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見》。其中第十六條提出“新建住宅要推廣街區制，原則上不再建設封閉住宅小區。已建成的住宅小區和單位大院要逐步打開，實現內部道路公共化，解決交通路網布局問題，促進土地節約利用。”

目前對此的大部分討論，都在關注“要或不要”、“能與不能”。我們感到，十分有必要著眼于國內封閉小區本身的發展變化，把握其源與流，分析其利與弊，從而討論當下其存與廢的影響。

由此，至少要將新中國成立以來小區建設的歷史過程，置于城市社會經濟的歷史現實中進行梳理。

我們知道，1949年之后，中國城市經歷了大體上兩個30年的發展階段，即計劃經濟下的單位制時期和市場經濟導向的轉型期，現在正處于面向未來發展轉型調整的新30年的起步階段。

在眾多中國城市研究中，北京大學柴彥威等著《中國城市的單位透視》、劉天寶等著《中國城市的單位模式》以單位為視角，以地理、社會、規劃、管理等多學科為基礎，對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城市的發展過程進行了獨特分析。

其中，前者將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城市的發展過程分為單位化、去單位化和新單位主義等三個階段，形成了中國城市發展演變的長周期認識（圖1）。書中對于封閉小區發展演變的探討為我們提供了比較綜合的認識，從而可以為封閉小區何去何從這一問題提供比較好的參照。

接下來，我們以中國封閉小區的發展演變為主線，選擇著作相關內容，以期為我國封閉小區命運的探討提供部分參考。

封閉小區建設的第一波：新中國成立后的單位大院建設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選擇了計劃經濟模式，在城市中則逐步形成了單位制度主導發展的局面。為盡快實現四個現代化，同時受蘇聯發展模式的影響，（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得以實施。在具體實踐中，出于節約投資和方便管理等考慮，在項目投資中不僅包括了生產辦公費用，也包括了用于職工生活區建設的資金。這樣，在空間上就形成了以單位主要職能的生產空間和單位輔助職能的生活空間共同構成的單位大院（圖2）。單位有機關、事業和企業等基本類型，并分屬不同部門管理。單位還存在相應的級別，如國家級、省部級等。在國家體系中，各個單位就形成了縱向聯系緊密、橫向聯系匱乏的格局。因此，城市中的單位大院就具有了身份特征，從而造成了城市規劃管理方面的難題。另外，由于計劃經濟體制下施行的是土地劃撥和無償、無限期使用的制度，各個單位多占地、建“大”院就成為了一種理性選擇。

以單位和單位大院為依托的城市發展組織和空間建設對居民生活和城市運行帶來了深刻影響。

從積極方面來說，第一，單位大院促進了社區安全。實體的院墻將城市空間與單位空間進行了區隔，大門成為唯一的內外聯系通道。出入大門的身份識別，對外部群體限制的同時也將不安全因素限定在了大院之外。

第二，單位大院促進了居民交往和心理歸屬感的形成。單位社區居民既是同事，也是鄰居。業緣、地緣關系的重合，再加上單位經常組織的集體活動，為居民之間正式和非正式的交往創造了條件。交往增多、長期在單位大院居住的時間效果和單位身份識別作用共同促進了居民心理歸屬感的形成。

第三，方便了社區組織管理和公共服務的供給。在公共產權的基礎上，單位家長式的管理為社區運行創造了便利。同時，居民活動組織也更容易。在公共服務方面，單位辦社會的模式為居民就近提供了多樣化的服務。

第四，不同尺度生活圈的形成。依托單位的居住與工作組織，促進了職住接近模式的形成。外部城市空間形成了居民生活需求的進一步補充。這樣，從居民日常行為來說，便形成了以單位為核心、涵蓋多種尺度與相應功能的生活圈（圖3）。這進一步形成了降低交通需求和減少碳排放的基礎。

當然，單位空間組織模式的不利影響也十分明顯。

首先，單位大院造成了城市空間的割裂。單位大院的封閉性導致了城中城的出現，在城市空間整體層面上形成了蜂巢狀的結構。這樣，單位大院相互之間的聯系被限制，城市空間作為一個整體的流動性被削弱。

其次，單位體制和單位大院造成了城市空間規劃調整的困難。由于單位性質與級別的存在和土地利用無償、無限期的使用特征，當城市整體發展與相關單位利益不一致需要協調時，困難就會產生。尤其是對行政級別高的單位來說。

再者，單位大院對城市交通的阻礙作用。許多單位大院體量巨大，其封閉性導致城市交通必須繞行。同時，也限制了交通微循環的形成。這也是本次意見的重要原因。

最后，單位體制和單位大院造成了公共服務的空間分異和效率低下。由于單位公共服務只限于其內部成員，單位之間便形成了各自領地的公共服務。這進一步構成了規模效益的障礙，也導致了相關主體缺乏競爭和活力，并最終造成公共服務的效率低下。

