵奇和偷窺的樂趣，如果幸運，或許這旅行變成了一次探險或發現，繼而改變了你的人生，它就成為你自己的經典。

派克坦言，扮演芬奇這個角色是他一生最大的榮幸，因為他曾遇到無數讀者和觀眾親口告訴他，英雄的律師形象影響了他們的一生。據一項調查問卷顯示，《反舌鳥》在美國的影響力幾乎可以上追《圣經》。據不列顛圖書館2006年發布的一份“成年人此生必讀書排行榜”，《反舌鳥》排在《圣經》之前。如今《反舌鳥》已被譯成40多種語言，在全球發行近4000萬冊。

一種批評意見認為，這部作品再次滿足了白人的優越感，因為作者處處暗示，欺負黑人就像欺負一只無辜的小鳥，他們美麗而弱小，需要白人的同情和憐憫，帶著這種優越感，白人觀眾可以隨著芬奇做一回維護正義的英雄，過一把癮；在心理機制上，這跟觀看007，碟中諜的滿足感沒有什么區別。的確，小說有幾處暗示了黑人對芬奇律師的感恩之情：在審判結束之后，二樓的黑人聽眾全體起立，給芬奇行注目禮；第二天早上，芬奇驚訝地發現，他的餐桌和廚房堆滿了各種食物，他家的黑人保姆告訴他，那是黑人們送來的。不過，這樣的場景在小說中十分少見，既非重筆渲染亦不刻意克制。

事實上，無論芬奇是否帶著白人的優越感，把芬奇理解為黑人的守護神，是平權運動的斗士，都是對小說的最大誤解。小說并沒有告訴我們，同情黑人的芬奇愿意與黑人為鄰，讀者甚至可以質疑，律師本人是否愿意把女兒嫁給一個黑人？是否支持給黑人選舉權？這一點在剛剛出版的《設立守望者》中剛好找到了旁證：論及黑人的選舉權，老年芬奇對女兒說：“這兒的黑人還處于幼兒階段，他們還沒有做好投票的準備。”

在為黑人辯護的同時，《反舌鳥》中的芬奇并沒有美化黑人，這跟初稿中的立場并不矛盾。他試圖理解他們的弱點與生存環境的關系，并告訴他的孩子，“你永遠無法理解一個人，除非你站在他的角度考慮問題。”在對待黑人的問題上，他的情感始終是樸實的：“我覺得世上只有一種人。”換句話說，黑人是人，正如每個白人都是人。芬奇試圖告訴人們，在對待人的問題上，永遠不能區分人種和等級，只要這樣，才能消除偏見。

對待不同的白人，哪怕是下等無賴，芬奇也是如此。杰弗遜案件的原告是一對白人父女，父親鮑伯·尤厄爾（Bob Ewell）是個酒鬼，一個無賴，一家人生活在垃圾場邊上，緊鄰黑人街區，窮困潦倒，長年靠救濟生活，不跟人來往，大女兒梅耶拉（Mayella Ewell）19歲，沒有任何朋友，一天，她試圖勾引黑人青年杰弗遜（Tom Robinson），被父親撞見，遭到父親毒打，于是父女二人反咬一口，以強奸罪把無辜的杰弗遜告上法庭，按照當時阿拉巴馬的法律，這等于給杰弗遜定了死罪。對于這樣一對殘酷的父女，芬奇在法庭上仍以“只有一種人”的態度，給以極大的尊重和同情。他試圖讓梅耶拉知道，盡管你有一個十分糟糕的父親，你無比孤獨弱小，你不小心觸犯了社會禁忌，受到嚴厲的懲罰，但你不能成為父親的幫兇，用一個人的生命來彌補你的過失，那已不是過失，而是罪惡。小說以溫婉細膩的筆觸，透過一個孩子的洞察力和復雜的心理活動，將芬奇心靈中最深摯的一面透露給讀者，他的問話、語氣、表情和動作中沒有絲毫的高傲、蔑視或憎惡，而是無以言表的遺憾、痛苦和悲憫。

那一刻，芬奇是崇高的。然而，芬奇失敗了。

庭審結束，一天在路上，懷恨在心的鮑伯尤厄爾朝芬奇臉上吐唾沫，詛咒謾罵，可芬奇只是拿手帕擦了擦臉。事后，憤憤不平的兒子問他為什么不采取行動，他引導兒子站在對方的角度去想想，“他總得對誰發泄一下，我寧愿是對我，而不是他那一屋子的孩子。”

在那個大蕭條的年代，梅岡鎮（Maycomb）里生活著很多不幸的白人，孩子們通過觀察芬奇對鄰居的態度，學會如何理解和尊重。兩代人之間充滿小小對抗，但相互體貼信任。杜博伊太太（Mrs. Dubose）丑陋怪癖，對芬奇為黑人辯護不以為然，出言不遜，但芬奇勸說孩子們給她讀書，并告訴他們，杜博伊太太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因為她得了不治之癥，疼痛難忍，但她不用嗎啡鎮痛，以求干干凈凈地進入天堂。兒童成長小說在敘事方面的難度主要在于成人和兒童之間內在視角的轉換和穿插，在這方面，《反舌鳥》拿捏得比較恰當。小說的語調是溫馨而幽默的，流暢自然，不生硬，不濫情，不夸張，十分難得。

小說前半部分集中敘述孩子們對周邊事物的好奇和探險，傳說中那個神秘的從不出門的小鎮“惡魔”布拉德利是他們的興趣中心；到了后半部分芬奇接手的案件已不可避免把孩子們卷入其中，良知或正義問題逐漸進入視野。種族歧視和偏見并不是《反舌鳥》的核心問題，雖然芬奇律師接手的那樁棘手的種族案件是推動情節發展的重要線索。這個案件所彰顯的種族問題只不過是一塊敏感的試金石，試探著梅岡小鎮居民的良知和理性，也讓芬奇的孩子們跌跌撞撞地理解，父親為什么要為一個黑人辯護，陷入一場必定失敗的戰爭，通過這場戰爭，他們懂得，成長意味著理解，有時候意味著妥協，但本真之心，愛人之心是不能妥協的。

正因為采用了一個孩子眼中的童話般的道德視角（雖然有簡單化之嫌），而不是復雜的歷史文化批判視角，小說獲得了一種直指人心的力量。在一個“政治正確”或“被和諧”的時代，當正義和良知早已淪為空洞的詞語，一個美國南方小鎮的律師對良心的守護，對周邊每一個人的理解和尊重，不論白人黑人，不管原告被告，那一種本真的愛人之心，通過他的孩子傳遞給我們，顯得格外美麗動人。

一生中你可能路過無數陌生的小鎮，這一次，你也許會在梅岡鎮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和事，如果你足夠幸運，你會聽到一只反舌鳥的歌唱，美麗動人，或許有一天，你會發現那是屬于你自己的經典，你的童話。

（本文作者系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