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特約編審的瞿蛻園

幾年前，我在《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1年7月24日）發表了《瞿蛻園與中華上編》一文，當時由于受限于一些材料的缺失和有關在世當事人的顧慮，有些敘述未能展開。近年來，隨著瞿蛻園生平事跡的進一步發掘，特別是我在整理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簡稱“中華上編”）史料時，又發現了瞿蛻園任中華上編特約編審的一些材料，遂有補說前文的想法，并將前文略寫的部分加以展開。

前文已述，新中國建立后，瞿蛻園寓居滬上，初以著述為業，后被中華上編聘為特約編審，據說此工作為時任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組長的齊燕銘所介紹安排。金性堯《人世幾回傷往事》一文載：“齊燕銘先生在世時，對上海的兩位學者很關心，一是譚正璧先生，一就是瞿先生。不久，他們兩位被上編聘為特約編輯，而對瞿先生尤為倚重，例如李白集的校注。”（《伸腳錄》，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金性堯的說法雖然是一家之言，但不可能是無根之談。據俞汝捷回憶，類似的話，瞿蛻園也曾親口告訴他（《花朝長憶蛻園師》，豆瓣網）。

眾所周知，1958年2月，經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批準，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立，由文化部副部長齊燕銘任組長，并指定中華書局為辦事機構，中華書局被明確定位為整理出版古籍和當代文史哲研究著作的專業出版社，同時在上海設立一個編輯所，即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8年6月，在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統一規劃下，原上海市出版局所屬的古典文學出版社與國家出版事業管理局所屬的財政經濟出版社上海辦事處（中華書局上海辦事處）合并成立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習稱“中華上編”。

中華書局和中華上編的定位確定后，就按照各自的規劃開展編輯出版工作，聘請了一些專家學者包括瞿蛻園、譚正璧等擔任作者或審閱稿件，起初并無特約編審、特約編輯的稱號。在這之前，瞿蛻園就已為多家出版社寫稿、審稿。如1955年至1957年，他在春明出版社出版了《左傳選譯》《楚辭今讀》《古史選譯》，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史記故事選》《漢書故事選》《長生殿》，在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了《通鑒選》等文史普及方面的小書。1956年，他應科學出版社之約，整理王先謙遺著《新舊唐書合注》，耗時兩年之久。在此前后，他還為上海的新文藝出版社和北京的中華書局整理《夷堅志》（中華書局后未用，于1963年退還瞿蛻園整理本）。

需要指出的是，古典文學出版社是1956年在新文藝出版社（1952年成立）古典文學編輯組的基礎上成立的，與中華上編一脈相承。瞿蛻園、譚正璧這兩位著名文史學者的情況，為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領導的齊燕銘所知是一點也不奇怪的，他表示關心也是正常的。也就在中華上編成立后不久，瞿蛻園于1959、1961、1963年連續擔任徐匯區第二屆、第三屆、第四屆政協特邀委員。這不能不說是與上面的關照有關系。

為何要請特約編輯？

中華上編特約編輯的由來，起因還在譚正璧先生。譚先生是著名的學者、作家，長期以著作和教書為生。建國初，他去齊魯大學、山東大學任教，生活一度較安定，但不久想專事著述，就辭職回滬。起先幾年寫了《基本語法》《修辭新例》《習作初步》等印數達五萬、十萬冊的暢銷書；又被新文藝出版社聘為社外編審委員，校勘王古魯所譯日本青木正兒《中國近世戲曲史》，校對俞平伯的《脂批紅樓夢輯本》等；在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校點的《清平山堂話本校注》、編著的《元曲六大家略傳》，衣食不愁。

但此后由于出版政策和稿酬辦法的變化，譚正璧無稿出版，也拿不到印數稿酬，生活趨于困難。作為作家協會會員，他向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申請幫助，作協每月給他津貼五十元。1959年12月24日，作協上海分會派人來中華上編了解譚正璧為中華上編寫稿情況，得知譚正璧將為中華上編編纂民間文學及修訂文學家辭典，作協建議如上編決定請他編寫，可否從1960年1月起每月預支譚稿費七八十元，將來可在全部稿費中扣除；如上編可以預支，作協即從明年起停止每月五十元的津貼，請上編領導考慮后，與作協聯系。中華上編總編輯李俊民于1960年1月8日批示：“關于預支稿費問題，系出版社制度所規定，必需按照規定內容執行。根據實際情況，預支稿費不可能解決譚先生的生活問題（他尚欠我們預支稿費），似設另行設法。擬根據最近中央文化部所召開的文化會議精神，再與作協上海分會籌商決定。”

