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六十年，刑部郎中孫星衍外放山東兗沂曹濟道時，管部大學士阿桂囑咐他說：“外間風氣非一人能變，亦勿以聲名身命隨人轉(zhuǎn)移。”嘉慶初年升任按察使后，孫星衍“七月平反至數(shù)十百，雪死罪誣服者十余。”他對阿桂“外間風氣非一人可變”的斷語非常認同，感嘆“公言歷歷如有先識”。

乾隆中期以后，各省積案累累、京控不斷，地方政府的控制能力和公信力嚴重動搖。嘉、道名幕包世臣曾作《書三案始末》一文，記載了嘉慶年間三件驚動朝野的大案。其中第二件“泰安徐文誥案”驚心動魄、黑幕重重的審理過程，頗能反映這一時期地方官場官官相護，蒙冤之人不得不遠赴京城控訴的政治生態(tài)。

縣官有心諱盜，“原告”變“被告”

嘉慶二十一年六月三十日夜里，山東泰安縣的巨富徐文誥家被大股強盜劫掠。徐文誥和弟弟徐文顯在內(nèi)宅聽聞盜情，率領(lǐng)家丁持火槍還擊，等群盜退后，他們在柵門內(nèi)發(fā)現(xiàn)一具尸體，正是徐家豢養(yǎng)的武士柏永柱。而柵門內(nèi)夾道盡處，即徐文顯妻子居住的房間被洗劫一空，大量衣服首飾銀兩被搶。

第二天，文誥到縣城報案，三日后，知縣汪汝弼親自到徐家勘驗。看到徐家柵門內(nèi)馬號五間內(nèi)拴著九頭騾子，各個膘肥體壯。柵門上有自內(nèi)向外的火槍砂子。失盜的房間與夾道有窗戶相鄰，因為破損而無法進入，但失盜房門并未被劈壞。汪汝弼隨即向徐文誥詢問被盜衣裙飾物的顏色款式，文誥不能詳述。汪汝弼遂誘導徐文誥說，你們做家主的，殺死雇工，只判徒罪就夠了，何況你家財萬貫，可以納贖。何必假裝盜案，自取重罪呢？

清代地方出現(xiàn)重大的盜案，依據(jù)情節(jié)輕重，地方文武官員都有“疏防”的處分。如果盜犯不能在有效期限內(nèi)被捉拿歸案，州縣官亦有承緝不力的處分。所以清代地方官碰到強盜案，常常“諱盜為竊”，甚至“諱盜誣良”。徐文誥聽聞此言驚懼不已，知道汪汝弼有心諱盜。等汝弼走后，他馬上入城，找到好友泰安副將，由他向汪汝弼行賄白銀三千兩。然而汪汝弼并未收受賄銀，還要將文誥扣押起來，文誥聽說這一消息，連夜逃回家中。

黑幕之第一重：同鄉(xiāng)故友官官相護

不過，對徐文誥來說，很快就有好消息傳來。濟南府歷城縣的捕役抓到了兩名可疑之人楊進忠與鄭二標，他們供出自己曾隨同伙王大壯、王三壯等十一人在泰安行劫徐文誥家銀兩衣飾，并槍斃其雇工柏永柱。歷城縣的刑房書吏與徐文誥有舊交，將此事飛信告知文誥。文誥得信，趕赴省城認贓，隨即抄錄盜賊供詞，到按察司鳴冤，控告汪汝弼諱盜誣良。

奈何時任山東按察使的程國仁正是汪汝弼同鄉(xiāng)，且曾同在翰林院任職，可謂通家世好。程國仁一經(jīng)接案，就有偏袒汝弼之心。他下令長清縣知縣戴屺攜帶一應犯證前往泰安，與汪汝弼會審。在大堂上，楊進忠等人據(jù)實供述，令汪汝弼大為光火，拂袖而去，并親往省城拜見程國仁，說：“文誥系事主，若無別情，何肯以重賄行求？”程國仁了解到汝弼拒絕賄賂一事，越發(fā)信任他的說法，將徐文誥發(fā)交濟南知府嚴審。

知府胡祖福承上司意旨，對徐文誥及其管事族弟文現(xiàn)嚴刑逼供，文誥“兩膝潰爛，筋骨皆現(xiàn)，蛆毬出入如彈丸”。程國仁擬寫咨文給刑部，將徐文誥按照“家長毆殺雇工人律”擬施以徒刑，而將楊進忠等人僅置于章丘竊騾案內(nèi)，從輕發(fā)落。

