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發現的天一閣所藏抄本《瑯嬛文集》，包括文集和詩集兩個部分，所收佚文數量不多，分量卻頗重，對于研究張岱、南明史都有重要史料價值。

2015年夏，隨朋友同赴寧波天一閣訪書。朋友當時要整理姜宸英的全集，因我之前曾數次往來天一閣，于彼處情況較為熟悉，拉我同往。當時我知道天一閣藏有張岱詩文集的抄本，但此抄本從來沒有人介紹過，具體情況一無所知。有此機緣，何不一觀呢?

寧波剛經過臺風的洗禮，天一閣位于地勢低洼的月湖附近，余潦尚未消盡，我倆涉水而過才到達天一閣的閱覽室。天一閣善本藏書基本都實現了數字化，已經不需要調閱原書。朋友自去看他的姜宸英的稿抄本，我則先去看了手頭在編的《路史》的明張鼎思刻本，瀏覽一過后，便將頁面調到了那部傳說中的張岱詩文集抄本。隨著鼠標擊動的聲音，心臟也在加速跳動，始則小喜，繼則大喜，終則狂喜。沒完全翻完，就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快步走到朋友跟前，附耳說道：“我發現個大寶貝，可以改寫整個張岱研究史。”朋友也驚喜不已，蹦出倆字：“是嗎?”我斬釘截鐵：“毫無疑問。”這是一部學界從未關注過的《瑯嬛文集》新版本。

此前所知的《瑯嬛文集》共有三種版本。

第一種是黃裳先生所藏手稿本，僅存一冊，有古樂府、四言古、五言古諸體，收詩三百余首。該本勾乙涂抹甚多，有王雨謙圈點夾評。黃裳曾將此本借給部分張岱研究者利用。夏咸淳先生增訂《張岱詩文集》時，就將該本異文寫入校勘記，獨見詩篇輯入各體詩之下，此本面貌約略可以考見。

第二種為國家圖書館所藏抄稿本《瑯嬛文集》，王雨謙評，祁豸佳校。此本原為鄞縣人馬廉(1893—1935)平妖堂故物，后入藏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此本分《張子文粃》《張子詩粃》兩部分。《文粃》十八卷，各類文體全備；《詩粃》則殘缺近半，存詩約240余首，與黃裳藏稿本相較，少收詩60余首。上海圖書館另有抄本兩種，文字缺損一如此本，當系據之傳抄。

第三種是光緒刻本《瑯嬛文集》。此本凡六卷，是清代唯一刻本，流傳甚廣，是張岱文集最為易得的本子。此本內容與《張子文粃》大同小異，底本為張岱手稿本，原為山陰余氏大觀樓所藏。乾隆間，同郡王惠借出。后大觀樓失火，手稿本免于劫難，王惠遂據為己有。道光間，王惠攜手稿本往貴州，其子王介臣十分寶愛此書，曾請人錄副，并央其父校正。后王介臣好友貴州布政使黎培敬見之，力勸付梓，遂得以刊刻行世。

新發現的天一閣所藏抄本《瑯嬛文集》，包括文集和詩集兩個部分。與抄稿本比較，文集部分收錄了張岱佚文二十余篇，包括箋、啟、疏、祭文、檄籌等題材；即相同篇目者也多有異文，可以訂正今本的很多訛誤。詩集部分不見于他本者詩四百多首，是目前所知最為齊全的。與抄稿本比較，除了五言排律外，各體俱全，《張子詩粃》佚失的七律、五絕、七絕三類此本皆完整保存，僅七律一體就存詩二百六十九首，總量上大大超過抄稿本，達到824首(去除復出的五律《白洋觀海》一首)。與黃藏稿本比較，黃藏稿本多出抄稿本的詩篇基本都收錄在內。黃藏稿本有張岱親筆涂改甚多，而天一閣所藏抄本基本合乎改定后的文字，可知此本所據底本當后于此黃藏稿本。又詩集中有張岱87歲詩作，如此高齡，似無力再過錄一部一二十萬字的詩文集，則其底本或許是張岱請子侄輩另為謄清的本子。