譚正璧曾于1960年8月14日致信給李俊民，信中寫道：“我因年齡身體關系，已多年從事專業寫作。雖然沒有固定工資收入，但所得稿酬足夠維持一家生活。自去年稿酬辦法、征稿方向有所改革后，情況就有了變化，加上個人寫作計劃往往不是配合出版機構整體要求，工作無法展開，于是生活也發生了影響。這一年來，我很想擺脫單干戶式的寫作生活，要求參加集體寫作，但由于自己沒有固定工作單位，以致無法實現。因此我向您提出請求，可否允許我直接參加你所工作，給我以一定名義（如特約編撰之類），安排我相當工作，并按期給予固定的工薪。這樣，工作既可配合整體要求，生活又得到保障，從此我更可愉快地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盡其微力。”

信中所提到的稿酬辦法的改革，似指1958年7月文化部頒發的《關于文學和社會科學書籍稿酬的暫行規定（草案）》。當年9月，上海市出版局發出《關于降低出版物稿酬標準的通知》，按文化部上述“暫行規定”的標準降低一半執行。10月10日，文化部發出《關于北京各報刊、出版社降低稿酬標準的通報》，同意上海報刊降低稿酬一半的做法和上海出版社降低稿酬的主張，新稿酬標準自10月1日起實行。

瞿蛻園當時的經濟情況也不算好，盡管他著書甚勤，除出版了多本小書外，還為《新民報》晚刊及《新民晚報》等報紙寫了大量札記和短文，但稿費收入還是不敷所用，如他所說：“我個人的經濟狀況很不好。盡管動筆很勤，同別人合作的幾種翻譯都沒有成功，自己的寫作也很少出路，僅僅幾部小書出版也無濟于事。”（見《解放十年中我的生活》，政協上海市徐匯區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徐匯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1989年。轉引自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2012屆博士田吉的學位論文《瞿宣穎年譜》。下文轉引或依據該年譜材料處不再注明。）所以，為中華上編等審校書稿的預支部分稿費也是他的經濟來源之一。如1958年11月15日，他致函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夷堅志匯編一稿，業經修正交齊，是否可預支部分稿費以應急需，請考慮允復。”中華上編的收文處理單有編輯胡道靜所擬意見：“整理全稿，交到已久。約80萬字，新文藝時預付過200元，擬再預付200元。”中華上編總編輯李俊民批示同意。

1961年3月，中華上編為擬設置特約編輯編審向上海市出版局請示：“我所本身編輯審稿力量原感不足，有些書稿不得不運用社會力量進行外審或外校。茲為更好地組織社會力量，加強編輯審稿工作，擬將經常為我所進行外審、外校工作的社會力量，作為我所特約編輯或特約編審，擔任我所制定的編審校勘等工作，每月給予一定的待遇，但不列在我所人員編制之內。此項支出費用，經初步估計，較外審、外校之按件計酬者仍屬節約。茲呈上‘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特約編輯編審辦法（草案）’一份，并附暫定名單四名，請一并核示。”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特約編輯編審辦法（草案）》文不長，全引如下：

為了加強我所古籍整理的編審力量，開展研究工作，并對社會上的研究工作者加強團結，發揮其積極性，特約有一定水平的學術研究者、專業作家若干人，擔任社外編審工作，訂定辦法如下：

一、對象：政治上要求進步，作風正派，對我國古代文、史、哲古籍有一定修養，或有學術研究著作和編校能力者。

二、名義：暫定為兩種：（1）特約編輯，（2）特約編審。

上項特約人員，根據本所工作需要，報請上級批準確定。如工作無需要時，可于報批后，解除特約關系。

上列兩類特約人員，不列在本所正式編制之內，不享受醫藥勞保及其他職工福利的待遇。

三、待遇：

（1）特約編輯暫定四級：四十元、六十元、八十元、一百元

（2）特約編審暫定四級：八十元、一百元、一百廿元、一百五十元

四、工作范圍：

（一）特約編輯的工作如次：

（1）審讀書稿，提出處理意見，并進行必要的加工，（2）標點，（3）校勘、看清樣，（4）寫書評，（5）其他編輯工作。

（二）特約編審的工作如次：

（1）審讀專門性質的及比較重要的稿件，提出處理意見，并進行必要的加工，（2）寫序跋、說明文字及書評，（3）參加研究制訂選題、編輯計劃等工作，（4）參加研究討論有關學術問題，撰寫論文。

