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發生后，日本以“共產主義”的威脅為借口之一拒絕從中國東北撤兵，而此時國民政府正在實施“剿共”軍事行動，雙方對于“共產主義”各執一詞。由國際聯盟派遣的李頓調查團于1932年春赴遠東地區調查，為探究“共產主義”在九一八事變中的實態提供了一個特殊視角。

學界關于九一八事變與李頓調查團的研究已經相當豐富，或偏重于分析調查團的調查過程和報告書產生的影響，或關注國民政府訴諸國聯、中日在國聯辯論和日本退出國聯等主題。關于事變發生后中共嚴厲譴責日本侵略行為并領導東北人民艱苦抗戰，學界多強調中共的主體身份及其功績。既往研究相對忽視在九一八事變的整個過程中，中共、蘇聯或泛化的“共產主義”不僅是參與主體之一，而且是九一八事變的一種對象客體。通過李頓調查團來研究九一八事變中的“共產主義”因素，是深入批判“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應有之義，不僅能夠了解日本如何利用共產主義為其侵略作辯護，而且可以認知國民政府如何辯解其因應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更有助于掌握李頓調查團和國際社會如何看待中國共產主義運動，達到審視九一八事變與“共產主義”之間的復雜關系。

日軍在“九一八事變”后進入沈陽

一、“共產主義”因素進入九一八事變

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軍炸毀南滿鐵路柳條湖段路軌，嫁禍國民政府東北軍，攻打北大營和占領沈陽城。19日，關東軍司令本莊繁發布布告謊稱：“中華民國東北邊防軍之一隊，在沈陽西北側北大營附近炸破我南滿鐵路，驅其余威，貿然襲擊日本軍守備隊”。事變后，國民政府采取的主要措施是依靠國際聯盟。21日，蔣介石召開會議，主張將日本侵占東北的事實告知國際聯盟與簽訂《非戰公約》諸國。中國駐國聯常任代表施肇基向國聯理事會提出申訴：“依據《國聯盟約》第11條所賦予的權利，理事會應采取立即措施，阻止危及國家間和平的局勢進一步惡化，并恢復原狀”，同時提議派遣調查團。日本則以中日直接談判為由予以抵制。雙方在國聯理事會上的唇槍舌劍過程十分激烈。

較早把“共產主義”作為和九一八事變有關的因素之一，并引入國聯理事會討論之中的是中國方面。9月30日，國聯理事會第65屆常會第一輪會議通過的議決案，雖記載日本的撤兵承諾，但未涉及調查團內容。10月9日，中國駐國聯代表團向理事會提交第一輪會議結束后有關東北局勢的各種電文。其中有一封南京記者協會發給中國代表團的函電，內稱“在中國遭受重大自然災害和共產黨‘威脅’的時候，日本趁人之危所采取的野蠻行動，引起了四億人的憤慨”，借共產主義運動強調國民政府所遇困難之大和日本侵略進一步加重此種困難。13日，施肇基在理事會會議上宣讀了一份來自美國人謝伍德·埃迪（Sherwood Eddy）“可能會引起理事會會員們興趣”的電報：“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國際聯盟和《國聯盟約》在這場重大危機和戰爭威脅中失敗，中國將把蘇聯作為盟友。共產主義正在發展，世界有陷入廣泛的無政府狀態之危險”。施肇基意在警示理事會成員，國聯解決九一八事變的成功與否，直接關系到中國乃至世界的共產主義運動發展。

10月至11月，關東軍不斷擴大侵略行動，支持國聯派遣調查團的輿論日趨積極，日本內閣亦有意利用調查團為己謀利，于11月15日向日本駐國聯代表團發出主動提議組建調查團的函電。日本為調查團設定的任務是：調查中國各地的對日不法行為；調查中國是否有能力確保日本僑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以及現在是否確保上述安全；調查中國是否有能力履行同日本及其他各國的條約，以及現在是否正在履行這些條約等。20日，日本外務省指示，調查團必須“調查中國是否具備作為近代國家的功能，以及是否存在統一政府”。日本試圖誘導調查團判斷中國不是一個近代國家、不存在統一政府，而形成此判斷的基礎便是中國政局混亂、內政不統一和共產主義運動等現象。

