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每年一到春節，關于鄉村的話題就會多起來，論點大都是鄉村“淪陷”、“凋敝”、“逃離”、“留守兒童”等等。今年似乎尤甚，先是年前《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在網絡瘋傳，接著由上海姑娘到江西農村的男友家過年，雖然后來證實這是個假新聞，但這樣的假新聞不脛而走在一定程度上也說明這一話題具有廣泛的吸引力。接著又先后有《安徽老農借10萬高利貸為兒子娶妻 曾有老人被逼自殺》、《農村新春“豪賭”背后是怎樣的故鄉淪陷》、《如果故鄉“淪陷” 每個在外的人都是“幫兇”》、《春節紀事：一個病情加重的東北村莊 | 返鄉日記》、《江西農村實況：這樣的家鄉，我是絲毫不眷戀的》等文章刷屏。

這些文章對農村問題的挖掘與思考，有助于社會對農村問題的關注與解決。按理說，我應該高興。可是我回老家后，老家農村有些問題我感受到了，但另外我也看到一個生機勃勃的村莊、一個充滿希望的村莊。回到工作的城市后，我跟小伙伴們交流回家的感受時，我都感到很不好意思，因為大家都感受到了農村的重重危機，而我，卻看到了好的方面，有個小伙伴說“你如果在家里待久一些，你可能就不會這樣想了。”

我想，也許吧！不過，我在老家農村的確感受到了一些“正能量”的東西，也許這些東西還不夠深入，也許這些東西在中國廣大的農村中沒有代表性，但希望分享出來供大家拍磚。

一個南方農村的民主選舉

我們村在廣西桂林西南部約25公里，村里約有70戶、300多口人，每人約有兩畝的水旱田，若干畝山地。全村只有兩個姓，主要是三個家族。村子在附近只是一個小村莊，大的村莊有1000多人。

我是2月4日（農歷臘月26）下午回到家的，回家后父親殺了只雞，我負責拔雞毛、剁雞塊，父親煮了火鍋一家子吃！吃飯的時候，有人在外面吹哨子，大喊“晚上在文化室開會”。

往年，村里年底開會都是在小年前后——農歷23或24，今年往后拖了兩天。

廣西田陽縣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 圖片來自網絡

晚上八點左右我們到了村子中間的文化室，文化室只有一層，約六七十平方，里面雜亂地擺滿了由村里年輕人在外面創業、公司轉行后棄置不用捐贈的辦公桌椅。村長和村里面的人在忙活著招呼來的人圍著炭火坐下烤火（我們那邊有個習慣：冬天雖然不算冷，但沒有農活時，大家都會圍著炭火或柴火烤火、聊天），已經有約30多人了。村里買了些瓜子、花生、糖果，供參會的人吃。

在文化室的白墻上，粘貼著村里一年的財務明細收支狀況，財務顯示2015年的總收入125472.5元，支出是78651.32元，加上2014年節余的54533元，總計節余101354. 18元，這是兩年的村集體收入。可見我們村的集體收入很少。

等到八點半，有些村民還沒來（個別村民見遲遲沒開，烤了下火就走了），村會計——一個三十來歲的年輕人就匯報起一年的財務情況（看起來沒啥開會經驗），村民們圍著五盆炭火嘰嘰喳喳，幾乎只有會計旁邊的兩圈人能聽得清楚。坐在我旁邊的一個常年在深圳打工的年輕人很不滿，說“財務在今天下午才貼出來，開會的人有多少看過？現在讓人家提意見，都沒看過，怎么提得出來？”其他村民雖然沒有公開附和，但貌似也默認了。

會場一片亂糟糟的，五盆炭火圈各自開小會，誰都聽不進別人的看法。村長是個內向的中年人，除了張羅村民們圍坐在炭火旁不時加炭外，自始自終都沒說話。后來村會計看鎮不住場面，就攛掇村長說幾句話，但村長就是不出來。有些村民就抱怨這一屆村干部很差勁，比如說幾個月前村里人去附近的“老表”村喝喜酒，村干部居然沒有安排車子接送，年輕人還罷了，老人怎么辦？讓他們怎么回去？還有灌溉水利的水電站，往年承包都要開會商量、招標，由村里人投標，2015年居然由村干部幾個人說了算……