但是，刑部并未被山東方面瞞過，僅僅通過閱讀文書，刑部就指出柏永柱的致命傷是“胸膛火傷一片，砂眼三十七處；脊背火傷一片，砂眼四十三處”，如果是徐文誥從內(nèi)宅放槍將柏永柱殺死，怎能傷及兩面？此外火器傷人，按例應該擬作“故殺”，山東擬以“毆殺”，也說不通。遂駁令山東按察使重審。

部文下達后，山東方面頗為緊張，其時濟南知府胡祖福已經(jīng)升為登萊青道，新任濟南知府錢浚變本加厲，將徐文誥拷掠逼供，并順著刑部駁詞的口風，涂抹驗尸單，改兩傷為一傷，將徐文誥從“毆殺”雇工，改為“故殺”雇工，干脆定擬斬罪。

見到家資喪盡，兄長又無辜擬斬，徐文顯不得已挺身赴都，到都察院遞狀。嘉慶帝接狀震怒，朱批：“汝弼教供誣陷而苦累事主，縱盜殃民之問官比強盜更為可惡，審正后即宜正法，以快人心而飭官常。”鑒于山東按察使程國仁已經(jīng)升任廣西布政使，嘉慶帝以山東省積案如山、盜風最熾為由，起復前因剿滅白蓮教不力而被革職的直隸總督溫承惠為山東按察使，主審此案。

縱有清明官員，難改一時之風氣

溫承惠到濟南后，抓到一名叫邢進朝的強盜，邢進朝供出同伙邢泰因為與自己分贓不均，在逃到章丘縣時被自己用刀扎傷，溫承惠命人前往章丘調(diào)查，果然查到當日受傷的無名男子，相貌年紀與邢泰一致。搜查男子住所，發(fā)現(xiàn)有女繡襖一件、金耳挖一件、春綢搭縛一件，都是徐文誥家被盜的贓物。

溫承惠知道此案徐文誥確系冤枉，立意為其平反。他先將徐文誥從監(jiān)獄中放出，這一舉動使此前承審此案的胡祖福、錢浚大覺惶恐。二人到各地散布流言，說溫承惠所捕各盜到案，未經(jīng)拷打就一一招供，是賄買而來。又說柏永柱妻子美艷，徐文誥欲將其強占為妾，所以假裝有盜，將永柱殺死。而等溫承惠將柏永柱的妻子提到省城公開詢問，大家才看到這是個“麻面齲齒無人形”的婦人，胡、錢二人頓時語塞。此后又有三名強盜相繼到案招供，但賄買之說卻越傳越盛。

已經(jīng)抓獲的強盜供認，參與搶劫徐家的強盜共有十一人，當場戧殺一人、病故一人，已經(jīng)抓獲六人，但主犯王大壯、王三壯仍然在逃，據(jù)說已經(jīng)逃往吉林。按照清朝的法律，獲盜過半、證據(jù)確鑿，就可以提前結(jié)案，將從犯依律定罪。溫承惠恐事情有變，正欲照此辦理，但他的頂頭上司巡撫和舜武卻被流言所惑，又想要保全初審各官的前程，要求溫承惠將全部案犯都抓捕到案，再行定案。溫承惠只得命人赴吉林抓捕王大壯等人。

待王大壯三人被押回山東，溫承惠馬上提訊，據(jù)大壯供稱，他在歷城鄉(xiāng)間起意糾合楊進忠等十一人同赴泰安徐文誥家劫財，苦于沒有路費，先在章丘宋家莊盜竊衣飾十余次，并獲得了火槍兩桿、藥葫蘆一具。他早就聽說徐文誥家有武士柏永柱勇技驚人，所向無敵，得到火器，即可無懼永柱。三十日二更時分，大壯等到了文誥家門前，實施盜竊，并傷殺永柱。文誥在堂上聽到大壯的供詞，這才知道柏永柱的真實死因，在此前他甚至懷疑是自己及家人槍擊盜賊時誤殺了柏永柱。

三壯又供稱，他們本來想搶走徐家的騾子，但事先得知文顯妻子的嫁妝特別豐厚，且就住在夾道盡頭。于是他們用磚頭擊打窗戶，砸斷數(shù)道窗棱。屋內(nèi)有婦女因懼怕驚嚇了孩子，遂給盜賊開了門。劫掠此屋后，大壯、三壯等聽到后宅文誥兄弟已經(jīng)持槍而出，便倉皇逃竄，沒來得及牽走門口的騾子。因為被盜的是弟媳的私房嫁妝，文誥并不能悉數(shù)其顏色樣式。二人供詞與汪汝弼最初的疑問一一對應。

正在大壯兄弟被抓捕歸案，案情轉(zhuǎn)機陡現(xiàn)之際，巡撫和舜武卻病故了，接任新巡撫的正是前次主辦此案的程國仁。原案如被溫承惠平反，程國仁作為前任按察使，亦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所以程國仁接任巡撫之后，極力阻撓翻案。

