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教授白化文先生曾在接受采訪時，說自己“為了鍛煉思維能力，不免東翻西揀，自故紙堆中找些自娛的玩意兒”，對白先生而言，對聯無疑是“自娛的玩意兒”中相當重要的一種，他曾標點《楹聯叢話》這一中國聯話的“開山之作”，著有如何撰寫對聯的專書，又多年擔任全國迎春征聯活動的評委，與文史界老輩多有交游。由白先生來談春聯，可謂當行本色。

澎湃新聞：您記憶中的老北京春節是什么樣的？

白化文：我其實不是北京人，十二歲才到的北京。原來寫過一篇文章，就叫做《灰色的老北京春節》。關于春節，我的總體印象是，解放后的春節，老節日的氣氛是越來越淡；解放前的春節，抗戰還沒有勝利的時候，那是在日寇的統治下討生活，抗戰勝利以后呢，又打了四年內戰。當時過年，我們家連鞭炮都不放，因為只有我姥姥、我母親、我和我的兩個弟弟在家，沒有放鞭炮的氛圍。還有一個原因是，街上常有美國大兵手里攥著二踢腳沖著人放，把人力車夫崩個大馬趴，等人家起來，給幾張綠票子——也就是美元——外加說幾聲“sorry”了事。那會兒戰事逐漸吃緊，越是到春節，越是不斷地聽見從南苑機場起飛的飛機擦著我家屋檐轟隆隆地往北飛，幾分鐘就是一架，春節就光聽這個了。滿大街又都是傅作義手下駐扎在北京的部隊的軍車，說是不擾民，可是只要軍車一過，一輛接一輛，至少半小時交通堵塞。最大的問題是老停電，因為當時石景山發電廠的發電機實在太老，國民政府調來全國最優秀的發電專家鮑國寶當廠長也無濟于事。北京的習俗是春節不熄燈，鮑國寶就吃住都在鍋爐旁，激勵員工連軸轉，但是用電的人實在太多，最后還是停了電，老百姓只能用煤油燈。從除夕到大年初一，一整宿都只能點油燈。所以，老北京的春節在我的印象當中是灰色的。

澎湃新聞：您所說的“老節日的氣氛越來越淡”，應該怎樣理解？

白化文：咱們現在能夠感受到的京味文化，大部分是明清兩代，尤其是清代以來沉淀下來的。這種舊的、傳統的京味文化在解放以后，就一直在緩慢地消失，或者說在轉換為新的京味文化。就拿節日貼對聯來說，清朝初年到民國初年是對聯的極盛時期。宮廷、衙門、壇廟觀堂每逢節日貼出的對聯，具有典麗繁縟的官方特色，而且屬對工整，措辭講究，帶有“官樣文章殿體書”的風格，比如，有一副軍機處在元宵節時貼出的對聯：“春為一歲首；月傍九霄多”，就體現出了立言得體、頌圣歌德的風格。各大商店、戲園子這些地方的春聯，往往介于雅俗之間，既能表現行業特點，又能體現地方特色，同時，還不忘裝點太平。清代中晚期的時候，前門外櫻桃斜街東麟堂飯莊就有一副春聯：“東方獻壽；麟筆書春。”首字將堂名“東麟”嵌了進去，既切新春，又切飯莊這個行當，還切字號，用的是兩個現成的句子，卻又不顯得俗氣。

五十多年前，有一次聽冰心老人講演，她說，她在北京貝滿中學讀書的時候，常利用上學放學的間隙，觀察道路兩旁的商店的楹聯，覺得很有北京特色，而且能夠學到不少知識。在解放前，我還見過許多這類楹聯，慢慢地就越來越少了，時至今日，幾乎蕩然無存。那么，老節日的氣氛自然也就越來越淡了。

澎湃新聞：您前面說到，清朝初年到民國初年是對聯的極盛時期，在此之前的情況是怎么樣的？從什么時候開始，有了貼春聯這個習俗？

白化文：過去的對聯研究者一般都認為，對聯始于春聯，而春聯是由古代的“桃符”變化而來的。中國古代慶祝新春時，有在門上貼桃符的習俗。桃符也就是桃木板，上面畫有驅邪的“門神”，如“神荼、郁壘”。清人梁章鉅所著《楹聯叢話》是“聯話”的開山之作，他在卷一里說：

