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跑馬廳是晚清民國一個令人難忘的傳奇，其源起清晰可辨。檢視清末有關跑馬的報導，多偏重于群聚圍觀。早期跑馬廳只有竹籬，沒有圍墻，每年春秋兩季西人賽馬，華人或引頸而望、或臨車遠眺，據葛元煦1876年的記載：“是日觀者上至士大夫，下及負販，肩摩踵接，后至者，幾無置足處。至于油碧香車，侍兒嬌倚，則皆南朝金粉、北地臙脂也，鬢影衣香，令人真個銷魂矣。”1884年印售的《點石齋畫報》亦形容觀者的興奮刺激之情：“一人獲雋，夾道歡呼，個中人固極平生快意事也，而環而觀者如堵墻，無勝負之攖心，較之個中人，尤覺興高彩烈云。”“看跑馬”遂成為滬上一勝，不僅上海居民熱衷，清末小說《海上繁華夢》更將之描繪為外地人來滬必看的熱鬧。

進入民國之后，由于跑馬廳經營的日趨專業化，將場內、場外的各式下注收回自理，由總會統一出售馬票，并修筑圍墻，鼓勵華人購票入內觀賽，報章雜志的報導便由原先的“看跑馬”，轉而關注“大香檳”獎落何家。以小博大的機會帶給小市民無數希望，不論商務印書館同仁、體育會門房、顏料掮客，還是洋行大班家中的管家、媬姆、汽車夫，甚至市區里的老職工及郊區的農民，都輾轉托人代購，希望買個發財夢。華籍馬主的人數亦因江灣與引翔跑馬場的相繼成立，而隨之大增。這時有關跑馬的報導，雖偶有幾篇文章諷刺跑馬跡近賭博，但大體同意此活動不同于跑狗及回力球，因其仍寓有“體育”、“尚武”之意。簡言之，綜觀清末直至對日抗戰之前報章雜志的報導，看不出跑馬或跑馬廳對上海市民生活的負面影響，引人賭博或許是實，但更多的是都會生活中的新奇、有趣、娛樂及刺激。

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張寧，對上海跑馬、跑狗、回力球賽等休閑文化有深入的研究。我們就跑馬廳怎么變成人民廣場等上海史問題專訪了她。

跑馬廳的起源、空間與功能

澎湃新聞：晚清時期來華的英國人是怎么想到在上海開辟一個跑馬廳的？從一開始跑馬廳就設置在今天的人民廣場地址上嗎？

張寧：英人每到一處，便急于建立賽馬場地，華人對于英人此舉，多半不能理解，將之簡單視為帝國主義賭博斂財的手段。其實英人熱衷跑馬，主要出于傳統價值對運動的推崇，英人認為運動不僅能鍛煉體魄、陶冶性情，更能培養出耐勞、自律、尊重規則、高貴誠實等紳士必備的品德。他們常自詡“從北極到赤道，只要有英人的地方，就看得到對體育活動的熱愛”，或“有英人殖民的地方，就一定找得到運動”。而賽馬尤其是各項英式運動之冠，以致英人每到一處，便想建立騎馬、賽馬、跳浜的場地。

上海辟為通商口岸后不久，便有英僑集資在租界外緣購地建筑賽馬跑道，然后隨著租界的往西擴張，一再遷移。1850年英僑領袖在今河南中路西，南京東路北的地方，購下八十畝左右土地，此即所謂的第一個跑馬場。該跑馬場甫建立，大家便發現面積過于狹小，跑道短、轉彎急，沒有足夠的空間供馬匹奔馳。同時1853年上海小刀會起事，原住在上海縣城的地主豪紳為避亂紛紛遷入租界，造成地價大漲。1854年跑馬委員會便趁機賣掉第一個跑馬場，又向西圈購一處面積更大的跑道，是為第二個跑馬場，占地一百七十畝左右，位置大約在今湖北路、北海路、西藏中路和芝罘路間。據說北海路和湖北路至今仍略帶圓弧狀，即當年留下的痕跡。

隨著租界地價日增，1862年跑馬總會進一步往西圈下今日的人民廣場及人民公園的前身——一大片農田，然后在賣掉第二跑馬場后買入，此后不再遷移。隨著英美租界的合并及繼續西向擴展，跑馬廳遂由原先的擴界先鋒，逐漸轉變成公共租界的中心。

