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底到臺灣后，由于西伯利亞超強寒潮的波及，南港幾乎每天都籠罩在陰雨綿綿中，見到我們，臺灣“中研院”的老師直嘆氣：“你們太不走運了，遇到了一年中臺北最差的天氣……”不過可能是因為從北京過來，我倒沒有這樣的感覺。住在四分溪泮的活動中心，每天去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會議室上課，可以看到堂堂溪水從山間流出，偶爾有白鷺在水中佇立捕食。胡適紀念館、傅斯年圖書館、近代史研究所，這些原本只在書上讀到過的地方，都在雨后凝翠的山腳下鋪展開。

某天早上在哲思軒，和幾個大陸同學圍坐在昆士蘭大學黎志剛教授旁邊，邊吃邊聊。吃到一半，一個頭發花白的老先生推開門進來，黎教授立即放下叉子，和老者打招呼，待其慢慢踱過后，才對我們說：“這位是袁同禮的公子袁清，現在做明清史。”

今年“中研院”史語主辦的第25屆歷史研習營主題是“‘物’的歷史”。研習營由前所長杜正勝創辦于1990年，原稱“國史研習營”，只招收臺灣地區高校的研究生，講學切磋，反響非常好。幾年后，北大歷史學系鄧小南教授訪問“中研院”，得知有此研習營，建議也應該開放大陸學生參加，翌年遂有4名北大學生入選，后來在大陸招生范圍擴充到清華、南大、人大等校。在已經民主化的臺灣社會，任何官方活動都必須接受輿論監督，歷史研習營也不例外。人民群眾最大的質疑就是，研習營怎么只招名校學生，是否太重視brand name？為此，有人向“中研院院長”投訴，還有人甚至直接告到“立法院”，抗議研習營招生不公。

我瀏覽了一下今年的學員名單，總共有大約50名臺灣學生，20名大陸學生，另有三位馬來西亞華僑及一位日本學生。大陸學生的來源集中于7所高校，臺灣學生的來源則非常多元化，幾乎每個學校都有，最年輕者是大三本科生，最年長者頭發已花白。在課后閑聊中我了解到，大陸學生都是由各個高校內部推薦，臺灣學生則不論出身，統一向主辦方提交申請，根據申請書的質量擇優錄取。在為期9天的臺灣之行里，這可以說是我遇到的第一個“文化沖擊”。

杜正勝的讀書卡片

給我們上第一堂課的，正是研習營的創辦者杜正勝院士，題目為《漫談“物”的心態史研究》。其內容是通過對“物”的考證，來還原傳統中國人的內心世界，即葛兆光所說的“一般思想史”。老實說，由于仔細閱讀過課前資料，我感覺杜先生講的內容基本不出其范圍，而且我也不做這一段。但正如黃興濤院士所說：“這次研習營老師講的題目，不一定是你所關心的內容，對你寫碩士博士論文也不一定有幫助，所以重要的是學習他們找材料、串聯材料，連綴成一個有意義的問題的方法。”

杜先生度與人的金針，就蘊含在他講課時用的ppt上——幾十年間積累的讀書卡片。余生也晚，雖然聽不少老師在上課時提過這種前輩學者的傳統治學方法，但“卡片”究竟長什么樣，從來就沒見過。在電腦時代之前，抄卡片對于厘清一個學術問題非常有用，一些老派海外漢學家亦偷師此法，比如施堅雅（William Skinner）在研究中國古代地理時，據傳就積累了“5000多張卡片”。沒想到這次來臺灣，終于在投影幕布上看到了。

杜先生試圖從“物”切入，研究秦漢時期中國普通人的觀念。我們一般所談的“思想史”都是言說的思想史，多屬于精英階層，因為只有他們才有資源和條件，將其言說留傳下來。至于底層百姓、愚夫愚婦們怎么看待周遭的世界，只能從筆記小說、史書的只言片語里點滴拼湊，辛苦勾稽。很明顯，由于材料限制，這非常困難。

