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1916年，歲在丙辰，在日本是大正五年。大正（1912-1926年）夾在漫長的明治（45年）和昭和（64年）之間，只有短短的十五年，有點類似中國清代康乾之間的雍正時代。短雖短矣，大正時代卻是日本現(xiàn)代史上一個不容小覷的年代。

1916年9月，京都帝國大學教授河上肇發(fā)表了名為《貧乏物語》的文章，引起經久不息的反響。這篇刊載在《大阪朝日新聞》上的作品，題目雖冠以“物語”，卻不是小說、傳奇之類的文學讀物，而是用經濟學理論講述在物質文明高度繁榮的歐洲發(fā)達國家為何絕大多數(shù)人陷于貧困，以及如何根除貧困的社科類文章。后來文章結集出版，洛陽紙貴，一連再版30次，創(chuàng)下了日本出版史上的奇跡。

2016年是河上肇辭世70周年，又是《貧乏物語》問世百年，日本幾大傳媒和學術界，如巖波書店、朝日新聞社、京都大學等都用各種方式來紀念這個偉大的東方馬克思主義傳道者。

何以洛陽紙貴：“成金”風潮下的“窮忙”

河上肇的《貧乏物語》，用時下流行話語來說，或許可視之為一本關于“土豪”時代為何普遍存在“窮忙族”的診斷書。書中寫的都是發(fā)生在歐洲發(fā)達國家“貧富格差”的殘酷現(xiàn)實，基本不涉及日本的現(xiàn)實社會。但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歷史總會有重復之處，這本書像一面鏡子，照出彼時處于高歌猛進的日本社會背后某種深刻的現(xiàn)實，觸動了時代和社會的痛點，引起了強烈共鳴。

對百年前的大正時代，如今的日本不乏種種光鮮的贊美謳歌，如“大正浪漫”，“大正民主化”、“大正景氣”等等，不一而足。橫看成嶺側成峰，種種美譽顯示了那個短暫時代的某個側面，但似乎忘了還存在過“大正成金”呢。

所謂“成金”，原是日本將棋術語，在將棋中，低級的“駒”突變，與高級的“金將”同尊，叫“成金”。后來轉而引申為在劇烈的社會變革而導致的階層流動中，低下貧乏者驟然致富或升級的一種隱喻，也就是今天的“暴發(fā)富”、“土豪”。1916年前后，那是日本“土豪”滿天飛的浮華時代。

二十世紀之交的十年間，明治維新后的日本通過中日甲午海戰(zhàn)與日俄戰(zhàn)爭獲得巨額賠款和中國東北的大量權益，一躍成為與歐美列強相比肩的亞洲強國。1914年以歐洲為主戰(zhàn)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拜戰(zhàn)爭所賜，日本遇到了空前的戰(zhàn)爭特需景氣。大發(fā)戰(zhàn)爭財?shù)摹按笳皻狻睆?915年下半年開始，持續(xù)五年直到1920年，日本實現(xiàn)由農業(yè)國向工業(yè)國、由對外貿易的進口國向出口國的轉型，而且更從戰(zhàn)前的債務國轉而成為債權國，這段高成長是二戰(zhàn)前日本經濟迅速成長的一個重要節(jié)點。

海外出口貿易空前發(fā)展的背景下，日本國內各種行業(yè)，尤其是制造業(yè)獲得空前繁榮，與軍需相關的行業(yè)，利潤如水銀柱直線上升，各種“成金”神話，不斷被成批量制造出來，如“煤礦成金”、“船運成金”、“土地成金”、“石油成金”、“股票成金”……這些各種行業(yè)的土豪，對驟然而來的財富顯然還沒有成熟的心態(tài)，因此大肆揮霍，建豪宅、買汽車、泡藝妓等燒錢行為成了時尚。有一個極端的例子是山本唯三郎。此人豆腐店伙計出身，靠船運暴富，他在酒足飯飽離場之際，將百元巨額紙鈔點燃照亮玄關讓藝妓幫自己找鞋，這一荒唐之舉被漫畫家和田邦坊作為漫畫內容以《土豪繁榮時代》為題發(fā)表，一時成為熱門話題。

然而，在這個“土豪”群出的時代，勞動者的工資和待遇并沒有獲得相應提升。據(jù)前不久剛辭世的東京大學經濟統(tǒng)計學教授中村隆英的研究，1916年前后，日本的工人、上班族和基層公務員的生活面臨嚴峻的境況，以彼時薪金最高的造船廠工人收入狀況而言，1913年到1917年四年間，作為特需行業(yè)，個別職工收入創(chuàng)下了160%的增幅，但整體平均收入卻急降了47%，加上物價上升因素，工薪族的生活水深火熱。