澎湃新聞：跑馬廳如何處理與當時租界當局也即是工部局的關系呢？

張寧：除參與體育基金會的運作外，租界當局與跑馬廳的合作關系，還反映在跑馬總會對自身收益分配的驚人自主性上。跑馬總會每年春秋兩季賽馬，馬票收入收益豐厚。為避免輿論批評，自1915年起，跑馬總會便撥出一定盈余，作為慈善捐款，并在滬上英文報紙《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公布詳細的受益對象及金額，以昭公信。受益團體大抵以公共租界內的醫院、孤兒院，婦女之家、難民收容所、盲人院等團體為主。據估計，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跑馬總會的捐款每年約在十八萬至二十六萬元間。

這些捐款在某種程度上，抒解了租界當局在社會福利方面的負擔，同時，由于跑馬總會屬私人俱樂部性質，香檳票名義上必須享有會員資格，方能購買，算是總會私下的活動，因此工部局一直未對跑馬總會征收任何稅款。僅有一次例外，是在1926年。該年工部局因財政困窘，曾計劃向跑馬總會開征賭注稅，幾經折沖，總會僅同意以樂捐方式，每年提出部分收益，作為對工部局的挹注。該項捐款自1927年始，至1932年終，每年金額約在三萬至六萬元之間。

澎湃新聞：當時跑馬廳的基本設施情況怎樣？除了賽馬之外，還有怎樣的一些體育設施？

張寧：在工部局、西僑體育會、跑馬總會的三方合作下，上海跑馬廳的各項設施乃日臻完善，到二十世紀初，經過多年的零散增購，總面積高達五百畝，遂被形容為“租界內最大的保留地之一，可能也是遠東最大的戶外活動場所”。跑馬廳的外圍是賽馬跑道，跑道內設有木欄，共分數圈：最外圈是長達1.25英里的草地跑道，其中直線沖刺區達0.25英里；第二圈是以細碎煤渣鋪成的泥地跑道，作為會員日常騎馬、練跑之處；最內圈則是跳浜區，專供越野障礙賽之用。這些跑道，及西面的大看臺，和裝有大鐘的辦公樓，以及場內馬廄等建筑，均歸跑馬總會所有。跑馬廳中央的大片如茵綠地，則是體育基金會的產業，備有板球、足球、網球、高爾夫球、馬球、棒球及草地滾球等球場，除供各總會進行運動競賽，在遇有外人社群重大慶典或軍隊檢閱與操練時，也常出借給駐滬軍隊、萬國商團或工部局使用。

除了內部設施日臻完善，跑馬廳外圍地區也發展迅速。進入1930年代后，跑馬廳東、北兩面已發展成大型商圈；東面的西藏路，公司、戲院、商店林立，包括上海第一個游樂場“新世界”、后來居上的“大世界”、著名旅社兼番菜館“一品香”，以及現代派風格的“東方飯店”，都在這條路上。北面的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更隨著南京路的商業由外灘向西擴展，發展成現代建筑風格的展示場。站在跑馬廳內朝北望去，由東向西，可以先后望見金門飯店(Hotel Pacific)、西僑青年會大樓(Foreign Y.M.C.A.)、國際飯店(Park Hotel)及大光明戲院(Grand Theatre)等四棟大型建筑，前兩者屬仿文藝復興時期風格，后兩者則展現出強烈的藝術裝飾主義(Art Deco)。其中，國際飯店共二十四層（地下二層、地上二十二層），號稱遠東第一高樓，其摩登新穎的造型，被認為是美國摩天樓造型的再現。

澎湃新聞：跑馬廳設置在如此繁華的地段，升值很快，又是富人等競相參與的娛樂活動，它如何進行自我定位來面對公眾的批評？

張寧：跑馬廳南面的跑馬廳路（今武勝路）及西面的馬霍路（今黃陂北路），雖不是大商圈，但前者商鋪、醫院林立，后者主要為跑馬廳馬房；馬房之后，則為大片里弄住宅，鱗次櫛比。在這些商圈、店鋪、住宅的包圍下，隨著上海人口密度的日增，上海跑馬廳遂成為上海市中心難得一見的大片空地；特別是靜安寺路一帶，寸土寸金，地價僅次于外灘。據估計，上海地產最景氣時，跑馬廳的整體地價高達銀千萬兩以上。