我們這圈里的一個叫智華的中年人實在看不下去了，就跨過火堆，跑到財務的紅紙下方，向大家解釋起來。他以前也當過村長，很務實，村民比較認可，他父親在二十多年前也是村里挺有威望、負責任的老支書（可惜因病早逝）。也許大家都討厭了這一鍋粥的混亂，加上智華也有些威望，所以他一發言，全場居然奇跡般地安靜下來。他主要講了去年村里的一些事情和財務情況，算是代替了村長發言。

一會兒，又有村民不耐煩了：“都這樣了，還有什么好說的？現在村長不出來主持，群龍無首，怎么搞？先選村長吧？”然后高喊“先選村長！”

其他村民也應和起來“先選村長！”

這回村長卻又很積極地張羅起來，找些空白的紙裁成小紙片，再把紙片和筆發給大家，每人寫兩個人的名字，得票最高的是村長，第二名是村會計。

紙片一共發出去49份，收回48份，其中有一村民堅決不投，說自己棄權，有一票字跡不清楚，算是無效。現場記票由原老村長，開始是一個村民自告奮勇唱票，但他有些人的名字不認得被村民起哄，后來由大隊支書唱票，另外一村民驗票，有個別村民就站在大隊支書旁邊監督他一張張開票。

最后是由一個叫保友的得了22票，智華得了17票，其他的都沒有超過10票，原村長只得了一票，有意思的是原村長就是新當選村長的親哥哥。當選的兩人原來也當過村長，兩人的務實作風應該還是得到相當一部分村民認可的。因為在我們村，主要有三個大家族，這兩人都是另外一個家族的，我問了幾個我們家族里的人，他們投的也主要是公認的幾個人，并不是本家族的人。

正當大家認為實至名歸的時候，突然有個人在一邊大喊：“我不同意智華當選！”眾人一看，很快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原來前幾年智華當村長時，該村民把村里的集體放牛場的草地占用了一些種水稻，作為村長當然得去阻止，與該村民有過爭執。于是村民們紛紛表態：“這是大家投票決定的，你一個人反對無效！”私下里對該村民也有意見：這樣的事村長都不管，那還怎么搞！

最終兩人當選，村民們紛紛鼓掌，要求新村長發表當選感言，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新村長不愿當晚發言，說過年后再說。幾番邀請被推辭后，村民們也不再勉強。

接著是村民小組長，有的說要村長直接任命，村民開玩笑說就像總統任命自己的內閣成員；有的說按每組人員的得票多少來定，眾說紛紜。最終還是按每組里人的得票情況來定。不少人就散了，有些人留下繼續烤火聊天，村干部們就在炭火旁討論村務、財務的交接問題。

“富農”的產生：超級勤勞肯干，少有賭博、酗酒等不良嗜好

這次回去過年，我特別留意了下村里的房子，發現一個挺有意思的現象：房子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村民的經濟實力，而他們的主要經濟來源也很值得注意。

如以建了三層樓房的為例，只有一幢樓房的主人是一家幾口長年在外打工、靠打工掙的錢蓋的，且該樓房長年無人居住；有一幢三層樓的家里，有一個孩子據說在家里掙了不少錢，但另外兩個孩子一直在家務農；有一幢是一對長年在學校當老師的夫妻且丈夫一直是校長的家庭建的；另外的8幢幾乎都是在家務農，農閑時節要么做些小生意、要么在附近打零工、要么是種植養殖些東東的家庭。

當然，不容小覷的還有二十多年前的幾家“富農”：現在已經是老舊了的一到兩層樓房。這幾家“富農”當年都是種田（我們那邊對種水稻的俗稱）的好手，也是村里勤勞肯干的楷模！我們村很多水田一年都可以種兩季稻。

有意思的是8幢三層樓房主人的軌跡都有些相似：在種田上都是行家里手，在農閑時也都有各自的一套！我們家族里的一個叔叔，夫妻倆以前常常種二十來畝水稻田（有的是租種外出打工的親戚、村民的田），是種田好手，每年稻谷快收割時村民們私下里都比較：看來又是XX家的水稻最好、產量最高；他們農閑時還開拖拉機運送貨，做過稻谷的收購批發生意，種植過辣椒、生姜等經濟作物，養過魚、鴨子等。我還有他們凌晨四五點起床，去五六公里開外的山里挑山筍出來到集市上販賣的記憶。這三層樓，花了二十多萬，他們還供兩個孩子都上了大學。可以說，叔叔一家是非常拼的。

