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人民日報2月16日消息，記者當日從國家發改委環資司獲悉：自2008年6月1日“限塑令”正式實施，7年來成效明顯，超市、商場的塑料購物袋使用量普遍減少了三分之二以上，累計減少塑料購物袋140萬噸左右，相當于節約840萬噸石油、節約標煤1200多萬噸、減排二氧化碳近3000萬噸。

同時，根據有關協會調查，2009年以來，我國塑料購物袋消費量持續保持在80萬噸以下，其中超市等零售場所保持在30萬噸以下。2015年，國內塑料購物袋消費量約70萬噸，其中超市等零售場所約30萬噸。良好的環境效應之外，“限塑令”也產生了良好的社會效應。消費者自帶購物用具現象增多，不少學校等公共機構開展了宣傳活動，購物袋多次重復利用意識增強。

在“限塑令”實施之前，我國2007年的塑料購物袋消費已達100萬噸，相當于消耗石油600萬噸，是名副其實的塑料購物袋消費大國，大量的廢棄塑料袋無法自然降解，給環境保護帶來了問題，消耗了大量石油原料，造成“白色污染”。因此2007年底，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限制生產銷售使用塑料購物袋的通知》，從“禁薄”和“限塑”兩方面為解決上述問題提供了方案：一是禁止生產、銷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購物袋；二是實行塑料購物袋有償使用制度。

環資司相關負責人介紹，為保障“限塑令”實施效果，商務部、工商總局、質檢總局實施了專項執法行動，國家發改委及時修訂產業政策，將超薄塑料購物袋列入淘汰類產品，并會同有關部門開展了廣泛的宣傳活動。一些地方也探索出臺更為嚴格的措施，如吉林省出臺了《吉林省禁止生產銷售和提供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塑料餐具規定》，江蘇省在《循環經濟促進條例》中明確，2017年后超市、商場、集貿市場等商品零售場所不得銷售、無償或者變相無償提供不可降解的塑料購物袋。

“限塑令”在實施過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難。“比如集貿市場執法難，公眾認識不一致，替代產品成本高等問題，影響了政策實施效果。”環資司相關負責人表示，正在研究針對增量和存量出臺有效措施，一方面提高不可降解塑料購物袋使用成本，鼓勵可降解塑料產業發展，加速替代產品的市場化過程，另一方面落實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加強垃圾分類回收，解決塑料購物袋造成的環境污染問題。

【延伸閱讀】

人民日報：“限塑令”因何受限

“限塑令”，自2008年6月1日起正式實施。實施“限塑令”以來，各地經歷了怎樣的變化？

“既少花冤枉錢，又環保，再說也習慣了。”長期買菜購物的退休老人吳剛說，“限塑”后，他開始習慣采購時自備購物袋。

“限塑令”實施7年有余，正如吳剛所說，全國多地都在發生著變化。

大型超市購物時，顧客自帶“裝備”漸成習慣

2月16日，記者來到位于吉林長春市綠園區的一家大型外資超市。往日，水果蔬菜攤前隨處擺放的手撕袋消失不見，當顧客將選好的水果蔬菜拿到稱重處時，工作人員才拿出袋子包裝稱重。

“一年下來，我們超市塑料袋的銷量降低到‘禁塑’前的1/3，許多顧客都是自帶‘裝備’來購物。”超市副總經理張雪峰說。

記者獲悉，2015年1月1日起，吉林省開始禁止生產、銷售、提供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購物袋、塑料餐具，成為全國首個全面“禁塑”的省份。從那時起，類似于張雪峰工作的超市，不管是超市免費提供的手撕袋，還是顧客付費的手提袋，全是聚乳酸全降解食品袋，而且來自吉林省報備信息的可降解塑料袋生產企業。吉林省政協委員盧冶說，“不經意間，發現身邊快餐店的塑料餐盤、叉子都已是可降解的了”。

目前，“吉林省已初步形成市場供應主渠道，一線大型連鎖超市已與生產企業建立了穩定的供應關系。”吉林省發改委副主任宋剛介紹，全省大型商場不可降解塑料產品替換率達到90%。