雖擁有這樣大片的土地，但無論是跑馬總會或西僑體育會，均強調本身是自發性的運動組織，當年西僑集資購地是為服務社群，因此幾次賤買貴賣，是土地被劃入租界后自然升值的結果，而非故意人為炒作；在自我定位時，跑馬總會尤其強調該會為非營利機構、素來熱心公益，及為上海在市中心保留難得綠地等三項要點。譬如1946年輿論攻擊賽馬實為賭博時，跑馬總會在滬上兩大報《申報》及《新聞報》刊登的廣告便自陳：“上海跑馬總會為非商業性、而不以營利為目的之一私人俱樂部，既無股份，自亦不分利益金，一歲之盈余悉以用于改進騎馬、賽馬等之設備，并以一部份贈予慈善機關。”

戰后爭議聲浪中，恢復賽馬的計劃擱淺

澎湃新聞：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后，上海的文化娛樂業都遭受重大損失，跑馬廳的境況如何？

張寧：1943年8月，汪精衛政權接收公共租界，工部局從歷史上消失，跑馬總會的英美理事頓失依靠。雖然在日人主導下，賽馬又維持了兩年，但隨著戰事加劇，1945春之后，便難再續。賽馬停止后，跑道乏人問津，中央的運動場地也因戰后西人社群四散零落，而盛況不再；在使用者有限的情況下，最終部分跑馬廳租予美軍，絕大部分的區域則處于閑置荒廢狀態，形成鬧市一片大空地徒長青草的奇特現象。在戰后復原、上海房荒日益嚴重的情況下，尤其礙眼，于是很快在1946年春便成為輿論討論的重心，無論是主張改建成平民住宅或者公園，基本上輿論均認為比閑置不用要好。

澎湃新聞：抗戰結束之后，社會各界輿論和上海市政府對于跑馬廳是否應該恢復是怎樣的一種態度？

張寧：1946年9月隨著首屆市參議會的召開，大量輿論與批評在報章雜志上出現：跑馬究竟是體育還是賭博？是否應重開馬禁？跑馬廳收回后，要改建成公園、廣場、體育館，還是市政廳？這種從冷漠到關心的變化，一則出于公共租界被收回后，上海人突然對跑馬廳有了發言權，可以暢所欲言；二則勝利之后，不少議員或關心上海的人士，對如何重建遠東第一大商埠，具有一定理想與使命感，所謂“第值此收回主權之時，跑馬廳為萬人矚目所在，國際體面攸關，自不能不急圖收歸市有”，可以看出端倪。

另一方面，戰后上海市政府財政困窘，因此也希望藉由開征賽馬稅，以充市庫。戰前，引翔及江灣跑馬場的賽馬稅一直是市府的重要財源，按每屆舉賽收入的百分之五，繳交市府，計每年上繳金額高達九十六萬元之多。其中江灣跑馬場由于成立時間較久，賽事亦眾，其馬稅幾占市府財政收入之半。現在引翔毀于戰火，江灣亦因戰時賣予日商恒產有限公司，在戰后被列為敵產，遭到收歸國有，市府難以插手；昔日收入最豐、但苦于無法染指的上海跑馬廳，遂成為市府動腦筋的目標。

澎湃新聞：上海市政府具體是如何操作的？當時上海的報刊是何種態度呢？

張寧：1946年8月中旬，時任上海市長的吳國楨命財政、地政、工務、社會、公用等局研討恢復賽馬、開征稅捐的可能性。各局秉承市長之意，認為可以采取賽馬與收回地權雙管齊下的方式，一方面可征收高額馬稅，寓禁于征，一方面可以分期付款的辦法，收回地權。8月底，財政局長谷春帆與跑馬總會秘書亞爾生(A.W. Olsen)舉行非正式會談，討論賽馬恢復后的各式規費及稅額比例等事宜；跑馬總會同意門票的百分之五十繳交稅款，馬票及彩票收入亦半數繳歸市庫；此外如有盈余，愿以半數充作慈善機關津貼，“在跑馬總會理事會協助及參與意見下”，交由市長支配。