過堂時，程國仁當面詰問王大壯，事隔已經(jīng)四年，怎么能把作案細節(jié)記得如此清楚，還威脅案犯欲令其改供詞，無果，程國仁退堂后仍然命人更改供詞，并借此指駁，令溫承惠復審。溫承惠也毫不示弱，次日即以原擬結(jié)案文件回復。

黑幕之第二重：傾陷良臣，一手遮天

其時正值曹州、濟寧二地水災，程國仁命溫承惠前往勘察撫恤。溫承惠深知程國仁調(diào)虎離山的用心，欲趁他離開之時匿情結(jié)案，因此對程國仁說，勘察水患是布政使的職責，自己不能前往。程國仁見溫承惠不肯屈就，必欲除之而后快。時任山東兗沂道的童槐是程國仁兒子的同年，程國仁遂與之密謀，尋機傾陷溫承惠，以童槐相代。另外，山東布政使岳齡阿是敦厚持正之人，雖不便與程國仁公開異議，但事涉徐文誥案，需由布政使會議之處，岳齡阿亦不肯附程國仁之意，使其不能為所欲為。因此程國仁與童槐商議，等接替溫承惠之后，再合擊岳齡阿，令童槐取而代之。

嘉慶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程國仁赴山東鄉(xiāng)試任監(jiān)臨官，童槐北上面見嘉慶皇帝。其間，程國仁密奏皇帝，誣陷溫承惠，與此同時，童槐在熱河見到嘉慶帝，又歷數(shù)溫承惠在山東如何目無上司、不服差遣。嘉慶帝震怒，將溫承惠革職，命童槐接任山東按察使。程國仁隨即奏請回避徐文誥一案，由童槐代為審理。

溫承惠離開濟南之日，程國仁先到城外館驛等候，濟南城數(shù)萬百姓沿途咒罵，以致儀仗不能順利通過。程國仁恐生意外之變，只得返程回署，甚至來不及依照官場禮數(shù)給溫承惠送行。童槐上任僅八日，就彈劾溫承惠在任一年之內(nèi)組織全省審結(jié)兩千七百余案，其中四案系錯案，且濫禁無辜，以罪人充當捕役。溫承惠因此被發(fā)配伊犁。

此時程國仁認為自己已能一手遮天，遂決議將徐文誥案再次翻盤。無奈負責審理此案的官員因與溫承惠有交情，不肯附和程國仁。程國仁不得已，與童槐密謀，命一親信官員署理濟南府。新審官對犯證嚴刑逼供，還令其誣陷忠良。

徐文誥知道大事不好，尋機越獄而出。程國仁料到他一定會北上京控，急忙派人追趕，但已經(jīng)來不及了。嘉慶帝見到徐文誥的冤狀，命欽差刑部侍郎文孚等人將此案全盤重審。最終，徐文誥被釋放、王大壯等按強盜律斬首。初審官汪汝弼被遣戍新疆，其他初審的承審官員，根據(jù)程國仁、童槐的奏議，重者革職，輕者降級。不過，覆審濟南知府錢浚有姻親協(xié)辦大學士胡璥，此時正在河南組織馬營霸的合攏工程。胡璥將錢俊、胡祖福二人列入合攏有功人員名單之中，二人的官位不久就被恢復了。

層層設(shè)障的監(jiān)督體制下，為何冤案不斷？

此案經(jīng)一次部駁、兩次京控，才得以大白。承審、核轉(zhuǎn)官員多達十余人，其中亦不乏溫承惠這樣的廉干之輩。但即便在人贓俱獲、嚴旨查辦的情況下，冤案在省內(nèi)的平反仍然異常艱難，其中最大的原因是不能得到巡撫的支持。先是，以“治獄明”著稱的巡撫和舜武在接到溫承惠詳文時，即對第一輪審轉(zhuǎn)程序中的官員瞻徇回護。至于程國仁就職、溫承惠離任后，追求平反的一方在省內(nèi)更是全無力量，即便派審官員良心尚存，也不敢通過更激烈的舉動頂撞上級，對抗全省的官僚系統(tǒng)，只能消極抵制而已。

清代地方審轉(zhuǎn)系統(tǒng)設(shè)計的初衷，在于層層設(shè)障，以駁審的方式監(jiān)督下級，避免冤獄的發(fā)生。但從此案可知，嘉慶后期的山東省內(nèi)，在遇到冤假錯案時，已經(jīng)形成上下一氣、官官相護、善消惡長的局面。縱觀此案，以阿桂所說的“外間風氣非一人能變”來概括溫承惠的遭遇，可謂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