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效率美學回歸個人主義街道

中世紀城市是由封閉的“盒子”街區組成的，隨著商業資本的興起，街區被從沿街立面或廣場打開，而后資本主義城鎮化的進一步加速，擁有帝國傳統的法國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巴黎“一家獨大”的局面。從1798年大革命的開始，直到1852年，法國才進入了19年的穩定時期。巴黎被徹底改造，出現了標準的住房布局和街道設施，城市中配置大量大面積公共開放空間、長距離軸線。普法戰爭后，法國的經濟發展相對緩慢，但金融資本擴張迅速，壟斷組織迅速發展，金融資本高度集中，但意外的是，1870年成立的第三共和成為了法國第一個長久而穩定的共和政權，并贏得法國本土市民對共和政體的支持。法國就此形成了一種宏觀與微觀背道而馳卻并行不悖的發展方式。

20世紀30~60年代是“光輝城市”的天下，“普適性”成為了城市唯一的答案，建筑師和規劃師與決策者同時膨脹。人民需要決策者提供必要的城市基礎設施以改善自己的居住環境，建筑師和藝術家則需要決策者使自己可以不需要考慮生計地從事創作并得到賞識。這時城市建設的終極目的是便于管理，因此，社會是效率化的戰后建設，目的是生存需要；經濟是目標導向的，目的是“復興”；公共服務系統的目的是“公平”和“整體”。建筑師感覺自己“代表了人民”，社區的草根性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利用，成為建筑師風格符號的注釋。二戰后短短十年間，巴黎在近郊區建造了占地一萬公頃的住宅區，幾乎和市區面積相等，但因為建造倉促，設備簡陋，居住條件較差。1958年，由于法蘭西第四共和國政府政治上的軟弱和不作為，戴高樂強勢回歸，試圖以最快的速度恢復法國的經濟，完成帝國的復興。人們宣稱巴黎將被鏟平，界面連續的街道將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塔樓和板樓。但1965年之后，激情逐漸退去，人們漸漸意識到，這條道路可能行不通。現代主義最初的目的是改善市民的居住條件，用統計數據制造出更合理的居住密度，但以犧牲街道生活空間的方式換來陽光和綠地，卻偏離了最初的軌道。

現代主義運動在20世紀60年代的歐洲遭遇到了普遍危機，個人主義與壓抑機制相互對抗的動機源于人們對各種“被安排的生活”的反感，“五月風暴”迅速席卷法國的動力不是奪取基本的生產資料，而是考慮生存的意義。“光輝城市”摧毀了舊大陸居民習慣已久的道路以及道路公共空間承載的社交性，于是，建筑師和規劃者們將目光投向了歷史，試圖從過去的經驗中找到打破僵化體系的可能性。“勒·柯布西耶只看到了街道的弊端，還把這種象征形式設計變成一種單純的技術思維。所有混合的功能，混雜的技術，都是違背效率的。”包贊巴克指出，“光輝城市”是一次定型的公共住房服務系統，不存在“鄰里”和“社區”的概念，與“熟人社會”相反，是純粹的“陌生人社會”，人們是這一架構中的原子，彼此孤立。這不是城市的本質，只是暫時性的“落腳城市”，吸引“外地人”進城，保持城市的發展速度，是為了原有城市的運轉效率而出現的。“光輝城市”的公平，是對“陌生人”的公平，而非對“市民”的公平，它與封建社會的“封閉街區”，都是促進階級分化的基礎，也是代表階級定型的產物。包贊巴克認為，街道才是城市的本質，只有街道，才沒有偏見地向著所有人打開的空間，而街道上一個個的地址，定義了市民作為一個個的個體在城市中的公共屬性。

