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前的1936年2月26日凌晨，駐扎在東京的香田清貞（大尉）、村中孝次（大尉）、安藤輝三（大尉）、野中四郎（中尉）等一批受到“皇道派”思想影響的日本陸軍青年軍官，在“昭和維新，尊皇討奸”的口號之下率領日軍近衛步兵第三聯隊、步兵第一聯隊等部共1483名下士官兵，趁著雪夜突然襲擊了首相官邸、陸軍省、參謀本部、警視廳等地，斬殺各路高官并一舉占領了日本帝國政治、軍事中樞的東京永田町、三宅坂一帶，試圖憑借這種暗殺政變的極端手段，抹殺元老、重臣、高官，讓天皇出面親政，實現“一君萬民”的法西斯體制，以掃除政治的腐敗，解決農村貧困、貧富懸殊的經濟問題，并進一步擴大向海外的膨脹發展。史稱“二二六事件”。

警視廳對中國留學生的調查

雖然此次事件從26日到29日僅僅持續了四天時間便告結束，叛亂士兵隨后相繼歸順投降，帶頭軍官也得到了相應的處分，但其象征意義和造成的影響卻是十分重大深遠的,甚至可以說一直持續到了日本1945年的戰敗之日。尤其在當時國際局勢動蕩，中日關系敏感微妙的情況之下，這一事件更是受到了日本政府各方面的高度關注。為此，他們在事件結束之后不久便迅速指派警視廳的相關人員，對當時正在日本（特別是東京地區）留學的中國學生進行了情況和思想調查。其目的是希望在探知中國人內心想法的同時，盡量避免1923年關東大地震時中國人和朝鮮人發起“暴動”的傾向再次出現。

在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中，至今仍保存著與此相關的情報文件。這些文件，主要是由1936年3月5日的《外秘第433號》、3月10日的《外秘第472號》，以及3月16日的《外秘第500號》三份調查報告組成。報告人是警視廳的警視總監小栗一雄和石田馨。它們能夠充分地證明，在“二?二六事件”結束后的一個月內，日本警察曾受命對中國留學生至少進行過三次大規模調查，掌握了他們對事件的感想與看法，并秘密匯報給了日本政府。尤其是日本的內務省、外務省，駐北海道、神奈川、愛知、京都、大阪等地的地方官員，駐上海、哈爾濱的日本內務書記官等人，更是在第一時間收到了報告并展開了分析。

筆者統計，這些報告一共記載了十三名中國留學生的所思所想，并詳細標注了他們的姓名、籍貫、駐日身份、駐日地址等個人信息。從下面的統計表中可以看到，在這十三人中，南方出身者占據了絕大多數，共有十二人，比例為92.3%。其中又以浙江、江蘇、四川人居多（浙江5人，占38.5%；江蘇2人，占15.4%；四川2人，占15.4%）。

雖然在九一八事變之后中國人對日警戒心理陡然增強，反日情緒日趨高漲，但終究因為距離較近、成本較低、審查寬松等原因，仍有不少人赴日留學。其中除了單純的留學生之外，也不乏像吳汝勛、何乃賢、徐上珍、池步洲、章鵬若這樣的，受中方政府或媒體單位派遣前往東瀛，一邊學習一邊執行工作任務的人。他們的思考與看法，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當時很多中國人對“二二六事件”的反應。

留學生對事件起因的分析

警視廳在這些報告的開頭曾指出：“（當時，）留學生們在聽取報刊、廣播的報道之后感覺有些恐怖，晚上大都盡早就寢了……且，由于各學校目前正值期末備考階段，大家都在忙于學習，故情況總體算是平穩的。”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對此次事件沒有想法。尤其對于事件的起因，留學生們曾提出過不少的見解。

在現在的歷史學界，我們一般將“二二六事件”的起因歸結于：“（日本陸軍內部）統制派和皇道派之間爭權奪勢的矛盾”（吳廷璆編：《日本史》，南開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697頁）。但在當時身處日本的留學生看來，其原因似乎應集中于日本軍、政矛盾的問題上。他們認為：“日本軍、政之間是存在矛盾的”（徐上珍）。在經濟蕭條的情況下，“重臣和岡田內閣對于一般民眾，尤其是救濟貧困農民的事情頗顯冷淡，這激起了青年軍官們的不滿”（楊漢輝）。而且，“軍部對于政黨政治、弱勢內閣也是頗為反感的……內閣的這種弱勢，本身就起因于軍部與內閣意見的不統一”（陸思杰）。而這種不統一的情況，又體現在“外交問題所形成的對立”之上（趙如晏），因為“青年軍官對于日中、日俄問題的現狀極度不滿……所以希望以暗殺的方式推翻內閣，進行國家改造”，同時又由于“他們不把世界形勢放在眼里，行動頗為盲目，所以終究無法將國家引向積極的方向”（張顯之）。