滬上最具影響力的中文報紙《申報》，更在恢復賽馬之說剛起時，即在其文藝副刊“自由談”中不斷為文反對：8月30日先將跑馬廳的大片綠地比為上海的肺臟，是調節呼吸的重要器官，應改辟為公園，不應用作跑馬；9月11日繼續指出，賭博增加社會不安，市府絕不可為區區五億元之數，而被誘惑；9月14日更在社論中明白表示，市府應為一般市民的健康著想，不能為了幾個跑馬總會的洋商，專打半年二十四億元的算盤。除為文表達反對意見外，“自由談”更趁市參議會開幕前夕，于9月8日及10日兩次邀請市民投票；結果四天之內，便收到4,463封來信，當中按照表格逐項填注者共有1,284張，其中贊成開放馬禁者僅59票，其余均持反對態度。顯然市府及跑馬總會力圖區隔跑馬與賭博的努力，并未成功。

澎湃新聞：作為戰后上海重要的參政議政機構的首屆上海市參議會，在討論是否應該恢復賽馬的問題上又是怎樣一種情況？

張寧：首屆市參議會于1946年9月9日假逸園召開，原訂21日結束，但因議案太多，一再延期，直至24日方告閉幕；在長達兩周的會期中，賽馬問題一直是眾所矚目的焦點。議員態度大抵可以分為反對、贊成及折中三派。反對者謂跑馬助長賭博風氣，如果跑馬能舉行，其它類型的賭博活動，亦可能隨之風行；折中者認為賽馬在歐美各國皆有，不能以賭博一概視之，應視為一種運動，惟舉行地點應在郊外，時間應在假日；相較之下，僅少數有力人士如議員杜月笙、副議長徐寄庼等，毫無保留支持重開馬禁的提案。為抵制恢復跑馬之議，反對派議員紛紛提案，要求市長將跑馬廳負責交涉收回，或出資購入，共有七份之多，至于收回后的用途，則有興建公園、博物館、美術館、市政府、市參議會、市民俱樂部、公共體育場、大會堂、上海文化城等不一而足的想法。

正式討論于9月12、16、18日的財政、地政提案審查會展開。財政局長谷春帆列席時辯稱，恢復跑馬目的不在挹注本市財政，而在于利用其中央空地，供華人團體運動；吳國楨市長也滿懷誠意地表示，他無意奉承外國人，只是上海作為全國第一大都市，每次舉行重要大會時還需借用戲院，實在有失體統，恢復賽馬只是一種手段，他想采用“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方式，把跑馬廳場地五百畝都買下來作為集會場所。對此，財政委員會意見兩極，相互激辯，僅原任律師的王劍鍔議員提出一個根本問題，即跑馬涉及購買馬票，是否賭博，應先求法律上的解答，以免犯法。

到了最后一天的大會討論，參議員爭相發言，國民黨少壯干部呂恩潭一口咬定跑馬賣彩票“絕對”是賭博，而賭博是不道德的事，如果市中心區不能跑馬，郊區同樣亦不該有。曾任駐美大使的王正廷認為此說不妥，跑馬并非賭博，無傷大雅，只要是在郊區舉行，不妨礙交通即可。《華美晚報》社長張志韓則獨排眾議，指稱賽馬稅可挹注市府經費，能不在市區舉行固然好，必要時在跑馬廳原址進行，亦無不可；又說上海禁止賽馬，青島、漢口可不禁止；如果說買馬票是賭博，那么以前的航空建設獎券、證券交易所交易等豈不同樣有爭議？

議員發言此起彼落，議論紛紜，最后勉強以表決方式，通過兩項原則：第一，賽馬附售彩票是否賭博，請中央解釋；第二，請市府進行交涉收回跑馬廳，將交涉經過情形，報告本會下屆大會。