五、規定工作量后，特約編輯、編審是否來所辦公，聽其自愿。但業務上的聯系，每月不得少于二次。在日常工作中遇到問題時則可隨時聯系。

六、工作量的標準，須照顧到質量與數量。其具體工作，由本所總編輯結合編輯部門予以分擔。

七、在本所召開重要的編輯業務會議和進行業務學習時，得通知參加。

八、在不妨害和影響本所指定擔任的工作外，如需另約其撰稿、選注或整理專籍，以及本人來稿，均作為外稿處理，斟酌情況，另致稿酬。

暫定名單上的四位是：特約編審瞿蛻園；特約編輯譚正璧、葉蔥奇、張心逸。葉蔥奇，桐城人，為桐城派大家馬其昶高第弟子葉玉麟之子、鄭孝胥之婿，撰有《李賀詩集》《李商隱詩集疏注》（參見《葉揚談桐城葉家》，《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4年2月23日）。張心逸，事跡不詳。豐子愷約1966年時有致張心逸信，見《子愷書信（下）》（海豚出版社，2013年），編者注曰:“張心逸，又名張逸心（星），豐子愷在石門灣緣緣堂時期私授（日文等）弟子。”豐子愷信中稱“心逸仁弟”，說:“你的‘詩經’被譽為‘面目一新’，可見有人重視，未始非成功之望。今日之事，常有出人意外者，故不可失望，當努力爭取。”張心逸后被分到中華上編三編室，以審讀歷史讀物為主。據豐子愷之女豐一吟告，張心逸聰明能干，已去世多年。

上海市出版局批復后，中華上編古籍整理組組長兼辦公室主任李圣傳于當年5月擬文向所領導請示，建議：（1）將特約編輯、編審津貼的級數和工作范圍不詳細分列，似乎主動一些。（2）瞿蛻園，特約編審，津貼一百元，分到一編室；葉蔥奇，特約編輯，津貼八十元，分到一編室；譚正璧，特約編輯，津貼八十元，分到二編室；張心逸，特約編輯，津貼五十元，分到三編室。（3）瞿蛻園自1960年10月27日至本年5月止共付過七百元。是否即自1960年11月起算，這樣按每月一百元計，至本年5月止所付七百元正好相抵。

據譚正璧自述：“一九六一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遵照中宣部意見，安定專業作家生活，聘我任該所特約編輯，專任審稿工作。”（《煮字生涯六十年》，《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第三輯，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年）譚正璧之子譚篪所撰譚正璧傳記（未刊）載，譚正璧于1961年5月15日受聘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特約編輯，當年校勘《南戲偶拾》《讀曲筆談》《明清平話小說選》等。又，上海古籍出版社存有葉蔥奇1961年5月17日致中華上編信: “昨承枉過，傾談至快。所示一節，經仔細考慮，按月虛糜酬贈，不勞而獲，實深所不愿，且素患胃疾暨失眠，過勞即發，鄙意俟從容將李商隱詩新注完成后再行酌洽。區區之心，至希婉為代達。無任感荷。楊、富二兄臺前。蔥奇謹上。”信中“楊、富二兄”指中華上編編輯楊友仁、富壽蓀。綜此可證，中華上編于1961年5月正式設置特約編輯編審。

晚年時常預支稿費

瞿蛻園擔任中華上編特約編審后，除了為中華上編出版的清人黃本驥《歷代職官表》撰寫《歷代官制概述》《歷代職官簡釋》（與《歷代職官表》合刊）外，主要任務就是做《李白集校注》《劉禹錫集箋證》兩部書的校注工作。他從五十年代末開始從事《劉禹錫集箋證》，到1965年，《劉禹錫集箋證》已完成全稿和《劉禹錫集傳》《劉禹錫集交友錄》等四個附錄；《李白集校注》此時已付型。然而，不久“文革”興起，兩書的出版工作中斷，而其問世則遲至一二十年之后，瞿蛻園未能親見兩書的出版。