可以看到，當時絕大多數的留學生認為，日本軍、政之間的矛盾乃是“二二六事件”的主要原因。這一判斷，從事件中軍人向政府重臣、內閣高官發起猛烈襲擊的表象來看，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但是，為什么在此后的評價中，“二二六事件”又同時成為了日本陸軍內部“統制派”與“皇道派”相互對立抗爭的標志性事件呢？

顯然，軍隊內部的矛盾與軍、政之間的矛盾是存在著密切關聯的。在當時的留學生中，實際上已經有人注意到了這一問題。譬如，吳漢祺就曾提到：“此次事件充分暴露了日本軍隊內部存在的分裂跡象。”而在日后的中日戰爭中成功破譯過日軍作戰密碼的池步洲，也在其發言中提到：“目前雖然成立了廣田（弘毅）內閣，但該內閣若不滿足軍部的要求，則仍舊無法長久維持下去。可以認為軍部在對內政策上要求的是對國家進行統制。”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碰觸到了事實的真相。即，當時日本軍、政之間矛盾的核心在于，軍隊試圖對政府加以干預和控制，以便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領域全面推進軍國主義化，實現所謂的“國家改造”。而為了實現這一目的，陸軍的“統制派”和“皇道派”在具體的手段上確實出現了分歧。前者希望通過軍部的統制，憑借自上而下的“合法”手段實施改造；后者則希望采用暗殺、政變等自下而上的“非法”手段直接顛覆政府，從而實現軍隊對國家的控制。而“二二六事件”，正是軍隊內部圍繞這一具體手段所進行的較量，同時也是“統制派”借“皇道派”之手削弱政府力量，進一步強化自身實力的軍、政斗爭。眾所周知，其結果最終導致“統制派”坐收漁翁之利，日本的軍國主義化、法西斯主義化的步伐被大大加快了。

留學生對中日關系的觀察

由于當時的中國仍處在亡國滅種的危機之中，中日關系亦自“九一八事變”之后頗為敏感微妙，所以作為滯留日本的中國人，留學生們在觀察“二二六事件”的同時自然也會聯想到中日關系的前途問題。

然而從報告中的內容來看，他們在這一問題上卻明顯存在著一些分歧。尤其圍繞“此次事件對中日關系將產生何種影響”這一問題，其見解大致分成了三派。

以何乃賢為首的一些人對中日關系的前景持樂觀態度，認為：“以鎮壓此次事件為契機，（日本）政界的力量將會比以往更為增強，甚至可能會出現一股牢固統一的勢力，故在將來的對華方針上，以往文交武攻的二重外交將會得到清算，正確的一元化外交能夠最終實現，為中日關系帶來好轉的跡象。”

與此相反，以楊漢輝、趙如晏為代表的一派卻頗感悲觀。他們認為：“現在接班的廣田內閣實際上與此前的岡田內閣大同小異，即便擁有政黨的支持，也仍舊被軍部所左右……所以俄國與中國并不歡迎，且只要軍部肆意妄為，則無論由哪個內閣接班，對華關系都將無法讓人期待”（楊漢輝）。進而，還十分擔心地強調：“萬一以此次事件為契機，軍部開始推進積極的對華政策，那么可以想象，將會造成極為糟糕的結果……若導致兩國付出的努力化為泡影，那將是令人悲嘆的事情。”（趙如晏）

此外，還有申屠、云愛民為首的第三派表示了觀望的態度。他們分析認為：“此次事件讓人最感危險緊迫的地方在于日俄間的對抗（將會加劇），即俄滿邊境（的沖突）……因為無論由誰來組閣，都不可能忽視軍部的要求，故預測不出數月，兩國將會開戰。且由于日德之間存在秘密協定……德法關系最近也開始好轉，故在日本對俄宣戰的同時，德國勢必也將參戰，從歐洲向俄發起進攻，使其陷入東西兩線作戰的困境。屆時，中國政府除保持中立之外別無他選，也將陷入難局。故可認為受二二六事件最大影響的，乃是日、中、俄三國在東亞的相互關系”（申屠）。“這是令人關注的焦點，期望中日關系不要遭到破壞”（云愛民）。可以看到，他們雖然采取了觀望的態度，但其中顯然是帶有擔憂之情的。

從這些內容來看，可以認為，在“二二六事件”爆發之后，大部分的中國留學生對于中日關系的走向是抱有消極、警戒心理的。而此后的事實也確實證明了這些判斷的正確性。在此之后，日本陸軍的“皇道派”解體，以東條英機為首的“統制派”進一步加速、強化了國家的法西斯統治，在各個領域迅速推進了軍國主義改造。同時在對華問題上不斷挑釁，尋找發動戰爭的借口，最終將日本引向了侵略戰爭的不歸路。

（本文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