另外一家新“富農”也是如此：倆夫妻在肩挑手扛的年代曾經種過三四十畝地（要知道以前什么都靠人力哇！不像現在，犁田、爬田、插秧、運肥料、灑農藥、收稻谷、運稻谷、曬稻谷等，幾乎都可以半機械或完全機械化了。早先他們還開了村里唯一的碾米加工廠，開過拖拉機，做過稻谷買賣，養過很多豬，等等。

還有一戶就有些不一樣：年輕時去外面打過工，沒掙到錢。回家成家后就不再出去，在家種田種西瓜、養雞養鴨養魚等等，近幾年還和其他村民組織了建筑隊，農閑時去周邊幫建房子、裝修等等。

考察這些新舊“富農”的“發家史”，都有共同的特質：超級勤勞肯干，幾乎都是種田好手，少有沉迷賭博、酗酒等不良嗜好。這也與一些學者對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富農”的評論相似：新富農是在新中國土地改革后，最早響應中國政府的號召，辛勤勞動，努力經營，積極進行積累，在新的社會條件下最先富裕起來的農民。（《新中國成立初期富農問題研究綜述》 ，陳勝輝 ） 新與舊之間有些不同的是，除了年齡上的差異外，新“富農”多了收入的來源、腦瓜子更靈活！

村民的文化生活：村民們不打牌、賭錢，還有其他選擇嗎？

往年我回老家，也常感嘆農村的文化生活到了荒漠化很嚴峻的程度：村民們沒事就泡在村口的小賣部里打牌、賭錢，甚至在農忙時節也有人打牌。

可是，村民們不打牌、賭錢，除了看電視，還有其他選擇嗎？

我不由得想起小時候，那時候，村里不是這樣的！

20多年前，村里有一張水泥砌的乒乓球臺，這張乒乓球臺造就了村里的一撥撥乒乓球高手。平常沒事大家就來打乒乓球，大人小孩只要會打都可以參與，只是小孩子往往被虐得很慘，每年村里也會組織乒乓球比賽。有一年，村里甚至組織幾員干將，去挑戰附近小學的老師。小學的老師幾乎全軍覆沒，只有一個高瘦的教務主任的旋球和扣球很刁鉆，最終讓他奪了冠。

村里的木制籃球架、泥土地面的籃球場也往往很熱鬧，閑暇時也很多人帶著籃球來回跑。我們小孩子常玩一種用籃球砸人的游戲：幾個人投二分球，誰沒投進去，就得在二分球線處撅起屁股，讓投進籃的孩子用籃球砸到籃球架上，籃球反彈下來，如果砸到了誰誰就算倒霉（砸到了是很疼的）。

村里下象棋也很普遍。村里有幾個年輕人象棋很厲害，下一步能算到八九步之外，在老村支書還在世時，常有一幫人泡在那里下象棋，吃午飯晚飯找不到人，去那里準能找到。

老一輩的人還組織過地方戲曲——桂林彩調劇的學習小組，記得很多人眼紅一個老頭捏著年輕漂亮姑娘的手，教她如何做手勢……等等。

當然，這都是十幾二十年前的事了！這些年來，乒乓球臺沒了，籃球架壞了，象棋沒人下了，銅鑼銅鼓沒人敲了，彩調更是連視頻都很少人看了……

今年回家過年，我本來是想足不出戶或者偶爾去村里兩年前新建的籃球場鍛煉鍛煉的，因為，這些年過年，村民除了打牌賭錢，就是賭錢打牌。

但臘月二十九那天，艷陽高照，新村長在文化室門口貼出迎新春初一初二籃球比賽的通知，并且要分成青、中、老不同級別的組別比賽，還有獎品等候，且凡參與者都有紀念品贈送。

初一下午拜完年后，籃球比賽如期舉行，村里不少的男女老少都在球場邊觀戰。但讓人大跌眼鏡的是，不是中年人或老年人組不起隊，而是年輕人組不起隊！除了幾個年輕大學生會打籃球外，出去外面打工或在村里種田的25歲以下的年輕人，幾乎都因籃球技術太菜而不敢上場（可笑的是一班年輕人經過球場時還嘴硬：“等我們上場時，他們啥都不是了。”有一個三十多歲的常年在外打工的人感嘆：“又不會打。在外打工每天十二小時，下班了就想睡覺，哪里還有時間、精力打球！”）。三四十歲甚至五十歲的村民反而成了主力！

