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16年2月11日，美國漢學家孔飛力（Philip Alden Kuhn）去世，享年83歲。四天之后，這一消息抵達中文世界，掀起中國學界紀念風潮。

孔飛力1933年9月9日出生于英國倫敦，畢業于哈佛大學，師從費正清(John Fairbank)，被認為是美國第二代漢學研究的領軍人物。他曾任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主任、芝加哥大學遠東語言文化系主任，獲得過包括古根漢姆學術研究獎在內的多種學術榮譽。其代表作有《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叫魂：1768年的中國妖術大恐慌》、《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故鄉：海外華人歷史的思考》等。

孔飛力致力于中國研究50余年，惜墨如金，鑄造經典。著書立說之外，他還傾心培養出包括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卜正民（Timothy Brook）、柯偉林（William Kirby）等在內的中國歷史研究學者。

此文作者曾在哈佛燕京學社做visiting fellow，指導老師正是孔飛力。她深情回憶了與孔飛力交往的諸多細節，以此紀念這位剛剛去世的優秀歷史學家。

文章首發《探索與爭鳴》微信公號：tansuoyuzhengming，作者原標題為《追憶孔飛力先生》，澎湃新聞獲授權轉載。

2016年2月15日21點42分，我從微信上看到孔飛力先生逝世的消息，甚感震驚和悲痛。我和孔飛力先生是有師生情誼的，起源是我于1999年攻讀華東師大歷史系海外中國學方向博士學位，把孔飛力先生的中國史研究,作為學位論文的研究課題，從此開始追蹤他的學術動態。2004年9月至2006年1月,我在哈佛燕京做visiting fellow，孔飛力先生是我的指導老師，我將我的博士論文呈獻給他征求意見，并修讀了他在哈佛開設的兩門課程（“閱讀中國檔案” 和“海外華人”）達兩個學期。回國后我也通過電子郵件跟孔飛力先生保持著聯系。與孔飛力先生的過往一幕幕浮現腦海，如此真切,恍若眼前，不料從此竟成追憶。

我與孔飛力先生的第一次會面，是2004年9月在哈佛東亞系他的私人辦公室，其時他在東亞系系主任位置上。孔飛力先生迎出門外，微笑著伸出雙手與我握手，說：“你就是龔詠梅？”之前我們已經通過幾封e-mail，我把我的研究計劃在其中全盤告訴過孔飛力，能夠得到哈佛燕京visiting fellowship,關鍵就是這個研究計劃被認可，而且也一定得到了先生的支持，所以見到久聞大名的傳說中的孔飛力先生我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他的辦公室面積并不大，堆滿了書。我把我的博士論文草稿呈給先生，他立即打開來看，并且馬上發表了意見。一個是他發現我在論文中提及了他父母雙親的記者身份和作品，那都是我在google上搜到的。孔飛力先生發出了“你連這個都知道啊！”的驚嘆，他的神色變得柔和而深情，以手指摩挲著那一頁，鏡片后的雙眼長時間地注視那頁，似乎有點濕潤。

然后他發現我把他對“叛亂”（Rebellion)一詞使用存在誤解，叛亂在中文語境中往往是站在官方史學立場對農民起義的污蔑，孔飛力告訴我，他完全是在中性的立場上使用該詞，相反他對類似的下層士紳領導的“官逼民反”的抗爭運動其實是充滿同情的，這在我以后上他的“閱讀中國檔案”課程時關于湖北崇陽縣生員鐘人杰起義的評價上得到印證。

他告訴了他的中文名字由“孔復禮”改為“孔飛力”（或“孔菲力”）的趣聞。1970年代末孔飛力第一次訪問北京時，有中國學者告訴他“孔復禮”是“孔老二的‘克己復禮’，不太好，最好改名”。我告訴他《叫魂》在中國很火，中國學者很推崇此書。孔飛力卻平淡地說：“是嗎？美國只印了5000冊。”接著他談起了他1970年出版的《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這是他在博士論文基礎上出版的處女作，他說他不明白為什么這本書在中國沒有影響，連書評也沒有一篇。他說“中國帝國晚期”（Late Imperial China)這個提法是他率先提出來的。

我博士論文中有一個自己對他中國歷史40年研究生涯的分階段概括，即圍繞著中國近代社會“脫胎換骨”這一“一以貫之”的主線，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博士論文到80年代中期，研究中國社會近代因素“胚胎”滋長和“胎動期”；

第二階段，從1980年代至1990年，解剖1768年“叫魂”案，透視“悲劇性近代前夜”的“母體”；

第三階段，1990年代以來研究“現代國家的起源”，對“脫胎換骨”問題的長時段宏觀考察，重在剖析“換骨”；

第四階段，1990年代中期以來，海外華人移民史研究，海外移民史本身是中國近代以來商業化、城市化的結果。

這一認識是我在導師朱政惠先生反復詰問之下思考尋覓出的結果，內心不是很有把握。所以我當面向孔飛力先生闡述了我的這一看法，孔飛力沉吟思考了一陣，然后說他覺得我的概括有道理，他自己還從來沒有這樣通盤地考慮過自己幾十年的研究軌跡。我說我們認為他是美國第二代中國學家的代表人物，他表示自己是一個研究中國的歷史學家，好像對“中國學家”這個頭銜不“感冒”。后來我訪問過傅高義先生，發現他對“中國學家”特別是“漢學家”這樣的稱呼也很不“感冒”，而更喜歡被叫做“社會學家”。