21日，日本駐國聯常任代表芳澤謙吉在國聯理事會會議上主動提議組建調查團，稱“根本解決問題的必要條件是真正了解滿洲和整個中國的情況”，意在將調查團的調查范圍擴展至整個中國。23日，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發布指示，要求駐華各領事館準備材料，“向調查團說明日本立場”，包括中國是否具有維持國內秩序、確保外國人生命財產的想法與能力以及中國各種不當與不法行為等。30日，日本駐沈陽代理總領事森島守一還表示，有必要準備英譯文的說明材料，并羅列需要準備說明材料的項目，包括“匪賊及一般治安狀況”“排外狀況及排日狀況”“中國司法權不獨立和行政不統一的惡政”等。不論是重光葵要求準備的材料，還是森島守一著手準備的材料，都是出于“坐實”中國內部混亂的目的，正在發展之中的共產主義運動自然成為關注對象。

事實上，在中共開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據地后，日本外務省就開展了大規模的對中共情報調查工作，內容包括中共與蘇聯的關系、中共軍隊從蘇聯和共產國際獲得資金與武器彈藥情況、蘇區的政權組織及其運行情況、國民黨的討伐情況等，提醒“必須注意這場運動的巨大影響”；日本陸軍出于蘇聯假想敵的立場，認為“中共活動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部分，其活動將波及各國，所以日本不能視之為‘對岸之火’”。日本軍政部門密切關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發展，在因應國聯調查團的準備過程中，日本逐漸意識到中國共產主義發展及其所造成的中國內政事實，可以成為日軍解釋侵略“合理性”的借口之一。

12月10日，國聯理事會正式決定組建調查團。經過一番具體代表人選的確定過程，由英法美德意五大國各派遣一名代表，英國代表李頓爵士（Lord Lytton）出任團長的國聯調查團（又被稱為“李頓調查團”）終于成立。在調查團組建過程中，日本繼續向國聯發電，稱在中國東北地區存在“土匪劫掠事”，且國民政府“傾向共黨，乞援蘇俄”，將這些作為日軍“延不撤兵”的借口。國民政府則予以否認駁斥，并將這些問題歸因于日本侵略。

1932年1月21日，李頓調查團召開成立后的第一次內部會議，日本人杉村陽太郎以國聯副秘書長的身份得以出席，中國代表因“當事國不便參與之理由”被拒之門外。杉村在會上不僅分發日本準備的“參考文件”，而且明確提到“共產主義”。他強調：“中國青年抱有幻想，預想在二三十年后之未來實現恢復國權運動，故生硬照搬西歐的民主主義甚至蘇聯的共產主義，有冒進之傾向”，希望調查團“盡可能廣泛地考察中國南北各地，同時會見各個階層、類別之人士，實際觀察中國現狀及今后之走勢”。可以看出，引導調查團關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事實是日本的圖謀之一。

在國民政府和日本的不同指向性言論引導下，李頓調查團踏上了東亞調查之行。抵達東亞首站的日本橫濱之前，調查團發表了一份聲明，稱調查團“愿意與中日兩國討論他們希望提出的任何問題”，“希望兩國自由地通報各種意見，以便調查團了解任何有助于完成任務的事實狀況”。這使得調查范圍容易擴大到九一八事變本身的調查之外，為日本利用共產主義運動進行詆毀提供了可能。

二、日本的詆毀

1932年2月末，調查團首先抵達日本。日本軍政大員們利用各種場合向調查團“傾訴”共產主義運動及其宣傳的嚴重性與危害性。3月5日，陸軍大臣荒木貞夫向調查團表示，日本的戰略地位跟遠東和平緊密聯系在一起，只有日本能夠承擔起維持和平的任務，強調“只有蘇聯共產主義停止侵略，滿洲的和平才有希望”。7日，海軍大臣大角岑生在午餐宴會中向調查團解釋上海事變時提到共產主義危險：“常聽人說，中國人無法無天的行為已經讓我們忍無可忍，但其實不是耐心是否具備的問題，而是絕對有必要保護日本三萬僑民免受共產主義者破壞的問題。”

轉任外務大臣的芳澤謙吉也著重向調查團表述共產主義宣傳的嚴重性：“如果滿洲有布爾什維克，朝鮮將面臨巨大危險，日本人民對這種危險非常敏感。”李頓問：“日本是否認為蘇聯宣傳在目前是主要威脅？”芳澤沒有正面回答，但表示“無論如何，日本必須考慮到這一點”，同時以東北地區朝鮮僑民前幾年發生過共產主義騷亂為例，說明蘇聯宣傳的影響。芳澤還歪曲1927年廣州起義是一場“導致成千上萬人犧牲的共產主義‘騷亂’”，國民黨逼迫蘇聯顧問離開中國，但“破壞已經發生，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宣傳仍在繼續”，目前“中國有數以萬計的共產主義分子，蔣介石試圖鎮壓，但沒有成功”。