封閉小區建設的第二波：轉型期門禁商品房社區的建設

轉型期以來，中國城市發展的環境和動力機制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城市管理模式和空間建設方式，完全不同于計劃經濟時期單位制度主導的城市實踐。

其中，住房商品化對城市運行和發展有深刻影響。隨著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入，開發商建設、居民自主選擇成為住房產品供給的主流形式。而城市化新居民的住房需求和原居民住房改善需求大量產生。這就和城市更新改造一起，推動了居住郊區化的大規模展開。與此同時，隨著單位制度的解體，原來的公有住房逐步私有化，并為相應的居住過濾創造了條件。

單位大院職住合一、自成一體的情況開始深刻變化。在新的住房供給和選擇機制下，以收入為主要影響因素的居住空間格局，開始逐步代替以身份為代表的居住空間。在此過程中，門禁商品房社區大量建設，滿足了居民對生活環境和生活品質的追求。同時，大量的單位院墻出現了虛化、綠化等調整，部分大院的圍合度有所降低。但市場機制下空間使用權的明確，也導致了部分單位大院內部進一步分割，“再墻化”現象明顯。許多單位社區在此過程中選擇了門禁化管理。

轉型期封閉小區的大量出現，對滿足居民新的居住需求有重要作用。

首先，封閉小區滿足了居民的安全需求。轉型期以來，我國城市社會構成日益復雜，流動性不斷增強。社會管理、治安形勢以及居民心理的變化，使得安全成為了住房選擇中的重要因素。小區門禁化和專屬的物業管理，很好地適應了這一需求。

其次，封閉小區滿足了部分居民對身份認同的追求。受城市社會構成復雜化和消費文化的驅動，符號成為部分居民彰顯身份和實現社會認同的媒介。居住空間同樣成為了消費符號的載體，高檔居住小區日益成為居民身份的代表。

再者，封閉小區滿足了居民對私密性等生活環境質量的需求。隨著居民個人意識的提高，私密性被看得更加重要。同時，安靜、綠化也是居民生活質量需求的重要組成部分。封閉小區通過俱樂部的形式為同時兼具消費需求和支付能力的群體提供了相應的生活環境。在城市公共服務相對不足的背景下，這一點就顯得更加重要。

最后，封閉小區為產權明確、管理便利和個性化服務創造了條件。封閉小區有明確的空間邊界，居民家庭空間、業主共有空間和城市空間的界限清晰可見，明確了居民的個人和公共財產，也為不同類型服務的供給與消費劃出了邊界。

但封閉小區也存在本身固有的不足及其對城市發展的負面影響。其中被批評最多的是封閉小區所造成的社會空間隔離。在住房個體選擇的模式下，居民收入和身份與居住空間互為表里，并不斷固化。居民在生活空間和生活方式上逐步分割，造成了潛在的社會矛盾，也限制了社會互動和社會流動，從而不利于和諧社會建設。

其次，封閉商品房小區存在公共活動不足和活力缺失的問題。由于商品房小區存在公共空間不足，加之居民相互陌生和生活節奏加快，小區內公共活動和社會互動普遍存在不足。這進一步促進了居民防衛心理的提高，陌生感、疏離感和現代性的寂寞普遍存在，而至關重要的心理歸屬及地方感則嚴重缺失。

再者，大體量的封閉小區構成了城市交通運行的障礙。大體量的封閉小區一方面降低了城市路網密度，阻礙了城市微循環的運行。另一方面，封閉小區的出入口往往也是交通堵塞的關鍵點，顯著提高了居民的出行成本。

封閉小區未來消退的依托：新單位主義思想的城市發展再組織

通過前述分析，可以發現封閉小區的存在有其豐厚的現實土壤，而有形的墻和物質層面的空間封閉，只是相應功能和心理需求的具體表現。想要消除空間封閉的負面影響，走向開放和互動，勢必要去除物質層面的障礙。但若將封閉小區的問題簡化為圍墻的阻礙，忽視了封閉小區背后的社會與心理復雜性，則可能造成更復雜的問題。即便強力實施，“墻”將以新的形式再次出現。

因此，從原理上來說，只有在現實中消除了對封閉的需求，才能實現開放的街區制的水到渠成。

在其著作中，柴彥威教授等通過對單位制發展模式和轉型期模式的雙重揚棄，“取其精華”，繼承其理念的合理成分，提出了未來城市社區發展的“新單位主義”框架，提升未來城市發展的可持續性。

新單位主義思想的著眼點在于，通過城市空間組織方式和居民生活空間的優化，解決中國城市在轉型期累積的公共空間與社會交往不足、社會空間的隔離與公正不足以及長距離通勤與高碳化的環境影響等問題。

