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是人類學家、無政府主義者大衛·格雷伯逝世一周年，本篇文章是與格雷伯共事多年的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的前同事、人類學教授Alpa Shah對他思想遺產的紀念，并介紹了本月新近出版的格雷伯的遺著——與考古學家大衛·溫格羅（David Wengrow）合著的新作《萬物的黎明：人類的新歷史》（The Dawn of Everything: A New History of Humanity）。原文刊載于novaramedia。

大衛·格雷伯

人們常問我：“對大衛·格雷伯而言，什么是第一位的，他的人類學還是他的政治？”我的回答總有些含混，我會低聲呢喃：這是個幾乎無從回答的問題。但如今，在我們親愛的朋友和同事離開一年之后，我覺得這是個值得回答的問題。

毫無疑問的是，2007年我在金匠學院的招聘會上見到大衛時，他覺得自己的政治妨礙了自己在人類學機構中的生活——我指的是教育機構，即那些雇用人們并給他們貼上“人類學家”標簽的大學和院系。大衛認為2005年自己被耶魯大學解聘是他在2000-2001年全球正義運動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他在2005年耶魯大學的研究生工會運動中支持一名學生組織者的直接后果。自那以后，各大學的任命和搜索委員會擔心大衛會在走廊里跑來跑去“制造麻煩”，于是在美國，盡管他提交了20多份教職申請，但從未進入第一輪面試。

當大衛在金匠學院面試時，我們張開雙臂歡迎他，深知他將完美融入我們這個小社群。能為格格不入者提供安身之所，這讓我們自豪，我們感覺自己居于已經頗為邊緣的人類學學科的創造性邊緣。

然而，盡管大衛接受了我們提供的工作機會，但離開耶魯大學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創傷。他深感被自己所鐘愛和傾心投入的學科拒之門外。他希望被視作一名人類學家，也希望得到其他人類學家的認可。

人類學的饋贈

大衛熱愛人類學有很多原因。其中一個已為大家所熟知的原因，是他認為人類學提供了一個巨大的寶庫，其中充滿人類生活和組織的相異方式。大衛不僅指出了人類學家長期以來所強調的，即通過這一學科視角看世界會迫使我們批判性地質疑自己的行事方式、自己的生活和所處社會，并意識到它們實際上多么陌異；他還展現了這門學科的潛在政治力量——展示這些想象世界和生活其中的不同方式，為我們的生活和組織如何超越現有的資本主義秩序提供了一系列可能性。

大衛提醒人類學家克服自己與殖民主義的棘手關系，覺察民族志材料的美妙之處——不是作為某種“罪惡的秘密”，而是作為全人類的“共同財產”。對他來說，人類學揭示了另一個世界——在這里，國家、資本主義、種族主義和男性統治等制度的影響并非無可避免。在他看來，人類學使別樣的世界成為可能。

大衛鐘愛人類學的第二個原因——也許不太為人所知——是他也愛這門學科的民族志方法。他看到人類學的實踐（即我們使用的工具）如何能為非先鋒隊式的革命知識空間提供粗略模型。大衛認為，進行民族志研究是一種直接民主過程。通過與人們共同生活，人類學家觀察他們行事，致力于深入了解他們的想法和感受以及他們在創造的社會。然后，人類學家找出人們行動背后隱藏的邏輯，以他們自己可能沒有完全意識到的方式揭示行為的更大意義，并最終將這些思考作為貢獻、作為可能性——作為禮物——回贈給世界。

邁向無政府主義人類學

大衛在《無政府主義人類學碎片》（Fragments of an Anarchist Anthropology）中最為清晰地闡述了這一立場，這本書是一份發展社會理論以建立新世界的宣言——在這個世界上，人們自由地管理自己的事務，且能決定自己（無論是個體還是集體）想生活其中的社群的樣態。

《碎片》既是對人類學家發展無政府主義人類學的響亮號召，也讓社會活動家意識到人類學能為創造更好的世界做何貢獻。

這些想法在大衛進入這個領域時就已經萌芽、成形了。在進行博士研究期間，他住在馬達加斯加中部的小村莊貝塔富（Betafo），生活在兩類“失落的人”（“lost people”，這是脫胎于其博士論文的著作的標題）之中。一類是“黑人”，即非洲奴隸的后裔，他們失掉了自己的根。另一類是“貴族”，即來自南婆羅洲的前奴隸主，他們也是“失落的人”，因為大衛到來之際，他們已變得愈發貧窮。