調查團于3月中旬抵達上海，以日本外相私人代表身份陪同調查團的松岡洋右繼續鼓動調查團重視蘇聯暨共產主義因素，強調蘇聯“想趁著中國一片混亂，在中國貫徹推行共產主義，然后將其影響波及印度，直至將亞洲共產主義化，走上世界革命之路”。結合調查團在中國的行程，基本上每到一地，日本駐地官員就利用會談機會，向調查團說明當地的共產主義情況。在調查團前往漢口之前，日本駐南京代理總領事上村伸一向漢口發電，“介紹說明當地情況，特別是排日運動、原租界歸還前后的行政狀況比較、共產主義運動等”，駐漢口總領事坂根準三在與調查團的會談中就提及“本地最大的不幸就是共產黨的‘橫行’”，并將“湖北省遭到共產黨和‘土匪’的嚴重破壞”視為漢口地區商業經濟不好的原因之一。

4月下旬，調查團進入中國東北地區，受日本積極拋出共產主義問題的引導以及意識形態的影響，調查團在訪談中主動了解“共產主義”狀況。在沈陽，調查團設定的會談主題就包括共產主義，“共產主義者在中國東北的活動及其與影響日本安全的革命運動之間的關系”。森島守一遂向調查團說明包括東北地區共產主義運動狀況在內的多個問題，并稱1930年11月日本配合中國政府，在沈陽抓捕了29名共產主義分子，其中既有中國人，也有朝鮮人，更有日本人，“不同分子之間是有聯系的”。自1929年蘇聯接管中東鐵路重獲東北北部地區權力后，“莫斯科盡最大努力在中國東北宣傳共產主義……東北地區的行動與上海中國共產黨中央存在關聯”。

本莊繁在與調查團的多次會談中也討論共產主義問題。6月2日，本莊強調：“日本采取的政策不只是為了保護日本的利益免受共產主義政策的威脅，同時也站在保護西方文化與文明、捍衛世界和平的前線”。其詭辯的依據是“不論從經濟角度還是地理角度，滿洲和蒙古都構成了日本的絕對‘生命線’；同時，它們也構成日本為自衛以及保存先進國家的文化、文明而對抗‘赤色’威脅的前沿陣地”。

在長春，調查團聽取總領事石射豬太郎關于中國政府“壓迫”朝鮮人及東北地區不法朝鮮人（即獨立運動參與者及共產主義者）情況的說明。在哈爾濱，日本特務機關長小松原道太郎稱蘇聯共產主義分子頻繁制造“恐怖事件”，原因是“日軍進入北滿使蘇聯感到威脅”，蘇聯“一方面增兵西伯利亞、將中東鐵路的營運材料搬入蘇聯境內、買入物資，另一方面依靠上述‘恐怖活動’阻礙日本的軍事行動”。小松原還稱日本為“自我保護”而對抗“中國赤色革命”，強調“日本一直是阻止共產主義勢力從中國內地滲透到滿洲的屏障”。

在齊齊哈爾，領事清水八百一針對“黑龍江省情況，特別是日本軍隊占領之后的變化、省內官員民眾對軍事占領的態度、中村事件的經過、中國違反條約、共產黨及‘匪賊’的狀況”作了說明，并專門制作了一份《黑龍江省共產主義者活動》報告，內稱“自九一八事變爆發后，約有三個營的穿著便服的蘇聯武裝共產主義者秘密進入北滿，阻止日軍進入北滿”，更附有一個數字列表，顯示中東鐵路西線分布著3480名“赤色”俄羅斯人和1650名便服武裝共產主義者。關于共產主義最新活動，報告稱：“莫斯科共產國際計劃往中國東北輸送更多布爾什維克宣傳人員，訓練中國官員，使其具有反日思想，并在雙城子、海參崴或伯力培養共產主義宣傳人員”。