初二打籃球的時候，來村里給親戚拜年的人如果也想試試身手，可以臨時加入，籃球就有了另一層待客的意義。這種待客方式讓我很有些感動！

文化室里還有村里的鄉村打擊樂隊“四件套”：牛皮大鼓、銅鑼、軍鼓镲和青銅鈸。上了年紀的老一輩想再整起來，但“叮叮咚咚”響了一陣，發現太長沒練，都有些配合不起來了，即使有年輕人一再慫恿，最終也沒整起來。有些年輕人也想試試，但只能是胡敲亂搗。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過年，打牌的人還有，但明顯比往年少了很多，往年文化室不給打牌，今年可以，但打牌的人必須出份子錢，份子錢用來給村里的孤寡老人送慰問品！

村民的組織狀態：有吵鬧甚至打架，但遇到威脅整個集體的外來力量時，村民們還是一致對外。

也許是因為我們村交通、農業資源等各方面沒有什么優勢，大資本入侵的不多，村民的人心向背、宗親意識、集體意識很是挺高的。家庭、親戚、村民間平常吵吵鬧鬧甚至打架斗毆也都有，但遇到威脅到整個集體的外來力量時，村民們還是一致對外的。

記得十來年前，鄰縣的村子欺負我們村小，想占我們村靠近該村的一塊飛地，村里的人傳出話來，如果要打架，在外面不管是打工還是上學的成年男子都要回來助陣，否則在村里要被“除名”。兩個村幾百名村民已經在一個大丘陵上拿著刀槍對壘過，后來是有人報警，縣里來了特警才作罷。當時害得我在廣東東部打工的一個小城市里糾結了好一段時間：真要打起來，我要不要回去助陣？（我這么瘦里巴幾、皮包骨的能起到作用嗎？且這樣做是對是錯？）

最終這事是以我們村與附近一個較大的村結盟、拜了把子，鄰縣鄰村有所忌憚而結束。至今兩個村子還保持緊密關系，村民的紅白喜事都要請村民代表參加，且互稱兄弟；如果某個村遇到威脅，另一個村去助陣義不容辭！

記得十多年前有一戶人家條件在村里還行，幾個孩子都挺有出息，都受到了較好的教育，基本可以不用再從事農業生產（第二個孩子還是我的小學同學），后來不知是損害了村里的集體利益還是怎樣，應該是比較過分的事情，被村民一致同意“絕交”，該戶也覺得沒法在村里待下去，遂舉家遷出去了。

另外村里還有一種充滿大男子主義的組織形態——拜“十兄弟”，即年紀相仿的男孩從十來歲開始組成一伙（一般相差不超過兩歲），每年相聚一次（往往是用聚餐的方式，“兄弟”間有紅白喜事，其他兄弟都得出錢出力），從第一次之后，這些人就要一輩子互相支持、幫助，所謂有難同當、有福同享吧！有的可能是五六個人，有的可能是十來號人，看村子小伙伴的多少而定。像我叔叔們有幾撥，我哥哥們也都分別有自己的“十兄弟”。我當年是在很小、大概十來歲的時候，有小伙伴提出要拜“十兄弟”，但要每個人出五塊錢或者是一只雞/鴨，我家里窮，估計是三個哥哥每年都要吃一次，父母不耐煩，就說有什么好搞的？我當時也比較內向，內心也不是特別想，于是就拒絕了。但如果我要參加，父母肯定也只能答應。

這種“十兄弟”形式一直到現在，只是計劃生育的效果顯現出來了：相差一兩歲的男孩，我們這樣的小村要找五六個也不容易了，只能在年齡上拉大差距。雖然新的“十兄弟”已越來越難組成，但已經拜過的還要履行互相往來、互幫互助的義務，直到垂垂老去。

另外一種新的形式不知道未來會對村民間的聯系與互助有多大的影響：這兩年有些村民種沙糖桔賺了些錢，于是有人牽頭成立了沙糖桔合作社，合作社能做些什么，社員們并不是很清楚，但都希望在成立后能得到上面（指政府）一些實實在在的支持。