嘗聞紀文達師言：楹帖始于桃符，蜀孟昶“馀慶”、“長春”一聯最古。但宋以來，春帖子多用絕句。其必以對語，朱箋書之者，則不知始于何時也。按：《蜀禱杌》云：蜀未歸宋之前，一年歲除日，昶令學士辛寅遜題桃符版于寢門。以其詞非工，自命筆云：“新年納除慶；嘉節號長春。”……實后來楹帖之權輿。但未知其前尚有可考否耳。

紀文達也就是紀昀紀曉嵐。梁章鉅一方面根據文獻說孟昶創作的那副春聯“實后來楹帖之權輿”，另一方面又說“但未知其前尚有可考否耳”，態度有所保留。所以，有些研究者認為是梁章鉅提出的孟昶這一聯是對聯始祖，這就沒有充分理解他的意思。

敦煌研究院的譚嬋雪研究員曾發表《我國最早的楹聯》一文，推論對聯產生于晚唐以前。根據她的文章，我們至少能得出三個結論。首先，對聯始于寫春聯。譚女史所依據的文獻，是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出土的敦煌遺書中的斯坦因劫經第0610號，在更早的資料出來之前，把這份文獻與孟昶寫春聯的記載放在一起加以考量，這一點是絕對可以成立的。其次，春聯最晚在晚唐時已經產生，還可能上溯到盛唐，也就是公元七八世紀。最后，對聯起源于民間。寫春聯并非由于帝王提倡；相反，帝王倒是受到當時民間流行的春聯的影響。有一點必須說明：那個時代雖然已經有了寫作并張貼春聯的例證，但是，未必有“春聯”、“對聯”這樣的專名。從敦煌寫本斯0610號看，“三陽始布，四序初開”、“福慶初新，壽祿延長”這樣的內容和寫法，與唐代流行的、在敦煌寫本中大量出現的某些駢體應用文極為相似，所以《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才會將其歸入“類書”。這也就是說，對聯早期的雛形，似乎是在駢體應用文和律詩的雙重影響下蛻化出來的一個新品種。

澎湃新聞：明清時期的春聯文化是怎么樣的，能請您談談嗎？

白化文：對聯是一種社會性、實用性極強的文體，明清時期，它成為受到社會公眾認可、得到廣泛應用的人際交往工具，在各個階層、各個場合，都盛行不衰，逢年過節，更是必不可少的點綴。春聯就是農歷春節時必然要張貼的對聯，一年之后更換，常換常新。書寫春聯一定要用紅紙。文人墨客習慣用暖色紙，如灑金箋、桃紅虎皮宣紙等，多半用在室內。春聯一般不用裝裱，寫作時根據門框等張貼處的尺寸大小以決定字數和字體大小，常用楷書書寫，最多加點行書、魏碑體。寫鐘鼎篆草各體的極為少見，用在室內，“只可自愉悅”，持贈他人者不多。

春聯的作法，經過幾百年的經驗積累，也已形成定式。從內容上說，一定要寫出開春的喜氣洋洋、吉祥如意、興旺發達，還應該點明春節時令。相傳左宗棠在除夕時微服出行，看見一戶人家正往大門門框上貼春聯，當時匆匆走過，只見上聯“十年宦比梅花冷”。回衙門后，想想上聯夠“冷”的，作為春聯，下聯怎么能“熱”起來，很成問題。于是派人去抄錄下聯，一看是“一夜春隨爆竹來”，感嘆這下聯真是“逆挽”得好，把春節氣氛給找回來了。一問，這是一位候補多年的官員所寫，趕緊給他派差使。這說明當時的人特別在意春聯是否能夠展望將要到來的陽春麗景，字面是否足夠吉祥，形成發皇氣象。

但是，也有一些不得志的文人，偏偏逆著這種文化來，借著寫春聯這個機會大發牢騷。《楹聯叢話》卷十二載有清代朱彝尊在北京罷官前后膾炙人口的春聯兩副：

除夕署門聯云：“且將酪酊酬佳節；未有涓埃答圣朝。”脫盡名士習氣，而未嘗不傳誦于時，所謂言以人重也。又罷官后，集句為門聯云：“圣朝無棄物；餘事作詩人。”其實，“詩人”二字，尚不足以盡先生耳。

這兩聯都是集句。“且將”句，出自杜牧《九日》詩，“且”字在大多數版本中作“但”；“未有”句，出自杜甫《野望》詩；“圣朝”句，出自杜甫《客亭》詩；“餘事”句，出自韓愈《和席八夔十二韻》。朱氏將怨氣委婉地表達出來而且用集句，便于向古人推卸責任，手法很聰明。

