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分配的概念如此“火熱”，“慈善”又被人們掛在嘴邊，說起慈善，在全球，我們不免會談起美國的慈善業發展狀況，但回頭來看，中國的慈善概念和慈善業發展，在漫漫歷史長河中，其演變也非常有意思。

中國古代慈善觀，源遠流長

說起慈善概念的源遠流長，美國就沒法和中國比了。

現在最早有明確記載的，慈善一詞，出現在《魏書·崔光傳》：“光寬和慈善”。

先秦時期，中國就產生了以諸子百家為代表的慈善思想體系。總體而言，儒家對中國社會影響巨大,堪稱諸子百家之首。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核心是“仁”。其理論本身就主張“民本”、“仁政”和“大同”。其提出“人皆有不忍人心者”，在提倡“仁政”、維護禮制、呼吁政府積極介入慈善事業的同時,也強調人和人之間都有愛護之心，“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提倡民間的互助互濟；先秦道家思想也非常注重“善”之“道”。老子說“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莊子說，“技兼于事，事兼于義，義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都是勸全社會共同向善，“損有余而補不足”；此外，管子、墨子為代表的墨家思想中也都蘊含著重要的慈善內涵。其中，“興德六策”中，“匡其急”是指“養長老，慈孤幼，恤鰥寡，問疾病，吊禍喪”；“振其窮”，包括“衣凍寒，食饑渴，匡貧窶，振罷露，資乏絕”等內容。也有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病；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廣泛涵蓋了對老人、兒童、窮人、病者等弱勢群體的救濟思想。

到了漢唐時期，中國古代慈善思想體系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和補充。西漢武帝時期,由于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提倡，儒家慈善思想也隨之成為中華慈善事業思想體系的支柱。此后，唐代韓愈的“博愛”到宋代張載的“民胞物與”,儒家的仁愛思想一脈相承。

除了本土慈善思想內部的變化，外來的佛教思想也為整個中國古代慈善思想體系的壯大提供了重要的推動力。“不為自己求安樂，但愿眾生得離苦”，慈悲觀本就是佛教教義的核心。佛門中有“十善十惡”、“修三福”、“持五戒”之說，并為實現勸善、化惡提出了因緣業報說。佛教傳入中國后融入中國傳統思想文化，逐漸形成了以善惡因果循環為主要內容的倫理思想,對規范“向善”行為提出更多道德規范。

近現代慈善觀的演變，西學東漸

源遠流長是一回事，到了現代化這兒，還得過一道“坎兒”。

慈善的概念盡管在中國的歷史和文化中一直存在，但以“仁慈”和“善心”為核心的慈善活動，其實有很強的偶發性，也就是說，特別有賴于從事慈善者的道德意識。各種文人墨客、達官士子都好，他們稱頌慈善、贊美慈善、履行慈善，這些都是為了顯現自己高尚的道德情操。但直至康有為的《大同書》中的慈善觀一樣，主要體現的是一種恤窮的慈善觀。

所謂恤窮的慈善觀，主要指的是“救窮”“救急”等，比較明顯的例子是荒年或災荒時期、地區的賑災。這些賑災，多為臨時募捐，用以暫時性安置相關地區的災民、流民等。

此類舉動當然也是發自善心，也對平穩人心、穩定社會等有很大作用。但逐漸的，就有人開始提出疑問，即救荒的好處很明顯，弊端似乎也很明顯。能不能從一身及至一家，從一時及至永久，從救急變成救貧呢？賑災觀念能不能從救災變成防災？救助理念能不能從給物資、給食品變成開風氣、正人心？慈善價值觀能不能從簡單的“樂善好施”變成“經世致用”呢？

清末民初，西方傳教士在中國開始開展積極的慈善賑災等活動，也推動了西方慈善理念的“西學東漸”。隨著前去海外游學人員的數量增加以及西學報刊的傳播，中國對于世界其他國家的新慈善觀念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國際慈善理念開始出現。

這個時期，許多慈善家們更多地拓展了慈善的理念，將西方慈善理念、中國傳統慈善理念、儒釋道慈善觀等進行了有機融合。他們主張以慈善事業“激發人心，維持世道”。在社會轉型階段，現代人間佛教運動形成了以慈善事業作為佛陀教化根本目的及弘法利生之主要手段，和佛教徒作為國民一分子所應盡之義務以及現代佛教救命圈等重要思想傳統，近代道教的慈善思想添加了近代中國的現實意義。傳統文化和宗教的慈善觀也從個人的“功德報應”轉向“國民一分子”，慈善思想從傳統社會的救己逐漸演變到現代化過程中自覺的救世。

慈善事業的又一個春天，新時代的慈善有更多發展空間

新中國建立后，慈善觀又發生了一些新變化。

建國初期，對資本主義的一些慈善觀念及行為是持批評態度的，認為是統治階級籠絡人心、粉飾太平、緩和階級矛盾以至進行精神侵略的方式和手段。

改革開放前，中國的慈善事業基本處于停滯狀態。改革開放后，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建立和發展，新的慈善價值觀也逐漸形成。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鄧小平指出：“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來的基本結論。”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在實現共同富裕的道路問題上，鄧小平提出了“先富帶動后富”理論，與此同時，他也提出了新的慈善觀。1985年3月，小平同志說，“我們提倡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是為了激勵和帶動其他地區也富裕起來，并且使先富裕起來的地區幫助落后的地區更好地發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也是同樣的道理。對一部分先富裕起來的個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稅。還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來以后，自愿拿出錢來辦教育、修路。當然，決不能搞攤派，現在也不宜過多宣傳這樣的例子，但是應該鼓勵”。

199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出臺。

2001年，國家“十五”計劃提出了“發展慈善事業，加強對捐助資金使用的監管”的要求，這是我國的五年計劃綱要中第一次出現對慈善事業的規范。

2004年，十六屆四中全會明確慈善事業在社會保障體系的定位，“慈善”正式進入中央文件。我國慈善事業的發展問題已經突破了理論的禁區，對慈善事業的肯定、支持與鼓勵已經上升到國家政策和戰略的層面。

2005年3月十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出：“支持發展慈善事業。”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的慈善事業發展迅速。

2016年9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正式施行。

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完善社會救助、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優撫安置等制度”。

2019年10月，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重視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發展慈善等社會公益事業”，黨中央首次明確慈善的第三次分配作用和地位。

后記

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看，盡管其對資本主義的一些慈善觀念及行為是持否定態度的，但馬克思恩格斯從不完全否定慈善本身。恩格斯不止一次夸贊無產階級的真慈善，他認為“工人階級比資產者仁慈得多”。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闡述了社會分配的相關問題，其認為，未來社會財富分配前，應提前設立后備基金用于幫扶弱勢群體和其他社會福利事業等，基金的性質可以具有慈善屬性。

許慎的《說文解字》中解釋：“慈，愛也”，“善，吉也”。

“慈善”二字，看起來簡單，但怎么去理解、剖析、思考、實踐，從其歷史流變看，其在歷史的大浪潮中也起起伏伏，其意境和內涵也與時俱進，不斷履新。

從本土到外來，吸收溶解成為本土，再遇到外來，再吸收成為本土，又遇到外來，又吸收轉化，中國的慈善觀和中國文化一樣，在開放中包容，在包容中進步，兼收并蓄，演變出最適合自己的價值體系。

因此，在國家綜合實力、人民生活水平總體提高的大背景下，強調共同富裕和三次分配概念，其實也是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與現代中國發展相結合的新突破和有效應用。

（作者萬喆為經濟學家，澎湃新聞特約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