張岱在現代擁躉頗眾，他的一句“人無癖不可與交也，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交也，以其無真氣也”，更不知為多少人找到了自我辯護的好理由。但是在周作人等人表彰之前，張岱的聲名是不彰的，這和他的明遺民身份脫不了干系，也和他的文學偏向不合乎清代的口味有關。他以遺老自居，眷懷故國，對清朝充滿敵意，希望再次“變天”。但這種態度又十分危險，一不小心就會跌入官府和民眾共同編織的羅網，小則受辱，大則受戮。在嚴酷的環境下，為保全身家性命，遺民必須做出某些改變，比如遵守清朝的法令而剃發，減少社會交往，并盡力掩飾真實的政治態度。張岱也是如此，明朝滅亡之后，息影藏身，足跡基本不出紹興周邊，很少遠游，交往多是靠得住的故交如王雨謙、周戩伯、趙我法等人，以防被人窺探，暴露于危險之中。加之易代之后，墮入貧困，衣食尚艱，何論刻書?這導致張岱著作雖然號稱宏富，但很多處于稿抄本狀態。終清一代，張岱著作得以刊刻的僅有《夢憶》《西湖夢尋》《三不朽圖贊》《史闕》《瑯嬛文集》五種而已，均在張岱身后，《史闕》《瑯嬛文集》且遲至晚清文網既疏之后。這些書除《瑯嬛文集》和《史闕》外原稿皆散佚不傳，在編刻過程中又經過多少“技術處理”，去除了多少“違礙”內容，已經不可追問。

天一閣所藏抄本《瑯嬛文集》所收佚文數量不多，分量卻頗重。如《杞人籌越》一文，長達5000余字，對于研究張岱早期思想頗為重要。通行各本皆無，學界以為此文久佚。張岱至交祁彪佳在《祁忠敏公日記》中曾提及此文：“予出報劉九符公祖，晤張宗子，閱其所著《杞人籌越》，大概禁越販、議社倉，其中籌策井然。杞人曰行之數載，可使學校興、倉廩實、漕運通、流寇止，誠非虛言也。連日有以賑策見示者，皆無此窾要。”又有上魯王六箋，通行各本僅存第三箋。此六箋言張岱參與魯監國政權始末甚詳，對于研究張岱和南明史都有重要史料價值。此外，還有一篇《兒盟》，為張岱與子女所立贍養契約，對研究張岱老年境況極有幫助：

首陽十載，餓不死伯夷、叔齊；大窖九年，說不降李陵、衛律。饑能驅去，平生無此厚臉皮；食不嗟來，臨死尚存小氣節。幸余四子，皆具衣冠；喜我三媛，并偕伉儷。國亡家破，既無屋宅田園；玉潤水清，止備荊釵裙布。巧媳婦煮不出無米粥，徒抱羞慚；鈍秀才趁不著順風船，祗增懊恨。但爾輩生非桑孔，宜悲萱草之蚤背老椿；親有麻鞋，須念蔦蘿之得附喬木。嗟余偷生大窖，蘇武十九尚有半年；遁跡荒郊，王莽十八竟多一載。廚存二妾，以給饔飧；膝有六雛，乃索梨棗。田舍翁麥斛不過數挑，大人家飯鍋能練幾括。蘇子瞻之量移汝郡，雖厭余生；范文子之哀告宗祠，未能速死。愿吾兒輩共展孝思，憐我暮年，茍延殘喘。日致米半斗，老子則自備水薪；月分任一兒，先生則思饌酒食。需此歲月，或俟河清；容我鼾齁，以待天亮。留得青山在，依舊好砍柴燒；蚤知火是燈，多時已煮飯熟。花開結子，生育只為今朝；葉落歸根，死期亦無多歲。藉吾喆嗣，聊盡殘生；賴彼周親，少全晚節。借赫蹄以喻意，呼兒女以立盟。倘不以吾語為然，但只問女安則已。

