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九一八事變為止，日本陸軍領導人從山縣有朋開始，經過上原勇作到田中義一，雖然都是軍國和軍國主義的代表人物，但都還停留在個人作業的層面上，帶有嚴重的個人特色。1923年左右，由永田鐵山和岡村寧次等人組織的“二葉會”，以及后來和鈴木貞一和石原莞爾等人組織的“木曜會”合流而成的“一夕會”，在九一八事變前后占據了日本陸軍的主流位置之后，就抹去了領導人的個人特色，而代之以一個有共同思想和理想的集合體，這個集合體就叫“昭和軍閥”。

1931年發生的九一八事變是一個十分重要的事件，所謂“昭和軍閥”也就是為了準備發動九一八事變而出現的，反過來為這次事變所做的準備工作及事變的善后工作，也為昭和軍閥完成了組織工作，確立了行動方向，奠定了心理基礎。九一八事變之后，日本陸軍就不再是某一個個人能夠控制的了，隨便更迭哪一個個人也無法改變日本陸軍的行為方式了。

這個行為方式也就是使用武力向外擴張，九一八事件就是這種擴張的第一步，但是第一步的行動成功之后昭和軍閥在繼續擴張的方向及時機上產生了矛盾，發生了大規模流血沖突，以至于最后分裂，這個沖突和分裂就是1936年發生的二二六事件。

二二六事件，是日本社會的激烈矛盾和九一八事變之后圍繞著日本陸軍的下一步行動目標而發生的權力斗爭的綜合反映。

“統制派”和“皇道派”的由來

“九一八”之后，一夕會抬出了“非長州三將軍”的荒木貞夫、真崎甚三郎和林銑十郎取代宇垣派閥來充當陸軍首領，但這三位將軍并非無能之輩，不是聽任一夕會控制的牽線木偶，反而在陸軍里隱約形成了以荒木為首的土佐和佐賀出身的新派閥，這不是一夕會原來的宗旨。

荒木貞夫長期從事對蘇俄工作，參加過西伯利亞遠征，擔任過駐蘇俄武官，因而特別重視蘇俄，在他看來日俄之間一戰不可避免，而時間大約應該在1936年左右。理由是蘇聯從1933年到1937年實行的第二個國民經濟五年計劃完成之后國力將會大增，會對“滿洲國”產生巨大的威脅。當年日本陸軍的元老山縣有朋就是在看到即將建成的西伯利亞鐵路對日本將會造成的威脅之后才下決心進行日俄戰爭的，所以現在的日本應該在蘇聯的威脅切實形成之前準備對蘇戰爭，而這個時間應該是1936年左右，這就是一時間甚囂塵上的“1936年危機論”，一夕會領軍人物之一，“巴登巴登三杰”中的小畑敏四郎因為擔任過駐蘇武官，也同意荒木貞夫優先解決蘇俄威脅的設想。

而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在德國任武官，目睹了德國失敗的永田鐵山卻不這么認為，在他眼里“一戰”是一次總力戰，考驗的是國家的國力和縱深，而日本的國力和縱深都不足以支持一場大戰。如果日本真要在未來的大戰中取勝生存下來，除了穩固已經得到了的滿洲之外，還需進一步向中國關內擴張以取得資源和戰略縱深。

這樣,控制著昭和軍閥的一夕會的兩大領袖永田鐵山和小畑敏四郎就分道揚鑣了，分成了后來被稱為“統制派”和“皇道派”的兩派，分裂的第一個原因就是為了“南進”還是“北進”的問題，和十年后重燃的“南進北進”爭端中南進的目標是南洋不同，這次南進的目標是中國的華北地區。

兩派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

岡村寧次在戰后曾多次后悔“為什么不能停留在1933年5月31日的塘沽協定上”，其實在塘沽協定之前的4月中旬到5月上旬，陸軍省和參謀本部聯合召開的四次“省部首腦會議”上，皇道派和統制派的龜裂就已經公開化了。可能是因為岡村寧次當時在關東軍參謀副長任上沒有參加這幾次會議，不知道永田鐵山和小畑敏四郎分裂的起點，但就岡村的位置他應該知道在國內發生的這些爭論，所以他的感慨有點莫名其妙。

日本戰敗時燒毀了不少檔案，包括這四次省部首腦會議的記錄，所以這些爭論到底是不是真的發生過現在并不能確定，只有荒木貞夫戰后的回憶作為一個孤證。但是參謀本部情報部1933年5月2日作成的“根本國策以及對策大綱”中確實分析了蘇聯的國力變化情況，也指出了“滿洲國”建設的成績和前途，認為對蘇作戰即使在蘇俄的第二次五年計劃完成之后仍能進行，或者不如說推遲對蘇用兵更符合日本的利益。考慮到當時永田鐵山是參謀本部情報部長，可以相信在省部首腦會議上發生過爭執，這份文件應該是在這些會議上用的。