下層社會生活困頓，大量家庭破產，大都市接連不斷出現(xiàn)“流浪篷”；小學交不起午餐費的兒童也越來越多，不少小學生課余兼當童工補貼便當錢；基層公務員，因不堪待遇低下，盛行轉業(yè)到民間企業(yè)；由于對未來茫然不安，工薪階層把生育孩子視為畏途，當時剛出現(xiàn)的避孕工具成為搶手貨，無力購買的女性甚至施行當時法律禁止的人工絕育。

長期高度經濟成長導致租賃費用和各種物價指數(shù)上升，由于政府沒有相應的所得分配平等化機制，任其發(fā)酵，激化了社會矛盾。1918年，與俄羅斯隔著日本海相望的富山縣小漁村爆發(fā)了“米騷動”——被高昂的米價逼得走投無路的老百姓搶奪政府控制的米市并迅速波及全國的風潮，可以說是時代危機的寫照。

河上肇的《貧乏物語》反映了時代心聲，也奠定他在東方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上的重要地位。

河上肇：馬克思的東方傳道者

河上肇（1879-1946），出生于今天日本山口縣巖國市，山口縣原為江戶時代的長州藩，在風云變幻的幕府末期，長州涌現(xiàn)出諸如吉田松陰、木戶孝允、伊藤博文那樣的時代先驅豪杰，河上肇自幼深受陶冶，立志要成為吉田松蔭那樣的時代先鋒。

1902年他畢業(yè)于東京帝國大學法學科政治專業(yè)，但志在經濟學與人生的關聯(lián)研究，并立下以經濟學為人類謀幸福的志愿。他一邊在大學兼職，同時擔任《讀賣新聞》財經記者，連載《社會主義評論》，因其見解新穎、文筆老辣，報紙訂數(shù)驟然猛增。1908年河上肇應邀到東京帝國大學任教。為了獲得歐洲哲學經濟學真髓，1913年他到歐洲留學，于1915年回國。

河上肇是“一步一步走向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家。1916年發(fā)表的《貧乏物語》，雖引發(fā)強烈反響，但書中某些結論遭到權威理論家的批判，由此激發(fā)他孜孜鉆研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精髓。從1919年起，河上肇開始研究馬克思的《資本論》，并創(chuàng)辦雜志《社會問題研究》，作為研究馬克思哲學的陣地。研讀《資本論》之余，悟到馬克思唯物辯證法才是準確把握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真髓的鑰匙，轉而精研馬克思主義哲學，逐漸對辯證唯物論、唯物史觀、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這三大學說體系的理解融會貫通，成為當世日本首屈一指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由此確立自己堅如磐石的信仰。他在《自敘傳》說：“我是經過長期思考研究才得以達到這一境地，反倒使我感到縱然赴湯蹈火，也難以改變對這一學說的信念。”在他看來，歷經千磨百折才求得的“道”，就是真理，值得以身相殉。

1932年54歲的河上肇“火線入黨”，加入處于地下狀態(tài)的日共，并將稿費版稅積蓄一萬多日元捐出作為黨費上交組織。“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聯(lián)系彼時日共在軍國主義極權下哀鴻遍野的慘景，更能凸顯河上肇作為一個求道者的高貴品格。

在十月革命影響下，繼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立之后，1922年7月，日共（通稱“第一次日本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日本支部，亦宣告誕生。由于缺乏強有力組織領導，日共成立翌年則被特高課絞殺。1926年日共再次成立（通稱“第二次日本共產黨”）。為了將方興未艾的共產黨組織消滅在萌芽中，日本政府出臺了《治安維持法》和《治安警察法》，對社會主義運動殘酷鎮(zhèn)壓。1928年對日共進行大搜捕，無產階級作家小林多喜二遭到特高課嚴刑拷打慘死獄中，在被捕的1600多名日共人員中，有400名受到公審，除了個別鐵骨錚錚的黨員之外，幾乎所有被捕人員全部轉向，日共基本從組織上被消滅。白色恐怖也蔓延到教研機構，大學的社會研究會紛紛被迫解散；文部省下令在大學中驅逐“左翼教授”，河上肇毅然辭去東大教授一職，他在校刊上寫道：“我堅定地在心中宣誓，首先應以真理為念……決不能因顧慮而絲毫改變自己的學說。”并且以毅然加入日共的行動，表明自己求道信念。

入黨次年，河上肇被捕入獄，被判5年徒刑。鑒于河上在日本思想知識界的非凡影響力，當局屢屢軟硬兼施勸降，以減刑或假釋為條件，讓他發(fā)表“轉向”聲明，并動用已然“轉向”的原日共領袖佐野學等人來勸服，河上肇保持了可貴的晚節(jié)。1937年刑滿出獄。此前他發(fā)文表示：刑滿獲釋后將脫離社會而隱居。因為年老不想再犯法返回監(jiān)獄。但又明確說道：“這既不是由于認為馬克思主義為謬誤，也不是由于視共產主義運動為錯誤”。由于條件的制約，出獄后河上停止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轉而把學問興趣轉向陶淵明、陸游等中國古典詩人的求索，并開始興味盎然學作漢詩：“如今覓得金丹術，六十衰翁初學詩”。