會談期間的說明容易受到時間和語言的限制，為了對調查團進行有利于日本的引導和勸說，日本將提交紙質材料放在重要位置。1932年2月，日本外務省設立國際聯盟調查團外務省準備委員會，外務次官任委員長，條約局長任副委員長，成員涵蓋外務省各個部門。5月底，該委員會制作了兩份調查報告提交給調查團，分別是《關于中國擾亂國際和平及國際相關共識的情況》和《日本與滿蒙》。前者有7個附件，分別是《中國海盜》《最近10年在華外國人被害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二十一條”的現狀和效力》《中國的排外教育》《中國違反條約等主要案件及日中交涉概要》《中國抵制外貨運動》。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分為三編，即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紅軍及蘇維埃區域的狀況（第一編），蒙古共產主義（第二編），“追編”及附圖。“追編”又分為兩個部分，即1932年5月之前的中國內地共產主義運動和東北地區的共產主義運動。前者包括進入福建以前共產黨及紅軍情況、紅軍進攻福建、紅軍包圍廈門、閩南的革命政治、紅軍“侵入”廣東、紅軍在鄂皖地區的活動，以及國民政府的對策；后者包括滿蒙的共產主義運動沿革、東北地區朝鮮人的共產主義運動、九一八事變與共產主義運動、東北北部的中共活動與鼓動排日行動。

針對東北地區的共產主義運動，日本稱發生在東北的數次工人暴動都有共產主義因素，這些暴動“或事前暴露，或因發現較早遭到中日官員的鎮壓未釀成大禍，但因中國官員不徹底的取締行為，‘赤化’運動有逐漸增大之勢是無可爭議的事實”，并且試圖對“馬占山部隊、李杜丁超部隊，以及間島的反滿軍和遼寧、吉林兩省的大刀會進行‘赤化’，煽動反日高潮，建設北滿第一蘇區……推翻滿洲國，反對國民黨，成立蘇維埃政權”等。

針對九一八事變和共產主義的關系，日本稱九一八事變發生在共產主義運動擴大的態勢之下，將共產主義運動作為解釋九一八事變后出現的內亂和社會不安等狀況的原因之一，“共產黨向來為擴張軍隊勢力而努力”，九一八事變后的“滿蒙軍事狀態為共產黨提供了最佳時機，他們將反滿軍隊作為對象，是實現共產主義運動武裝化的上策”，并狡辯日軍在這個過程中起著阻止作用，遏制了九一八事變后東北地區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

綜上，日本針對李頓調查團所采取的措施有明顯的目的性與指向性。日本希望呈現的“共產主義”內容有以下三點。一是渲染共產主義對東北地區的威脅，為其堅持不撤兵提供依據。二是強調共產主義在中國盛行。這是日本論證中國政治不統一的關鍵說辭，也是將中國內政問題和日本侵略“合理”混搭在一起的基本模式。三是突出日本遏制共產主義的貢獻。這既是向國際社會展現日本“侵略”具有重要價值的噱頭，也是抵制國際社會制裁日本的重要伎倆。

質言之，日本緊緊抓住“共產主義”問題，試圖借助意識形態誤導調查團及其背后的國際聯盟、英法美德意等大國，詭辯日本侵華的“合理性”，以推論偽滿洲國存在的“必要性”，進而坐實九一八事變的“正當性”。日本“防共”外交策略在20世紀30年代初已具雛形。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展品

三、國民政府的“辯解”

面對日本的詆毀，國民政府利用訪談之機進行“辯解”。調查團抵達中國第一站——上海之后，代表國民政府的顧維鈞就頻繁與其進行晤談，希望了解日本政府向調查團所傳達的信息。1932年3月24日，顧維鈞致電外交部部長羅文干，表示：“探知日本方面向該團詆毀我國約有五端：（1）國家無健全組織；（2）生命財產不安全；（3）不遵守條約；（4）抗日運動及抵制日貨；（5）共產黨徒橫行國內”，希望國民政府和外交部對以下問題“早籌答案”，包括“國家組織如何益使健全，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如何切實擔保，遵守條約有何決心，‘剿共’治匪有何治平辦法，以及對于抗日運動定何態度，抵制日貨如何使勿逾越法律范圍”。可見，國民政府知曉共產主義是日本用來攻擊中國的重要理由之一。

29日，調查團同汪精衛、蔣介石、朱家驊、羅文干等人舉行正式會談，討論了包括共產主義在內的多個問題。在30日的第二次正式會談中，李頓稱：“日本政府反復提及在中國境內，特別是在東北地區和朝鮮存在共產主義與共產黨宣傳，他們還聲稱共產黨宣傳的大本營就在上海”。汪精衛答復：“中國有一定數量的共產主義者，中國政府一直試圖鎮壓。在上海以北及吳淞地區發生戰爭期間，國軍對共產黨軍隊的進攻仍在繼續，尤其是在江西省。一·二八事變期間，政府軍甚至給予了共產黨軍隊沉重打擊”。同時，汪精衛否認上海有任何此類組織，稱如果上海存在共產主義者，絕大多數也是藏在租界內，以躲避中國官方的打擊。