新“三農”問題的探討

我一直覺得我們村莊在中國的農村里沒有代表性，一個是農民的田地好像很多地方都沒有那么多（但如果按中國18億畝耕地，近9億農民來計算，我們村只能勉強達到平均值）；第二是好像沒有窮到一無所有、舉村青壯年外出打工的地步；第三是隨著近十年來農業機械的普及，農民們沒那么苦了，反而是我們在外面打工的人天天上班苦逼得一塌湖涂；第四是農業危不危險農民們并不清楚，只要收成好、農產品賣出好價錢就可以（但糧食、特別是稻谷可以說近年來從來沒賣過好價格，2015年還比2014年少了20-30元/百斤，只有160元/百斤左右）；第五，留守兒童、流動兒童問題不是特別突出。全村3歲以上、高中以下的孩子有40多人，其中約有10個孩子的父母有一人或兩人在外面打工，只有幾個孩子跟隨打工的父母在外面。

李昌平老師在2000年提出“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那時候套在我們村上，完全適用。近16年過去了，這個帽子還不能完全摘掉，有些村民在溫飽線上掙扎，有些村民在小康線上努力，完全靠農業衣食無憂的幾乎沒有。從近來媒體報道來看，似乎“三農”問題在很多地方有更嚴峻的趨勢。

從比較實際的農村角度出發，我覺得有幾個很值得重視的問題：農業補貼少、農民的社會保障太低、農村的文化生活荒漠化、性別平等任重道遠，等等。

農業補貼少。以2014年為例，我們村每人每畝的補貼是100元，以每人兩畝計算，則每人可以得到200元的農業補貼，2014年我們縣農民的人均純收入是11330元（《臨桂縣201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也就是說農業補貼只占農民收入的1.7%，農業補貼占農民收入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日本農戶收入的60%主要來自于政府農業補貼……美國產業化農民收入的1/3來自于政府的補貼，顯著的提高了美國農民的收入”（《中外農業補貼政策的比較研究》馮強 ）。這說明不論是東亞小農生產模式還是北美的大農場生產模式，農民要想有較好的收入，離不開政府的高額補貼。所以我們會看到我們村的新“富農”，除平常種田外，還得從事其他經濟收益較好的種植、養殖和做小生意、打零工等，才能有維持生產生活所需的收入和進一步改善生活的資金累積。當然，在當前不平等的社會結構和產業結構境況下，這些新“富農”的產生不一定有普遍性，不少同樣勤勞的農民可能因一場病痛、一場水災、一次意外等就可能重新返貧。

農業或主糧生產補貼太低，直接影響農民的種糧積極性、國家糧食安全和年輕一代從事農業生產的意愿。像過年時鄰村一個表姐說去年他們種沙糖桔掙了些錢，今年打算把全部的田地都用來種沙糖桔，而以前他們家可是種糧大戶。

我們村的糧食生產一直沒有凋蔽，但年輕一代從事農業生產的意愿越來越低。以種稻為例，即使種兩季稻，每季畝產平均凈產800斤稻谷，按2015年的價格計算，每畝地兩季也就毛收入2560元，再扣除每畝地每季種子、肥料、農藥、請機械種/收等成本約400元/畝（還不計算農民的人工費用），一個人兩畝地沒有其他收入的話全年也就3520元收入。這可是在稻谷生產順利、長達9個月認真呵護的基礎上的，還不如在城市打工一到兩個月的收入。

農民的社會保障太低。在2009年前，老家農村還沒有養老金的概念，雖然這幾年農村老人即使以前沒有繳農保（因為以前壓根兒沒有）也能領到一部分養老金，但現在這些養老金只能給農民塞塞牙縫。像我爺爺88歲了，一年領到的養老、高齡補貼只有1600元，我父母分別66、64歲，每人每月只能領到90元錢，一年只有1080元。如果老年的、高齡的農民不再從事農業生產，沒有積蓄沒有兒女養老，靠這一丁點養老金生活只能是杯水車薪。要知道現在農村的物價，幾乎已經向城市看齊。肉類就不必說了，連蔬菜也接近了，在過年時附近集市上的青菜就要3塊錢一斤，金針菇居然要12塊一斤。醫療保險能報銷的比例也還過低，低的30%都不到，最高只有70%。

農村的文化生活荒漠化。浙江師范大學農村研究中心教授魯可榮表示當前農村文化“荒漠化”主要表現在：傳統農耕文明逐漸消失；傳統家庭親情及熟人社會的情感被過度商品化的金錢關系所取代；黃、賭、毒糟粕文化及陳規陋習等不同程度存在；傳統鄉村文化被城市電視文化和網絡游戲等占領。（《警惕農村文化“荒漠化”為鄉村文化注入新鮮養分》，《 中國社會科學報》， 2014年2月第559期）