澎湃新聞：當時以吳國楨為代表的上海特別市政府，似乎都在設法利用戰后之機收回對跑馬廳的主權？社會各界人士對此也非常關切并協助，可為什么又未能成功呢？

張寧：吳國楨原先的計劃是以充實市庫為主，收回跑馬廳為輔，現在完全顛倒過來；更糟的是，10月中敦請行政院解釋賽馬是否為賭博的公文，終于在次年春得到回復，但結果卻不利賽馬。1947年2月7日，行政院正式訓令上海市政府，經司法院解釋，賽馬本屬技術競賽，惟其附售彩票，如未經政府允準者，應成立刑法第269條第一項之罪。在此期間，各界對上海是否恢復跑馬一事，關心不減，不僅報章雜志經常討論，遠在紐約任聯合國軍事參謀委員會中國代表團團長的何應欽，也來信主張將跑馬廳改為公園，湖北省參議會議長何成浚亦來函詢問上海的態度，以為武漢是否恢復跑馬的依據。1947年5月底市參議會召開第三次大會，決議請市長繼續交涉收回跑馬廳，并臨時動議要求市府向跑馬廳負責人商借該處于7月1日起開放，以便附近居民散步游憩。此動議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目的顯然在催促市府采取行動。在各方關切下，市府不得不于1947年下半年，開始與跑馬總會展開收回跑馬廳的交涉。

1947年7月8日，吳國楨首先指示地政、工務、公用三局，研議公用局秘書喬增祥所擬交換跑馬廳的計劃，該計劃主張以換地的方式收回跑馬廳，然后以收回之地招商建造公園、大廈及住屋。三局除對喬增祥所提的收回辦法一一簽注外，并指出，計劃中用以交換的閔行區，市府尚未接收，須另覓合適地點。兩個月后，地政、工務兩局進一步建議以江灣跑馬場為交換地點，只是該地已收為敵產，必須由市府呈請行政院，轉令中央信托局蘇浙皖區敵偽產業清理處予以保留撥用。

9月18日，吳市長接見跑馬總會會長安諾德(C.H. Arnhold)、理事德納(J.A. Turner)，及秘書兼司庫亞爾生，告知中央政府之意，乃在將跑馬廳場地全部收回，作為會堂、公園及廣場之用，因此有關業主不準將此項產業的任何部份出租或轉賣。吳市長同時坦承依市府現有財政狀況，實無能力一次全部償付所有款項，只能按部就班，以郊外跑馬總會所選定之一地交換，其整地、建筑費用，由市府先行代為墊付，待日后市府有能力收買跑馬總會產業時，再在買價中予以扣除。

12月30日，跑馬總會以“場地有限公司”及“馬廄有限公司”代理人的身份致函吳市長，表示經與理事會商討后，同意以草地跑道約八十畝的土地與市府進行交換；同時提出十六項條件：包括交換之后，市府保證恢復賽馬；新跑馬場的面積不得小于現在的跑馬廳，即五百畝；跑馬總會可自行決定比賽日期、賽馬規章及下注方式等。1948年下半年以后，時局越來越不安，物價日漲數倍，囤積投機之風大盛，人民生計困難，市府焦頭爛額，喧騰一時的跑馬問題也乏人問津，此事遂暫時擱置。

從跑馬廳到人民廣場的轉型

澎湃新聞：新中國建立后，上海市人民政府對跑馬廳的態度又是怎樣的？跑馬廳作為一種設置在一個主權國家的特殊空間，又是如何應對新政權的？

張寧：早在解放初期，由于百廢待舉，氣氛松散，各部門對跑馬廳一度并未多加留意，跑馬總會曾借機出租外沿土地，增加收入；因此1949年末，幾次有關跑馬廳的修建執照，包括裝修柜臺櫥窗、油漆門面、加建門樓、設置廣告牌等，均曾闖關成功；這種寬松的氣氛曾令跑馬廳理事對前景頗為樂觀，并于1949年6月修訂“萬國運動會”章程時，將“有權會員”(voting members)與“普通會員”(non-voting members)名額修改為中外人士各半，希望藉此加強該會存在的正當性，從而延續跑馬廳的生命。不幸的是，寬松氣氛只是一時，進入1950年后，新政權對跑馬廳的政策逐漸明朗。

澎湃新聞：上海市人民政府接收跑馬廳好像也經歷了一個相當曲折的過程？

張寧：1950年2月，萬國建業公司以跑馬廳荒蕪可惜，而上海解放后，應有新建設為由，向工務局申請營建執照；打算租用跑馬廳沿南京西路一帶空地，然后興建百余間店面。但這一次的申請由于規模過大，引起了工務局的注意，工務局遂以該地已劃為綠地、限制使用為由，拒發執照。與此同時，上海市人民政府也已開始注意到此事的嚴重性，早在一個月前，即兩度去函工務局要求展開檢討。剛開始，工務局還不以為意，等到2月1日市政府秘書處召開會議，正式決議必須以本案作為深刻教育案例，工務局才加緊腳步，于2月4日的局務會議上集中檢討。各級主管不僅對已發出或未發出的執照一一批評反省，相關討論更追溯到過去跑馬廳禁建的歷史；最后得出結論：問題出在各級負責同志的政治警覺性不足，才讓英帝國主義和一些商人勾結起來，有計劃地鉆我們的空子，逐步地把凍結了運用的跑馬廳活動起來，使我們陷于被動地位，以后更不好去處理這個問題。