兩派對華政策有一點不同，荒木貞夫和小畑敏四郎主張，作為對蘇防衛的補充，應該擁立對華親善與和平，這種所謂“對華親善和平”的內容是：調整日中經濟關系，促使中國政府對日政策轉向，設定更加廣泛的親日地區，培養具有分離傾向的親日分子。而永田鐵山主張用“斷固排擊的態度對待抗日和抵制日貨的行動”。雖然實質上沒有什么區別，但永田鐵山用詞的強硬性帶來的鐵血味給人印象深刻。

在對英美政策上，永田鐵山認為，美國對遠東的經濟侵略和蘇俄一樣必須徹底排擊，但是對美作戰必須在對蘇作戰之后進行，在此之前要盡力促使美國保持中立；而荒木貞夫、小畑敏四郎則認為，除了在日本的大陸政策受到美國的干涉時需要反擊之外，需要保持和英美的友好關系。

綜上所述，實際上除了若干用詞和時間限定外，皇道派和統制派在最重要的對蘇對華對英美政策方面并沒有實質上的區別，但就是這些細小的區別最后發展到了兵戎相見、你死我活的地步。

為什么要“統制”

除了泛指的“統制派”之外，實際上統制派是有很確定的組織的，主要是圍繞著永田鐵山的東條英機、今村均、武藤章、富永恭次、下山琢磨、影佐禎昭、池田純久、四方諒二和田中請這十個佐級和少將級軍官，再加上片倉衷、真田穰一郎、西浦進、堀場一雄、服部卓四郎、永井八津次、荒島興功、島村矩康及辻政信等14名尉官。這些尉官接受片倉衷的上司武藤章的指揮，而在片倉衷進入陸軍省軍務局之后則直接接受軍務局長永田鐵山的指揮。

這24名統制派的核心成員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全部是陸軍大學校畢業的精英參謀，之所以被稱之為“統制派”，是由于當時德國和蘇聯因國家統制而帶來的國力大躍進給了他們深刻的印象。1933年5月22日，永田鐵山在一份親自起草的名為《有關國軍的統制和國策的打開》的文件中明確指出：“當前急務中之急務是為了完成救國重任，軍部必須自己做到完全的統制。”

為什么要統制？因為軍中有“不統制的欠陷”，也就是在一部分下級軍官中蔓延的“國家改造運動”的影響。當時日本看起來十分光鮮——舊國聯五強之一，接連贏得了甲午、日俄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奪得了朝鮮半島和中國的臺灣，把中國的東北肢解了出去，繼承了一戰戰敗國德國在南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完完全全成為列強的一員——但是國內的階級和社會矛盾十分尖銳，被人口問題的包袱和大恐慌的后遺癥壓得透不過氣來，貧富差別十分嚴重，在極少數富人窮奢極侈的同時，農村賣兒賣女成了家常便飯。和表面上的光鮮相反，底層卻是不穩情緒在發酵。

皇道派的訴求和行動

不同于陸大畢業，將來注定要執掌陸軍的那些精英軍官，那些只是畢業于陸軍士官學校，不能在軍隊終身服役的低級軍官們對底層的現實更加了解，也更加企圖改變，實現所謂“皇國維新”。在被皇國教育出來的他們看來，天皇當然是圣明的，一切都是因為潛伏在君主邊上的奸臣，腐化的官僚和敲骨吸髓的富人在作怪，只有在天皇的領導下才能去掉這些皇國身上的毒瘤，這就是右翼思想家北一輝所鼓動的“國家改造運動”。這些低級軍官們出口就是“天皇”和“皇國”，故此被稱為“皇道派”。

本來這些下級軍官和荒木貞夫、真崎甚三郎及小畑敏四郎這些陸軍中央的“皇道派”八桿子打不到一起去，無論是思想意識還是行動策略都是如此，但是荒木貞夫們為了扭轉他們在陸軍中央精英軍官中人數上的頹勢，有意曲躬下物接近主張國家改造運動的下級軍官，甚至那些下級軍官在稱呼荒木貞夫時都可以撇開軍銜而直呼“荒木”。

皇道派的中心人物是九一八前后串聯起來的“鄉詩會”的大岸賴好、菅波三郎、末松太平、大藏榮一、村中孝次、安藤輝三、磯部淺一、栗原安秀和香田清貞等人。這些陸軍的下級軍官還和海軍的下級軍官以及民間的右翼組織搭上了關系，和當時日本社會上一系列的流血暗殺事件有關。

