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臺灣“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研究員林滿紅，在哈佛大學求學期間師從孔飛力（Philip A. Kuhn）教授。2015年中研院近史所迎來建所六十周年，在該所主持出版的口述叢書《近史所一甲子：同仁憶往錄（下冊）》中，林滿紅教授講述了她的研究經(jīng)歷，其中即談到她在哈佛跟隨孔飛力教授學習的經(jīng)歷和所得。

2016年2月11日，孔飛力教授逝世。經(jīng)林教授授權(quán)，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轉(zhuǎn)載這一部分口述內(nèi)容，以紀念這位剛剛逝去的歷史學家——孔飛力。（本節(jié)內(nèi)容原題“到哈佛后的學術思路轉(zhuǎn)變”。）

我出國前有人以為依照我在師大從事經(jīng)濟史研究的背景，到哈佛后的指導教授會是經(jīng)濟史方面的Dwight H. Perkins教授，到學校后才知道Philip A. Kuhn教授已主動選我為指導學生。很多來自臺灣的留學生告訴我，Kuhn教授對學生很嚴，勸我去選其他教授開的課。我聽從他們的建議，也去旁聽Kuhn教授開的課，同時去上過兩位教授的課后，立即決定退掉先前的選課，換去上Kuhn教授的課。

美國的歷史學界對于近代中國研究的典范，自從費正清提出沖擊反應論后，后繼的研究者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fā)揚、修正與反省，我到哈佛讀書時，中國中心論正蔚然成風。主張此說的學者認為單由外部刺激論證近代中國歷史發(fā)展有所不足，還要加入中國內(nèi)部的動力，而Kuhn教授是帶領這項典范移轉(zhuǎn)的重要的學者。

我在修Kuhn教授的課時，由文獻解讀方式便意識到其研究視角，與我原有的切入點不同。我在課堂上分析一篇清乾隆年間有關米價昂貴的奏稿，依照過去的訓練方式，由分析米、貨幣、人口三者的供需，討論米價上漲的原因，這是相當?shù)湫偷慕?jīng)濟史研究方式。但Kuhn教授卻是透過一位士大夫?qū)τ诿變r的議論，分析他對于國家與經(jīng)濟關系的根本看法。我從這樣的分析方式，理解到一句看似普通的說話，背后常隱含著發(fā)言者對于國家、政治、經(jīng)濟、道德等抽象議題的主張。

Kuhn教授認為要從中國內(nèi)部找尋變化的動力而鼓勵使用清宮檔案、清人文集等材料，我在大學時修讀陳捷先教授的“清史資料”課程時，就已接觸過。但是，因為切入點不同，當時并沒有太留意這些文獻背后隱含的思想脈絡，并將其與整體社會連結(jié)探求其間關連。而Kuhn教授由文獻出發(fā)去探索思想與現(xiàn)實變遷之間的關聯(lián)，讓我學習到一種思想史的研究方式。我過去以為只要閱讀西方的中國研究論著，就可以掌握他們的研究意圖，但上過Kuhn教授的課后發(fā)現(xiàn)，如果不能理解他們用以分析中國歷史的社會理論，依舊難以理解其問題意識。因此在我的請求下，Kuhn教授之后以不計學分的方式，帶著我念涂爾干（Emile Durkheim）、李維斯陀（Claude Levi-Strauss）、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孔恩（Thomas Kuhn）等人的作品。

除了Kuhn教授之外，我因為屬于歷史與東亞語文研究所（History and East Asian Languages）而非歷史系，可以跨系選課，而不限于在歷史系選課，我于是在經(jīng)濟系選修“經(jīng)濟學”、“經(jīng)濟與社會”（西方近古以來的經(jīng)濟哲學）、“已開發(fā)國家與開發(fā)中國家發(fā)展差異的歷史根源”，在人類學系選修“經(jīng)濟人類學”，在社會學系修“東亞的工業(yè)化”等課程。我在歷史系則選修“近代中國史”、“日本的中國史學名著導讀”、“日本史”、“近古歐洲的家庭史”等課程。我在哈佛的學科考試，也以“西洋近代史”、“日本近代史”、“中國近代史”為范疇。這些學習大大地開展我的研究視野，將思考對象由中國臺灣、大陸，逐漸放大到世界。

我在Kuhn教授的指導下，接觸到1980年代美國學界崛起的中國中心論，但是在1980年代美國學界也開始發(fā)展另一種新的研究視野，亦即全球史的觀點。費正清教授提倡的西方?jīng)_擊論中，原已隱含全球史的一些面向，因為此研究角度著重觀察西方的民族國家在進入東方后給東亞的各個民族國家?guī)淼挠绊懀鐚⒆h會、鐵路、電報等所謂的現(xiàn)代化機制，由西方傳入東亞各國，這些機制的發(fā)展程度成為評估東方各國現(xiàn)代化程度的指標。雖然這種研究視角蘊含著全球化的視野，但這種視角著重于個別國家與個別國家之間關連，而不是跨國家、跨區(qū)域的全球整體關連。到了1980年代，歐美學界有學者開始提倡全球史觀點，例如哈佛歷史系美國移民史教授Bernard Bailyn在1983年發(fā)表于美國歷史學會學報的學會會長演說就提出了此觀點，表示應該從全球史的角度，關注包含中心與邊緣國家的世界體系的歷史，以及相關的潛在歷史（latent history），而不是表象歷史（manifest history），或從事心態(tài)歷史（mentality history）的研究。

美國學界出現(xiàn)中國中心論的主因，實際上也與整體國際局勢的改變有關。美國在二戰(zhàn)結(jié)束后成為超級強權(quán)，成為其他國家爭相仿效的對象，而美國文明也成為人類文明發(fā)展進步的目標，在直線式史觀的影響下，各國無不認為自身的文明發(fā)展將依循美國的方式進行，正是在此背景下使得沖擊反應論成為研究近代中國歷史的主流。但是，這種文明與價值觀到了1970年代后期發(fā)生的改變，例如能源與環(huán)境危機出現(xiàn)，美國國力發(fā)展進入起起伏伏狀態(tài)，不像以往順遂，美國各界開始反思這種現(xiàn)代化進步模式的局限性。學界試圖追尋自身文明發(fā)展的根源問題，想要回溯到近古的歐洲，探索民族國家以外的社會文化史。而此種典范變遷也影響到西方學界的近代中國研究，學者開始由晚清的口岸開放時代往前追溯到明清甚至是更早的時期，因此便形成中國中心論的概念。

在1980年代進入的電腦產(chǎn)業(yè)時代，1990年代進入的網(wǎng)路時代，則又增加對全球史的興趣。雖然這股興趣至今仍然在發(fā)展當中，畢竟許多學者在脫離民族國家的研究焦點之后轉(zhuǎn)而著手地方社會文化研究，要由地方邁向全球視野仍充滿了挑戰(zhàn)。

我雖然接觸過中國中心論，試圖找尋中國變化的內(nèi)在理論，但我的研究基礎還是建立在海關資料之上，十分習慣由外界整體的角度看待歷史變化，因此全球史論點與我的研究有相當契合之處，只是中國中心論著重于中國內(nèi)在變化，與全球史視角有著相當大的距離。我在哈佛的博士論文正是因為一直糾結(jié)在這點上，在論文提交后還進行了十七年的修改，最后才完成Kuhn教授的囑咐，于2006年在哈佛出版成China Upside Down: Currency, Society, and Ideologies, 1808-1854一書（2011分別由臺大出版社及江蘇人民出版社刊布其中文版，書名是《銀線：十九世紀的世界與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