天一閣所藏抄本《瑯嬛文集》詩集部分，對于研究張岱的個人心路歷程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一些新發現的詩篇將更細化和修正以前對張岱的認識。如《瑯嬛文集》中有《越絕詩小序》一文，據文中所述，知張岱著有《越絕詩》。不過由于一直沒有發現《越絕詩》，對于其詳細內容不是很了然，僅可知該詩集詠贊明清易代之際紹興地區(古越地)忠臣義士。很慶幸的是，沈復燦抄本七律中《越絕詩》宛然具在。該組詩分《三仁詠》(分詠施邦曜、倪元璐、周鳳翔)、《二忠詠》(分詠劉宗周、祁彪佳)、《四勇詠》(分詠張鵬翼、張繼熊、沈烈士、張鋸匠)、《六義詠》(分詠王毓蓍、潘集、周卜年、高岱、高朗、倪舜平)、《三厲詠》(分詠熊汝霖、孫嘉績、鄭遵謙)、《二俠詠》(分詠謝龍震、鐘皂隸)、三逝詠(分詠王思任、吳從魯、何弘仁)、《一烈詠》(詠章烈婦金氏)八組詩。這些忠義之士也多見于《三不朽圖贊》，也可見張岱深沉厚重的另一面。

新發現的天一閣所藏抄本《瑯嬛文集》共有五冊，原為蕭山朱酂卿別宥齋所藏，不知何故分藏天一閣的兩處庫房。朱酂卿(1885—1968)，早年從事律師行業，1953年被聘為浙江文史館館員。家有別宥齋，藏書甚富，多珍本秘籍。“文革”時書被查抄，人亦含憤而卒。身后書全歸于天一閣，成為今天一閣的基本館藏之一。

我先看到的是天一閣善本庫房的四冊，即是掃描數字化的部分；此四冊卷首皆楷書抄寫，半頁八行，行十八字，無界欄；首行題“瑯嬛文集”而不標卷次，次行下端詩集部分(七言律首卷除外)題“古劍陶庵張岱著”，文集部分及“七言律”首卷題“古劍張岱著”；第三行題“七言律”、“古樂府”、“箋”、“傳”之類。各卷版心有頁次，各類詩文自為起訖。文中有數處佚名紅紙楷書浮簽，不知何人所為，粘于頁面上端，內容多為對卷次篇目分合意見，個別已經脫落，僅存殘跡。

此四冊避諱字約可分兩類，一為張岱原諱字，如“海”字(魯王名以海)，多改作“澥”。一為抄寫者諱字，如“玄”、“弘”、“琰”諸字，皆缺末筆，“虜”字有改作“鹵”者，而“寧”字不避。依據避諱字的使用情況，我最初判斷此本為嘉慶抄本。此四冊有少量蟲洞，致部分文字缺損，后經修補，保存狀況較好。

在天一閣朋友的幫助下，我又在朱氏書庫覓得另外一冊，亦屬文集，筆跡同前四冊，當原同屬一書。唯殘破過甚，書頁粘連，或遭水浸，許多文字已為蠹魚所嚙。此冊扉頁有兩行題記，第一行署“瑯嬛文集張岱著”，第二行署“山陰沈復□手鈔”，□字僅存左半“火”旁，當為清乾嘉時著名藏書家沈復燦(燦)(1779—1850)。沈復燦，字霞西，山陰人，與張岱同里。幼貧不事科舉，以販書為業，喜收藏，自壯至老，博覽廣搜，藏弆之富，著稱越中。藏書處名鳴野山房，尤重鄉賢著述，不能得者則抄錄副本藏于家中。曾刊刻劉宗周、祁彪佳兩位鄉賢遺作。今全國各圖書館藏鳴野山房抄本為數不少，我取此本與沈氏別種抄本核對筆跡，如出一手，則此書為沈氏親手所抄無疑。

我的專業是古典文獻，也許是結習難化，逢人常言：“書貴流傳，不傳之書是死書。”凡遇到珍稀之書，必慫恿他人整理傳布之，別人不情愿，不惜親自上陣，必達目的而始罷休。不知我者說我事業心強，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知我者說這不過是強迫癥發作罷了。我最近數年，確實苦于此癥之騷擾，但也無計驅除，只得聽之任之。沈復燦抄本《瑯嬛文集》的發現不過是痼疾又一次發作的副產品。

（作者為浙江古籍出版社編輯。本文轉載自《文匯學人》2016年2月19日刊，原題《深藏兩百載，終得現人間》。《文匯學人》微信公號：wenhui_x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