李頓還詢問了“共產黨軍隊實際代表什么”和“中國國內是否有地方存在不被國民政府承認的共產黨政權”等核心問題，汪精衛答復：“共產黨軍是由失業者和土匪組成……嚴格意義上說，沒有共產黨軍隊，只有當政府軍進攻時，逃往別處的小股部隊”，且不存在固定的政府組織，“在江西省有一定數量的共產主義者，但在中國東北沒有聽說過”，并稱東北局勢持續惡化，共產主義可能在東北發展，“如果現在的情況繼續下去，不確定共產主義不會在東北生根”，同時暗指日本援助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在被監禁的共產主義分子身上發現了日本武器，并在其中發現了日本人”。

4月13日，調查團在北平停留期間，李頓除了向張學良、榮臻、王以哲等東北軍政要員詢問九一八事變的具體情況外，也曾問及東北地區的朝鮮人中是否存在共產主義的煽動情況。王以哲回答說：1931年七八月間，在吉林—敦化鐵路沿線發生過共產主義暴動，但被吉林省政府鎮壓，并對參與者作了判決，其中大約有60名朝鮮人，已移交給了日本方面。

鑒于共產主義對時局的重要性，汪精衛在調查團訪華期間曾感慨時局有4項關鍵內容，分別是“對日外交、‘剿共’軍事、財政、政治”，其中政治與“剿共”密切相關，即“一般謂政治不修明，剿共無辦法。抑知共黨不剿滅，政治無法修明”。

此外，國民政府也積極準備紙質材料。1932年3月24日，顧維鈞建議羅文干“分函軍政部、實業部將‘剿共’情形及改善農民待遇、改良農村辦法，速備節略見示”。羅文干當天就以外交部名義致電內政部和軍政部，“請將該項節略，從速擬就，克日送交本部轉致為荷”。軍事方面，軍政部擬就《“清共剿共”概要》；政治及經濟方面，內政部擬就《“剿共”清鄉節略》，各抄送一份交李頓調查團中國代表處。

軍政部從“清共情形”“剿共情形”“共匪延喘及最近痛剿情形”三個層面描述了國民政府的“清剿”經過，并將“剿共”失敗與日本侵略聯系在一起，“詎意我正肅清殘共之時，日人竟無端出兵，侵占東省。繼又襲攻我上海，致使‘剿共’軍隊不得不兼顧自衛。遂致‘剿共’計劃受其頓挫，至為嘆惜”。內政部則從政治層面的“剿共及防匪情形”、經濟層面的“整理農村及解決農民生活問題情形”和自衛層面的“制定人民自衛辦法情形”，強調日本侵略不能影響“剿共”，“除沿海各省應一致團結御侮外，其內地各省仍依中央規定各種法令，‘嚴剿’共黨及肅清盜匪，務期將‘茍延殘喘’之共黨及盜匪根本肅清。絕不因外侮而變更初衷，使共黨稍有活動之余地”。

針對日本關于東北地區共產主義的渲染，4月17日，馬占山致電團長李頓及各代表（該電文被稱為“馬占山說帖”），內容多涉東北地區的共產主義。首先，馬占山表示：“日人侵占東北，自知強暴侵凌不容于二十世紀之文明國際，強詞奪理以朦世人。觀其一再宣言，不曰出兵保護僑民，則曰中國無遏制蘇俄‘赤化’之能力，不得不出為防止，以遏世界之亂萌”，而實際上東北地區官憲“保護僑民不遺余力”；其次，對于共產主義運動，馬占山稱：“東北地鄰蘇聯，尤以黑龍江省邊界在在接壤，以防范之密，對于‘赤化’書籍印刷品等檢查甚嚴，不任流入”，其個人“治軍沿邊多年，對于‘赤化’嚴厲禁止”；再次，馬占山表示嫩江橋戰役并無蘇聯援助，“嫩江橋戰役，日方宣傳我軍得蘇聯之協助，其實全軍中不但無蘇聯軍官參加，即白俄人亦無一加入者。蘇聯方面亦覺自顧不暇，極力避免與我方攜手之嫌疑”，日本的宣傳“純系欺騙世人之談”。