“回歸瑣碎”是包贊巴克對城市設計的理解。回歸社會的復雜性，回到實際情況，而不再是理性思維和技術思維將城市按不同的功能領域進行切分，并試圖為每一個問題找到普適性的答案。單一的審美和平均的分配不是真正意義上個體之間的公平。他在1979年建成的巴黎歐風路209戶住宅設計中首次使用了開放式街坊的設計手法，創造了一種新的街道與街坊鄰里的組合形式。安騰忠雄曾評價歐風路的集合住宅“將巴黎典型的街道、小廣場等形象融入建筑之間，不過這種空間之所以富于變化，主要還是因為家家戶戶各自的空間走向、位置皆不相同，十八種形態的住宅中又根據不同樓層的位置、方向、視野，規劃出一百種選擇……即使在同一個住宅樓中，隨著住所不同，在眼前展開的亦是完全不同的生活環境。”

1946年戴高樂辭職前曾批評國會議員：“如果你們不考慮政府的權力、尊嚴和職責是絕對必要的，那么，我可以預言，你們這樣下去，遲早會有一天要對自己所選擇的道路痛感后悔莫及”；當歷史進入80年代，五月革命的成果在法國依稀顯現，“對話”與“商討”成了決策中的常態。而就當代全球趨勢而言，歐洲大部分國家政府對人民的關系已便于管理轉型為便于服務——但仍然強調了有責任，有規則，有時候需要不考慮市場因素地強行重新分配（如居住條件、財富等）。

從凸起地標回歸線性虛空間

從60年代起的新城區建設試圖減緩老城區的壓力，但新城規劃和設計與舊城更新規劃相比，沒有復雜的利益相關群體，也缺乏相應的權力監督，開發商也越來越擁有雄厚的資本進行更大地塊的開發，同時用價格標榜代售地塊的階級屬性。文化轉換成為資本，正在產生和貨幣資本相似的功能從而充當階級劃分的標志。

1972年文丘里的《向拉斯維加斯學習》贊賞美國商業街道上自發形成的建筑環境，但這卻又成為了城市自身的噩夢——商人為客戶建造他們喜愛的房子而不會受到保守派的指責，“奇奇怪怪”的建筑像一堆亂七八糟拼湊到一起的積木，而后，這一城市格局又逐漸向因為新城吸引了人口而破敗的舊城蔓延，城市變成了一個個互不聯系的封閉街區和一個個點綴其中的超級綜合體。新興的資本，并未將權力收于籠中，而讓自己變成了價值權威、宗教權威、學術權威。包贊巴克評價說：“凸起的地標變成了城市的代言”。

他認為安迪·沃霍爾的形式美學正代表了資本的膨脹——大體量，大數量，不斷地自我重復，同質化的產品。“幾個世紀以來，古典城市都是由街區和街道組成，就像赫斯提亞（灶神、家宅的保護者）和赫爾墨斯（流動與貿易之神）一樣彼此結合，緊貼，從而使街區一直延續。隨著工業革命及快速交通工具的出現，新型街區被網狀高速公路和鐵路相互隔絕遠離，失去了延續性。如同赫斯提亞與赫爾墨斯斷絕了關系，街區與街道的聯系被打斷。這些孤立的地塊，大部分成為大型房地產及商業開發的對象。這個二十世紀中葉清空街道的運動是個巨大的錯誤。這使許多城市變得復雜而難以辨識。”

1982年，法國由于全國失業者不斷增加，總統密特朗宣布削減公共支出轉回自由主義，這意味著政府將無力承擔大型公共基礎設施和服務項目。包贊巴克試圖從異型混雜的理論出發，在建筑和城市設計上重新構造巴黎的典型城市街區，使其片斷化、人性化。他采用了解構方式，讓建筑有更多的立面向著街區開放，“破碎”的街道使得公共性真正伴隨陽光和綠地進入社區。

他的理念是“讓街道成為社會活動的中心，街道是公民的所有權，是共和的公共空間。”與凸起的地標相反，城市的原貌應該是“虛的線性空間”。但“再造街區”并不意味著“仿古的封閉街區”，他深刻理解提出這類概念的人并不真正理解這個時代，新的風俗，新的經濟，新的建造方式，新的審美和新的感受。在城市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的時代，城市建設者們需要重新思考街道與街坊、個性建筑、人居環境、心理需求（光線、實現、面積、鄰里交往等）以及街坊的城市形態等問題入手。

本文原載于《城市中國》雜志微信公號（ID：UC_urbanchina），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