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其驤是著名歷史地理學家，他與侯仁之、史念海并稱為中國現代歷史地理學的“三駕馬車”。2016年2月25日是譚先生冥誕105周年，當日一早，復旦大學史地所師生在光華樓21樓譚先生的銅像前舉行了獻花儀式，并就 《譚其驤全集》出版之機召開小型座談會，緬懷先生的學術品格和治學特點。

追憶先生：對待學問極其認真

譚其驤最重要、也最為世人所知的學術成就是主持編繪八卷本《中國歷史地圖集》（學界簡稱“譚圖”），這是1954年毛澤東在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時跟吳晗提起的想法——讀歷史需要一本隨時檢查地名方位的歷史地圖。次年，吳晗即建議有關單位請譚其驤先生去北京，以現代地圖為底本，改編、修訂楊守敬《歷代輿地圖》——這是到當時為止中國歷史地圖中最詳備的一種。

抗戰時期及建國初，譚其驤都曾編繪、校訂過不少地圖，他與顧頡剛一道組織禹貢學會時，也有編繪中國歷代沿革地圖的愿望，只是這項工作需要大量財力、物力，還需要大批學者、專家的通力合作，難以開展。1950年代這次編繪歷史地圖，原定方案是“改繪”，但工作甫一啟動，譚其驤即發現，這一方案并不可行，于是另起爐灶，原本計劃一年之內完成的任務，最終延宕了近二十年（1957年譚其驤回到上海，為編纂《中國歷史地圖集》做長期規劃，1974年《中國歷史地圖集》內部本八冊編成）。

《中國歷史地圖集》出版后，譚其驤在國內及國際歷史學界都享有崇高的學術聲譽，由他參與、負責的集體科研項目一個接著一個，比如《中國歷史大辭典》、《中國大百科全書》歷史卷、地理卷、《辭海》中歷史地理部分，以及《中國國家地圖集·歷史地圖卷》。作為多個集體項目的負責人，譚其驤大把的時間都花在了集體事業上，個人的文章、研究與同輩學者比較起來，成果并不多，時間、精力所限之外，很重要的一點在于，譚先生對待工作極其認真。

與譚其驤共事過三十多年的鄒逸麟先生在座談會上稱自己是譚先生的“老學生”，大學畢業后參加的工作都是在譚先生的領導下。他回憶說，譚先生是《歷史大辭典》的副總編輯，在做歷史地理分冊時，他看稿非常認真，每次開會談及的問題都很具體，與其他一些分卷主編的作風頗為不同。“當時也有學者朋友勸譚先生不必那么認真，花些時間放在自己的研究上，可是譚先生不行，他做事情認真、負責。現在回過頭看辭典中的一些詞條，這些表達不能減一字，也不能增一字，這里面都是有功夫的。譚先生做事情很慢，出版社總是要不斷催他。”

譚其驤曾在自傳中回憶創辦《禹貢》半月刊的往事，其中談到“最感吃力的倒不是籌措經費，而是繁重的編輯任務。半個月一期，開始時每期二三萬字，后來逐漸增加到十幾萬字，這副擔子真是無比沉重”（《長水永澤：譚其驤先生百年誕辰紀念冊》）。另一位主編顧頡剛就毫無這種感覺。這“無比沉重”顯然主要是由其嚴謹、負責的秉性所致。座談會上，鄒逸麟、周振鶴等先生聊起譚先生往事，也提及這一點。為此顧頡剛和譚其驤還有過矛盾，一些稿件顧頡剛覺得可以編入，但譚其驤卻有不同想法。他對稿件質量把關很嚴格，經常覺得稿源緊張，為此十分苦惱。

周振鶴還在會上回憶說，“譚先生談中國歷史上七大古都的文章，其本意并不是很想寫，‘五大古都’（西安、開封、北京、南京、洛陽）的說法自是沒話講，但后來有人提出杭州，有了‘六大古都’說法；杭州是大城市，不提似乎不大合適，但它在歷史上作為都城只是南宋偏安政權，而且還只是‘行在’；若提了杭州，不提安陽也說不過去，所以只好提‘七大古都’。這個文章原本計劃有上、中、下三篇，在華師大的一個雜志上發表，但寫了上篇、中篇，下篇始終沒有寫。譚先生對文章非常認真，中篇也是雜志要截稿了，編輯坐在譚先生家里等，才把稿子拿出來的。”

《譚其驤全集》與未完成的“大地圖集”

近五年來，有三部與譚其驤相關的重要成果陸續出版：一是2013年中國地圖出版社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地圖集》；二是2014年廣東人民出版社再版的《悠悠長水：譚其驤傳》（《葛劍雄全集》之一種）；三是201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譚其驤全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譚其驤全集》。

《譚其驤全集》是人民出版社“中國國家歷史地理”書系之一，該書系首次集中出版歷史地理學重要學者的著作，這也是譚其驤著作的首次合集。全集分上、下兩卷，集合了文章、日記、書信、札記等內容。譚其驤自己的研究文章數量不算多，隨筆更少，實在是集體項目之外留給自己的時間有限。

周振鶴先生說，曾執教于燕京大學的聶崇岐先生五十多歲就故去了，譚先生因此感慨人生之短暫而有限，搏命做學術，譚先生的文章雖然不多，但題目好，都是難啃的硬骨頭。對此，專攻蒙古史的賈敬顏先生也說譚先生寫文章很會選題目，都是要緊的題目。