擔任中華上編特約編審后，瞿蛻園每月靠中華上編的百元報酬以及為香港《文匯報》等供稿的稿費度日，每月的收入在百元以上，按當時的生活水準還是不錯的。據葛劍雄《1949年以后教授的評級和工資》（《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5年6月28日）一文所說，1956年工資改革，改行貨幣工資制，全國劃分十一類工資區，分別執行不同的工資標準，伴隨這次改革展開了一輪工資定級。復旦大學根據高教部《關于1956年全國高等學校教職工工資評定和調整的通知》，制定了各類人員工資標準，主要分教學、行政、教輔三大類。工資改革后，復旦大學全校教職工平均工資九十一元，教學人員中教授平均兩百三十八元、副教授一百八十二元、講師一百十八元、助教六十七元。按當時的物價標準，請個管吃住的保姆每月開支五到十元。可見，月薪一百元在當時已屬中等以上了。

瞿蛻園的晚年生活，俞汝捷《花朝長憶蛻園師》和《再憶蛻園師》（《藝壇》第四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版）等文有詳細介紹，此不贅。但由于瞿蛻園年老多病，不享受醫藥勞保而導致醫藥用項支出較多，所以他時常向中華上編預支稿費。如1963年9月16日，他致函中華上編：“查劉賓客集箋校一稿，已于兩年前初步送核，旋經發還，復加整理充實，現已脫稿。計全書四十卷，逐細考訂，大致無遺，字數在30萬以上。送請查收，予以復審。此書卷帙較繁，需用參考資料較多，所有購書以及倩人抄錄種種費用，均由個人陸續支付。本應俟發稿時再請支稿費，但因本人年來患病，醫藥用項較多，可否特予照顧，除兩年前已支標校費300元外，再發給1000元以應急需，無任感荷。”中華上編的收文處理單有編輯朱金誠所擬意見：“此稿經修訂后，質量顯著提高，預計審閱后即可發稿，擬同意預支五百元，以應其醫藥之需。”中華上編副總編輯陳向平批示同意。

1964年7月16日，瞿蛻園又致函中華上編：“關于劉禹錫集整理稿之進行，現已接近最后階段。除已交之部分外，增加注文及補充箋證，約計為十萬字。為了應付購買參考版本及繕寫等費用，擬請此次準予借支稿費五百元，藉資周轉，至為感荷！”陳向平批示同意。1965年1月11日，他致函中華上編：“根據六四年夏間所商定，將‘劉禹錫集箋校’一稿，按校、注、箋證三項分列。除本集四十卷遵已整編外，又鉤考群書，補撰劉禹錫集傳一卷、劉禹錫交游錄一卷、永貞至開成時政記一卷，以資參證。茲一并檢送鑒核。此稿閱時三年有余，幾經修訂，合計全稿約五十二萬言，已陸續借支部分稿酬。茲值寫定成書，可否惠予結清，藉以應付個人生活所需，實深感盼。”中華上編收文處理單上編輯所擬意見中提及：“瞿在《劉禹錫集》項下共預支過一千三百元。此外《職官表》項目下有四百元預支，仍應在《職官表》項下將來結算；《李白集》也曾有八百元預支，因《李白集》已經發稿，原應了結，但因書未出版，故仍懸在帳上。”李俊民批示:“因已交稿，可再預支人民幣200元。”同年5月，中華上編又給瞿蛻園預支《劉禹錫集》稿酬兩百元。瞿蛻園的按月津貼一直領到1966年，“文革”一開始便無形中取消，直到他去世也沒有恢復。綜此，瞿蛻園擔任中華上編特約編審的五年間，除每月領取的百元報酬外，預支的稿酬總計達到了三千元。因此，1980年12月《李白集校注》初版時，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李白集校注》是瞿蛻園被聘為中華上編特約編審時的任務，當時他每月領取定額報酬，又以《李白集校注》之名預支過稿費，并約定《李白集校注》出版后不再支付稿費為由，就不再向瞿蛻園家屬支付稿費；1989年12月《劉禹錫集箋證》初版時，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向瞿蛻園家屬支付稿費時扣除了瞿蛻園的預支部分。