但他并沒有忘情于一生孜孜以求的馬克思學說在當世的實踐，其中值得一書的是他對彼時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民族解放事業(yè)的關注與期待。

出獄后不久，他想方設法找來各種讀物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活動信息。據(jù)說他從《改造》雜志讀到毛澤東《論持久戰(zhàn)》日譯本，給予極高評價：“毫無疑問在日本沒有一篇論文對戰(zhàn)爭前景做出像《論持久戰(zhàn)》那樣清晰透徹的預見”。1938年10月，秋雨霏霏之日，他讀到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心馳神往，賦詩：“如今把得奇書坐，盡日魂飛萬里天”。

1945年8月，日本戰(zhàn)敗投降，盟軍占領下，日共由地下轉為公開。但長期的監(jiān)禁生活嚴重損害了他的健康。1946年1月30日，河上肇結束了他奮斗的一生。此前他已經預感大限將至，寫下辭世詩：多少波瀾，六十八年。聊縱所信，逆浪棹船。浮沉得失，任眾目憐。俯不恥地，仰不愧天。病臥已及久，氣力衰如煙。此夕風特靜，愿高枕永眠。

河上肇病逝后長眠在寧靜安詳?shù)木┒脊艅x法然院。離此不遠有一條著名的哲學小道，那是百年前河上肇與日本哲學重鎮(zhèn)西田幾多郎、三木清等人散步思索踏出來的步行道。河上肇的墓地，每年日本共產黨重大活動之際，都有不少黨員前來拜祭，倒不冷清。

河上肇在中國：他對毛澤東有啟蒙之功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意味深長的是，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革命理論武器“送來”中國，固然有俄國十月革命實踐上的觸動，但最大的渠道則是一衣帶水的日本。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早于十月革命之前，發(fā)端于日本的馬克思主義學說就潛移默化影響著率先覺悟的中國知識精英。

1919年1月，河上肇創(chuàng)辦個人雜志《社會問題研究》（月刊），全面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學說。據(jù)研究，標志李大釗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是其在1919年10月發(fā)表于《新青年》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這篇長文就是以河上肇在《社會問題研究》一至三期上連載的《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一文為藍本寫作的。

李大釗之外，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傳火者中深受河上肇影響的不乏其人，如李漢俊、李達、王亞南、郭沫若、陳望道、艾思奇等。他們在學問、思想或人生取向上都有河上的投影。

周恩來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啟蒙第一課，就是讀了河上肇的《貧乏物語》。1917年，風華正茂的周恩來“邃密群科濟世窮”到日本留學，尋找救世濟民的學問。初到之際，正是河上肇《貧乏物語》風靡列島之時。周恩來讀后無異接受醍醐灌頂?shù)拇竽X風暴，萌發(fā)師從河上肇的愿望，入學志愿填了京都帝國大學的經濟系課程，終因日語考試沒過關而抱恨。后來又去京都想拜見河上先生也未能如愿。至今京都嵐山佇立著的周恩來詩碑《雨中嵐山》中有“人間的萬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見著一點光明，真愈見嬌妍”之句，抒發(fā)的就是閱讀河上肇書籍以后豁然開朗的情懷。

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始人之一，新中國締造者毛澤東沒有去日本留學，但河上肇的書對其早期思想觀念的影響顯而易見，如今到韶山毛澤東紀念館參觀，在陳列著的毛澤東早年閱讀的書籍中，赫然就有河上肇寫的《經濟學大綱》和他翻譯的馬克思《雇傭勞動與資本》。“吃水不忘挖井人”，對其啟蒙之功，毛澤東念念不忘。當今日本著名文藝理論家野間宏1960年曾率日本文學代表團訪華，受到毛澤東的接見，毛澤東曾這樣對他說過：

“河上肇寫的書，現(xiàn)在還是我們的參考書。河上肇在《政治經濟學》那本書中寫有怎樣從舊的政治經濟學發(fā)展到新的政治經濟學，河上先生說新的政治經濟學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因此每年都再版發(fā)行。”

然而，遺憾的是，東方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傳道者卻沒有看到他所追求的理想在中國大地開花結果。

參考文獻：

1、三田剛史 著《甦る河上肇》 東京 藤原書店，2003年1月

2、野上毅 編《朝日百科日本の歴史11 近代II》東京 朝日新聞社、1989年4月

3、紀田順一郎著《カネが邪魔でしょうがない 明治大正?成金列伝》 2005年新潮社

4、韓鳳琴：《竹內實所記毛澤東的一次談話》載《黨的文獻》（雙月刊）1991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