《楹聯叢話》同卷又載有引用《柳南隨筆》的一段話：

昆山歸元恭先生，狂士也。家貧甚，扉破至不可闔，椅敗至不可移，則俱以緯蕭縛之。遂書一匾曰“結繩而治”。又除夕署其門楹云：“一槍戳出窮鬼去；雙鉤搭進富神來。”

《楹聯叢話》又引宋小茗《耐冷談》中一則：

同里王扶九年老，就幕粵西，為某縣延征比一席。除夕戲書楹帖云：“白發蕭然，看他人兒女夫妻，千般恩愛；黃金盡矣，數此日油鹽醬醋，百計安排。”詰朝主人入館賀歲，見之惻然，贈以千金并舟車之費，送其歸里。壽終于其家。

這一則的結果可算是最好的了。

這些例子，大體上屬于溫柔敦厚、怨而不怒這一類的。其他更多嬉笑怒罵的例子，這里就不多說了。

澎湃新聞：對聯向來是文人的拿手好戲之一。不知您接觸的文史界前輩當中，有哪些是擅長此道的？

白化文：這要從“全國迎春征聯活動”說起。這個活動由1982年底開始組織，1983年初舉辦第一屆，連辦四屆，由中央電視臺、《文史知識》編輯部、北京團市委、北京市勞動人民文化宮共同舉辦。實際上，評聯的業務全部交給《文史知識》編輯部，核心組織者是《文史知識》副主編楊牧之。記得第一屆活動負責評聯的文史學者有劉葉秋先生、朱家溍先生、吳小如先生、程毅中學長，楊牧之先生也參與其中，我也受到邀請，跟著他們一塊兒學習。業務顧問是我的兩位北大中文系老師——王力先生和周祖謨先生，此外還有廖沫沙先生。他們三位不參與具體評聯，“遙控”而已。到了第二屆，顧問又增加三位：啟功、茅以升與周振甫，變成六位，評委照舊。到了第三屆，顧問照舊，評委又增加了毛智漢、曾保泉、顧平旦、常江這四位，他們都是后來成立的中國楹聯學會的核心人物。

現在回憶起來，第一屆征聯活動，共有五個上聯：

一、治國安邦，萬戶歡欣迎大法（以新憲法為主題）；

二、亞運會捷報頻傳，奮戰奪魁，中華健兒好身手（以亞運會為主題）；

三、出山海，踞嶺催濤，縱觀千秋華夏風流史（以長城為主題）；

四、碧野田間牛得草（以文化名人姓名為主題）；

五、十里春風，長安兩路（以首都風光為主題）。

1983年底，為拍攝此次活動專題電視片，專門把王力先生作為中心人物，請他批閱春聯。記得王先生開懷大笑，連連拍手，說：“好！好！很好！很好！都很好，都很好！”這是我所見王先生最開心的一次。

朱家溍先生、吳小如先生、程毅中學長和我還因為此次活動得了個“四人幫”的綽號。怎么回事呢？我們四個人，連帶劉葉秋先生，連評三屆征聯活動，后來中國楹聯學會在北京舉辦的此類活動也往往邀請我們做評委，劉老于1988年去世后，還有我們四人一直出席此類活動。到了1992年，中國楹聯學會干脆正式承認“四人幫”，給我們四人發了“顧問聘書”。此后，“四人幫”就以顧問面目出現在評聯活動之中，持續了十來年，直到大家意興闌珊。我和朱先生此前從未見過，是因為中華書局的俞明岳先生邀請他來做第一屆評聯活動的評委，才得以認識。當時的朱先生還不到七十歲，神采奕奕。一次晚飯后大家余興不減，就起哄讓當時主編《文史知識》的黃克學長唱京劇，說他是家學淵源。其實黃克學長沒有學過，唱不來。這時吳小如先生解圍，說請朱老唱。朱先生并不推辭，站起來唱了一段，字正腔圓，讓我又佩服又驚訝。后來請教吳先生，才知道朱先生的家世，以及他的京劇是受楊小樓嫡系親傳弟子所傳。

我們四人評聯，朱先生常常以一種老票友的超然姿態出現。吳先生與怹，則好比漢光武與嚴子陵，“朕與先生是故人”。程毅中學長是一貫的認真且獨立思考，我則是唯吳老師馬首是瞻。“四人幫”的合作非常愉快，到了1999年才散攤子。