“文革”受到牽連

成為中華上編的特約編輯，也使瞿蛻園在“文革”中受到牽連，不幸淪入深淵，他就被卷進了中華上編的“六人反革命集團案”，遭到牢獄之災以至含冤而終。錢伯城《十年噩夢今似醒》《“文革”的一幕》（載氏著《觀景樓雜著》，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等文記述了上海出版界的這件大冤案，文中除了瞿蛻園外，未披露陷入冤案的其他人。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就派工作組進駐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原所的領導干部“靠邊”，出版業務停頓，專搞運動，不久成立了“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文化革命委員會”，并產生了“文化革命領導小組”，9月將單位改名為“解放出版社”。中華上編的造反派得知某幾個中老年編輯平時閑談中有涉及江青原名藍蘋、拍過電影、同唐納結過婚等等的這樣一些今天看來普通之極的“言論”，如獲至寶，作為“反革命集團案”上報。公安局也據此定為“現行反革命罪行”，一共定了六個人的罪。在恐嚇下，一位深得瞿蛻園教益、與瞿蛻園關系密切的編輯為自保，交代他說的江青的事情聞之于瞿蛻園。這下，瞿蛻園就被牽連進案了。

1968年8月12日，瞿蛻園被拘留至上海市第一看守所。9月11日，他被執行逮捕。11月20日，他被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以“（68）滬軍審（預刑）字第114號”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在六人中被判得最重。“（68）滬軍審（預刑）字第114號”判決書如下：“反革命犯瞿蛻園，又名瞿宣穎、瞿兌之、瞿益鍇，男，七十五歲，湖南省長沙市人，原系上海解放出版社特約編輯。住本市武康路二一六弄三號。瞿犯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于一九三八年投靠日寇，充任汪偽法制委員會秘書長、行政委員會秘書長、華北行政委員會秘書長等匪職，背叛祖國，出賣民族利益，犯有嚴重的反革命罪行。解放后長期隱瞞罪惡歷史，堅持反革命立場，敵視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大量散布反動言論。尤其是自一九六一年以來，瞿犯用極為惡毒的言語，瘋狂攻擊、污蔑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污蔑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同志。情節惡劣，罪行嚴重。據此，判處反革命犯瞿蛻園有期徒刑十年。（刑期自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四日至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三日止）”11月28日，瞿蛻園由第一看守所轉押于上海市提籃橋監獄服刑。1973年8月28日，他因慢性支氣管炎及肺心老衰，卒于上海提籃橋監獄。

“六人反革命集團案”中，除瞿蛻園外，另一被逮捕判刑的是楊友仁，他于1968年11月20日被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以“（68）滬軍審（預刑）字第115號”判處有期徒刑七年。楊友仁（1918-2007），江蘇昆山人，1943年畢業于上海光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師從呂思勉、金松岑先生。1956年進古典文學出版社工作，曾擔任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陳奇猷《韓非子集釋》、朱季海《楚辭解故》等書的編輯。1975年，他刑滿釋放后在白茅嶺農場勞動。1978年，《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78）滬高刑復字第6號”判決：“一、撤銷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68）滬軍審（預刑）字第115號判決；二、對楊友仁宣告無罪。” 楊友仁回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并被聘為上海市文史館館員。他1979年退休后曾應邀擔任上海書店出版社《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的編輯。1988年，他被評為編審。

“六人反革命集團案”中其他四人也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其中一人管制三年；三人在原單位監督改造，包括朱金城。他于1968年11月20日被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以“（68）滬軍審（預戴）字第33號”決定“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群眾監督改造”。1978年，上海市公安局“滬公予〔1978〕復件第11號”決定撤銷原上海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68）滬軍審（預戴）字第33號”“給朱金城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群眾監督改造”的決定。朱金城此后先后出版了他與瞿蛻園共同署名的《李白集校注》和獨自撰著的《白居易集箋校》，成為唐詩研究的一代名家，除了他自己的勤奮努力外，當然也離不開瞿蛻園的學術沾丐。

瞿蛻園悲哀地沒有等到平反改正的時候，但幸運的是，他為中華上編撰寫的著作保存了下來，并得以出版，從而向世人昭示一代學人的學術底蘊和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