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門子弟上大學：美國精英大學何以背棄貧困學生？》說的是美國頂尖大學發生的故事，卻能讓每一個已經經歷或正在經歷大學生活的人沉浸其中，借著記憶中的一幕幕，重新審視自己的來處與去處。

出身美國貧民窟的孩子，衣食無著甚至是無家可歸，卻得到頂尖大學的入場券，這用眼下中國流行的話來說，必是“人生贏家”無疑了。剛剛出版的這本社會學著作卻讓人們了解到，名校對貧窮的孩子來說也許只是“半個勵志故事”。通過自身經歷和前后3年的調查，安東尼 · 亞伯拉罕 · 杰克（Anthony Abraham Jack）把這個故事不為人知的另一面給補全了。他雖落筆在寒門子弟身上，但也以他們的經歷為鏡，映照出了美國校園社會的形形色色。

作為出身寒門的黑人，杰克是阿默斯特學院的本科生、哈佛大學教育研究院的助理教授。他以充滿同情心的細膩文筆向人們展示了這樣一幅圖景：當寒門子弟步入閃閃發光的頂尖大學，他們的內心將經歷怎樣的風暴？這樣的風暴從何而來？不是所有人都能在風暴過后重整旗鼓的。當寒門學子希望通過苦讀實現階層流動，頂尖大學卻可能從它的畢業生那里悄悄撤走跳板。“這本書指明了一個悖論，頂尖高校最應該幫助的其實就是這些學生，而恰恰他們又更容易被學校背棄。”本書的譯者之一、華東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田雷說。

《寒門子弟上大學》脫胎于杰克的博士論文，是他在學界初試啼聲卻一鳴驚人的著作。這項成果為他贏得了一連串的學術和出版獎項，還給他帶來了穆倫堡學院的名譽博士學位。

寒門子弟上大學

美國精英大學何以背棄貧困學生？

[美] 安東尼·亞伯拉罕·杰克 著

田雷 孫競超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1年8月版

被精英大學背棄的貧困學生

難以彌補的文化資本缺失

文 | 孫行之

來源 | 第一財經

01

寒門學子遭遇排斥

杰克出生于邁阿密的貧民窟。在兒時同伴眼中，他就是個“喜歡讀書或看卡通”，而居然“不喜歡橄欖球”的“矮墩墩的胖子”。讀書是他唯一的避難所。書對他而言是奢侈品，他想去圖書館讀書，但在遠離住處的圖書館，他這樣的黑孩子時常會被趕出來。不過，杰克依然算得上“幸運兒”，初中畢業時，他獲得了私立高中的助學金，又依靠獎學金進入了頂尖的私立大學。

因為自己求學一路艱辛，他深知貧困會對一個身處頂尖大學的學生構成怎樣的壓力。其中的許多潛規則和感受不足為外人道，杰克卻能分明感知到。

2013~2016年，杰克在一所歷史悠久的精英大學做調查，他將其化名為“英杰”。和很多頂尖的公立大學一樣，英杰也采取了無視家境的錄取政策和無貸款的助學金政策。即便如此，這里的學生還是以中產和中產以上階層為主。在2017級新生中，有15%的人來自年收入超過50萬美元的家庭，甚至不少學生來自世界上最富有的家庭。調查期間，杰克訪問了英杰的103名本科生，76人來自貧困家庭，27人來自富裕家庭。

在日常生活的細枝末節處，在同學交流的只言片語中，人們能清楚地看到貧困生與校園社會連接紐帶的一次次斷裂。

在英杰大學，四處是挎著龍驤包、穿著露露樂檬瑜伽褲或“北面”沖鋒衣的學生，這些衣服是這所大學學生的標配。在杰克訪問即將結束的時候，標價750美元左右的“加拿大鵝”大有取代“北面”的勢頭。對那里大把的富家子來說，龍驤包表達的是一種貼近主流的低調姿態，消費更高檔的品牌也不在話下。但這些司空見慣的東西，卻是貧困生們前所未見的。杰克訪問的不少學生都是在進入大學后才突然遭遇巨大的貧富差距的。

威廉出生于一個農業小鎮，父母需要打兩三份工才能養活一家人。他一直知道自己很窮，但從沒有強烈的受排斥的感覺，直到進入了英杰大學，一切都變了。威廉從來都是在學校食堂吃飯，也不外出買東西。但他周圍的同學經常外出吃飯、購物，因為“城里30美元一只的龍蝦簡直太劃算了”。頻繁面對同學吃飯的邀約，威廉的辦法是“一笑而過”，但他坦言，內心有時很反感，會認為周圍同學的人生目標就只有錢。被排斥在外的感覺甚至改變了他的擇業方向。當他意識到英杰有40%的學生會進入大投行和咨詢公司時，他發自內心地要遠離這些“一門心思鉆進去的賺錢行業”，以及“富家子弟在英杰紙醉金迷的生活”。