杜先生從《左傳》、《周禮》等典籍中摘出相關內容于卡片上，重新解讀，指出“物”原本是指那些造型可怕、難以名狀的鬼物。它們最初被繪在旗幟上，后來被鑄造于鼎等重器之上。這些圖案既是氏族圖騰，也是國家的象征。當時人們相信，誰只要控制了“物”，就能掌握政權。這也能解釋，為何先秦青銅祭祀禮器上，會出現那么多造型可怖的圖像。春秋之后，以“物”代表國家的觀念漸漸式微，鬼怪轉而滲入中國文化底層，成為底層民眾觀念的一部分，在后世以不同形式出現。

一個半小時聽下來，我感覺杜先生對于先秦時期“物”之原意的闡發非常有新意，但對于鬼怪從上到下的滲透過程，卻似乎并沒有過多證明，有突兀之感。課后討論時，小組導師許博士亦說，如果把卡片上的材料從另一個角度解讀，說成從下到上滲透，其實也能說得通。對此我深為認同，感覺“物”可能只是一種榮格（C. G. Jung）式的集體無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某種上下相互耦合而成的文化基層而已，很難嚴格地說從上到下或從下到上。

邢義田與王明珂談“物”的歷史

第二天早上邢義田院士所講的“物”，則是有觸覺的。在名為《漢簡的體積與重量》的演講中，邢先生先討論紙張出現之前，可以用作書寫的材料。一邊講，他一邊從隨身帶來的大袋子里，依次拿出莎草紙、紅柳、竹片、胡楊枝、松板等書寫材料，向下傳閱。

來臺灣之前，我便已讀過邢先生那本《立體的歷史》，知道中西比較、圖像考證，乃其兩大絕技。當天的演講也使用大量圖片，通過對竹簡重量的計量，重新證明章學誠、余嘉錫等人已經提出的觀點，即古代的典籍，如《莊子》《禮記》等，由于受限于書寫載體的重量，一開始都是以單篇的形式流傳。在輕便的紙張出現之前，這些單篇從來沒有以一部完整的“書”流傳過。了解到這一點，便知道像胡適那樣通過子書中個別篇目出現時間早晚辨偽，是沒有意義的。從簡牘到紙張的變革，是一場“物”的革命，其影響非常深遠，所以我們不能以后世的“著者”，抑或現代的“版權”觀念，投射回先秦、兩漢。

后面幾天，主講老師王明珂、黃銘崇、林美香、林志宏、李貞德、劉益昌、趙金勇、戴麗娟等，內容也非常精彩，但這篇小文篇幅有限，只能忍痛略過。值得一提的是王明珂的《物、社會與歷史：以玉器與青銅器為中心的探討》。王先生以研究羌族知名，最有趣的一個例子也是關于羌民與蕎麥的。

在北川地區，蕎麥原來被認為是“蠻子”的食物，口味不佳，制作出的面也偏黑，顏色和常年在地里的體力勞動者的膚色相似，所以北川鄉民能不吃就不吃。但建國后，由于大陸的民族政策，尤其1980年代后的少數民族優惠政策，很多北川居民開始以“羌族”自居，雖然他們在此之前連這個名字都沒聽過。蕎麥的象征作用此時發生改變，被當成民族的象征，原來不吃蕎麥的人，忽然都開始吃蕎麥。王先生借此闡明，物的意義表征（Meaningful representation）的改變不是憑空而來，它反映的往往是社會結構的變遷。

黃進興談治學經驗

周五那天早上，主辦方忽然通知我們，今天中午，黃進興所長要與我們二十多位大陸及外國學員便餐座談。這原本不在主辦方安排的日程內，于是我們就拿著各自的臺式便當，去史語所三樓的會議室與先生見面。

黃先生是余英時的學生，他在哈佛讀博期間，大陸改革開放后第一批赴美研究生剛入學，所以對于兩岸學術都有透徹理解。在他看來，今天大陸的著名學者，如葛兆光、陳平原、陳來等人，年輕時被“大躍進”、“文革”耽誤過，個人體驗深刻，所以做的都是生命的學問。再加上他們的老師都是民國時的老先生，還能接上傳統的治學套路和學者風骨。1949年時，大部分優秀學者都留在了大陸，來臺灣的比較少，所以相較而言，臺灣受西方社會科學的影響更大，就像一個淺盤子，歐美一有風吹草動就會有反應。