第一次會面十分愉快，我們完全用英文交談，孔飛力先生甚至稱贊我的英語口語在中國學者中“很好”，而我也發現他的中文閱讀水平要遠遠高于口語，更愿意用英文交談，但后來在講課中他還是會用中文說個別單詞。他建議我聽他的課，我也正有此意。要經常跟他單獨面談畢竟不現實，先生很忙，每次見面都需要事先跟他的秘書蔡小姐預約，等著見他的人可是排著隊的。

“閱讀中國檔案”是哈佛的經典課程，我們讀的是他選編的厚厚的“朱批奏折”，另有一本他編寫的英漢對照詞匯手冊。上課之前我們都要認真預習，翻譯成英文，上課的時候每個同學都要輪到一段段的翻譯，然后他講他對檔案的分析。有一次他問：“為什么這些奏折前面都要抄錄一大段其他人奏折的內容？不斷地重復別人的話？”我們無人能答。孔飛力說，這是官員為了自我保護，層層因襲，如果有問題，責任可以推到別人身上。中國官僚制度小心翼翼地維持著與專制皇權之間的平衡，皇權并不能為所欲為。他大大地夸贊清宮檔案按主題分類編纂的優越性，這給研究者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他回憶起寫作《叫魂》在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看朱批奏折的情景，說關在一個小小的不透風的小屋子里，很熱，那時根本不知道會寫《叫魂》，而是為了研究清廷內部的通訊體系如何影響其政策的實際運作。

當我們評說《叫魂》等作品的成就時，特別感佩美國學者運用社會科學諸多跨學科的理論和方法解讀中國歷史，而當我就此求證于孔飛力時，他卻不置可否，不愿在這點上多談。也許，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的聯姻，在這位費正清、史華慈培養的高足看來，是不值多談的常識而已，而他在課上呼吁博士生們一定要重視研讀中國歷史檔案時卻是兩眼放光、滔滔不絕，布置的期末作業也是要學生利用清宮檔案寫一篇論文。有一次他還點著我的名說：“Miss龔，你們中國大學歷史系就是這樣通過讀歷史檔案培養人才的吧？”我很慚愧，自己本科和碩士讀的都是哲學，是孔飛力的課才讓我第一次接觸到了中國清宮檔案！

孔飛力在課上對鐘人杰案有很深的解讀，我私下里問他：您為什么不利用這份檔案，寫一本像《叫魂》那樣的利用中國朱批奏折的姐妹篇呢？孔飛力笑了，意味深長地說：我要把這個課題留給我的學生去寫，我希望我的學生當中有人來完成。他動情地說：人家只看到我寫出來的書，其實我的時間和精力有一半都花在教學、花在培養學生上！來自中國高校的我聞聽此言，很是感慨！教學和科研并重、相長是很多如孔飛力這樣優秀學者、教師的職業操守，他們愛學生。孔飛力在上“閱讀中國檔案”課時在黑板上寫錯了繁體字，學生們立即友善地幫助他糾正，他笑著自嘲“電腦鍵盤敲多了，都不會寫字了”他上移民史最后一堂課時，自掏腰包買了許多好喝的飲料和好吃的點心來招待學生。他的最后一本專著《他者中的中國人：現代海外華人移民史》就脫胎于他的講課稿。孔飛力還“入世”很深，有一次居然還“翹課”去新罕布什爾州為民主黨人克里站臺拉選票！孔飛力看起來“好說話”，實則原則性很強。我曾向他提出可否查閱東亞系的檔案，做一個機構史研究。他一口回絕了，因為檔案中牽涉到很多教職工的考評，屬隱私不便公開。

2004年我到哈佛的時候，有人就告訴我那學期很可能是孔飛力最后一次上課，后來他又上了一學期課。那時他已經處在要交班的狀態，說正在物色接替他位子的人。大家都可以通過email提自己的意向人選，但最后并非通過簡單的投票來決定。這也是民主的一種方式。民主和任何一種政治體制一樣都是有缺陷的，但民主的好處是讓人人都參與進來，每個人都對社會負起責任來，孔飛力先生說。美國的終身教授是沒有硬性規定要退休的，背著雙肩包行走在校園里的孔飛力教授精神矍鑠，在課堂上神采飛揚，看不出健康有什么問題。2007年，孔飛力先生正式從哈佛榮退，翌年，他的移民史新著出版。 2012年6月13日，羅四鸰在小鎮貝德福德老年公寓采訪到的孔飛力先生已經是依著拐杖的老人（《尋找孔飛力》），健康狀況不佳。值得欣慰的是，2010年11月，時年77歲的孔飛力獲第四屆世界中國學論壇頒發的首屆中國學研究貢獻獎。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孔飛力致力于中國研究50余年，惜墨如金，鑄造經典，傾心培養出包括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卜正民（Timothy Brook）、柯偉林（William Kirby）等在內的中國歷史研究學者。他反對套用西方理論范式，強調從中國自身的歷史和文化傳統出發研究中國，又主張把中國問題放在世界歷史的大格局中考察，重視中國歷史檔案，又絕不是簡單地梳理史料，而是提出獨到精深的識見。他的每一本著作都是全新的，絕不自我重復，總是不斷開拓新的學術境界。他對中國社會的“脫胎換骨”始終保持著興趣和希望。我十分慶幸有機會回憶書本之外的孔飛力先生，將永遠銘記和深切懷念這位值得我們尊敬的歷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