過年后回到蘇州，我向山東、江蘇蘇北、陜西、安徽、河南、四川、江西、湖南等地的工友打聽農村老家過年的文化生活狀況，除了安徽的工友說今年村里請了當地的類似舞獅隊的地方戲演出隊到每家每戶前表演幾分鐘外（每戶還得付100元），其他的都說只有走親戚、看電視、打牌、搓麻將、賭錢等“活動”。有個工友還說今年太倒霉了，輸了兩千元。

當我跟周邊的工友說起以前我們村有乒乓球比賽、籃球比賽、象棋比賽、猜謎語、學戲曲（彩調）等等文娛活動時，基本上所有工友都覺得有些不可思議：一個又破又窮的小村莊，居然還有過這么豐富的文娛活動。但其實以前在我們村莊周邊，我們村除了乒乓球、象棋有些能手外，籃球、彩調、鄉村樂隊等高手都在附近的村子，可見其他村莊的文化生活應該也不會太單一。但是這將近二十年，農村的文娛的確“淪陷”了：以前豐富的文娛都沒有了，農村文化生活陷入吃、喝、賭的瘋狂中。這一方面需要硬件如場地、設備的支持，另一方面需要軟件——人的組織、參與。這次回去，發現年輕一代沒有在二十年前感受過那種氛圍的人，對乒乓球、籃球、象棋、樂隊等文體娛樂都不是很擅長，只會當專注的“低頭族”。

農村文化生活的荒漠化會直接影響農民的精神面貌、進取心甚至經濟狀況等等。以前有夫妻倆，每年也種四十來畝地，超級辛苦，但丈夫好賭，常把苦來的錢賭個精光，導致夫妻倆每到年底幾乎天天吵架。

性別平等任重道遠。“農村至今有兩點仍維持未變：一個是父系、從夫居和父權制家庭依舊, 一個是村莊權力的男性絕對主導依舊。婦女盡管在經濟參與方面獲得了較大的進展,但不僅在家中依然處于從屬地位, 且在公共領域也仍受到排斥, 部分農村甚至‘集體失語’”。（《主體的尋找——新農村建設中的農村婦女》 金一虹）

在鄉村里，以家庭為單位時，女性的權利與男性的權利貌似差別不大，在對待生男生女時，有些家庭還必須有一“子”才行，有些家庭已經不那么注重了，但一旦遇到外部事務或公共事務時，這種差異就凸顯出來了。村民大會時，有約50戶的代表出席，其中只有3名女性參與，且整個過程幾乎沒有發言的機會，會還沒完全結束，3名女性就都齊齊離開；籃球比賽時，也沒有一名女性上場；列祖列宗的墓碑上，女性的名字也不會刻上去；如果是集體干架，當然女性也不會出場。這些公共空間女性默認的被屏蔽，也讓女性缺少了娛樂的渠道，所以村里的女性只有以打牌小賭怡情、消遣農閑時間。

結語：我還是看到了一些農村的希望所在

中國地域幅員的廣闊，注定不同區域農村未來的發展必然會有很大的差異。近來“供給側改革”很時髦，李昌平老師也寫了篇關于“三農”供給側的文章——《關于三農的供給側改革之1-5》，文章總結道：“從增加農民收入的角度看供給側改革，最重要的是四條：第一，大力扶持農民村社組織內部的合作互助金融發展；第二，大幅提高農民基本國民待遇；第三，扶持小農高度組織化，自主主導農業產業化，發展一村一品現代農業；第四，組織和培訓農民，有組織的進入勞務市場——最大化的給予市民化待遇。”

農村確實還有很多這樣那樣的問題，特別是根源性的戶籍制度問題，但是從今年回老家過年所看到和感受到的，除了以往的老問題，我還是看到了一些農村的希望所在：農民可以不用背井離鄉、妻離子散、受盡歧視與屈辱的外出謀生，農村物質、精神生活條件與城市差距逐漸縮小，農業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展現出新的可能的勃勃生機。這些希望建立在城市不再像螞蟥一樣從農村吸血的基礎上，而且要有些許良知、逐漸加大反哺已漸入蒼老的農村。在思考農村問題時，我想現在的新“三農”問題是否得改為“農業補貼少、農民社會保障低、農村文化生活荒漠化”？如果這些問題能得到較好的普遍的解決，建設新農村才會從硬件、軟件上實至而名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