黃院長言自己就經歷了好多波海外思潮，隨之浮沉，后來自己總結出了規律，就是歐美大概15年左右就會出一個學術圣人，然后就形成學派，輪回一次，包括存在主義、現象學、闡釋學等等。臺灣每次都跟風，但做得都不怎么樣，而且很快就過時了。大陸改革開放后，有些步臺灣的后塵，但那種炒外國人冷飯的做法其實是要不得的。

這一時期，將西方社會科學應用到中國研究做得比較好的，一是何炳棣的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用統計方法研究帝制中國的社會流動性。二是余英時，他先跟錢穆學，后來又負笈美國學習西方社會科學，所以才能在很多方面超過老師。有時候跟一個大師讀書并不見得是好事，因為大師往往有一個很強的思維模式（mode of thinking），學生很容易被它框住。比如康德、黑格爾、韋伯，哪個有特別出色的學生？在這個情況下要超過老師，除非自己絕頂聰明，或者像余英時那樣轉益多師。

但是，黃先生忽然話頭一轉，西方社會科學1980年代以前偏思辨，歷史學色彩較弱；但后來歷史人類學等學科興起后，西方社科開始有了時間維度（time dimension），對我們治中國史幫助就會比較大。所以你們這代學者做中國史研究，還是一方面得看西方史學史，從中尋找靈感；另一方面也得懂中國傳統學問，像《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朱彝尊《經義考》這樣的書，應該常備床頭。這樣兩邊作戰，雖然分外辛苦，但民國大家就是這么來的。狹間直樹曾指出，梁啟超學問中有大量日本的痕跡；陳寅恪留學德國時，史學界正在研究北方蠻族入侵下的羅馬帝國，陳受此啟發才寫出那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傅斯年的藏書中，外文書也極多，雖然反映在著作中的，只有那么一點點。

現在還有一個好的條件，就是中國研究的中心已經回到了中國。黃院長說自己那一輩都是被西方強勢文化打壓的，在當時的臺灣學界，即使做中國研究，也得發表過幾篇英文論文才能站得住，但現在完全沒有這個問題。至于日本，年輕學者已經沒有了那么好的漢學功底，以后恐怕難以超過前人。但必須指出的是，最近紅火的“新清史”，起源是20世紀三十年代的日本，基本問題都已經被田村實造等人研究過，只是被美國漢學重新包裝了而已。所以做中國史，日語也應該要懂。

參觀傅斯年圖書館

聽完黃先生提及傅斯年的大量外文藏書，當天就有機會到傅斯年圖書館入庫參觀。入藏品最珍貴的頂層書庫時，除了恒溫恒濕、禁止拍照、不能手觸圖書外，進門前我們還得在門口有強粘性的塑料膜上踩踏一番——為了保護圖書，連灰塵也是不允許的。傅圖里最珍貴的，當然是其檔案、拓本、善本書，但由于研習營里有不少大陸學生，館員還特地向我們展示了“解嚴”之前入藏的大陸書籍，每本都印著“匪偽書刊，不得借閱”的藍印，并且介紹到，在“白色恐怖”時期，來“中研院”看大陸書籍，是要受到情治部門嚴密監視的。

作為古代史專業的學生，我最關注的當然是善本古籍。傅圖的善本書主要有四個來源：一是南京鄧邦述之“群碧樓”，二是原日本北平東方研究所之藏書，三是傅增湘之“藏園”，四是李鴻藻之孫李宗侗的舊藏。很多海內外孤本今天都已經數位化，只要憑學生證、護照等證件便可瀏覽。由于研習營結束后我們只能多停留三天，所以我后來只抽時間看了《南京戶部志》一種，至于其他的藏書，就只能等下次來“中研院”時再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