這次的檢討等于掐斷了跑馬廳未來出租地產的可能性，在無法開源的情況下，地產稅的繳納單很快又接踵而至。當時國庫空虛，外匯嚴重缺乏，因此要求外商認購“人民勝利折實公債”，并課以高額稅款。對此，身兼該會主席的怡和洋行大班凱瑟克只有四處陳情，希望能降低稅率。他先與外僑事務處、地政局及地價稅調查科接洽，強調該體育場僅作為運動之用，并無商業價值，結果不得要領；于是又提議以土地交換方式，與人民政府交換西郊土地一方，但仍毫無進展；最后甚至表示愿將一半土地租予人民政府，以租金抵繳稅款，請求政府僅作名義上之核稅。次年2月，凱瑟克再度以萬國運動會為名，請求上海市長陳毅協助。

人民政府可以從長計議，跑馬總會及體育基金會卻不能再等下去。偌大的土地，僅能借給人民政府慶祝、表演之用，或供人民解放軍操練、游憩；泥地跑道變成了馬夫出租馬匹供愛好騎術人士練跑的場地；最糟的是，1949年下期地產稅尚未繳納，1950年上期的繳款單又到，高達十六億三千多萬元，折合美金約三萬八千八百多元，跑馬總會可謂坐困愁城。眼見稅款越積越多，1950年4月，體育基金會首先投降。17日，萬國體育會致函陳市長，表示愿將地產以捐獻方式移交人民政府，供上海市民體育運動之用，而請求市府接見，洽商有關移交方法程序等事宜。5月24日，外事處奉命召見凱瑟克；這次的會面中，凱瑟克作一要求，便是期盼土地移交后，人民政府避免將土地作為對市民健康有害之用，例如建造房屋、開設工廠等；至于其它方面，保管會并無意見，一旦移交，保管會便可解散。

基金保管會愿意慷慨贈地，人民政府卻未必樂意接受。1950年7月30日，陳毅向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報告此事，表明此時接受捐地似乎不妥，主張不如依外事處建議，以地產稅作價征收；或者干脆繼續拖下去，既不免除其地產稅，也不加緊催繳，以達將洋人全面逐出的目的。結果，“拖”字訣占了上風。1951年后，各洋行逐步以二線外籍人員取代原先留守上海的主要負責人；凱瑟克也于9月獲準離境。跑馬廳兀自空蕩在那兒，成為公家單位無償借用的對象；幾個大型展覽包括華東農業展覽、婦嬰衛生展覽、太平天國展覽，以及上海市土產展覽交流大會，均在此地舉行。然而，國慶節的慶祝活動最終促使了人民政府采取行動。

澎湃新聞：最后是怎樣的一種契機讓上海市人民政府不再以一種“拖延”的方式對待跑馬廳，而是迅速地解決了這塊市中心空間的歸屬和使用權問題？當時上海的進步報紙《文匯報》、《新民報》又是怎樣的態度？

張寧：1951年5月3日，上海市委宣傳部以每逢國慶、五一勞動節，上海均缺乏大規模游行、示威場地為由，主張先以“市政建設”為名，發動青年義務勞動，將跑馬廳改建成一座用來游行、示威的永久性集中場地。當時潘漢年副市長的批示是：先呈交外交部決定，然后再做出具體結論。經過三個月的等待后，8月4日外交部有了回復。外交部同意正式收回跑馬廳，將全部土地列為上海市的公有土地；俟土地收回后，欠稅免予追繳，惟房屋基地部份的稅款不能豁免，以為將來收購房屋時抵價之用。外交部既點頭同意，收回工作便急轉直下。8月6日，上海市委宣傳部提出改建跑馬廳的詳細計劃，包括在跑馬廳中央建一橫貫東西、寬五十公尺的游行跑道；在跑道北面建立檢閱臺；南端并設立永久性階梯式的群眾露天會場，與跑道聯成一氣，以供上海市召開兩萬至十萬人的群眾大會使用；并爭取在國慶節之前完工。8月18日，外事處及地政局在市軍管會的指示下，研擬了收回跑馬廳土地的方案及實施步驟。1951年8月27日，市軍管會正式下令收回跑馬廳土地。