瓦萊里婭的感受很有代表性：進入大學之前，她不用去向同學解釋很多東西，每個人兜里的錢都差不多，相互之間幾乎是“秒懂”。但到了英杰后，她發現自己口中的“太貴了”總是會引發同學的詫異。這讓她感到尷尬。

很多人會說，大學就是要強調多樣性，要接觸不同的人，接受不同的生活方式，擴展世界觀。但杰克指出，這樣的話其實很空洞，尤其是對威廉和瓦萊里婭這樣的學生而言，根本不存在“多樣性”這回事。他們需要時刻解釋自己的“不合群”：為什么不去夜店玩？為什么不去吃龍蝦？……但富有的同學卻從來不需要做這些解釋。這種處處解釋、處處設防的生活令他們不勝其煩，最終的結果，就是貧困的孩子很可能放棄融入校園的努力，與學校漸行漸遠。對如何能在英杰過得舒服，一些學生的總結是“你越有錢，就越有可能找到你的歸屬感”，反過來，“你越是窮，那么在英杰這樣的有錢學校，你越會感到不自在，想要逃離”。

頗有意味的是，杰克在書中記錄的僅僅是一個個日常生活細微處串聯起來的協奏。他沒有記錄窮學生和富學生之間可能發生的言語沖撞，以增加文本的戲劇性，甚至可能是有意回避。他的敘述十分平和。這或許是出于一種學術自覺，同時更突顯出一種無能為力：學生間的不平等是結構性的，與個性或意氣之爭無關，那是一種整體性的命運，個人很難掙脫。

PRIVILEGED

02

不平等到底從何而來？

家庭貧困是如何傳導到下一代，引發進一步的不平等的？從保羅·威利斯（Paul Willis）的《學做工》到羅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的《我們的孩子》，英美上一代學者中很多人都意識到了階層固化愈演愈烈的傾向，并很有說服力地解釋了家庭環境是如何微妙地滲進子女的生命，影響他們的學業的。一切都是堅硬的現實，看不到改變的希望。“階層固化”同樣是杰克研究的母題，但與前輩學者不同，他的著眼點在于“改變這種現狀”。在他看來，文化資本由原生家庭攜帶而來，卻也并非不可彌補。他還以事實說話，為大學提出了許多具體建議。

在研究中，杰克設置了一個“對照組”，來展現為什么一部分貧困生還是能從匱乏的家庭中掙扎出來，很好地適應頂尖大學。其中訣竅在于，有些學生從高中就開始積累融入精英大學所需要的文化資本，而有些則是進了大學才驟然遭遇文化上的沖擊。是否得到過進入精英高中的資助，在貧困生中間劃出了一條涇渭分明的界限。

訪談開始的時候，杰克遇到兩個女生，派翠絲和艾麗斯。兩個姑娘有著相似的人生起點，都出自新移民家庭，也都住在“貧民窟”，兩家相距不遠，社區里的同伴經常進出監獄，槍擊也時有發生。初中畢業，兩人都申請了“為預科做準備”（Prep for Prep）的項目，如果通過，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就會被送進高質量的寄宿、私立或是預科高中讀書。結果，派翠絲被錄取了，艾麗斯落選了。派翠絲得到的不僅是一所精英高中全部的學費，還有購置教材、衣服和往返家與學校之間的所有交通費，甚至在她爺爺去世時，學校還支付了喪葬費。艾麗斯則在離家不遠的高中就讀，學校里的一切都和派翠絲的高中有著天壤之別。她必須加倍苦讀，才能考入好大學。

派翠絲和艾麗斯最終在英杰大學相遇，狀態卻很不一樣。對派翠絲來說，大學的一切都已經提前預演過了，她能夠適應新的環境。面對富家子豪擲千金的做派，她也不會張皇失措。而在英杰大學最初的生活對艾麗斯來說則是“要命的”，她根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內心十分煎熬。

調查繼續下去，杰克發現，越來越多的案例重復了派翠絲和艾麗斯之間的差異。他決定將這些學生分為兩組來觀察，能夠進入好高中的學生被他稱為“寒門幸運兒”，另一組則是“雙重貧困生”——因為適應不良而固步自封，最終干脆躺平的情況，常常發生在“雙重貧困生”當中。