說譚其驤先生的文章題目選得好，一方面是說他選擇的都是些科學上的重要問題，另一方面這些文章也基本勾勒出了日后歷史地理學學科發展的脈絡；從研究方法、研究課題上，這些文章奠定了學科的基礎，都是學術史上繞不過的經典之作，座談會上，不少學者就分享了他們對譚其驤一些經典文章的閱讀體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地圖集》是譚其驤從1980年代開始主持，生前未及出版的大型集體項目，座談會上稱其為“大地圖集”。這部地圖集與八卷本“譚圖”相比，并不為一般人熟知。

“其實， 1950年代國家提科學計劃的時候就提出了這個項目，當時說要出版一套中國國家地圖集，分四部分，有普通地圖集（政區）、能源地圖集、自然地圖集，以及歷史地圖集。前三者都有相應部門的專款支持，而且相對來說，資料是現成的，所以很快就編完出版了。但是歷史地圖集卻遲遲未出。”

這版“大地圖集”與八卷本的《中國歷史地圖集》不同，《中國歷史地圖集》只是反映歷代疆域政區的地圖，而“大地圖集”是綜合性的歷史地圖集，有自然、經濟、文化、軍事、宗教、人口、城市等多方面的內容，共計20個圖組，1300多幅地圖和相應的表格、說明，涉及的人員、單位很多，參與編纂的專家有數百位之多。最初項目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張友漁任編委會主任，譚其驤任副主任兼總編纂，夏鼐、侯仁之、史念海、翁獨健也都是副主任，編委有林甘泉、任繼愈、高德、黃盛璋、陳橋驛、鄒逸麟、葛劍雄等，幾乎囊括了各相關研究機構負責人和學術權威。

據鄒逸麟介紹，1982年12月在北京召開了第一次編委會，1984年展開工作，但由于1980年代國家經濟困難，資金不到位，項目因此中斷。1990年代有一位企業家出資支持，項目得以繼續，后來這位企業家出走境外，資金中斷，項目再次擱置。直到2003年第十屆全國政協會議上，鄒逸麟先生作為政協委員提交提案，希望國家支持圖集的出版，這項工作才再次啟動，而原編委會的很多學者都故去了，當年參與項目的年輕人也歲數不小了。博士畢業后即參與此項工作、現在已經人到中年的張偉然教授開玩笑說，沒想到在有生之年還能看到此書問世。

其實，這本“大地圖集”仍然是不全的。原計劃出三本，而今只出版了一本，剩余兩本編纂工作基本完成，但由于種種原因，還在等待出版。談及此事，鄒逸麟先生頗為感慨，遺憾之余也可見地圖出版之艱難。回憶當年編修《中國歷史地圖集》，由于國家的支持和推動，工作條件便利很多。那時候譚先生要奔走的主要是繁復的編纂事務。做這樣的工作，沒有奉獻精神，難辦。

走進譚其驤文庫：書齋里的“先生”

在復旦大學光華西主樓21樓，有一間九十平米的房間，名曰“譚其驤文庫”，收藏著譚氏家藏的圖書和資料。據整理統計，有線裝書673種4880冊，平裝書3200余冊，日文書40余冊，雜志近千冊，檔案、文稿、照片等600多件，里面主要都是歷史地理類專業圖書，有珍貴的善本，也有譚其驤的批校本。

據負責整理文庫的老師介紹，2003年譚先生子女根據父親遺愿把家藏的圖書和資料捐贈給史地所，由此開始籌建文庫，經過歷屆所領導的支持、學校圖書館的編目，2011年譚其驤先生百年誕辰時文庫正式啟用。“這樣完整保存一位現代著名學者的藏書與史料的文庫在譚先生這代人中是非常少的，這也是學校和所里對譚先生的尊重和敬愛，也是對于歷史地理學科‘根脈’的保存，希望以此紀念譚先生。”

譚其驤文庫所藏圖書資料，除了雜志和部分殘損圖書以外，都已完成編目，可以在復旦圖書館網站和所內進行檢索。譚其驤的手稿、資料，也進行過編目。除了作為展覽、紀念之外，文庫還接待閱覽者，或經領導和家屬批準復制相關資料，比如水經注類圖書、地圖類圖書都有閱覽者使用，也為夏鼐親屬提供過相關書信。

若是從收藏的角度來說，文庫中的多數圖書算不上珍稀，但在這個文庫里，研究者可以感知到的學者形象卻非常真切。借此次活動機會，記者再次走進文庫，從一件件藏品中更深地理解了譚先生的為人及為學。

譚其驤文庫中收藏了許多朋友、師長贈予的圖書資料，老師輩的有顧頡剛、陳垣、吳晗、竺可楨、鄧之誠等人，朋友、學生輩的有侯仁之、史念海、王鐘翰、唐長孺等。譚先生重情誼，他生前保存了許多書信，包括燕京大學期間他與顧頡剛的交流信件。

據負責老師介紹，譚先生與朋友關系很好，特別是與周一良先生。

“他倆的關系從大學時代到譚先生過世一直很好。我也整理過周一良先生的年譜，大學期間他們兩個人曾合用一本筆記本。譚先生移民史手稿封面是周先生題的。譚先生后來去北京也會住在周先生家里。我在周先生家還見過譚先生送他的結婚禮物，是陳垣的《中西回史日歷》二十卷。‘文革’后，周先生給譚先生寫過一封信，那是很要好的朋友之間才會如此坦白心跡。譚先生去世時，周先生題有挽聯：一百年難遇，絕學鴻篇美而富。六十載論交，平生風誼友兼師。”

文庫藏品中所凸顯的另一特點是學術本位。譚其驤藏書不算特別多，但歷史地理類的圖書資料在當時算得上相當完備。而且圖書、雜志上不少都留有其批注，由此也頗能看出先生的學術興趣之所在。

（文中部分圖片來自《長水永澤：譚其驤先生百年誕辰紀念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