然而，記者走訪了長春市一家較大的農貿市場和光復路小商品批發市場后發現，從顧客手里拎的塑料袋，到攤位上擺放的塑料袋，形形色色，卻很難見到標準的可降解塑料袋。“街上每天有騎‘倒騎驢’的小販來送貨，一包塑料袋80個，才4塊錢。”街邊賣凍梨的一位大娘說的，就是不符合標準的塑料袋。

顯然，“限塑令”的實施，在農貿市場、大型商場兩重天，而記者在云南也發現了這種情況。

2月15日，記者在昆明某菜市場發現，商販還是習慣用塑料袋簡單包裝。超市塑料袋都有可降解標志，而菜市場塑料袋更為輕薄，并沒有標注是否可降解。對此，多半攤販表示并不清楚。“袋子小，用用沒啥！”一位攤販不屑地說。

“黑作坊”生產多，基層監管執法困難

“在檢查中發現，農貿市場幾乎看不到可降解塑料購物袋，多是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還有一些五顏六色的二次回收料不可降解購物袋。”去年8月，吉林省多部門聯合檢查組到白城市、松原市和延邊州突擊檢查“禁塑令”執行情況后，在報告中寫道。

吉林省發改委產業協調處副處長劉大蔚深有感觸，“檢查時，商戶拿出符合標準的可降解塑料袋，可一轉身又用起了原來的袋子。”

據悉，為減少“白色污染”，塑料包裝袋生產企業必須通過環保部門審批，采取可降解原料。

對此，云南省某基層環保部門負責同志告訴記者，“限塑令”實施后，該基層環保局再未接到過相關申請。事實上，不少未經審批的“黑作坊”仍在偷偷生產，“有的以配電房為掩飾，有的以生產包裝盒魚目混珠，在其隔墻背后偷偷生產，非常隱蔽。”

而據云南省某基層市場監管局相關負責同志介紹，對于菜市場等違規使用塑料袋的行為，大多數時候只能進行宣傳教育、收繳違規塑料袋，想要查獲“黑作坊”非常難。此外，在“限塑令”頒布初期，工商、質檢等部門都曾采取專門措施推進該項工作，而隨著近年工作轉入常態化，力度也有所減弱。

基層市場監督管理局在執法過程中也存在困難。“除了少數肉眼就能看出違規的塑料袋，不少塑料袋基層執法人員也很難分辨到底合不合格。”該負責同志說。

專家建議應嚴控源頭

面對仍存在的“限塑”難點，如何更好管控？

云南大學發展研究院理論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吳明認為，不達標的塑料袋依然泛濫原因很多，“塑料制品符合人們追求方便快捷的生活習慣，替代品還沒跟上，對環境污染的后果認識不足，加上相關部門不作為、查處不嚴、執法缺位、輿論引導不夠，才會導致塑料制品泛濫。”

“關鍵要從源頭控制。”劉大蔚介紹，“以吉林省為例，不可降解塑料袋主要來源都是外埠，每天仍有大量產品進入吉林。由于缺少相關法律、法規，堵住不可降解產品流入是一大難題。”

盧冶認為，吉林成為全國首個全面“禁塑”的省份，而大環境并未給吉林省“禁塑”提供便利，反而讓吉林省面臨多重考驗。例如，“談到環保，群眾在意識里認可，可在行動上卻打了折扣。農貿市場免費提供塑料袋成了習慣，顧客也習慣了這種方便。”

對此，云南大學生態學與環境學院院長段昌群指出，塑料制品作為一種剛需，短時間內杜絕基本不可能，“只能通過減量化，依靠循環利用、輿論引導、政府技術支持和政策引導來進行抑制”。

但在劉大蔚看來，每一點成果都是激勵人心的，“我們以‘蠶食’的方式展開，大型超市全部占領，逐漸向中小市場進攻。”據介紹，吉林省“禁塑”條例將新增召回制度和罰沒處罰，對禁塑實施產品目錄制，加強對違法行為的處罰，同時，強化環保部門、食品藥品安全監督管理部門、商務部門等多個協同部門的職責。

“這是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最初從超市換上可降解的手提袋，不經意間又發現手撕袋也是可降解的。有改變，就有成效。”盧冶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