澎湃新聞：在您過目的這么多春聯當中，有沒有讓您印象深刻的作品？

白化文：記得過去在評應征聯時，半聯雷同的作品過多。這一點在集句聯中表現最為突出。第二屆全國迎春征聯中的第五聯，出下聯“每逢佳節倍思親”（王維《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征求集句上聯。一等獎評定為“愿得此身長報國”（戴叔倫《塞上曲》），答案相同者數十人。人名、地名、專有名詞等出聯求對也容易犯這個毛病，如“碧野田間牛得草”，下聯作“金山林里馬識途”、“金山村里馬識途”、“白楊林里馬識途”和“白楊村里馬識途”之類的各數十人。這就給評聯和頒獎造成了巨大困難。嚴格地說，出現這種情況，這兩道題就得算出砸了。

1983年首屆全國迎春征聯活動，有一副對聯獲得了一等獎。出句是“治國安邦，萬戶歡欣迎大法”，對句是“承先啟后，九州騰躍展新猷”。大法指的是1982年公布的新憲法，對得非常工整，又切新春氣象。有一副拿了1985年第三屆全國迎春“長城主題”征聯一等獎的春聯，我印象也很深：“水木榮春暉，柳外東風花外雨；江山留勝跡，秦時明月漢時關。”這副對聯，集了四句古人詩。上聯分別出自唐代李白《春日獨酌》和元代虞集《答錢虞之》；下聯分別出自唐代孟浩然《與諸子登峴山》和王昌齡《出塞》。將迎春與長城這兩個主題很好地結合起來，并使用集句表達，是極不容易的。作者是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喻松青研究員。記得她當時獲得的獎品是一輛二六天津造男用自行車。多年之后，我遇到了她的愛人，一問，“車丟了”。我曾經參與評出1989年春節全國農村春聯競賽的一副一等獎作品：茅舍換高樓，陽臺花卉知春早；新街臨古道，市集車船載笑多。此聯對仗較為工整，修辭手法也很新穎，“載笑”于車船，摹狀借代，十分生動。“陽臺”在這里，是作為明確的新詞語出現，從上下文看，不會與古代詞語“陽臺”混淆。作者對詩文掌故的運用很嫻熟，“知春早”由“春江水暖鴨先知”蛻化而出，“臨古道”由“遠芳侵古道”蛻化而出。作者所寫農村春節面貌也頗為生動。

我自己作過一副春聯，也十分難忘。難忘，是因為要求特殊。求聯者，是一家保險公司。這家公司要這一副春聯，目標對象是老年夫婦，特為他們而寫，要求是必須嵌入“老年保險”四個字。這一來就難了。因為春聯中最忌諱使用不吉利的字眼，“險”字就不吉利。我用“詩鐘”作“碎聯格”的辦法，即把要求嵌入的四個字字序不限地分別嵌人上下聯中，勉強完成了這一任務：福婚老作連環保；年帖新成險韻詩。這副春聯中的字，可以組成“老年保險”、“新年”、“新婚”、“福年”、“福婚”、“年帖”等詞語。這可是查了工具書才作出來的！根據段寶林、武振江所編《世界民俗大觀》，結婚七十周年稱為“福婚”。這個詞生僻些，可是“金婚”、“銀婚”雖習用，“金”、“銀”卻是平聲字，不宜與“年”字對仗，只能忍痛割愛。宋朝由翰林或其他文人寫作以慶賀新春為內容的短詩（多為近體詩七絕、五絕），進呈宮中，到立春那天剪貼于門帳上，稱為“春端帖子”，簡稱“春帖”。李清照就干過這差使。明朝宮廷有類似的作法，改稱“年帖”，從年初就開始使用。“險韻”是生僻少用難押的詩韻。李清照《念奴嬌》詞說：“險韻詩成，扶頭酒醒，別是閑滋味。”真有點如釋重負的悠然感覺。寫完一副這樣的嵌字春聯，感覺也是類似的。

還有一副印象深刻的春聯，是有人送給一位暴發戶“大款”的，上聯是：嘉業用光安平康樂。這可能是有意為之，在罵這個大款呢！“嘉”與“家”同音，意思是說，大款把家業用到精光，才能安平康樂！這也告訴我們，有些春聯有意無意地在寓意雙關方面觸犯忌諱，這是特別值得留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