為應對日本外務省提交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國民政府也制作了專業備忘錄——《中國共產主義備忘錄》，由顧維鈞提交給調查團。調查團將其放在《李頓調查團報告書》的附屬文件里面。整體而言，該備忘錄“敘述共產主義輸入中國之由來，及‘剿共’之成績，其第四章詳述中國共產黨之組織，而結論則謂‘剿共’之勝利，在收復各地之善后，中央政府現擬有關于‘剿共’之政治經濟善后計劃，注意筑路，借以救濟災區之人民，加增地方之出產，恢復地方之安寧，便利行政上之施政”。

在結論部分，備忘錄陳述了共產主義與九一八事變的關系。首先，備忘錄提到共產主義運動造成的危機“使國家常有暫時的虛弱之虞”。在過去一年里，共產黨“肆行搗亂”是有特殊背景，除“內部糾紛”外，更重要的是“極重大之外患”，即日本侵略。其次，說明國民政府的困境和“剿共”決心，以及日本侵略對此決心的影響。“政府需要應付各種政治、行政和財政方面之國內困難，加以前所未有的洪災，同時又遭遇不合理與不能預料的外來侵略”，盡管“鏟除共產，應用全力”，但“在此種局勢之下，政府實不易以其全副精神，從事于解決共產黨問題”。再次，指出解決九一八事變是消滅共產主義的必要前提。“南京國民政府對于內地‘赤化’區域，實行討伐”，為“討伐”成功，“中國顯然不應受東北地區任何復雜情況的牽掣”，故九一八事變的解決，必須“保持中國的尊嚴和最高利益，尊重中國的領土和行政完整，消除中日兩國之間可能產生新分歧的任何想法”。

括而言之，國民政府向調查團表達的關于“共產主義”的內容，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動因應日本的詆毀。國民政府“剿共”取得實效，這是針對日本關于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盛行的“辯解”，通過強調“剿共”行動，證明國民政府正在應付共產主義“威脅”。日本入侵加劇共產主義活動，這是國民政府將日本入侵造成的破壞性結果，套入變相迫使日本撤軍的說法之中，也是將共產主義活躍的原因歸結到日本侵略的大背景之中。此外，日本撤軍是遏制共產主義的前提。撤軍是國民政府的首要訴求，將撤軍和遏制共產主義聯結在一起，既能揭穿日本關于占領東北是為“遏制”共產主義作出貢獻的欺騙性說辭，也能爭取國際社會及其輿論轉向國民政府，促使國際社會監督日本撤兵。在國民政府看來，只有在日本撤兵后才能真正全心“遏制”中國共產主義。

總之，國民政府的目的在于指控九一八事變是日本的侵略行為，不僅領土被日本侵占，而且正在進行的“剿共”行動受此影響陷于頓挫，避免調查團被日本片面之詞所欺。歷史的吊詭在于，在遭遇真正外患時，共產主義這個所謂的“內憂”成了抵制外患的借口。這是國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映射，其在此過程中對“共產主義”的污蔑和敵意絲毫未變。

四、調查團的“共產主義”敘述及其影響

日本的詆毀和國民政府的“辯解”，基本上呈矛盾性的對立面展開，調查團吸收了如此互斥性的話語。1932年9月底，調查團在對中日雙方言論和材料進行篩選和再生產的基礎上，形成了《國聯調查團報告書》，其中關于“共產主義”的論述集中于報告書的第一章和第二章。

報告書認定共產主義是影響中日關系和研究滿洲問題的“原動力”之一。“中華民國國民之志愿，及日本帝國與前俄帝國之擴張政策，蘇聯傳播之共產主義，暨此三國經濟上及戰略上之需要等，均為研究滿洲問題者所應視為重要之原動力”。在調查團看來，“共產主義”因素是調處九一八事變時需要權衡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同時稱日本扶植偽滿是出于對蘇聯和共產主義的擔憂，“在北有俄國之共產主義，在南有國民黨之反日宣傳，兩者聯合大有可能，日本于是益覺于兩者間置一與兩者無關之滿洲之為得策”，“共產主義之溢長于中國”是日本“疑懼”增加的原因之一。

報告書認為共產主義是擾亂中國秩序的重要因素。共產主義“在中國現已成為國民政府之強敵，有自制之法律及政府，以及其自身行動之土地范圍，此種情況為他國所無”，中央政府“權力之患”不在于“各地軍閥之私人軍隊及通國之土匪橫行”，而是“共產主義”。