從暗殺到大規模政變

1933年11月，鄉詩會的下級軍官和統制派的土橋勇逸、武藤章、池田純久、片倉衷等精英軍官在東京九段的皆行社有過一次接觸，但是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最后兩派決裂。精英軍官們針對下級軍官有關“你們是不是準備彈壓我們”的問題給出了明確的回答：“正是如此。”這樣兩派就成了不相容的水火，而下級軍官們也就決心先下手為強。1935年的“真崎解職事件”就成了一連串事件的導火索。

1935年4月陸軍教育總監真崎甚三郎大將發表了反對“天皇機關說”的訓示，然而7月份就被強行罷免，皇道派軍官們把這件事看作是統制派的直接攻擊，于是發生了“永田暗殺事件”。

8月12日，陸軍省軍務局長永田鐵山少將在辦公室里被原屬駐廣島步兵41聯隊，現轉任駐臺灣步兵第一聯隊的相澤三郎中佐用軍刀砍死。相澤中佐和真崎甚三郎有私交，被認為有皇道派思想。永田鐵山被認為是統制派的領袖人物，他本人也經常公開表示：“日本陸軍是獅子，而皇道派軍人就是獅子身上的寄生蟲。”所以被皇道派軍人恨之入骨。

但這次兇殺事件極大地削弱了本來就很糟糕的皇道派的立場。為了挽回頹勢，村中孝次、安藤輝三、磯部淺一和栗原安秀等尉官在1936年2月26日，帶領1500名近衛步兵第三聯隊，步兵第一聯隊、第三聯隊和野戰重炮兵第七聯隊的士兵實行了政變，占領了首相官邸、警視廳、內務大臣官邸、陸軍省、參謀本部、陸軍大臣官邸和東京朝日新聞，襲擊了岡田啟介首相、鈴木貫太郎侍從長、齋藤實內大臣、高橋是清大藏大臣、渡邊淀太郎陸軍教育總監和牧野伸顯前內大臣，殺死了齋藤實、高橋是清和渡邊淀太郎。鈴木貫太郎身負重傷，岡田啟介僥幸逃脫，但小舅子松尾傳藏被誤認為首相而被殺死。這些人都被政變軍認為是“奸臣”或者是“賣國者”，除掉了他們就可以把日本挽救過來。

后來被判處5年徒刑的菅波三郎大尉在談到政變的理由時是這么說的：“蹶起第一的理由就是要移防滿洲，第二就是當時陸軍中央幕僚們在考慮的侵略華北。這當然是戰爭，很難活著回來，他們（那些下級軍官）都是勇敢有能的一線指揮官，大部分都會戰死的。所以要在移防滿洲之前殺死元兇，并且不讓向華北伸手。現在不是和外國滋事的時候，現在需要的是改革國政，使國民的生活安定下來，這就是蹶起的動機。”

政變部隊企圖通過陸軍首腦向天皇轉達他們的意愿，當時陸軍首腦也是一片混亂。陸軍發表的公報第一天稱政變參加部隊是“出動部隊”，第二天稱作“蹶起部隊”或者“占據部隊”，第三天是“騷擾部隊”，直到第四天才好不情愿地稱之為“叛亂部隊”。陸軍直到第三天才扭扭捏捏地表態，是因為一來陸軍中央有皇道派以及荒木貞夫、真崎甚三郎的盟友，二來統制派缺少了領軍人物永田鐵山，也變得昏頭昏腦，只有一個無派閥的石原莞爾立場堅定，從一開始就給事件定了性：“紊亂朝憲的反亂”。還有一個立場堅定的就是天皇，他揚言要是陸軍鎮壓不了叛亂就御駕親征，很有諷刺意義的是，天皇并沒有站在發動政變的“皇道派”一邊。

叛亂被鎮壓以后，為首的16名尉官和北一輝、西田稅兩人被判處死刑，其余人被判處從無期徒刑到一年半的有期徒刑，荒木貞夫、真崎甚三郎、阿倍信行和林銑十郎等四名陸軍大將被編入預備役，其余不少中將以下軍官被解職剝奪勛章、勛位，或被趕出陸軍中央。比如后來被稱為“馬來之虎”的陸軍省軍事調查部長山下奉文少將直到1940年才回陸軍中央擔任航空部長一職。皇道派被一掃而空，昭和軍閥再一次得到純化，從此在南進侵略中國問題上再次統一了認識。

不過，永田鐵山之死也是昭和軍閥的一大損失，永田鐵山甚至是比石原莞爾更高明的戰略家，而且陸士15期的永田鐵山的資格是陸士21期的石原莞爾所無法相比的，和人際關系非常不好的石原莞爾相比，永田鐵山具有當領導人的能力，這一點只要看一夕會在他帶領之下取得的成就就可以知道了。而他死了之后的統制派也就沒有了靈魂，這也是永田鐵山死后昭和軍閥整個表現出來的混亂和無目標性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