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元宵佳節。鬧花燈，食元宵。

那部著名的“文藝古裝愛情劇”——《大明宮詞》——里，有一個太平公主元宵燈市遇薛紹的橋段。在薛紹的昆侖奴面具被小太平揭下的那一刻，愛情萌芽了，化作了一生的一個美夢卻同時也是宿命般的夢魘。那最美好的時光，仿佛只是定格在元宵夜的“人生若只如初見”上了。

除此之外，人們所熟知的“元宵節愛情”還有“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后”。不過這也是個帶著哀傷的故事，因為甜蜜的相會是“去年元夜時”，而今年，則已經是“不見去年人，淚濕春衫袖”了。

所以，在那些個尚未有“2.14圣瓦倫丁節”的時代，元宵節所盛產的情與愛，究竟是“天長地久”式的，還是“一期一會”式的？傳統中國有那么多熱鬧的節日，為何獨獨這元宵的燈火，就成了滋生愛情的盛大背景了呢？

《大明宮詞》劇照。

元宵節張燈之俗由何而來？

一般認為，關于元宵節及其燈會的源頭，來自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是“漢武帝祭祀太一神”。根據《史記·樂書》的記載，祭太一神是在正月上旬的辛日，于甘泉寺之中，“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所以燈火徹夜通明，還有“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唐代徐堅等撰《初學記》，認為“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觀燈，是其遺事”。

其次源于佛教的“燃燈表佛”。西域的摩揭陀國每年十二月三十日（相當于中國夏歷的正月十五日），會舉行紀念佛祖的燃燈法會。漢明帝時期，白馬馱經，佛教東來，明帝也弘揚了這一“燃燈表佛”的習俗。前面的“祭太一說”是為元宵節框定了一個“夜間活動”的范疇，而這里的“表佛說”則已經有了明確的關于“燃燈”的慶祝行為。

其三，元宵節還被稱為“上元節”，這是來自道教的說法。南北朝時期，道教的“三官信仰”十分興盛，三位天帝，逢其誕辰日，便要下界來校定人之罪福，也就是所謂“正月十五上元日天官賜福，七月十五中元日地官赦罪，十月十五下元日水官解厄”。于是，在上元日的燃燈活動，也被認為有祈福的含義。

元宵燈會鬧幾天？

隋唐是元宵燈會開始興盛的時期。由前文可知，元宵放燈的活動，乃是由帝王所倡導，進而推向民間。隋代亦如此。歷史上那位以喜排場、愛炫富而著稱的隋煬帝，在他的時代，每年都要在正月萬國來朝之時大肆慶賞元宵。據《隋書·音樂志》記載，“于端門外、建國門內，綿亙八里，列戲為戲場”，歌舞者有數萬名，通宵達旦進行慶祝。

元宵燈會也是誕生于城市的節日習俗。在城市生活獲得顯著擴張的唐代，唐玄宗時從正月十四日起到十六日都“開市燃燈”，于是元宵節有了連續三天的假期。這之后的歷朝歷代，根據明代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中的梳理，宋太祖時贈加了正月十七、十八兩日，為“五夜燈”。南宋理宗時又多了正月十三日為“預放元宵”，為“六夜燈”。而到了明代，則從正月初八到十七，成為了前所未有的“十夜燈”！

歷代燈會都是一番盛景。唐代盧照鄰《十五夜觀燈》一詩中，“接漢疑星落，依樓似月懸”，宋代辛棄疾詞中“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等，描寫的都是元宵燈火的繁麗與絢爛。這種在黑夜映襯下五彩斑斕、亦真亦幻的氛圍，為“鬧元宵”營造了一種氣氛的烘托，而元宵節“金吾不禁”的制度則直接為人們情緒的持續釋放提供了條件。

所謂“執金吾”者，是負責巡察京城的官員。都市里平時實行“宵禁”，但元宵節期間則特許弛禁放夜。于是，這便構成了元宵節有別于其它歲時節令之處，它不再是單日的節慶，而是有了夜以繼日可供娛樂的連續性時間。即便到了清代，燈會時間縮短回五日，但這五日內，因為沒有夜禁，人們依然可以比較自由地出門游賞，尋找自己歡度節日的方式。

元宵節是古代的“狂歡節”嗎？

在很大的程度上，我們可以將元宵節視為古代的“狂歡節”。

“狂歡”源于“不禁”，以節日時間的特殊性打破平日常規。平素居于深閨的女子，元宵之時，也可精心打扮，走出門外，成群結隊加入到狂歡中來。唐代張蕭遠《觀燈》詩這樣描寫：“十萬人家火獨光，門門開處見紅妝。歌鐘喧夜更漏暗，羅琦滿街塵生香。”這種元宵節之夜婦女相約出游，甚至在一些地方必須要走過特定之橋梁的風俗，稱為“走百病”，意思是祛除百病，祈求安康，當然順帶也有“求子”之意。

宋代周密在《武林舊事》里記載的一個細節，可反映參與此項活動的婦女人數之多、熱情之高：“至夜闌則有持小燈照路拾遺者，謂之掃街。遺鈿墜珥，往往得之，亦東都遺風也。”女子為何如此這般爭相涌上街頭呢？恐怕“走百病”只是一個名，而小說《金瓶梅》中對此的一個替代性名稱“走百媚”才是實。