報告書還肯定了國民黨政權對共產黨的迫害。“國民黨領袖決定，共產主義為‘患’過烈，不能再事優容，故一九二七年四月十日在南京確立政權成立國民政府之后，當即明令軍隊及各機關立即‘肅清’共產”，并認可“剿共”行動，“第三次‘剿共’，系蔣總司令中正親自指揮，始將共產軍屢次挫敗。迄一九三一年七月中，共黨所據之最重要‘巢穴’均被克復……蔣中正將軍將‘赤軍’追逐至江西西南山中，同時在曾被‘赤匪’蹂躪之區，設立政治委員會以改組之”。

最后，報告書同意國民政府“剿共”軍事行動受九一八事變影響而停滯的說法。“南京政府正在將重要’赤軍’漸次消滅之際，乃因他處事勢，不得不停止攻勢：將大部分軍隊撤回……沈陽九月十八日之事發生，‘赤軍’受上述情形之鼓勵，復取攻勢”，不過國民政府沒有放棄“剿共”計劃，“一九三二年夏間，南京政府宣布重要軍事計劃，以期消滅共黨之抵抗力，并已開始進行”。

梳理報告書中關于“共產主義”的敘述可以發現，不論是真實記載，還是錯誤判斷，其內容很明顯地存在日本和國民政府兩方言論的影子。這說明調查團對共產主義的認知與分析，充分參考了雙方的話語內容，既有日本的詆毀非議，也包含了國民政府的“辯解”言辭。因此，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日本和國民政府雙方合力撰寫《國聯調查團報告書》中的“共產主義”內容。

《國聯調查團報告書》公布后，遭到中共的嚴厲批評，矛頭直指國民黨政權，其中關于“共產主義”的論述是重要原因之一。不論是日本的詆毀還是國民政府的“辯解”，雙方都是丑化中共及其事業，強調共產主義運動的“威脅”及其造成的“破壞”，并視共產主義為消極負面性質的存在，而調查團基本接受這些錯誤認識和判斷。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后，東北各界民眾滿腔義憤，紛紛以各種形式開展抗日救亡運動

1932年10月5日，中共中央發布《告全國民眾書——以民族的革命戰爭回答國聯調查團報告書》，指責報告書將九一八事變的原因，歸結為“中國民眾的反日運動與抵貨運動的高漲”以及“中國共產主義的發展與蘇聯的存在”，而不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一貫的殖民地政策”；揭露報告書的目的之一是“消滅中國一切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包括“中國共產黨，中國蘇維埃與紅軍”。6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發出《反對國聯調查團報告書通電》，痛斥報告書是“命令國民黨更要積極地去進攻紅軍，更忠實地去投降帝國主義，出賣民族利益”，號召“撕碎李頓的報告書，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瓜分中國、壓迫中國革命、進攻蘇區、進攻蘇聯的新企圖”。7日，中共中央再次發布《關于李頓調查團的報告及加強反帝群眾斗爭的決議》，著重指出“鎮壓中國的共產主義與蘇維埃是報告書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強調報告書認可日本侵略行為的根據之一便是“共產主義之存在成為國民政府的‘實際的對抗者’與鎮壓共產主義之必要”，號召“將一切群眾爭斗的形式（革命戰爭、游擊運動、罷工、抵貨、兵變等等）發展與聯結起來，才能擊潰帝國主義強盜及其劊子手——國民黨政府”。

除了中共，國民政府及日本、歐美等國也就報告書中的“共產主義”內容發出了聲音，形象地反映了當時“共產主義”被塑造成的“負面角色”和所面臨的國際環境。國民政府將報告書前八章內容視為“事實之陳述部分”，表示“可以接受”，希望國際社會相信國民政府。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其前八章，調查之本責任則甚公道，余對此主張，有修正或保留之接受，不必拒絕，以弱國圖強，非此不可也。”國民黨元老邵元沖將報告書中的“共產主義”內容視為“‘共匪’真相報告書”，盡管個別內容“過甚其詞”，但國民政府用言語駁斥不能取得良好效果，應該用“剿共”的事實予以反駁，“‘共匪’漸告肅清，則其說不攻自破”。針對蘇聯共產主義在東北的“赤化”宣傳，邵元沖稱這是“杞人憂天”，原因在于“日強俄弱，且俄之赤化宣傳，只我窮瘠之省份，受其影響。東省地廣民富，人人安居樂業，九一八以前，未聞東省有共匪也”，意在戳穿日本關于扶植偽滿可以“遏制”共產主義的謊言。