保羅·威利斯《學做工》 & 羅伯特·帕特南《我們的孩子》

03

從“985做題家”到學歷鄙視鏈

“教育需要嵌入到更大的環境中去理解，中國的情況與這本書所寫的內容有所不同，階層問題沒有那么突出。”但在翻譯過程中，《寒門學子上大學》中的故事還是時常讓田雷聯想到自己的大學歲月和現在的教學，比如杰克筆下的“雙重貧困生”就與興起于豆瓣的“985廢物”一詞有相似之處。他認為，這兩類人共同面臨的，還是文化之“困”。

在中國，為什么有些優等生一進大學就能“無縫銜接”，但另一些考入名校的學生卻是“我來了，我震驚了，我退縮了，我廢物了”？在給本科生上課的過程中，田雷也能很明顯感受到這些在相似分數段上考入大學的學生很快就表現出了差距，“有的學生上課眼里有光，也有少數學生你能感覺到他躺平了”。“家庭的影響可能有，但并不是一概而論的，可能與學生基礎教育的情況有關”，田雷說。

理想狀態下，好大學應該倡導一種學生和教師順暢溝通的氛圍。但現實是，學生身處各種“內卷”和競爭中無暇他顧，老師又面臨各種績效考核，這使得師生關系類似于“老師找助手，學生找推手”。

和杰克一樣，田雷對師生關系這個問題很有感觸。他在課程中設置了“辦公室時間”，為學生答疑，但效果不好，來敲門的學生少之又少。他強調的學生與老師的交流，并不是指“攀關系”。他覺得，僅從知識傳授來講，現在網上資源那么多，普通大學的學生完全可以在網上找到北大、清華教授的講課視頻。但大學老師的存在并不僅僅在于傳授知識，而在于教養和教化學生，提供一種“模范”和指引。客觀上，大學能夠為學生提供各種資源和幫助，這也需要學生具備一定的能力加以利用。

同時，教授傾向于把好成績和更多資源給予熟悉的學生，這也是不爭的事實。田雷說，和杰克筆下那些不愛“拍馬屁”的學生一樣，20年前讀本科時，他自己“就是個后排生，不喜歡那些前排生”。所以剛開始教書時，他總在警惕，不讓私下交流影響自己對學生們學業成績的判斷，因為過往的經驗告訴他，真正的學術苗子不一定就在“一下課就圍著老師問東問西的學生”當中。但后來，他的態度也轉變了。因為客觀上，要專業課老師細致了解每一個學生是不可能的，只能把關注放在主動和老師交流的學生身上，“勤學好問的學生，只要不是特別‘油膩’，總能給我留一個好印象”。

績優制和“贏家通吃”的現象同樣對一些缺乏“文化資本”的學生造成了不公，比如獎學金等各種機會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分配給固定的幾個學生。所以，“先發優勢”很重要，一個學生從大一開始就優秀，那么優勢往往會一直保持到最后，其他人很難有翻盤的機會。在這樣的情況下，所謂的“985做題家”就很難得到承認，哪怕努力了也沒有贏的機會。“如果說大學生當中也存在兩極分化，那么不可能在于成績本身，而在于一種表現成績的能力，也就是一種基于文化資本的表現能力。”從制度的層面反思，田雷認為，“在此意義上，大學本科階段教育切不可把社會上‘贏家通吃’的一套搬進來，這種所謂的績優制，運轉到最后就是把所有人都裹挾在里面的‘績點為王’的文化”。

黃燈則更愿意將基于階層視角的“文化資本”概念簡單地理解為一種“社會交往能力”，“因為中國社會的階層差異還遠沒有美國那么明顯”。黃燈執教的廣東金融學院是中國數量龐大的二本院校之一。十多年里，黃燈教過的學生數量有4500多，她將對自己學生的觀察寫成了《我的二本學生》。

黃燈教與《我的二本學生》

黃燈在廣東金融學院的這些學生大都出身平凡，他們“要么來自不知名的鄉村，要么從不起眼的城鎮走出”，但也有一些是家里特別有錢的，父母是上市公司老板。“同學之間的相處很自然，似乎沒有因為家境而有特別明顯的隔閡。”就黃燈的觀察，學生的交往能力與家境并沒有明顯的相關性。相反，她印象中有不少學生雖然出身極其貧困，但不屈服于現實，能力強、資質好，相處起來讓人感到如沐春風，“一點不比名校生差”。

看完《寒門子弟上大學》，黃燈最大的感觸是，“美國校園的階層區隔如此之大”。相比于這些名校學生，黃燈感到自己的二本學生們同樣也有很大的困境。“社會能夠給大學生的出路在逐漸變窄，同時，學歷鄙視鏈又是明白地擺在那里的。”多年來，“什么學校的畢業生大致能進入怎樣的工作崗位幾乎是固定的，逾越一點都很難”。

THE END

原標題：《精英大學何以背棄貧困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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