新單位主義的基本思想，在于構建職住接近與功能平衡的土地混合利用模式、“低排放、低沖擊、微循環”的環境影響單元、社區自治和空間公正的社會組織治理模式和“居民日常生活行為在地化”的基本空間單元（圖4）。

以此，促進居民公共參與和社會交往的增加、不同社區之間公共服務的均等及社會公正的提升、居民公交出行的增加和慢行系統的改善，并在心理上促進地方感的形成。

從實踐上來說，新單位主義著眼于居民的日常活動，通過城市設施和居民行為空間的優化，來調整現有不合理的城市活動-移動系統。

其重點是城市日常生活圈的重塑。具體來說，生活圈是由“日常生活圈——通勤活動圈——城市生活圈”構成的層級體系，從而構筑以日常活動為視角、以個體生活模式節奏為錨的城市活動空間結構體系（圖5）。

其中，在日常生活圈主要完成居住活動、日常購物及社區交往、體育及其他生活性事務，其特點是相對無規律重復發生，需要隨時滿足、并且往往以家庭形式開展。

通勤活動圈主要是通勤活動為主、以及較高等級的購物與社交娛樂活動。例如通勤等活動，一般以天為時間尺度，工作日重復，并且應該以個人出行及公共交通為主。

城市生活圈則主要以公務等事務性活動為主，以及高等級的休閑等享受型活動為主，發生頻率一般在每周一次或者更長時間尺度一次，表現出長周期的無明顯特征規律。

在生活圈體系中，對封閉小區影響最大的，是日常生活圈的形成。日常生活圈通過公共服務設施的供給和居民互動的提高，對于應對公共服務的匱乏和相應的社會公正問題、心理歸屬感的缺失問題和居民之間交往互動不足問題都有積極作用。日常生活圈尺度城市交通微循環還可以極大改善城市路網密度不足的問題。

比日常生活圈更小的尺度，則是以居住為核心功能的空間組織，從體量上來說以組團為宜。在該尺度上，要塑造安全、安靜、綠色和遠離交通干擾的生活環境。其形成需要物業、居民和社區組織的共同維護。其中對交通干擾的限制應該通過道路系統、綠化和社區管理等共同實現，而非簡單的圍墻式封閉。通過日常生活圈的打造，既可以滿足居民對私密、安全、安靜、綠色的追求，也可以實現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居民交往和公共參與的提升。

因此，從功能上來說，日常生活圈著眼于居民的現實需求，通過公共空間的營造、組織管理的改善，從本源上可消除居民對封閉小區的實體性和心理性需求，為未來街區制的推廣創造條件。

總的來看，新單位主義是針對城市活動移動體系重構與生活空間建設不足、社區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面臨著市場失敗與政府失效等背景，聚焦于日常生活與地方的營造，在開放性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吸收地方企業、社會企業等主體參與社區治理，形成多中心的社區治理體系。

在規劃技術上，注重日常生活單元范圍與規模，建立共享與開放的工作空間（諸如現在的co-working space），搭建多層次的公共空間系統與富有活力的鄰里中心，靈活的設施布局以及運營時間政策，構造社區的公共空間與公共時間，促成公眾參與及行為轉變。因此，新單位主義不是宏大的城市空間建構，而是以日常生活為中心，著重于社會參與、日常企劃與地方營造，實現日常生活圈的再平衡以及調整城市活動體系（圖6）。

這些思想有助于應用于舊單位空間改造與封閉小區的治理等多個方面。從實踐中看，吸引多主體作為搞“社區生活”而不是“生產”的“單位”，也有非常經典的成功案例，諸如武漢市百步亭社區、常青花園社區等，在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中取得了平衡。諸如萬科等公司也介入社區事務，發展成為社區運營商，成為新的社區生活的推動者。

在國外，Facebook公司在硅谷的Menlo園區建造自己的企業社區（Anton Menlo），共有394個住宅單元，作為公司的福利補貼租賃給員工，幫助員工應對硅谷房價高漲、租房困難、交通擁堵以及就近通勤。社區距公司只有自行車5分鐘左右的距離，各項配套齊全，使得住在這里的公司員工能夠自由交流、分享信息，從而創造出企業“學院”（college）的氛圍。

總體來說，新單位主義思想，尤其是日常生活圈的構建對于我國封閉小區負面問題的解決具有啟發性的意義。《中國城市的單位透視》一書將由東南大學出版社出版，希望能夠從中國城市發展與社區演變的角度，為城市封閉小區問題和未來社區發展與社區規劃提供一個歷史演變的、空間-社會-制度綜合的新視角。

當然，從具體的規劃實踐來說，則要在具體調查分析的基礎上，找到問題癥結所在，嚴格遵循程序公正的原則和物權法等法律法規，通過相關利益群體的溝通，實現城市空間設施的調整和組織管理的改進。在效果上實現既滿足居民對生活質量的訴求，也滿足城市整體，尤其是城市交通通暢運行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