日本于1932年11月21日發布關于《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的意見書，將共產主義當作攻擊中國和辯護偽滿的說辭，稱報告書把中國視為“一個統一體”是錯誤的，強調“中國并非是有組織的國家”，“不僅有廣東的南方實力派不服從南京國民政府的節制，而且還受到以湖北、福建、江西諸省為中心的‘共匪’集團的威脅”；關于偽滿洲國的未來，日本重申其“無排外之感情，又沒有中國內地的共產主義災禍”，應該予以“相當的同情”，把共產主義運動視為偽滿應該被認可的考量因素之一。已經轉任日本駐國聯常任代表的松岡洋右繼續強調共產主義的“危害性”，稱“目前中國腹地‘赤患’蔓延，所涉面積四倍日本國境……國聯若真實希望遠東以及世界和平，則鞏固日本地位，為達到是項希望之唯一方法”，甚至威脅“倘日本退出亞洲大陸，混亂狀態即將繼起”。

報告書還引起國際社會議論中國“共產主義”，各方意見也不盡一致。1932年10月底，英國外交部遠東司官員普拉特（John Pratt）表示：“南京政府越是軟弱，共產主義就越有可能在中國得到發展。”11月下旬，國聯理事會連續開會討論如何調處九一八事變，美國同意參加國聯下設的十九國委員會，同時明確“根據《國聯調查團報告書》，在達成解決方案時必須有蘇聯代表在場”，蘇聯暨共產主義在美國看來是解決九一八事變的必要因素之一。1933年初，曾任調查團專家組顧問的荷蘭人開脫盎葛林諾（de Kat Angelino）向國聯理事會建議援助中國，考量之一便是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他認為，幫助中國重建“有可能在短時間內以相對溫和的手段結束中國內戰，從而大大減少共產主義的危險”，并提議向中國提供國際貸款，“避免中國知識分子在絕望中轉向共產主義，將其作為拯救國家的最后手段”。

綜上可知，日本與國民政府通過多種方式，誤導調查團關于九一八事變和“共產主義”的判斷與認知。而作為九一八事變對象客體之一的“共產主義”，在這個過程中超越了雙方互為恐懼的“敵人”身份，成為攻訐對方和維護自己的“有利武器”。調查團的東亞之行為雙方向國際社會敘述“共產主義”提供了機會和窗口。在密謀扶植偽滿和主動提議組建調查團之后，日本在各種場合強調“共產主義”的危害性，“共產主義”逐漸成為其攻擊國民政府無能、強調日本駐兵必要性、論證偽滿重要性等的主要說辭。直到東京審判期間，九一八事變主要策劃者之一的石原莞爾仍堅稱：“如果日本完全從滿洲撤軍，不僅會危及我們的權益，甚至會危及日本乃至蘇聯居民的生命……鑒于蘇聯的傳統政策，滿洲將成為共產主義宣傳的基地，而滿洲的和平秩序就會遭到破壞，這不僅將危及我國的國防而且會損害中國的國防。”可見，直到戰后共產主義因素依舊是日本霸占中國東北和不能撤兵的重要說辭。而作為對手方，國民政府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辯解”是為了應對日本的攻訐。國民政府被動因應的態勢明顯，其“辯解”內容緊緊圍繞“剿共”行動和日本侵略，意圖使調查團認可國民政府正在采取的遏制共產主義的措施，同時說服調查團相信九一八事變與日本侵略是導致共產主義運動持續發展的重要外因，即日本停止侵略是“剿共”的前提。報告書公布后，包括中共在內的各方不同反應，進一步加劇了九一八事變和“共產主義”之間的關聯性，預示著共產主義在中國前進道路上的艱辛。

因近代中國的特殊國情，中共的發展壯大深受國際因素影響。在多元史料的基礎之上，以國際視野審視中共及共產主義運動具有方法論上的價值。通過李頓調查團的視角，不僅展示了“共產主義”在九一八事變后引發各方爭議的具體過程，而且呈現了日本與國民政府關于“共產主義”的錯誤、片面的敘述，使九一八事變和“共產主義”存在關聯性變成一種刻板印象，對其后的中共和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實施以及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都產生了一定影響。

（本文首刊于《中共黨史研究》2021年第4期，原題《九一八事變中的“共產主義”因素研究——基于李頓調查團的視角》。作者陳海懿，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郭昭昭，江蘇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