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泰晤士報教育副刊（TES）近日報道，一份來自英國高等教育統計局（HESA）的數據顯示，在部分英國頂尖大學如牛津、劍橋，來自工薪階層家庭的學生（working-class students）占比低于十年前的水平。對此，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均對這一統計方法表示了質疑。

下降的學校多屬于英國“常春藤聯盟”

TES表示，盡管英國政府和高校都曾斥資數百萬英鎊應對高等教育中的社會公平問題，但他們的努力成果卻仍然有限。事實上，就在數據發布的幾周前，英國首相大衛·卡梅倫還警示教育部注意高校中的社會不公現象。

英國媒體指出，工薪階層家庭學生比率下降的學校多屬于羅素大學集團。它是英國的常春藤聯盟，由24所一流研究型大學組成。

其中，比率下降至最低的是牛津大學。根據英國衛報的報道，牛津大學的工薪階層家庭學生比率從十年前的12.3%降至10%。劍橋大學則從12.4%降至10.2%。

同樣，均屬于羅素大學集團的杜倫大學、埃克賽特大學、格拉斯哥大學、倫敦帝國理工大學和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中，來自工薪階層家庭的學生占比也有所下降。其中，埃克賽特大學的降幅最大，達到了2.6%。

牛津大學：對工薪階層家庭學生的定義太草率

據衛報消息，牛津大學對HESA的統計結果予以反駁：校方認為HESA對工薪階層家庭學生的定義太草率，還提供了一份根據其他定義方法統計的比率。該數據顯示2014-15年牛津大學工薪階層家庭學生所占比率為34%，遠遠高于HESA的計算，也體現了牛津大學推進教育公平的成績。

HESA采用的是國家統計局的社會經濟分類法（NSSEC），其中的第4至7類屬于從事重復性勞動或體力勞動且不擔任管理職位的人群，他們的子女因而被定義為來自工薪階層家庭的學生。英國媒體還將此類學生稱為“貧困生”（disadvantaged students）或“弱勢生”（poorer students）。按照NSSEC的分類，這類學生并不一定來自低收入家庭，所有來自工薪階層家庭的學生均在統計之列。

另一方面，牛津大學使用的是英國公平入學辦公室（OFFA）的定義方法。符合定義的學生出自缺乏社會經濟權利或未受高等教育的家庭。校方表示，按這種分類方式，牛津大學的教育公平性取得了持續性的進步，也實現了校方既定的目標。劍橋大學也表示，NSSEC分類數據一直因質量不高而廣受批評，學校不會在以后的統計中使用此數據。

大部分“寒門子弟”聚集中下游高校

當然，推進教育公平的努力并非全無成效。HESA數據顯示，2014-15學年羅素大學集團中來自工薪階層家庭的學生平均占比20.8%（約相當于每五人中有一人來自工薪階層家庭）。該數據相比十年前的19.5%，上升了1.3%。除了牛津、劍橋及數所頂尖大學，聯盟中其他高校的工薪階層學生占比仍有增加。

而在羅素大學集團之外，工薪階層家庭學生在其他大學中的占比則從32.5%提高至37.5%。英國獨立報認為，HESA的數據表明，十年來，已有越來越多的貧苦學生接受了高等教育，但他們中的大部分都走向了排名居中或靠后的高校，而非那些舉世矚目的一流大學。

掌管大學事務的英國高等教育大臣喬·喬納森（Jo Johnson）認為，這份數據反映了高等教育公平性令人擔憂的推進速度，他提醒各優秀高校“付出雙倍努力”，以提高社會階層的流動性。

羅素大學集團的干事溫蒂·皮亞特（Wendy Piatt）在接受衛報采訪時說，羅素集團內的教育公平性已經得到了改善，而數據反映的問題不是學校單憑一己之力就能解決的。她說，很多貧寒家庭的學生缺乏有益的引導。相關機構應該聯合起來，盡早幫學生樹立志向，提高學習成績。

曾在央視9套播出的英國紀錄片《人生七年（7 UP）》，拍攝時間跨越56年，記錄了14位擁有不同社會經濟背景的英國人——有的來自孤兒院，有的來自上層社會，從1964年到2000年的成長軌跡。14位主人公參與拍攝時年僅7歲，但不同的家庭情況似乎已經為他們未來56年的發展劃定了道路。

《人生七年》拍攝完成已有15年，導演邁克爾·愛普特的初衷是為了引發觀眾對英國社會階級制度的思考。但如今，HESA的數據卻仍在呼應著愛普特對社會階級凝固化的擔憂。數據公布后，英國政府和各高校表示他們不會放棄努力。埃克塞特大學發言人說：“我們將致力于擴大參與性，不斷鼓舞和激勵來自工薪階層家庭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