在一個幾乎算不上存在的后殖民國家——近乎于無政府狀態之下，每個“失落的人”都可以自由建構自己的過去和未來的敘事。這種敘事擁有挑戰主-奴等級的潛在可能性。奴隸的后代開始從事放貸和貿易，甚至開始雇傭和剝削他們以前的主人、侵占他們的財產；世界上下顛倒了。

大衛目睹了這個充滿創造性敘事和歷史創造的世界——它使奴隸的后代有可能獲得自由。他于是摒棄了歷史唯物主義，后者將歷史視為伴隨物質條件（生產方式）變化而相應發生的階段式進化。從此時起，到2001年寫就的《邁向價值的人類學理論》（Toward 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of Value: The False Coin of Our Own Dreams），大衛將他認為的馬克思的精華與法國社會學家馬塞爾·莫斯的見地結合在一起，以思考人們認為什么有價值的問題——簡單來說，他的答案是，人們最看重的是創造社會人（social person），以及如何讓社會變得更好。

重寫世界的歷史

大衛將這種對價值的理解應用于《債：第一個五千年》（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2011），他在書中表明，人類經濟并非從以物易物進化至信用-債務經濟。事實上，債一直存在，它是人類社會關系的基礎。

大衛借助人類學（和考古學）記錄展現了不精確、非正式的債如何構成了社群建設的實質。他也揭示了這種將人們凝聚在一起的永久的債如何被數學上精確的、堅決執行的、通常由國家暴力強加的債所取代；后者讓受害者感到都是自己的錯，而且無論當初債務產生的條件為何，他們都不得不償還。

在政府宣稱公共債務過高因而需要緊縮的背景下、在個人債務壓垮許多人（無論是被沉重債務壓得喘不過氣的學生還是因次級房貸被趕出住所的人們）之際，大衛通過民族志重寫的歷史幫助許多活動人士——他也與他們并肩作戰——宣稱，如此債務是需要被取消的暴力形式。

大衛的許多其他作品都創造性地結合了人類學見解與反資本主義政治。而我們現在期待的、下個月即將出版的新書，是大衛在《碎片》奠定的基礎上對歷史的雄心勃勃的重寫。

大衛不滿足于《債》關注的5000年歷史，他與考古學家大衛·溫格羅（David Wengrow）合著的新作《萬物的黎明：人類的新歷史》（The Dawn of Everything: A New History of Humanity）回顧了過去3萬年的歷史，重新解讀人類學和考古學記錄，穿越時空，在大陸和大陸、時代與時代間穿梭，重寫了我們所知的世界歷史。

兩位作者認為，無論順著霍布斯還是盧梭的思路，我們得到的都是同一個古老迷思，即一種進步（progress）的歷史軌跡。它始于簡單的平等主義的狩獵采集社群（如果你受盧梭的影響）或簡單的野蠻社群（如果你是霍布斯主義者），然后隨著農業的出現和城市的誕生（當然還有啟蒙運動），才逐漸發展至更高的階序等級和復雜社會。

然而，如果考古證據與這種敘事——兩位作者稱之為“愚笨野蠻人的迷思”——相矛盾呢？如果考古證據表明，狩獵采集者既可能是等級制的，也可能是平等主義的；人類創造性地、有時甚至是季節性地在平等社會和等級社會之間運動和轉換；一些古代城市實際上是平等主義的，而且在某些情況下，女性在正式政治職位上占有優勢，那會如何？

《萬物的黎明》表明，人類歷史遠比我們以為的要更多樣和更令人興奮。我們的祖先是自覺的政治行動者，他們能根據自己的情況做出新的社會安排。意識到這一點將賦予我們無限廣闊的可能性來創造更好的未來。自然地，兩位作者指出，問題不在于不平等或國家緣何出現，而在于我們是如何深陷其中的？我們一直都在問錯誤的問題。

因此，要是有人再問起“大衛·格雷伯的人類學和他的政治哪個重要？”，我可以回答，這是個錯誤的問題。為什么假定我們的政治可以與我們身披的知識外衣和我們棲身的家園分割開來？大衛對人類學的熱愛與他建立反資本主義政治的愿望緊密相連。這種不可分割性無疑構成了使大衛·格雷伯成其所是的基礎——不僅是迄今為止最具影響力的人類學家之一，而且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具創造力的政治思想家和活動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