當日下午，軍管會工作人員前往當地執行命令，并貼出布告。據說命令一經貼出，跑馬廳職工立刻在大門上懸起“慶祝跑馬廳收歸人民所有”的紅布標語，附近居民及過往的行人紛紛擁往祝賀。連著兩日，前往圍觀的民眾自晨至暮，無時間斷，觀后莫不表示興奮，喜形于色。為配合收回，《文匯報》與《新民報》晚刊雙雙于28日刊出長篇特寫，回顧九十年來的跑馬廳歷史。《文匯報》特別以1949年10月上海市民慶祝開國典禮時的盛況，來表達內心的澎湃：“人民的鐵流第一次進入了跑馬廳，千百面紅旗迎風呼啦啦地響，千萬雙拳頭隨雄壯的口號聲而舉起，人民堅強無比的力量趕走了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勢力。”《新民報》晚刊則義正嚴詞地表示：“跑馬廳的得以完璧歸趙，不但是為上海人民增加了一份可珍重的財產；在政治上也是有重大意義的。……因為跑馬廳的收回，正是宣告帝國主義殘存在上海勢力和影響的日趨死亡、徹底消滅；同時，我們也莊嚴地、凜然地警告了一切妄想復辟、妄想破壞中國人民革命事業而垂死掙扎的帝國主義份子：中國人民是不可侮的。”自1951年5月以來，《新民報》晚刊一再出現讀者投書，討論如何為這塊場地重新命名，有“交流廳”、“民主廣場”、“和平廣場”、“人民市政廳”、“人民廣場”、“解放廣場”、“人民勝利廣場”等提議，不一而足。

最后，負責改建跑馬廳的專門委員會決定采用“上海人民廣場”之名，1951年9月7日開始動工，在跑馬廳中央開辟一條通道，將場地一分為二：先在南部修筑人民廣場，作為游行集會之用；北部的一大塊日后再慢慢辟為人民公園，供市民休息、游玩之用。至于西面跑馬總會高大的建筑，改成了上海市圖書館；再往西，黃陂北路上馬廄總會的大片馬房，則于1957年由新成區衛生機構辟為中心醫院。正如潘漢年在動工典禮上致詞時所表示，這個被帝國主義侵占了九十多年的土地，終于重新回到上海人民的懷抱，變成上海人民自己的廣場。

澎湃新聞：跑馬廳從一個運動型、休閑型空間再到一個殖民空間，這種論述是如何完成轉換的？

張寧：但此一態度在抗戰結束后，出現全盤的轉變，各大報不僅開始逐漸將“跑馬”等同于“賭博”、等同于“帝國主義”，更從耆老掌故、中英文書籍中，覓尋跑馬廳相關資料，于是公私部門的各式調查報告逐漸被堆積一處，慢慢發酵，進而形塑成1950年7月上海市公共房產委員會的《跑馬廳產權問題研究報告》，成為首尾相呼應、一氣呵成的完整故事。

這份歷史的特色在于成功地抹去了跑馬廳“運動”的原意，也除去賽馬曾提供市民休閑娛樂的事實；當清末群眾圍觀跑馬的熱潮，及民國時期華籍馬主的熱衷參與，均在故事中消失無蹤后，剩下的便只有“外人在滬強占中國人民土地典型例子”。它不僅是當時收回跑馬廳最佳的宣傳工具，也是正式收回后，報章雜志追憶帝國主義種種惡行劣跡的資料來源；影響所及，1960年以后出現的文史資料，凡論及跑馬廳者，均強調西人的蠻橫侵略，形成一堆龐雜但主旋律大致相仿的論述。同時，近年來層出不窮有關“老上海”的論著，也幾乎大多取材自這堆舊材料中，然后再加上點憶往、述舊，重新包裝后，舊瓶裝新酒。這些報導均不斷提醒著閱讀者，跑馬廳原是帝國主義誘人賭博之處。