然而，在元夕（元宵節別稱）的燈火掩映之中，行走著的嬌媚身影卻不一定只是女性。紀昀《閱微草堂筆記》中記述了一則趣聞：天津一少年觀燈夜歸，遇見一位“徘徊歧路，若有所待，衣香髻影，楚楚動人”的妍麗少婦，以為她是失侶落單的游女，便與她搭訕，還強邀至家中飲酒取樂，眼見那少婦酒酣之際“媚態橫生”，又想要留她過夜。沒料到此時那婦人卻站起身來，卸去了女子的衣服首飾，露出了男兒身。原來他是元宵社火表演中秧歌隊里的“男扮女裝”者，俗稱“拉花”。少年氣惱，想要追打那“拉花”，但最后引來了鄰里圍觀，大家哄笑了那少年一番。

這正是“鬧元宵”的意義所在，誠如臺灣學者陳熙遠所言，它“縱容人們逾越各種風教俗成、法律明定的界域，顛覆一切日常生活的規律──從日夜之差、城鄉之隔、男女之防、雅俗之分到貴賤之別。”這一能讓社會階層、性別角色的界定都統統失去意義的狂歡世界，是人們宣泄“自我”的時機，雖然需要漫長的、年度式的周期性等待，但它畢竟是以短暫的“無序”之放縱，調節了日常的“有序”之刻板，起到了“安全閥”的作用，也形成了總體生活的一種節奏和韻律。

元宵節期里的“情”與“愛”

元宵節期里“集體狂歡”和“個人亢奮”之“無序”，其實潛伏著危險。古代小說中多有此類“危險”案例：《二刻拍案驚奇》卷五，襄敏公在京城的元宵夜被歹人拐走了兒子；《紅樓夢》篇首，蘇州城里的甄士隱在社火花燈之中痛失愛女英蓮；還有那些水滸的“叛亂者”們，“時遷火燒翠云樓，吳用智取大名府”和“柴進簪花入禁院，李逵元夜鬧東京”，利用的都是元夕“無夜禁”和人們“打哄賞燈”的時機。

愛情同樣也是危險的，就像人們常會用“擦槍走火”來形容情事的發生，只不過它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危險而已。愛與欲，是人性的本能，是人格中的“本我”，也是藏于人們心底的“厄洛斯”（Eros）。“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元宵節那打破了秩序和規矩的時空情境，為情的滋生、愛的瘋長提供了豐沛的土壤，就像馮夢龍在《喻世名言》卷四中所道出的：“只為這元宵佳節，處處觀燈，家家取樂，引出一段風流的事來。”

那個時代“眾里尋她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浪漫，可以是單身男女看對眼，然后留下彼此名號，回家稟告父母，再嚴肅認真地走“明媒正娶”的程序；但也會有良宵一夜、天亮就分手的；或者由于種種原因，不能通過常規途徑結合，于是私奔遠走、雙宿雙飛。

古代留下的那些話本小說、戲曲作品，為我們展現了更多元宵情事的曲折生動。

宋話本《張生彩鸞燈傳》中，張公子元夜觀燈，于乾明寺殿上拾得一紅綃帕子，帕上有細字一行云：“有情者拾得此帕，不可相忘，請待來年正月十五夜于相籃后門一會，車前有鴛鷲燈是也。”張公子怦然心動，為這個約會等待了一年。到相見時，二人情投意合，最終私奔，不過倒也偕老百年。這是一場關于“等待”的情事。

明代阮大鋮的傳奇劇《春燈謎》，韋家的小姐影娘女扮男裝賞花燈，遇見宇文家的公子，二人彼此欽慕，題詩互贈，卻因為忽作風雨，慌亂之中上錯到了對方家里用作交通的船。于是，一系列的誤會與錯認發生了，宇文公子經歷了被誤認為反賊的冤獄、然后平反、又改了姓名考中狀元，竟然最終也陰差陽錯，與流落他鄉的影娘真正成為了夫妻。這是一場關于“錯認”的情事。

而元雜劇《王月英元夜留鞋記》的故事，在“情愛”之中還加入了“生死”。胭脂鋪的小姐王月英與書生郭華一見鐘情，私傳書信，約在元宵觀燈之時到相國寺觀音殿相會。誰料郭華貪杯醉酒，錯過了約會，心中愧疚又覺得姻緣痛失，吞了月英留下的香羅帕子，氣絕身亡了。幸好有剛正卻又不失仁慈的包拯大人審理此案，加上最后觀音顯圣，郭華復活，才得以名正言順地成就了一段美滿姻緣。

故事里的“元宵節愛情”，總未免有些過于艱辛和離奇。但是巴赫金說：“節慶都是同自然、社會和人的危機和轉折關頭相聯系的，死亡和再生，交替和更新，總是節日世界感受的主導因素。”由這一條想去，就能理解那些“失散而又重逢”、“赴死而又回生”的情節的被需要，以及它們的深層文化意義了。節日時序與生命時間交織應合，經過這一場過渡性的儀式，愛情、生命，終于也都獲得了圓滿和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